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日期：2010-05-24 作者：袁秉达;官进胜 来源：文汇报                      
    ■袁秉达  官进胜
    
    近年来，国外兴起“中国模式”研究热。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中外比较，启发我们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积极探索和发展“中国模式”。
    
国外“中国模式”热的历史透视
    
    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话题从未间断过，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关注中国改革开放
    
    在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术界和媒体开始敏锐地关注中国的巨大变化，并且广泛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另眼相看，要么认为中国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期望中国步苏联东欧后尘，恶意散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等等。
    
    第二阶段：形成“北京共识”
    
    进入新世纪，中国有效地应对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复杂局面，抵御和战胜了国际国内种种风波的严峻考验，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积极主动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受到各国普遍关注。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自从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力度。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成就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以及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的散布“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体现了一些人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误解和曲解。
    
    第三阶段：惊呼“中国崛起”
    
    继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2009年中国经济回升远远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010年中国在上海首次举办精彩纷呈的世博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新的姿态等等，这一切都让世界紧盯中国，外国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媒体有关中国的热议再掀高潮。
    
    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这一模式对未来世界的影响。2010年初，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版出版。他在书中预测：“中国模式将使中国崛起，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在2050年后代替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从而为西方国家称霸世界格局画上句号。”
    
    在专家学者展开广泛深入研究、发表大量论著的同时，“中国模式”作为认识中国的一个抓手，各路媒体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文化和社会，或褒或贬，或“捧杀”或“棒杀”，众说纷纭。《纽约时报》在一篇长文中指出，“中国模式”话题的热度在与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而世界金融危机使这个话题更受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英国《卫报》更是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
    
国外“中国模式”热的生成原因
    
    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界聚焦中国，热议“中国模式”，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具体原因的。
    
    第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摆脱传统“苏联模式”的束缚，彰显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巨大国际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然而在党的八大以后遭到严重挫折，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举步维艰的曲折路程。20世纪80年代后，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时代才到来。这种突破的标志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在“苏东剧变”的严重挫折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新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形成。
    
    有识之士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所长说，“中国做对了，我们就对了”，“中国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一位柬埔寨分析人士说，执政的人民党希望做大做强，长期稳定执政，同时在民族和解上也学习中国。
    
    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普遍认同和羡慕“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非西方国家没有形成根本利益的挑战。世界上多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并对此充满期待。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第三，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对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更加刮目相看。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基于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佳表现形成比照。有的称赞“中国模式”的优点和长处，抨击西方模式的种种弊端；有的惧怕“中国模式”的成功，忧虑西方霸权的失落和模式衰退，因而对中国的疑虑、恐惧、戒备心理日益加重，体现出对中国牵制、遏制的意图。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及其模式创新经验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形形色色。大体而论，一些学者赞成中国的发展模式，另一些学者则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
    
    1、国外学界探究“中国模式”的不同视角
    
    第一，支持者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世界为之称奇，主张加强“中国模式”研究的力度与深度。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我们应当全面看待“中国模式”。中国人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应当从俄罗斯总是否认的中国改革模式学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疑虑者的观点。一些学者担心“中国模式”能否打破“东亚模式”的宿命：东亚国家通常在经济高速增长20多年之后，会出现停滞甚至崩溃。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30年，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说，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害到未来的经济增长。
    
    2、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热对国内的影响
    
    国外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这股热潮很快就传到了国内。国内学界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近几年也逐渐升温。总结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派迥异的观点和看法：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应当强化“中国模式”的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应该慎言“中国模式”，甚至不主张提“中国模式”。
    
    第一，支持“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国内众多学者支持“中国模式”研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国家应当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坦承：我自己算是“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乔舒亚·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
    
    第二，慎言“中国模式”的观点。国内一些知名专家与学者主张，慎言甚至不提“中国模式”，其依据如下：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故步自封之嫌。
    
    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国际社会使用的“中国模式”提法不符合事实。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他赞成用“中国特色”而不是“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有表率之嫌，有推销之嫌，我们的探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破解中国难题的探索，而不是要向国外推销或输出我们的“模式”。他因此主张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国模式”。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也表示：“‘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提出的。”模式一词有示范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他更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表述中国的发展。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和互动，促进了中外学界的相互交流和彼此理解，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副教授）

从多维视角看“中国模式”

日期：2010-05-24 作者：程竹汝;卢肖文 来源：文汇报                      
    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于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回顾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为了推进“中国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本报特刊发一组“从多维视角看‘中国模式’”笔谈，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模式”提供参考。该组笔谈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研究”课题组供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
    
