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代末期:戴裕光教授学术思想概要

    一、辨证论治，依法统方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治病应随证立法、依法统方、依法求方、依法制方。通过四诊取证分析，辨证论治，以确定治则，再以法选取或制定方剂。认为要取得好的疗效，周密的四诊是前提，正确的病机分析是基础，谨守病机而立法是关键，以法灵活处方、巧思用药、配伍严谨、讲究用量是根本。

    戴裕光治病既借鉴前人的经验，又不盲从、不迷信，常慎密思考，深思熟虑，从不轻易下笔处方。戴裕光常说："用药如用兵"、"用兵贵计谋"、"用药贵立法"。认为立法是治病的关键，无法之方、药犹如无谋之散兵，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可能损伤已病的机体。

    如治疗一陆姓女性患者，46岁，确诊为"银屑病"10年余，经多方治疗乏效。症见：皮肤多形斑屑，搔抓后出血，口疮，口臭，大便不畅，月经量少延期，心烦，失眠，苔腻黄，舌质红，脉滑。认为病机属痰浊与血热并存，且有肝肾阴之不足，治当清热化痰凉血，佐以益肝肾之阴，方用：天花粉12g，银花藤30g ，生甘草6g ，川黄连4g，生地黄15g，山药18g，生牡蛎30g ，升麻12g ，地骨皮12g ，茜草根15g，黑元参12g，夏枯草24g。经加减服药2月，口疮消失，银屑病亦明显缓解。

    二、天地人参，灵活机变

    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预后，受多因素影响，其中时令气候、地理环境、患者的体质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尤为密切。因此，在治疗疾病时，戴裕光非常强调要据季节、环境、人之体质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措施。

    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时令不同，用药有别：春天为风木之令，万物升发，肝阳易动，用药宜避免升阳动火之品；夏令火热，慎用辛热之品；暑必挟湿，须用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浊之品；秋天为燥金之季，避用香燥之品，以养阴为要；冬令藏精之季，护其根本，及时进补。

    据人体个体差异，用药亦有别：如阴虚或阳盛之体，慎用温热之品；阳虚或阴盛之体，慎用寒凉之药。

    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易寒易热，发展变化快，故小儿病忌投峻攻，药宜轻（清）灵，且中病即止。

    老年人则气血多亏虚，患病多虚实夹杂或以虚证为多，故治老年病应以扶正为主，药量宜较青壮年轻，慎用攻伐。

    地域不同，外邪性质亦有所偏，治疗用药亦有所恶好。如重庆地处四川盆地，多雾多湿，临床上多见以湿邪为主要病变的疾病，或以湿邪为兼证的疾病，治疗必须抓住祛湿这一大法。湿为六淫之一，且唯有湿邪为有形之物，其他外邪多依附于湿，湿祛则他邪无所依附，随湿而去。因此，祛湿为治疗本地区常见病、多发病的一种重要手段。

    戴裕光治疗湿邪根据不同季节、病情、患者的体质及年龄等，常灵活变通不同的祛湿方法，如健脾化湿、利水渗湿、风能胜湿、苦能燥湿、升阳散湿等。

    三、寒温并用，力避偏颇

    寒温并用是《伤寒论》成法之一，后世亦多有发挥，为中医扶正祛邪，调整阴阳法则的体现，有别于单纯清法或单纯温法。清何梦瑶《医碥》曰："有寒热并用者，因其人寒热之邪，夹杂于内，不能不用寒热夹杂之剂，古人每多如此，昧者訾为杂乱，乃无识也。"

    戴裕光认为：某些病证，寒热错杂，矛盾多端，不可专执寒凉或温热，必须寒温同用，方克有济。

    《灵枢终始》篇说"饮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甘药即阴阳兼顾之剂，至剂即纯阴柔或纯刚燥之品，提示要补阴顾阳，补阳护阴，以使阴阳不断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即《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戴裕光认为：人体是一小环境，患病各脏多有阴、阳偏盛、偏衰，如：肝胆湿热，脾胃虚寒；下焦湿热，中宫虚寒；脾有虚寒，胃有燥热等等。

