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时时彩微信坐庄挣钱吗:苗族反抗斗争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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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反抗斗争史略
每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过战争。而苗族历史上经历战争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涿鹿大战”（注：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逐鹿中原、尧舜禹征战“三苗”（注：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夏商周讨伐“荆蛮”（注：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亦称“荆楚”)）、秦国灭楚国、汉晋南北朝征讨“武陵蛮”（注：汉代以后，除荆襄、江淮尚有一部分苗族分布外，大部分苗族都聚居在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武陵郡，他们与居住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统称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又按不同地区而有“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等若干称呼。从东汉起又开始将“武陵蛮”称为“五溪蛮”）、唐宋元明清起义、民国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压迫斗争，战争这个魔影一直紧紧地纠缠着苗族，苗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苗族是一个受压迫很深，反抗斗争精神很强的民族，史籍就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记载。
根据史籍资料记载，5000多年前，在中原大地发生了三场较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即：蚩尤逐炎帝出九隅之战（注：古时以“九”为多，“九隅”，即“九州”，也就是指炎帝曾经占有的黄河中下游的大片疆域。曾经和平居于中原地带的蚩尤九黎部族和炎帝神农部族，在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进行了激烈的争战，蚩尤获胜，炎帝向西北败退）、黄帝炎帝阪泉之战（注：炎帝被蚩尤逐出九隅向西北面败退，遇到向东发展的黄帝部族，有说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三战而克之。”）和黄炎与蚩尤之战（注：黄帝炎帝与蚩尤之战即涿鹿大战。蚩尤被诛，苗族开始了历史性的南迁）。那时，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战，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大家都是为了争夺中原这块肥沃的土地。
涿鹿大战蚩尤被杀后，九黎集团（注：蚩尤部落联盟）的八十一个兄弟氏族，有的随着他的首领牺牲了，有的被俘后来融入华夏集团（注：当时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长期的兼并与融合，逐步形成了华夏、九黎、苗蛮三大部落集团。华夏部落集团以黄帝为首，活动于黄河流域的西中部地区。蚩尤则是九黎部落集团的首领，活动于今山东、江苏一带。炎帝则是华夏部落联盟的又一位首领）中，有一部分则撤退至长江流域，继续繁衍。蚩尤后裔又经历了“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等历史发展阶段。
从先秦典籍资料记载看，尧、舜、禹为中原地区华夏部落联盟领袖时期，中国正处于夏族建立国家和华夏族形成的前夕。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禹才完成了这个事业。”很显然，尧、舜、禹征伐三苗，已有政治目的和是与非之分了。
根据史籍记载，尧、舜、禹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经历了尧“窜三苗于三危”、“放罐兜于崇山”；“舜伐三苗”、“分北三苗”；禹灭三苗，“五谷变种，鬼哭于郊”。尧、舜、禹对三苗集团的征伐和杀戳是相当残酷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战争获得大胜利，苗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墨子·兼爱篇》载禹《伐苗誓辞》说，‘你们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伏，是那苗人前来攻掠，我现在率领你们众邦君长，去惩罚他们’。《尚书·立政篇》，周公告诫成王说‘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足迹，直走到天下，直到海外(指非同族的居住地)，没有人不降服。’足见禹的武功，为后人所推崇。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到南方后，势力还很强盛，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河，与北方炎黄族对抗。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愈益巩固”。
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后，在中国领域内（虽然那时还没有中国的名称），已经基本没有可与华夏集团匹敌对抗的部落人群了。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禹伐三苗的胜利，只标志着三苗国的灭亡和三苗部落联盟集团的土崩瓦解，并不意味着三苗集团中众多氏族部落的消亡，不少部落都改头换面的保存下来。在整个夏朝时期，九黎、三苗后裔又以夷的名称出现在汉文献资料中。或曰东夷、淮夷、畎夷、风夷、于夷等等。
夏王朝为巩固奴隶制政权和扩大统治，进行了无数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针对三苗后裔的征战有：“夏相攻东夷之战”、“夏少康破寒浞复国之战”、“夏季杼攻东夷之战”、“夏后芬征服泗水、淮水九夷”之战。
商朝取代夏朝后，这时三苗后裔已聚集在以荆州为中心的地域，且显示出一定的势力。商朝及后来的周朝又称九黎、三苗后裔为“荆蛮”。商、周王朝一直把“荆蛮”视为肘腋之患，不断以武力相向。
商王朝对“荆蛮”、“蛮荆”的征伐，早在成汤（即商汤，商朝的创建者（前1617年—前1588年在位），在位30年，其中17年为商国诸侯，13年为商朝国王。）时即开始。《诗经·商颂·殷武》：“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这说明商王武丁曾将“荆蛮”、“荆楚”作为“奋伐”征服的劲敌。