    ■程竹汝
    
    ⊙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机制是什么？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进步的历史来看，这个核心机制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特别是这一转换必然包含的执政党同现代民主法治的结合，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道路”是概括复杂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需要实践进一步回答的命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经验以及为未来中国政治所展现的前景，理论上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道路”既是从复杂历史中概括出来的经验总结，也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回答的命题。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和使用“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概念。他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03年2月在十六届二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的政治发展道路。”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理论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际上是要揭示和描述一种在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上，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形成的政治文明模式。与西方政治模式（多党政治、选举民主、司法独立）所获得的理论与成例支持不同，中国特色政治模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正处于不断完善的实践进程之中，它既需要实践的不断证明，更需要理论的恰当说明。发展是结构变迁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核心机制
    
    任何政治发展都有其实现发展的核心机制，比如美国政治发展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那么，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机制是什么？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进步的历史来看：这个核心机制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特别是这一转换必然包含的执政党同现代民主法治的结合，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是以这一核心机制为基础的，而且未来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这一机制的充分实现。就这一核心机制的内在逻辑而言，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着发展的性质；依法治国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略，决定着发展的形式；而党的领导则构成了政治发展的现实保障，是影响发展最为主动和有效的力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在现实性上就是党权、民权、政权、法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领导是这一核心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展现的关键因素：党权与民权的有机统一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民主政党”的建设；党权与法权的有机统一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决定性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法治政党”的建设；党权与政权的有机统一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具有全方位的影响，其取决于执政党“责任政党”的建设。
    
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制度模式
    
    政治制度模式表现出的特点，是政治发展最具实质的方面。如果一国的政治发展不能塑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难走出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在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自主性以及制度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已经型塑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已经不能靠传统的比较政治理论进行解释。这些制度包括：1、区域代议与精英代议相结合的代议制度。在现实政治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日益取向宪法的定位。虽然政治协商会议不具国家机构的性质，但从政治过程的理论看，它则发挥着相当强的“代议”作用：各界别精英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和区域公共事务的讨论、提案影响着现实政治的实际状态。在形式上，各国的议会制度可分为一院制和两院制。而中国既非一院制，也非两院制；而是宪法一院制和政治“两院”制。2、非竞争性的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在比较政治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制度一般有两类：独占政权的一党制度和各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竞争性多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既非独占政权的一党制，也非竞争性的多党制，而是独成一个类别的非竞争性的合作型政党制度。3、多重性的地方制度。在比较政治中，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制度包括权力流向由上而下结合紧密的单一制和权力流向由下到上结合相对松散的联邦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地方制度：典型的单一制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多重性的地方制度。4、首长负责制与委员会制相结合的行政制度。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责任制主要包括首长负责制和委员会制。为了保证行政效率和科学决策，中国正在形成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制度。5、有限监督的独立司法制度。司法独立是崇尚分权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而分权不是中国政治体系的特征，所以中国不存在类似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但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独立司法制度，包括法官专业化、法官独立审判、人大的有限监督等制度。
    
四、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那么，这个进步及发展态势是如何发生的？政治演进的现实基础、价值目标、动力来源、途径、方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发展在历史过程中所展现的逻辑包括：1、发展基础的历史独特性：任何形态的政治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超大社会现实和特有的现代化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不同历史起点及社会条件，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和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2、发展目标的有机复合性：民主、法治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但民主、法治的实现过程必须与中国政治承担的现实任务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保持平衡。稳定、民主、法治、公正、和谐诸目标的复合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一大特点。3、中心增量、边缘突破、多元建构的发展路径：中心增量指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党内民主的深化、权力监督架构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确立等；边缘突破表现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兴起以及基层政权一系列体制创新所形成的发展态势；而多元建构则是指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宪政民主、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等多种政治形式的有序发展。4、由治理方式到政治结构的渐进性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理念及国家治理方式的进步非常明显，而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进步必然对政治结构形成压力和影响。由治理方式的变革到政治结构的改革方式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又一特点。同时这一特点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有序性、渐进性和适应性的主要表现。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科社教研部教授）
    
“中国模式”在探索与创新中发展
    
    ■卢肖文
    
    ⊙“模式”本身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变化、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中国模式”决不会凝固不变，也不会停滞不前。它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上，将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国模式”是什么？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我们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新时期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卓越成果，同时在其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历史经验昭示：照搬和复制别国模式从来不会成功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模式”，必须对应“苏联模式”来探讨。我们不能割断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的历史联系。因为当代正是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中和“以苏为鉴”的反思下走出了“中国道路”，探索出“中国模式”。
    