    尤其现时临床上中医所看之病多为经过了他方治疗而少效的慢性病，因病情发展或治疗失当，体内多寒热错杂，虚实互兼。因此，寒温同用当为临床最常用治疗方法之一。

    另外，寒温并用，尚包含着方药的相互制约，调节偏性，监制毒性，消除或缓和对人体的不利因素，促进和提高疗效。因此，戴裕光临床非常重视寒温并用，且可娴熟的运用此法，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如治一孟姓女性患者，确诊"肺纤维化"6年，症见：咳嗽气喘痰多，不能平卧，浮肿，胸部闷胀，气短乏力，动则益甚，夜尿频多，畏寒怕冷，动则汗出，舌淡红，苔白腻，脉沉细滑。治予温肾健脾，清肺化痰，方用柴芩温胆汤合四逆汤加减：附子5g，干姜6g，补骨脂12g，川桂枝9g，鲜竹沥10ml，半夏12g，陈皮9g，茯苓12g，枳实9g，竹茹12g，甘草4g，黄芩6g，柴胡9g，牡蛎30g，桑寄生18g，经加减治疗近4个月，喘渐平，基本可胜任日常工作。

    四、动静结合，力求平衡

    动、静是一对矛盾，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作为解决疾病的中医学也不例外。

    药有四气五味，性有升降浮沉、宣散敛收，常言："干姜守而不走，附子走而不守"，作为一张切合病机的处方也是这样。要达到动静结合，既不使动之过度而见耗气、散气、动血、升阳等，又不使药物滞静，如一潭死水而见气郁、水聚、血滞等。药物配伍动静失衡，不但不能很好的治疗疾病，反而可能导致新的病（证）。

    因此，戴裕光临床非常强调处方中药物的动静平衡，如：方选滞腻之品（如熟地、黄芪等）较多，必用行滞化腻之品（如：砂仁、陈皮等）以行之；方选升散之品（如麻黄、附子等）较多，必用潜镇、收敛之品（如牡蛎、白芍等）以涩之。

    如治一刘姓患者，男性，28岁，确诊"骨髓空洞症"三年余，症见：双下肢感觉异常，头昏，记忆力减退，梦多，舌淡，苔白，脉沉，方用左归丸加减: 熟地45g、山药30g、山茱萸15g、怀牛膝12g、杜仲12g、砂仁（后下）4g、陈皮4g、香附9g、狗脊24g、黄芪30g、龟板（先煎）12g、鹿角胶（烊化）12g、阿胶（烊化）12g，方中重用熟地、山药、黄芪、龟板、鹿角胶、阿胶等滋补肝脾肾阴静之品，加用砂仁、陈皮、香附等行滞理气醒胃之品，经近半年加减治疗，症状基本消失，用药期间未出现任何不适。

    戴裕光处方，一般在最后二、三味药必反复斟酌，以便从全方药味、药量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比例进行调整，使全方既不动之过度，又不静如死潭，用他本人话讲叫"玩平衡"，"玩平衡"三字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五、药轻价廉，以效为则

    临床广泛吸取他人有益经验，用药稳健持重，不冒奇险，不求侥幸，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拔千斤之重，处方不落俗套，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其既反对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开大处方、贵重药的行为,又反对以眩耀自己之能为主导的开罕见药品行为。戴裕光很同意岳美中老中医述同乡谷鸿翔先生语："药须平淡，平淡到无病之人可服，而有病之人又须必效"。

    常言说药不在重，祛病则灵。戴裕光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筛选出疗效好且副作用小的药物。自创了升降汤、宣降汤、茜草三物汤、尿路排石汤、胆石排石汤、加味芍药汤等，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病情，灵活化裁。

    以升降汤(蒲公英、瓜蒌、蚕沙、升麻、柴胡、枳壳、厚朴、当归、苍术、槟榔、天花粉)为例，如有痰浊阻滞气机的咳痰胸闷、纳呆、大便不畅者，可用二陈升降汤，即二陈汤合升降汤；如有脾为湿困，运化失常的胃脘胀满、大便不畅、舌苔厚腻者，可用平胃升降汤，即平胃散合升降汤；如有胃气不和，痰浊阻滞的恶心欲呕、腹胀失眠、大便不调者，可用温胆升降汤，即温胆汤合升降汤等等。

    如治一习惯性便秘患者，女性，36岁，症见便干如羊粪、数日一行，伴见腹胀，口臭，舌淡，苔白腻厚，脉沉。给予平胃升降汤加减：晚蚕沙15g，苍白术各12g，陈皮9g，厚朴9g，蒲公英24g，谷麦芽各12g，柴胡3g，升麻4g，牛膝12g。三剂而愈。

