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铸剑图片唯美图片: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吴敬琏 专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7:44:31
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
财新《中国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情况不同，人们对改革的功过和改革的前途意见纷纭。有人说改革共识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但是，从最近两个月以来几个论坛上传递出来的观点来看，大多数人对改革是有共识的，虽然他们对前一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大家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满怀期待。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吴敬琏：我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于是，从这种体制建立之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的状况。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巡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指出的“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忽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吴敬琏：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改革的步子明显放缓，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倒退。另外，正如我刚才说到的，因为不能用法治体系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漂洋过海，取得外国身份，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结交官府，求得荫庇。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诺斯曾经分析过由于路径被锁定带来的危险，他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吴敬琏：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发表以来对南亚国家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这种情况使A·克鲁格在她的经典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计算了印度租金总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腐败国家的典型事例。正因为这样，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吴敬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的基本原因，是因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消除，支持创新和创业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人们就很清楚，在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中，有四个最为突出：
一是政府保持着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中共十四大在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就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特别是21世纪初期以来，城市化加速了，各级政府手中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力，就是土地。因为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又属于集体，于是，各级政府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村把土地拿过来。
二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好坏的标准，不光是组织部门用这个政绩标准来考核干部，它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困难。因为如果不是由公民遴选和考核领导人员，而是由上而下地选拔和考核，就必须要把考核指标弄得很简单，GDP就是一个最便捷易行的指标。显然这就牵扯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以上两条，于是许多政府官员就会运用自己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大量资源去营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便提升自己的政绩。
三是现在的财税体制，迫使各级政府都要把GDP搞上去，特别是要把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搞上去，否则日子很难过。从收入方面来说，生产型的增值税占税收的一半，它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有关。从支出方面来说，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不对应，或者叫财力和事权不对应。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支出责任过分下移，支出责任在中国叫“事权”，在财政学上叫“支出责任”，主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大头在县以下。收入和支出的机制使得各级政府一定要想办法把GDP搞上去，不然日子就过不下去。
四是一些生产要素的行政定价扭曲了价格信号，造成资源误配。直到现在，中国仍然保留了一些生产资料，如电力实行计划价格制度。这些产品按照计划经济下的习惯，采取低价政策，鼓励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条件下，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吴敬琏：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其实，官员并不具有获取这方面信息的能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激励。通常的办法就是按照上级的文件，比如，中央提了七个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于是，到处都是太阳能、半导体发光(LED)等等。我一再提出，政府不要指定技术路线，每一种产业里面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现在很热的新能源汽车，就有好多种技术路线。往往是领导听专家说了有什么，或者是自己觉得是什么，指定一种技术路线，大量的项目就上去了。以这种方式上马的项目极可能失败。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123456789
吴敬琏近期言论：
对于目前我们国家的既有经济体制，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经济改革，我也开始关注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其他制度的配合，其中一条就是法治，但我后来发现，单靠法治也无法解决整体问题，法治还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巩固。
我认为，我们国家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改良派。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自由、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各个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不经过大的波折来实现目标。
吴敬琏：（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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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言论：
高尚全说，全球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对国际经济结构需要实施重大调整，但是，从历史来看，调整再平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伴随着很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的复杂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需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引发社会消费结构变化，形成了改变经济结构的现实需求。
过去30年，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做出历史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困差距问题，等等。在严峻的内外发展环境形成的大背景下，未来10年，我们面临着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高尚全说，如果能抓住机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未来10年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丧失机遇，导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停滞不前，很有可能陷入这一陷阱。因此，未来10年，关键在于改革攻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体制上保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未来10年转变发展方式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高尚全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任务很繁重，挑战巨大，关键在于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加快完善生产要素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政垄断。
“从30年转型与改革历程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挑战不在于经济社会本身，而在于政府转型。”高尚全说，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良性互动，再有就是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政府转型基本价值趋向，处理好政府和社会以及公有非公有之间的产权关系，要建立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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