    昔日的“苏联模式”，是适应战争与革命时代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模式。对“苏联模式”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我们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客观态度。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总体上对“苏联模式”持肯定态度。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苏联体制弊端的逐渐暴露，以及“波匈事件”的深刻教训，我党提出“以苏为鉴”，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进行了初步反思。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学习它的“先进经验”，而“其不善者不从之”。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挫折。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苏联模式”有了新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其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苏联模式”作了一系列深刻批判。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次年，他又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结，更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总起来看，邓小平同志认为，“苏联模式”在总的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对立了资本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僵化了马克思主义。
    
    由于我们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有切肤之痛，所以痛定思痛，决心与僵化的“苏联模式”分道扬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理直气壮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局势逐渐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世界格局由美苏两极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迫切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中国模式”正是从“苏联模式”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的，并且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超越“苏联模式”而独树一帜的。
    
基本经验启迪：“中国模式”蕴涵创新特质
    
    探讨与理解“中国模式”，可以用各种思维方式、有多元研究角度，进行整合性的研究。从“中国经验”的角度去考察和深究，“中国模式”缘何产生？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就在新中国6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之中。
    
    “经验”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验要有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才能产生，其内容是客观的；但同时人们可以根据经验的启示，把感性认识升华，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并且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地指导新的实践。在新时期，“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产生成就非凡的宝贵经验；“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可以进一步升华为极具创新特质的“中国模式”。实践证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已上升为中国模式”，中国政治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从经济模式来看，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文化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已经作出重要概括。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讲话中，他进一步作了充分论述，把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归纳为“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代表了全党在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上的最新认识成果，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为形成“中国模式”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和宝贵的启示。
    
    在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比较研究领域，假如我们的思维触角再进一步拓延到新中国60年的探索中去思考，那么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所在，就在于实现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和道路选择。如果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用最精当的文字去概括的话，那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经验”转化而来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概括。
    
实践经验证明：各国模式的共生与互鉴是必然趋势
    
    当前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把“中国模式”泛化，把经验、道路、制度、体制、战略等什么内容都往模式里套的现象。有些言论和思想方法及研究方式，已经显现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弊端。根据“中国经验”，照抄照搬和克隆复制别国“模式”从来不会成功；从当今世界各国模式探索和发展实践来看，同样可以证明，各国模式的共生与互鉴，是和谐世界多样化统一的必然发展趋势。
    
    1、经验可以借鉴，“模式”不能照搬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在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中，不论赞成还是反对提“中国模式”的学者，其争鸣的焦点都在于对“中国模式”能否“复制”与“输出”的分歧上。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在特定前提下还是可以被复制的；越南是复制“中国模式”最成功的国家。有的主张，鉴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崛起的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普遍模仿和学习“中国模式”。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招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本国特色也是辩证统一的。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千差万别，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迥然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特殊国情造就了特定模式，一个国家就是一条道路。因此，各国之间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具体“模式”不能照搬。如果不顾国情，盲目照搬或者一意推销，都是非常有害的。
    
    2、“共识”可以迥异，“模式”不致对抗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势必受到其思维模式的制约和思想方法的影响。有些偏激的言论，无论是“棒杀”还是“捧杀”，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往往与固守冷战时代传统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直接有关。具体表现是，把“中国模式”与美国等“西方模式”直接对立，要么把“中国模式”看作是高于、优于“西方模式”的替代物，要么把“中国模式”看成是洪水猛兽，误解和曲解“中国模式”，或宣扬“中国威胁论”等。这些议论非常有害，弄得不好会使“中国模式”研究陷入误区。我们认为，每一种模式的出现和消退，都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凡是现存的模式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并且各有各的特色、地位和作用。世上万事万物的发展，是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各国模式发展的多样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构建和谐世界的实践中，各国发展模式五彩缤纷，和而不同。各种模式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我们期望“中国模式”的出现和发展，能为促进各种模式兼容并蓄的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3、“模式”相对稳定，但不会凝固不变
    
    国内外有的专家学者反对提“中国模式”，他们担心，一旦形成了“模式”，就会凝固僵化，所以，他们主张提“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慎提、缓提或不提“中国模式”。其实，基于新中国建立60年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一旦形成，不管人们提或不提“模式”，它都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模式”本身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变化、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中国模式”决不会凝固不变，也不会停滞不前。它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上，必将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作者为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