周王朝对“荆蛮”的征战，史籍资料记载更多。《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又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周昭王将亲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及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国世纪》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曰：“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左传·僖公四年》曾载周昭王亲自率师南征荆楚，结果是“南征而不返”，六师尽丧。《竹书纪年义证》载：“穆王十七年，起师至九江，以鼋为梁。”《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古本竹书纪年辑正》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以鼋鼍为梁；”“三十七年，王起六师，伐楚。”《尚书·孔传》云：“九江，江分为九道，在荆州。”《诗》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孔颖达曰：“谓宣王命方叔南征蛮荆之国。”
春秋战国时期，苗族成为楚国主体居民。楚国对“荆蛮”的征服，楚汉战争、秦国灭楚国，使苗族一直处在战祸之中，其经济、人口发展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影响。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到唐朝、五代的1181年间，我国经历了秦、汉(西汉、东汉)、三国、晋(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朝代。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时而统一，时而又豪强割据混战，诛求无止，劳役不息，导致苗族人民起义斗争不断。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北筑长城，南凿灵渠。北伐匈奴，令蒙恬率领30万大军在冰封雪飘的北国苦战了十多年；南开五岭，凿通灵渠，令屠睢率领50万大军长年戍守奋战在酷暑卑湿的南土。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就说：“秦代吞巴并蜀灭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苗，逐相率避入深山穷谷之中，与鸟兽处，而不肯投降。但他们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族内的繁殖”。
汉朝时间，苗族居住地以武陵为中心，又被称为“武陵蛮”。《后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对“武陵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首领相单程率众起事，“大寇郡县”。汉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领武陵、南郡、长沙三郡兵一万多人镇压，溯沅水入武溪（今泸溪县），其势汹汹。到了武溪，刘尚才发现“山深水疾，舟师不能进”，加以“粮少兵单，又不晓道路”，遂无法进攻，只好“弃舟登岸，聚险屯守”。相持日久，刘尚军食断绝，锐气渐失，不得不被迫退兵。苗、瑶各族据险截击，沿路邀战，终将刘尚全军歼没。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伏波将军马援自告奋勇请征，光武帝大喜，即调大军四万多人，令马援为统帅，以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协助指挥，向五溪发动第三次大进攻。苗、瑶各族人民“乘高守隘”，据险截击，官军不仅一无所得，而且战死病死极多，最后受阻于沅陵壶头山前，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苗族已深入到武陵的五溪地区，又被称为“五溪蛮”，或“武陵五溪蛮”。三国吴孙权黄龙三年(231年)三月，武陵苗瑶聚集数万人起义，东吴“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兵至沅水中游，筑垒酉口之侧，斩万余人，五溪遂平。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镇压，将俘掠的人口强行“迁于建康(今南京)以为营户”。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荆、雍州一带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冉令贤为首，在南阳、襄阳、信州、亭州一带，举行大规模起义，多次打败北周军队。后来，北周派陆腾、司马裔等率水陆大军数万人围攻镇压，又对义军进行分化瓦解，最终将义军击败。这次起义，义军被杀被俘各有一万余人。
隋朝建立在南北朝分裂割据之后。隋王朝统一之初，即置辰州“以处蛮”，在武陵五溪地区恢复和重建郡县，这些地区的苗族又重新直接受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吏的租赋劳徭役剥削。同时，隋王朝还力图恢复和加强对包括苗族在内的“西南夷”地区的直接统治和剥削。隋文帝时，益州总管梁睿即上书请讨伐当时的南宁州。书云：“南宁州……户口殷众，金宝富饶”。故请“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隋书·梁睿传》，统稿时换成脚注，全书同)杨坚准奏出兵讨平南宁州，东西爨首领归附，遣使朝贡。隋王朝大业三年(公元604年)，黔南苗族及各族人民起义进攻当地郡县，“夷陵诸郡，民、夷多应之。”隋王朝派郭荣、周法尚领兵镇压，起义军在清江流域与之对峙，直到第二年才告失败。
唐承隋之后，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唐朝时期，我国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兴盛局面。唐初对国内各民族的政策比较宽和，因而少数民族大的反抗斗争较少。中唐以后，政治渐趋腐败，贪官污吏充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也日趋严重。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又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唐朝时期，武陵五溪苗族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起义是在唐中叶的玄宗开元年间。《资治通鉴·唐纪》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蛮覃行璋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又《新唐书·宦者传》载：“玄宗开元十二年十一月，溪州首领覃行璋反，以宦者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斩首三万级。”可见，唐朝对武陵五溪蛮起事的镇压是残酷的。《蛮书》卷10载：南诏“寇黔南、黔中”时大肆虏掠，“凡虏掠诸处百姓夷僚隶他处。”唐代，云南南诏地方奴隶制兴起，不断向外扩展，与唐王朝时战时和。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南诏出兵“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所到之处，大量财物和人口都被抢掠，不少苗族随着这场浩劫而流入云南。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开封（今属河南），史称“北宋”(公元960－1127年)。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次年二月，废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原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赵宋皇族康王赵构，撤到南方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公元1127－1279年)。北宋中叶，武陵五溪苗瑶侗人民因不满“巡检捕贼”官吏“邀功生事，擅杀蛮人”。