    药虽均为平淡之品，却达到了药到病除之效。戴裕光常常告诫说"治病为医生的第一要务,廉效为用药的最高境界"。

    六、给邪出路，邪去正安

    中医治疗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其中汗、吐、下、清、消等均属祛邪之方法，而邪气的祛除应有一定的出路。

    《内经》中"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及"上则越之、下则竭之……"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依邪的性质及位置给邪以出路的思想。《伤寒杂病论》中在具体组方、用药治疗时已充分体现了给邪找出路的思想，如：邪在上，用瓜蒂散以吐之；邪在下用承气泄之；邪在表用麻、桂以汗之，邪在中用连、芩以清之等等。后世虽也用这些方法，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戴裕光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临床非常重视给邪找出路，常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及病邪性质、部位而决定邪之出路。若邪从前阴小便出，临床多用苡仁、茯苓、泽泻、车前草、通草、木通、竹叶等，邪从后阴大便走则多用瓜蒌、晚蚕砂、当归、桃仁、川军等，邪从表走则多用麻黄、荆芥、薄荷、豆豉、葱白等，邪从上走则多选用瓜蒂、桔梗等。

    戴裕光临床上灵活的、有意识的运用给邪找出路的办法，或从小便而出，或从大便而解，或从汗中而散，或从涌吐而越，顺其势而使邪外解，一来防止邪壅于内而脏腑气机失调；二来，防止邪气所产生的毒素等进一步危害，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戴裕光常讲："闭门留寇，其害无穷，开门逐寇，邪去正安"。

    七、健脾和胃，升降有则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枢纽，因此，戴裕光临床上非常重视调理和顾护脾胃。

    脾属脏，胃属腑，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喜燥，胃喜润，脾胃这对相表里脏腑通过相对之功能，从而维持人体气机运行的正常。

    气机指气的功能活动，在生理情况下，脏腑气机升降保持着正常的协调关系，脾胃在保持这种正常关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脾升胃降则清阳得升，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浊阴得降则废物得以排出体外。

    若脾胃的功能失常，脾不升、胃不降，五谷之精气不能运达全身，代谢废物不能排出体外，五脏六腑均因之而病。

    因此，戴裕光治疗疾病非常重视顾护脾胃，用药既避苦寒以免伤胃，又避滋腻以免碍脾。同时，治疗疾病时又常常注意调理脾胃，且认为调理脾胃的重点是畅达气机。

    其自拟的"升降汤"就突出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特点。该方中蒲公英、瓜蒌、蚕沙、天花粉以化痰降浊，柴胡、升麻以升清，川朴、枳壳、槟榔以理气、降气，苍术以运脾，共同起到清化湿热、降浊通便之效。

    如治李××，男，50岁，素嗜烟、酒、肥甘之品，自感大便不畅10余年，粪粘如胶，水不易冲散，大便日行数次，便后仍坠账欲解，口干苦不欲饮，胃纳正常，舌质淡红，舌苔垢腻。肠镜正常，大便培养阴性。经多方、多法治疗乏效而就诊。戴裕光认为，治当祛湿为主，升降并用，寒湿并施，方予芍药汤加减：杭白芍15g、生甘草6g、枯黄芩9g、川黄连4g、晚蚕沙15g、焦苍术15g、淡干姜9g、肉桂4g、陈皮9g、川厚朴9g、荆芥9g、广木香4g、蒲公英30g、柴胡4g、升麻5g。药用黄芩、黄连、公英、蚕沙清热燥湿，苍术、干姜、肉桂温阳运脾燥湿，陈皮、川朴、木香理气降浊，柴胡、升麻量轻以升清，清升则浊自降，荆芥和胃散风，风行则湿去。湿为阴化，湿久必伤阴，故以芍药、甘草养阴固本。上方服药5剂，病去十之三、四，继以上方加减，共用30余剂，诸症若失。嘱患者禁嗜酒，少肥甘，以防复发。

    戴裕光还常常以脾胃之功能来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认为脾胃健旺，虽病重而阴阳气血可渐次复来，正气渐盛病可转轻而向愈；若脾虚胃弱，虽病轻而气血日渐亏乏，正气日衰，病可转重而疾深。

    八、滋养肝肾，精足神旺

    戴裕光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阴精"，尤其是肝肾之阴，在人体生理、病理上具有重要地位。

