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师冼星海的疍民身份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2-11
作者:毕星星

【民国时代就开始呼吁的公民平等，分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浮世阅史

    ◎毕星星山西作家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出生于世代疍民之家。

    疍民之家也叫疍户，这个称呼，今人多不用了。它指的是福建、广东近海一带的贫苦船工。这些人陆地上没有家，世代生活在海上，靠打渔为生，所有家当就是那一条船。家户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官府禁止他们登陆定居，改换职业。他们的子弟不许读书考试脱离原籍原业，也不许他们和“良家”通婚改变身份。这是一批被驱赶到海上的人家，除了进港交易，他们一般不得靠岸，终身在水上漂泊。

    疍民怎么来的？有说是元末的色目人逃到海上的，元亡以后，当地人不许他们登岸，只许在水中谋生。也有说是李自成旧部逃亡闽中，自此终身为奴，成了贱民。祖祖辈辈，海上人家终于繁衍成了疍族。总之，这是一支在传统社会地位低下，如同奴隶一般的族群。

    疍户命运的改变，起自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国民享有人身居住等自由权。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清除封建王朝留下的种种不平等。孙中山发布通令，取消对所谓“贱民”种种的限制。“若闽粤之疍户，浙之堕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为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剃发者并优倡卒隶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中，一般平民尚且谈不上享受平等权利，上述种种贱民更是排除在平民之外，法律限制，社会歧视，还侈谈什么基本权利。民国取消对所谓“贱民”的一切限制，那些长期受到国家和社会歧视的特殊群体，从此在制度上获得了平等。这不但是“贱民”的解放，也是平民的解放。共和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公民诞生。国民取得公民身份，政治上一律平等。尽管封建等级制度不可能由一个法令而消亡，人们的等级观念也不可能由一个法令而去除，它至少宣布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由此完成了近代平等制度平等思想的初建，这个开端具有划时代意义。

    思考冼星海的成长，这个音乐天才的成长成功，恰是人权平等制度的产物。

    冼星海生于1905年，6岁随母亲迁移到新加波，在新加波养正小学接触音乐。显然，辛亥革命废除了对疍民的限制和歧视，幼年的星海才有可能登陆上岸，走上音乐之路。冼星海1918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依然要靠卖文具书籍积攒学费、伙食费。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20年间等级制度等级观念日益成为过去，谁还在意他的贫贱出身呢？1929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在巴黎，青年的星海，依旧饥寒交迫，衣食无着。小提琴协奏曲《风》就是在寒风大作、冻得瑟瑟发抖的门洞里创作成功的。以至于获奖以后，校方问他需要什么，这个贫寒夹攻的年轻人脱口而出：“饭票。”

    校方并没有因为其出身贫寒而歧视这个年轻人。在巴黎，校方业师青睐有加，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为日后的回国献身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冼星海的成功，当然和他个人的天赋努力分不开。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良好的平等制度对于天才的培育更加至关重要。无论在南洋，在民国，在巴黎，社会都秉持一个原则：在成长面前人人平等，在发展面前人人平等。民国破除了对疍民的制度性歧视，冼星海才有可能接受音乐启蒙。国际社会有教无类，并没有因为青年冼星海贫穷落魄而放弃培育，冼星海才有了后来的辉煌。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养护下终于横空出世。

    冼星海成名之后，源源不断的创作歌颂平等自由进步光明，和他的人生经历当然有密切联系。

    今天想起冼星海，不为别的。环顾周围，音乐大师冼星海最痛恨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我们动辄听到军车司机殴打摊贩，电影学院学生打杀清洁工，这里面都能闻着一股强烈的职业歧视的味道。这是观念歧视。至于早年的五类分子的子女不得上重点中学，大学优先录取贫下中农子女，入党入团提干分配工作看出身，一直到眼前的城乡户籍分治，考大学两个录取分数线，这些制度性歧视也还横亘在面前。最近几年，特权横行，资本肆虐，公平正义缺席，在这种大环境里，平民的孩子，试图通过公平竞争改善境遇，获取成功，阻力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寻常人家的孩子出路却越来越渺茫。社会堵死了底层向上流动的路径。不少人家悲观绝望，索性放弃追求努力，自甘沉沦。底层弥漫着沮丧颓唐情绪，让人想起来心情沉重。

    有谁能想到冼星海是疍民？就在我搜索冼星海这个条目时，看到好几份今人转述的履历，都说他“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大家都不乐意提说“疍民”这个词了。大概是“疍民”总和贫贱联系，贫贱依然让人尴尬，让人敏感。当年冼星海能从贫贱中走出，今天我们这些享受星海音乐作品的人们，依然在为贫贱焦虑纠结。民国时代就开始呼吁的公民平等，分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