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溪苗瑶民族起义，宋军在镇压五溪人民反抗时，竟颁布“杀一蛮人赏钱十千”的告示，鼓励官兵多杀“蛮人”。当时，大文学家欧阳修曾为此而上书，力谏“蛮人可招不可杀”，竟遭到宋皇的拒绝。结果是引起苗、瑶、侗各族人民连年不断的激烈反抗，攻城池，杀官吏，毁砦堡，诛土豪。“湖湘骚动，兵不得息”。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武冈杨再兴及子杨正修、杨正洪领导苗、瑶、侗人民揭竿而起。“潭州帅司，尝招徕之”。四年十月，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席益遣统制吴锡率兵征讨，“大破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三月，“杨再兴复寇边”，再举义旗。七月，前军统制李道“讨平之”，杨再兴及其正修、正洪均被擒遇害。前后延续二十余年的起义始告平息。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沅州知州孙叔杰借故出兵攻破苗、瑶寨栅，掠夺土地，卢阳“西据僚”杨添朝率领苗、瑶、侗等族人民奋起反抗。“孙叔杰派兵数千讨之，败绩，死者十之七八。”最后以“招抚”才平息了这次起义。
蒙古孛儿只斤铁木真于1206年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对南方“蛮夷”各少数民族，除了采取重兵镇压和防范其反抗外，比较注意“绥抚”，尽量保留各“蛮夷”首领的权利和“蛮夷”地区的自理自治制度。《贵州通志》载：“元置省溪坝场蛮夷长官司，隶思州宣慰司……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八月辛卯，诏谕思州省、提（省溪司、提溪司）洞官杨都要招安叛蛮。”在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并对当地土著中有势力的人，授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另在总管府、土府、土州、土县设置总管、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但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全国各族分为四等人：最高最尊贵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和来自中南亚的回回人；再次是汉人；最低等的是“南人”，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族歧视政策激起包括苗族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不满，纷纷举起反元义旗。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大者众十万”、“小者不下数千”。
据《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喇济本传》记载：早在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283—1285年)，在今黔、湘、川、鄂四省边区“九溪八洞”的苗族及其他民族，共举义旗，反对元朝统治。他们凭借山区地形陡险，谷深林密，溪流纵横等有利地理条件，设伏险要，以“竹弩木矢”和元军对抗，多次打败元军。最后，敌人分兵三路，以参政奇尔济苏领一军由川东石柱南进，签省巴图领一军由思、播两州东进，都元帅托察领一军由澧州（湖南澧县）西进。分进合击、三路夹攻，方才把义军打败。至正六年(1346年)，湘西的苗、瑶各族人民，在吴天保的领导下，起兵反元，起义军达到六万多人。义军先是攻陷武冈，随即占领了辰州（湖南沅陵县）、沅州（湖南黔阳）、叙州（四川宜宾）、靖州。又乘胜转战湖北，进入河南，攻占荥阳等。吴天保死后，所部有的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了两湖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成为这支农民军的骨干。当陈友谅领导这支农民军时，又有大批苗族人民前往参加。元亡以后，这支队伍因遭到明军的进攻，被迫退回到湘西。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江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今惠水）、平越（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元统治者还多次征调思州（今岑巩）、播州（今遵义）土兵远征东南亚，有一次就从黄平征调万余人，其中苗族不少。元末，湖南城步苗帅杨完者奉元政府征调，领苗兵十余万到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镇压农民起义，后来多数就地留居，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湖南宝庆府苗族于元末战乱时移避贵州的亦不少，最后定居于水城。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因赋税越来越重，“赋重役繁”，以致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佃农。而官吏、地主则互相勾结，乘机大肆掠夺农民土地。而在苗族地区，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致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据记载，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276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竞达百余起，覆盖整个苗族地区。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八万古州(今贵州黎平、从江、锦屏、榕江一带)的苗侗人民的反征服斗争。后因明朝重兵镇压，斗争进入隐蔽。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廷在今锦屏县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354顷。四月，林宽(侗族)领导苗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反抗斗争，“号一十万众”。他们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明朝廷调湖广军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被迫退守卫城。后朝廷又调集三十万大军进讨，因敌我众寡悬殊，林宽被俘牺牲，十二月，苗侗农民军失败。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苗族首领谭应贞、杜回子以莽山为根据地，领导湘粤边境的苗族、瑶族及汉族人民起义，官府派重兵往莽山镇压，所有四十八山九溪十八峒的苗族瑶族均遭到屠杀，“大兵征剿，后民十亡六七”，原来瑶人聚居地蕨子坪，因杀戮殆尽，地成废墟，故称“绝子坪”。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贵州乖西（今贵州境内）苗族卓巴同领导乖西、巴香一带苗族人民“不服输税”，反抗官府达80余次。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春，土官刘德秀逼税，死于苗民之手。一年后，明朝廷派重兵前往镇压，卓巴同率众迎敌阵亡。明宣德元年（1426年）宣德六年（1431年），湘黔一带的苗族两次爆发起义，明朝动用军队12万众，耗时8年才平息起义。宣德五年至八年(公元1430年至1433年)，吴不尔、白大虫等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明宣宗于惊恐之余，调集贵州、湖广、四川数万明军增援，吴不尔起义军又以苗王城为军事指挥中心“前后抗击明军十二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明代宗景泰二年郎（公元1451年）7月，兴隆卫苗族韦同烈起义，被清平、平越、都匀等处布依族、苗族人民推举为“苗王”，在香炉山上“环顶立寨，坚筑排栅三层，人莫能上。”起义军先后围攻新添、清平、兴隆、平越等卫所。同年十二月，明廷急调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官兵近20万人围剿。在敌众我寡形势下，香炉山陷落，韦同烈被俘，牺牲于北京。