    "阴精"的损伤与否及损伤程度的轻重，对疾病的预后、转归具有重要意义，能否保养"阴精"则对人体之生长、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内经》"阴精所奉其人寿"这一论述尤有所悟。

    戴裕光融会经旨，贯通众家，远宗朱丹溪之"阴常不足"之说，近接叶天士保津养肝贯穿整个温热病之始终之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滋养肝肾之阴"的学术思想。"肝肾之阴"属精髓，盖肾藏精，肝藏血，精血皆属阴，且彼此互生，一衰俱衰，一盛俱盛，即：乙癸同源，故肝肾之阴常相提并论。精乃髓之源，髓能充脑、壮骨，精亏则"髓海不足，脑转耳鸣，胫酸眩冒"；肝肾同居下焦，"精髓"常静而不动，为阴中之至阴，是人体阴中之根本。

    戴裕光临床上推崇朱丹溪"阴常不足"之论，认为人多动少静、郁怒等七情失调、五志化火等均多耗伤阴血，伤及五脏之阴，尤以肝肾之阴为主。由于肝肾之阴是人体阴中之至阴，因此，慢性耗伤的杂病伤阴，以伤及肝肾之阴为主。以此可见，养肝肾之阴实为治疗杂病的治本之法。另外，肝肾之阴不足，可以导致他脏病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亦应从滋养肝肾着手。如"木火刑金"之咳嗽、咯血、胸痛，常用滋阴以清金降逆，壮水以清火化痰，使金水相生而诸病皆愈。又如对"心肾不交"、"坎离失济"的心烦不寐证戴裕光常先滋肾水，待在下之肾阴得充，肾水上承，坎离既济，则心烦不寐自已。

    戴裕光选用滋养肝肾的药物亦别有所悟，认为除肝肾阴精大亏需选用大量滋腻厚味，以复其已耗之精外，一般肝肾阴亏者，只需选用滋而不腻之品，如女贞子、旱莲草、沙苑子、桑寄生、山萸肉、桑椹子、杭白芍等即可，慎用滋腻厚重之品以防滋而碍胃，腻而滞气，脾胃失健，后天乏源，先天失养。戴裕光基于以上观点，能灵活运用滋养肝肾之法，达到既滋养了先天（肝肾）又不碍后天（脾胃）的理想境地。

    如治疗叶某，女，28岁。因四肢关节酸痛，颜面蝶形红斑半年而就诊。皮肤科已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曾用"强的松"、"雷公藤多甙片"等药治疗，效欠佳。随求就于中医治疗。初诊症见：四肢关节酸痛，自汗出，神疲乏力，夜尿频多，易感冒，纳食尚可。颜面有蝶形红斑。舌苔薄腻，舌质偏红，脉细略数。实验室检查：血沉96mm/h，类风湿因子：阳性，抗"0"<500单位，血中查到"狼疮细胞"。

    戴裕光认为该病属中医之虚劳，阴疮等范畴，多为肾精不足，痰热内阻，血热蒸沸所致。治当益肝肾之阴为主，辅以凉血、化痰、清热、解毒，方用六味地黄丸加味：生熟地各12g，山萸肉9g，淮山药15g，桑寄生15g，女贞子12g，旱莲草30g，仙鹤草30g，泽泻12g，丹皮9g，茯苓12g，桑叶30g，天花粉12g，杭白芍15g，生甘草4g，柴胡4g。方中六味地黄汤滋补肝肾，补而不助邪，泻而不伤阴；二至丸合桑寄生以助滋补肝肾之力。柴胡量轻为引，引药入肝肾；桑叶清肝、平肝、散风；天花粉化痰养阴；芍甘汤养阴柔肝、阴足则火自降。服上方5剂后，症状有减，后在前方基础上加减进退，共用近百剂，症状若失，复查血沉：18mm/h，血象正常。后以六味地黄丸长期服用，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九、清化痰热，邪去正复

    痰是津液不归正化所致，既是病理性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痰常与饮相合而称痰饮。

    实质上痰之与饮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虽同为津液所化，但痰质稠厚为热化而成，饮质稀薄为寒化而成。戴裕光认为痰热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痰热胶结之程度与疾病的转归、逆顺、进退具有密切关系，故临床非常重视对痰热的治疗。

