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庄砸盘:全球顶尖智库如何研究中国——专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兼资深研究

2009年7月3日 —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各国转型调整加快、内政与外交、国与国之间互动紧密，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国智库通过策划选题、举办研讨会、出席听证会、办刊物、出研究报告、承接政府“课题”、储备与输送高级人才等，影响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发现与实现“研究价值”。各国则凭借各自智库开展斗智博弈，竞争国际事务的议程设置权与话语权，抢占战略制高点。
近几年，国际顶级智库对中国研究的最大热点，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下发挥的角色与作用、中国的国内社会发展等三个方面。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一。这个学会目前的研究团队中包括75名资深研究员和十几名研究员，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人称布鲁金斯学会是个跨党派的“旋转门”，共和党当政的时候，它是民主党的“影子内阁”，到了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很多共和党官员又来到了布鲁金斯学会，“旋转门”的作用一方面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日前，《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兼资深研究员李成，请他谈谈学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 　　《环球》：布鲁金斯学会目前关注中国那些问题？为什么会关注这些问题？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承担。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认为，21世纪的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世界的和平需要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中国。当年“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时，“中国崛起”还仅仅是一种预测，而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现在做的研究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分为四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经济、金融与贸易。我可以介绍几个研究课题。首先，与中国“经济50人”俱乐部于今年9月举行对话；第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北京、堪培拉和华盛顿举行对话；第三，与某财经杂志的年终会议；第四，继续参与美中经济和战略对话，计划于12月对战略对话的意义、影响力及改进进行全面检讨；第五，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和船运“双中心”问题同上海市委经济研究中心合作。 　　第二个板块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这个板块包括以下几个课题： 　　首先，关于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包括对当代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的研究。 　　第二是关于中国知识界的研究。我们计划推出一套中国思想家丛书，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选择最好的学者，帮助他们出版专著，中国正在经历思想界的复兴，有很多闪光的、非常有前瞻性的观点，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美国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专著，我们认为应该帮助美国下一代智库了解中国思想界，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已经面世，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 　　第三是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很遗憾的是西方学界很长时间以来否认中国存在中产阶层，现在虽然承认它的存在，但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探讨，我们准备在今年9月举行一个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学术研讨会议。 　　第四是关于中国年轻一代的研究，我们不久前曾开了一个会，讨论中国的“愤青”现象。20年前，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崇拜西方，而20年后，中国的年轻人对西方却持批判的态度，我们始终怀着尊敬的眼光试图理解这一现象。 　　第五是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 　　第六则是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 　　第三个板块是中国气候变化、能源和医疗保险等。这些都是非传统议题，但日益重要。在奥巴马总统今年11月访问中国前，克林顿国务卿和佩洛西众议长已经先后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都成为她们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官员探讨的重要议题。前不久，我的同事李侃如和大卫?桑德罗就美中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问题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桑德罗已经被安排进入能源部担任助理部长。此外，我们还同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进行清洁煤方面的研究。我们今年会派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美中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第四个板块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除了传统的美中关系和美中日关系外，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中国同拉美、非洲、中东、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逐渐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课题。在美中关系方面，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美中军事交流。 　　以上这四大板块是我们今明两年关于中国的研究重点，而之后的研究重点我想很可能是医疗保险。
　　《环球》：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或关注这些问题，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起到怎样的作用？同其他智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研究方面具有哪些优势？ 　　李成：实际上，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在内的美国智库对于美国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很难用数字来量化，我们不能自吹自擂，但我想“旋转门”这个提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现在奥巴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杰弗里?贝德正是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出去的，而克林顿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和布什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韦德宁也都是我的同事。布鲁金斯学会目前已经有15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包括前面提到的贝德、桑德罗，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等等。 　　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谈布鲁金斯学会相比其他智库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优势。首先，关于理念问题。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政策性——我们的研究不是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策导向迅速、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极强的研究；第二，前瞻性——我们的研究着眼长远，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对于中国领导人、年轻人、中产阶层、医疗保险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始终带着谦卑的姿态来分析中国的快速发展，分析中国的未来走向；第三，全球性——我们的研究必须脱离美中关系的局限，要有全球的关怀和视野，为全球服务。
    我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一些不同：第一，除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在清华大学教书），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智库的董事长在中国的大学做教授，真正地教书；第二，布鲁金斯学会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学术中心的智库；第三，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很多人来自中国，这也体现了它的全球性，他们用美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中国的变化，同时也用中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的考虑；第四，除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布鲁金斯学会还有很多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彼此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体现了极强的研究团队优势；第五，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此前很多媒体都提到过的话题，就是关于美国驻中国大使人选的问题，据说在五名候选人中竟然有三人（约翰?桑顿、李侃如和沈大伟）来自布鲁金斯学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鲁金斯学会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  
 来源:环球杂志200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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