清朝时期，除著名的三次大起义外，还有杨清保领导的湘西苗族起义、柳天成领导的黔南苗族起义、潘名杰领导的黔中苗族起义、岩大五领导的苗汉参半的起义、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起义等等。杨清保起义用明朝景泰年间的苗族起义英雄李天保之名进行号召，以“李天保再世，天下太平”的口号进行鼓动，“附者日众”，风声愈传愈广。清廷急命云贵总督张广泗率领两湖、两广和贵州五省官兵分兵5路进犯，义军寡不敌众，死伤惨重。杨清保、粟贤宇、杨金保等11名义军首领被俘，不久被残害死于狱中。柳天成领导的黔南苗族起义，活动于都匀、独山、荔波、都江、八寨（今丹寨）、麻哈、大塘（今平塘）、贵定、平越（今福泉）、瓮安、罗斛（今罗甸）等县，时间长达16年。柳天成不幸被叛徒暗杀身死。清军乘机进攻，里应外合，起义遂告失败。潘名杰领导的黔中苗族起义，活动于贵阳地区的开州、定番、龙里以及大塘、麻哈、都匀、平越等府州县。这支苗族农民队伍长于奔袭，而且“多力善战，拐子枪（火枪）发无不中，兵练多畏之”。这支苗族起义坚持斗争十三年。咸同张秀眉起义后，岩大五揭竿而起。他的队伍“苗、汉杂半”，活动地域遍及黔东南、黔南、黔中、黔西北、黔西、黔西南的大部分地区，走遍了贵州半数以上的州县。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贵州中部、北部各族义军，大多数已经失败，清政府乃得集中川、滇、黔三省军力，围攻岩大五所部。岩大五被迫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五月，南渡盘江与贞丰苗族杨九（即杨树森）领导的义军结合，参加白旗保卫贞丰州城的战斗。
在贵州，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纳雍县母沟寨苗族王炳安等人即组织成立“齐心会”，活动于威宁、赫章、纳雍、水城、普定等县。1936年红二方面军过境，留下在纳雍县的红军连长尹志勇与“齐心会”队长王炳安联系，在纳雍县母沟寨召开了有苗、彝、布依等族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富济贫，反对派兵派款，不抢商人，不扰农民”等口号。大会选择祝兴鸿为会长，王炳安为大队长，尹志勇为参谋。1940年，郎岱地下党曾派王应武前来联系，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齐心会”组织了千余人武装，旋即攻打当地土目地主及乡公所。1941年，尹志勇被水城县长阮略杀害，“齐心会”失败被迫分散活动，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
黔东南地区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有光荣的反抗斗争传统，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又播下了革命火种，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了直属镇远支部，由苗族地下党员领导，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在国民党假“抗战建国”之名而大肆抓兵派款进行勒索情况下，各地人民都很愤恨，而国民党刘伯龙（师长）驻军的烧杀掳抢，更是在人民激愤的情绪上火上加油。于是，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公元1940-1941年），先后发生了苗族人民杀死刘伯龙的参谋长和台江、剑河两县县长的事件，起义有一触即发之势。1942年9月，有名的“黔东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在湘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湘西古丈县苗族农民龙廷久，为了反对官府的压迫和剥削，筹备成立了革命武装——民团。民国六年(1917年)，他领导九龙洞民团宣布起义，提出“抗捐罢税”的口号。附近58寨苗族人民一齐响应，起义群众一时达数千人。接着攻打区税务局，占领龙鼻嘴，并多次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起义军并开展剿匪斗争，将危害古丈、泸溪一带的匪首杨廷松、向海清擒获，枭首示众。起义军力量很快控制了以九龙为中心的古丈、保靖、乾城、泸溪四县边界地区，方圆百十里，居民5万多人。在这个区域内，没有捐税、贪官污吏及土匪，人民安居乐业。民国十年(1921年)，军阀陈渠珍乘起义军不备，调集大军，分4路突然袭击九龙。龙廷久来不及集中队伍，只带6名义军战士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全部牺牲。起义军被迫解散。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湘西苗族发动了著名的革屯运动，成立“湘西苗民抗日革屯军”，以吴恒良、隆子雍为正副总指挥，梁明元为前敌指挥。湘西大部分苗区落入革屯军手中。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湖南国民政府主席何健大为震惊，急调5个保安团前往镇压。蒋介石亦电令28军军长陶广率领所部“协助进剿”。但革屯军士气高昂，愈战愈强，屡挫敌锋。10月，蒋介石将何健撤职。继何健出掌湖南省的张治中，鉴于国内各方要求和平解决的舆论和革屯运动的高涨形势，遂采取“招抚”政策，提出革屯军“改编抗日”，同意“废屯”。吴恒良和隆子雍等也认为这样可以达到革屯的目的，与张治中达成了“废屯升科”（即废除屯租改变田粮）和“改编抗日”的协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8000多名革屯军改编完毕，龙云飞先后当了旅长和师长，吴恒良也当了团长和旅长。梁明元因识破国民党的收编阴谋，回家准备领导群众斗争，为国民党所杀。坚持了1年8个月波及11县的革屯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湘西139年的屯田制度，使苗族人民部分地收回了“屯田”，减轻了负担；它结束了军阀陈渠珍在湘西统治的历史，打击了国民党在湘西的势力，砌底摧毁了腐朽的苗官制度。
湘西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布将帅”运动。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4月，永绥苗族农民麻巴龙、麻老魁，凤凰苗族农民吴国范、吴春妹、石老双等，以“跳仙”形式发动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在永绥县民乐乡首先建立“布将帅”组织。“布将帅”又称“神兵”、“跳仙会”、“麻王运动”。“布将帅”组织迅速发展，并建立武装队伍。它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断加捐加税和抬高盐价而引起的，开始于永绥，蔓延到凤凰、乾城和贵州松桃等县。他们提出“打到重庆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先后捣毁了数十个国民党乡政权，围攻乾城、凤凰、松桃三个县城。但由于这次运动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组织涣散，到了第二年春，就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了。
在海南，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二月，日本侵占海南岛。国民党海南警备司令王毅率领军政人员10000余人，毫无抵抗地退至五指山区的琼中、万宁、保亭等县。他们一到苗族、黎族地区，就巧立名目，无休止地派款、派粮，勒令各寨定期交纳粮食及猪、牛、鸡、鸭、烟叶等物，供其享受，并经常整村整寨地奸淫妇女，甚至杀人解闷，苗族人民忍无可忍，不满情绪日增。在此情况下，军阀王毅遂以“集中办理良民证”进行诱骗，于
在广西，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广西西隆县发生了杨岗奶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杨岗奶是西隆县德娥龙洞垭口的苗族妇女，她痛恨封建军阀对苗族人民的压迫和歧视，在家中设置“仙坛”，自称“仙姑”，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于当年3月16日宣布公开起义，并一举攻下西隆县城。杀官吏，释囚犯，派人联合当地的壮、彝等族人民一道起来反抗封建军阀。后因内奸杨宗泽兄弟与官府勾结，使这次起义被残酷镇压，杨岗奶遭捕，被杀于西隆县城。
在云南，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三月初，云南邱北县苗族农民王相、侯保全领导邱北苗族起义，提出“三杀”、“五抗”的斗争纲领，即杀贪官、杀财主、杀欺压苗民的坏汉人；抗粮、抗税、抗租、抗捐、抗债。起义发展非常迅速，到三月中旬，参加者就达8000多人。邱北县府派来“进剿”之兵，“皆相继败亡”。三月底，起义队伍发展到1500人，从广南、西畴、马关、文山、开远各县远道来参加的苗族群众“络绎不绝”。四月初，云南军阀龙云亲率大兵镇压，义军寡不敌众，屡战失利，终于在五月间完全失败。起义领导人王相下落不明，侯保全逃到深山躲藏，不久被俘就义。
新中国成立迄今已近60年，苗族人民忽然停止了起义斗争，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引发苗族人民起义的那些社会因素得到了克服。
本文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战争与苗族》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石朝江，男，苗族，贵州省社科院巡视员，研究员。）
《世界苗族迁徙史》（石朝江著）自序
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世界性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阿根廷、圭亚那、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苗族的发祥地在中国。苗族何以由中国的一个民族演变为世界性的民族，他们怎样从中国的东北部迁徒到西南部，怎样从中国迁徒到东南亚诸国，又怎样从东半球迁徒到西半球？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通过在东南亚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山地的移民》一书。他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5000多年来，苗族在中国从华东到中原、从中原到中南、从中南到西南，辗转迁徙，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于明清时期从中国迁徙东南亚半岛的苗族，他们因为战事被迫迁往陌生的西方。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演变成了世界性民族，其长时期、远距离的大迁徙，这在世界近5000个民族中极为罕见。
大量的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苗族的祖源故土就是中国，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民族。苗族发祥于我国三江流域（长江、黄河和淮河）的入海处，即东海、黄海、渤海湾岸边的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的沿海一带。后来又扩展到安微、江西、湖北和河南。大约在6000多年前，他们北渡黄河，挺进中原，其势力扩展到河北、山西及山东全境，并形成了名曰“九黎”的部落大联盟，蚩尤为其大酋长。与此同时，发祥于西北方向陕西渭水流域的炎、黄部落集团，先后向东发展而进入中原地带。先是蚩尢夺取炎帝九隅，后炎、黄两部落联合起来对抗蚩尤部族。鏖战中原、逐鹿大战，“九黎”部族惨败，其首领蚩尤被杀，“九黎”余部向南方撤退。苗族自此开始了历史性的南迁。
“九黎”余部撤退至长江流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九黎”后裔又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即“三苗”或“三苗国”。“三苗九黎，一族两名”。尧、舜、禹三代不断征代“三苗”，经历了尧“窜三苗于三危”，“放罐兜于崇山”；“舜征有苗”，“分北三苗”；最后大禹灭了“三苗”。
禹伐“三苗”的胜利，只标志着三苗国的灭亡和三苗集团的土崩瓦解，但三苗集团的众多氏族部落却改头号换面保存了下来。经过夏代400～500年的发展，至商、周之际，三苗后裔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籍记载的“荆蛮”、“蛮荆”、“荆楚”。商、周两代不断征伐“荆蛮”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周末时又强盛起来。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五霸七雄”的楚国的主体居民。
秦国灭掉楚国后，逼使“荆蛮”后裔又流向武陵、五溪地区。史籍上又才将他们称为“武陵蛮”“五溪蛮”。苗族在武陵、五溪地带生活的时间较长，历代封建王朝采用“兵剿”与“安抚”的政策。苗族迁徙至南方后，起义斗争不断，朝廷不断向武陵、五溪地区用兵，迫使他们又向“五溪”深处迁徙，而不断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
自唐宋后，苗族大部分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定居，“以黔湘滇最多”，除一部分聚居外，大部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苗族有“生苗”、“熟苗”之分，朝廷在南方地区强力推行“改土归流”，从而激起南方各民族的反抗。清朝中、下叶发生的三次苗民大起义，都是发生在雷公山“生苗”区和腊尔山“生苗”区。苗族最终形成以贵州为中心，散居在我国南方9个省、市、自治区，而以贵州为“大本营”。于由数千年来不断地辗转迁徙，苗族各部分彼此隔绝，以致形成了许多方言和土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境内的苗族从此结束了迁徙漂泊的生活。
早在明清时期，苗族迁徙走得最远的一部分，已跨出国界，迁入东南亚半岛。大量的资料记载和研究表明，今天分布在东南亚半岛各国的苗族，是明末至清朝时期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的根在中国。最早迁入东南亚的苗族已近700年。目前，越南有苗族人口近85万人，老挝有36万人，泰国有16万人，缅甸约有4万人，柬埔寨约有2万人。
目前，西方国家的苗族人口，美国28万人，法国1.7万人，圭亚那0.8万人，德国0.12万人，阿根廷0.3万人，加拿大0.15万人，澳大利亚0.4万人，新西兰0.07万人。苗族长约5000多年的长时空，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远距离迁徙与大流离，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的奇迹。
苗族简介
《贵州省志·民族志》
一、族源
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距今五千多年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开拓发展成为雄据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在黄河上游姬水以黄帝为首的另一部落，不断向黄河下游发展，与“九黎”发生冲突，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大战之后九黎败北，蚩尤被杀，势力大衰，九黎部落的相当大部分战败后向南迁徙。
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人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亦称“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问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
二、族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苗族的族名称谓有所不同。尧、舜时期，以武力将“三苗”中的驩兜部落赶往南方，这部分苗族先民即有“南蛮”的别称。到商、周两代仍沿用“苗”的族称，但对“南蛮”中最强盛的部分则专称“荆蛮”。那时，周人除以“荆蛮”称呼建立了国家的楚人外，对一般的苗族先民则以“髳”或“髦”等称之。
汉代以后，除荆襄、江淮尚有一部分苗族分布外，大部分苗族都聚居在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武陵郡，他们与居住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统称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又按不同地区而有“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等若干称呼。从东汉起又开始将“武陵蛮”称为“五溪蛮”。
唐、宋以后，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唐、宋及其以后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注目。各代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也日渐频繁，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加深，于是“苗”则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元、明、清各代官私著作中有关“苗”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苗族影响较大，元、明、清时期人们常将与苗族毗邻而居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称呼为“夷苗”、“仲家苗”、“侗苗”、“水家苗”、“倮倮苗”等。这些族称后面的“苗”字变成了西南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真正属于苗族的人们，有部分是根据其服饰颜色、习俗、地域及职业的不同所取的种种称谓，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长角苗”、“打铁苗”等等。其中有些称谓含有贬义。有的虽不称呼为“苗”，但实际又是苗族的一部分。“苗”的称呼由于历史悠久，尽人皆知，且为苗族人民普遍接受，故解放后根据苗族人民自愿，将族名统一称为苗族。
三、迁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等原因，苗族曾经历过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迁徙方向主要由东向西，后则由北向南，至于小范围的局部迁徙则是多向性的穿插。
(一)先秦时期的迁徙
“三苗”时期，由于战争，“三苗”被迫迁往西北甘陕一带，也有的往南迁徙。大部分则被迫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人山林沼泽，并开始向西南山区迁徙。
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采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整顿以振国势，决定将“荆蛮”中发展较缓慢的一部分“南蛮”纳入楚国的范围，遂以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西迁，逃人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今黔东、湘西、川东许多苗族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到当地的。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的苗人又开始遭到冲击、分散。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迁徙
秦汉时期避入山区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武陵蛮”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对“武陵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到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的139年中，对“武陵蛮”共用兵达12次之多。仅建武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三年内，光武帝刘秀就三次用重兵攻打“武陵蛮”。当大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而遭到“军没”之灾以后，老将马援自告奋勇统4万余人征“五溪”，最后困死于武陵境内的“壶头山”(今沅陵县境)，才使镇压告一段落。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又对武陵山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怨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先民大量遭到屠杀，不少又向西、向南迁徙。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刺吏沈庆之复“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怨叛”。沉重的赋税，大兵的“征剿”，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西继续深入贵州，向南进入今广西。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苗族有时还有由南而北内徙的势头。但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武陵五溪和相邻的鄂西、川东、黔东北一带，由于封建王朝不断的军事镇压，苗族被迫从武陵五溪地区继续由东而西、由北而南迁徙。这是苗族迁徙的主导趋势。从路线来看，一部分是从武陵山脉的北端而西；而另一部分自甘陕经四川进入今贵州北部、中部、西北部和川南；一部分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南部，深入贵州东南、西南和广西境内。
从口碑资料看，自秦汉后苗族进入武陵五溪以西地区，除沿武陵山脉和沅水及其支流而上的路线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先南下进入广西，再从广西溯都柳江北上徙入今贵州东南部和南部。黔东南这部分苗族不少就是很早以前从湖南，经广西迁徙来的。
唐宋时期，武陵五溪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另有一部分苗族则杂居武陵五溪以西原夜郎、群舸境内。“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中央皇权衰微，藩镇军阀割据，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在苗族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迁徙浪潮。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迁人贵州各地；有的并经贵州、川南和桂北即原夜郎、群舸地区继续向各地迁徙，以至远达云南。苗族迁徙到贵州西南部大致是在六七百年以上，即唐宋时代。唐末和北宋之际的战乱，苗族确已由武陵五溪地区，经黔东、川南迁徙到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了。
由于苗族不断迁徙，唐宋数百年间，武陵五溪及其邻近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鄂西等地，虽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但其分布范围，已达贵州各地、川南和桂北，以及云南部分地区。
(三)元明清时期的迁徙
元明和清初，进入贵州的苗族又继续向云南各地迁徙。这一时期，苗族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经黔西北威宁一带迁入滇东北及武定、禄劝等县，一是经安顺地区由黔西南兴义等地迁徙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是经四川南部筠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
元明和清初，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灾祸以及对苗兵的频繁征调是促使各地苗族不断迁徙的主要原因。
元代，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尤为深重，饱受苦难的各族人民屡次被迫掀起抗暴斗争。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八番(今贵州惠水)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苗族人民起而与之联合，遭到官府的屠杀驱赶。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元政府派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土官宋隆济发动苗族、仡佬族人民武装反抗，接着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被元军残酷镇压。两年的战火，使千家万户的苗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外，元统治者还多次征调思州、播州土兵远征东南亚，其中一次就从黄平征调万余人，其中苗族不少。湖南宝庆苗族于元末战乱时移避贵州的亦不少，最后居于水城。
明朝初年，湖南城步、武冈有一部分苗兵由胡大海率领，被征调到贵州的西部戍守，其后裔现留居于晴隆、普安、郎岱、水城、盘县等县。《郎岱县志稿》卷一指出这部分“明初移来之楚地人”，“即古之荆蛮”。同时，贵州苗族迁往云南，如《邱北县志》第二册载该地“苗人二千余，明初由黔省迁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干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4490人被杀，5500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王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人民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
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从川南征调3000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的兴隆、八堡等六寨内，被人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分苗兵，事平之后在修文、清镇、平坝、大方一带定居，人们呼之为“素苗”，他们说话至今仍带广腔，老人去世要让其灵魂回广西“跳年”。原住普定、郎岱的许多苗族，则在吴三桂“剿”水西时为避战乱而逃往云南文山地区。吴三桂在西南起兵反清时，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寇大将军贝子章等领兵30余万，由川、黔、桂四路入滇，云南的苗族人民为了逃避屠戮而被迫迁徙国外或滇西边境。清代“改土归流”时，以“伐山通道，穷搜窖宅”的办法对付黔南和黔东南苗族人民，幸存者有的被迫“发而出佣内地”，有的被迫发配到各省为奴，有的则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斗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包利、红银领导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不少人被迫逃亡，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有十去其五六或八九者”的荒凉局面。贵阳、安顺、黔西南一带操中部方言的苗族中，多数是在这段时问从黔东南迁逃去的。“乾嘉起义”失败后，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不少逃入黔中、黔南等地，有的被作为俘虏押往北京，关入西山黑牢，服各种劳役，谓之“苗营”(在今门头村)，清政府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门供其出入，并驻兵监守。为时20年的“咸同大起义”失败之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赤水、仁怀一带在起义后，“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之后，乃渐有耕作者”。黔东南的苗族不愿坐以待毙，又不甘受压迫，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着蚕种，足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移，其中一部分经兴义移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有些青年的婚姻是在逃难途中缔结的，因而在黔西南地区重建家园之后，他们的后裔为了不忘祖先逃难之苦，在举行婚礼时，还有新娘穿草鞋的习俗。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人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土司、地主的沉重剥削、封建官府的苛虐赋敛，迫使川南苗族人民逃亡。“叙永、永宁旧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山谷”，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的苛虐刑法，也使得众多苗族人民背井离乡远徙他方。清律规定：“凡土蛮僵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条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一起并迁徙。”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频繁而重大的事件，它深深地烙印在苗族人民的心里，铭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之中。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唱道：自己的祖先从前“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他们“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雷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和西进的历史过程。黔西北、黔中、黔北苗族古歌和传说，也表述了大致相同的历程，除具体地名、路线、情节有别而外，增加了战争的内容。“蒙博娄拓地开荒，在滔?舀黄水河岸。”“沙陡率兵像黑云一样扑来，沙陡驱兵像狂风一般卷至。”“与沙陡交战整一年，跟沙陡血战整一载。”后来才举族迁徙。云南和川南苗族也有相似的传说。滇东南苗族世代相传自己的祖先最初居住在土地宽得连着天的大平原上，在苗王“蒙蚩尤”统领下繁荣昌盛，后被黄帝攻打战败，花山节就是为纪念阵亡先祖而设立的。川南苗族为了不忘祖先，他们在婚嫁喜庆中，新娘在送亲者的陪同下去新郎家成亲时，尢论夫家住在何处，均须绕自东方进屋，老人病故“开路”时，巫师须将亡灵指引回东方故地与“老祖宗”会聚；安葬死人时，尸体横葬于山腰，且头一定朝向东方，正如《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20所载：“丧用布匹裹尸人棺，必合甲子乃葬，东向横埋。”这种葬俗在黔西北、黔北、黔东一带，过去都存在过。苗族人民长期以来，就是用古歌和各种习俗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对东方故土怀念。长时期大幅度的迁徙流动，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的消耗，苗族人民生活异常贫罔。而迁入之地，义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这是苗族社会发展长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居住的分散，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以致在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易于被封建统治阶级各个击破。，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相互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
自唐宋以后，经过元明和清初数百年问的流动和迁徙，苗族的分布初步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现今的贵州省已成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湖南退居第二位；云南的苗族日益增多，至清初已大体相当于湖南，再其次按多少顺序分布在广西、四川、重庆、湖北等地。还有少数苗族开始进入了今天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四、人口分布
世居的苗族主要分布黔、湘、滇、川、桂、鄂、渝及海南、陕西、北京十省市自治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苗族为7398035人，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4位。其中居住贵州的苗族为3686900人，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51.3%，占全省总人口的11.38%，是全省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苗族在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后，住地已分成几大片，后来又有局部迁徙，甚至有一些到近现代还零星迁移，与兄弟民族交错杂居，更显得分散。
目前，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一大聚居区，人口超过百万；松桃苗族与湘、鄂、川苗族连成一片为另一大聚居区，人口也超过百万之外，贵州中西部的苗族分布最分散，多住在高山和几县接壤的偏僻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相处。下述几个小片区，就是这种情况。
贵定西南经龙里南部到贵阳东南，惠水东部的云雾山到高坡居住的苗族，大体连成一片；贵定北部、龙里北部、开阳东南和福泉西部，处于南明河下游的苗族也大体连成一片。紫云东南部、望谟东北部、罗甸西北和望谟北部的麻山到四大寨又连成一片，是苗族较多地区。
贞丰北部和西部，关岭南部，兴仁东南和安龙西北的部分苗族，是距今200多年前由今黄平、台江等县先后迁入，操苗语黔东方言。这几处虽不连成一片，但彼此都有姻亲关系或同一家族，经常走访。还住有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北盘江中游的大体连成一片。晴隆及其邻县居住的一支苗族，被称“喇叭苗”与湖南城步同属一支，明初迁来。还住有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共成一片。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大体连成一片，但也住有其他民族。
六盘水市的苗族，主要分布在三岔河上游的水城县、六枝特区及钟山区，人口共7万多。
毕节地区的苗族人口数，是全省各地、州、省辖市苗族人口数的第五位，但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多，彼此交错杂居，苗族显得更为分散。织金、纳雍、黔西、大方4县的苗族共21万人，多分布在六冲河流域，大体成为一片区。威宁、赫章两县苗族共约8万，主要分布在乌蒙山脉。
遵义地区，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苗族遍及各府、州、厅、县。清代到民国年间他们为避免歧视和欺诈，便渐改汉装，讲汉语，隐瞒苗族成分。解放后在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时，许多县已基本上没有苗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隐瞒民族成分的纷纷申请恢复为苗族。仅务川、道真二县，经省、地、县组织人员进行识别，恢复苗族人口最多的就超过10万人，为目前遵义地区苗族人口最多的两个县。但居住很分散：务川分布于县境的南北两端，道真分布在县境周围与邻县接壤地带。
铜仁地区的苗族分布，以松桃东半部的腊尔山区最为集中。其他各县的申请经识别后已恢复苗族成分。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地区苗族人口为146331人，恢复苗族成分后共达329000多人，为1982年的两倍多。印江、思南在1982年苗族人口分别为53和52人，恢复成分后分别为3080I)多人和65595人。但居住很分散，印江、思南两县的各乡镇都有分布。
贵阳市的5个区都有世居苗族，最多是花溪区，以高坡苗族乡最集中；其次为乌当区。南明、云岩、白云三区各为数千人。世居南明、云岩两市区的苗族，主要分布于市区的边沿，基本上是从事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种植商品蔬菜为生，80年代至90年代，土地被征购为开发区及住房地基，包括苗族在内的居民都从事工、商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