    温热时病，痰与热每多易于相合，痰与热胶结一起，增加了疾病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轻则肺胃气阻，络气失宣，重则蒸迫心神，为蒙为瞀，甚则扰动肝风，为闭为痉。温邪首犯肺胃，肺居上焦，为贮痰之器，胃居中脘，为蕴热之所。温热为无形之邪，必依附于有形之痰，始能猖獗，因此，痰热在温热病的发病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鉴于以上认识，戴裕光在治疗温热病时，尤擅用清化热痰之法，认为祛有形之痰，则无形之热势自孤。

    杂病之痰，生成原因众多，或脾虚不运，聚湿为痰；或虚火内灼，炼液为痰；或火热熏蒸，煎液为痰等等。戴裕光认为：杂病之痰亦多是痰热为患。虽湿聚生痰，初非痰热，但痰蕴日久亦可化热，终为痰热。因此，杂病之痰戴裕光亦多从热痰而治。

    戴裕光治痰，避其伤津耗液，助火伤阴，反对一味的消之、化之、燥之，而是选用甘润养阴、生津滋水之化痰之品，以达水充则火降，阴足则金润，火降则痰去，不治痰而痰自化。临床常用清化热痰之药如天花粉、瓜蒌皮、海浮石、鲜竹沥、象贝、郁金、竹茹、菖蒲、天竺黄等，由于戴裕光深知痰之常变，领悟治痰之旨，即清火（热）而不伤阴，养阴而不滋痰，临床擅用此法，急去留痰，屡获良效。

    如治一李姓"脑瘤术后"患者，男性，38岁，症见：形体肥胖，周身肿胀、走窜疼痛，胸部如束，下肢强硬，坐立不稳，不能自行行走，苔厚腻，脉滑。戴裕光认为其为痰热为患，兼有肝肾亏虚，治以清热化痰，兼以补肝肾，方予温胆汤合二至丸加减：天竺黄9g，半夏12g，陈皮12g，茯苓12g，竹茹12g，牡蛎30g，枳实9g，女贞子12g，旱莲草18g，桑寄生15g，怀牛膝12g，广郁金9g，瓜蒌皮根各12g，甘草4g。加减治疗近3月，症情大减，已基本能生活自理。

    十、顾护阳气，脾肾为先

    经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戴裕光临床中亦非常强调人身之阳气，尤其是脾、肾之阳，深信"阳来则生，阳去则死"。同意张景岳的观点："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临床善用干姜、肉桂、附片、桂枝、益智仁、补骨脂、仙茅、仙灵脾、巴戟天等温通脾肾之阳的药物。尤善用干姜、肉桂，一温脾阳，一助肾阳，脾肾阳旺，则诸阳均盛。戴裕光对附子亦情有独钟，认为补阳、温阳最有力者，莫若附子，其喜用附子，善用附子，不仅症见面色苍白、汗出溲清，舌淡、脉沉等阳虚重症，大胆使用附子，在虚阳浮越之虚寒证，在认证准确后也重用附子，常佐龙骨、牡蛎以敛浮阳或加用白芍以制亢阳。对于湿盛之证，亦多用温阳之品，认为"湿非温不化"。既使对于湿热之证，戴裕光亦常在清热燥湿的同时佐用干姜，以防药过病所损伤脾阳。因此，处处顾护脾肾阳气的思想亦是戴裕光重要学术观点之一。

    如治疗一樊姓患者，男性，58岁，确诊"胰头癌"2月，症见：腹部疼痛难忍，纳食少香，恶心欲呕，周身及巩膜黄染，晦暗，下肢水肿，腹胀，矢气少，乏力神疲，尿少色黄。为脾肾阳虚、寒湿为患，给予桂枝汤、附子理中汤、吴茱萸汤、胃苓汤合方加减：制附子（先煎）12g，干姜15g，炙甘草6g，吴茱萸6g，半夏12g，大黄4g，苍术15g，陈皮9g，厚朴9g，桂枝15g，牛膝12g，茯苓24g，党参2g4，大枣15g，牡蛎30g，白芍18g，生姜5片。五剂则黄退大半，纳食有增，2月后疼痛、黄疸消失，纳食基本正常。

    十一、上下反治，重视整体

    戴裕光强调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临证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一如：症见咳喘、气急、气逆、胸闷、烦燥、口渴、小便不畅、甚或癃闭、或周身水肿、咽喉疼的风水证，多用开宣肺气法（即"提壶揭顶"法）。上窍通，则下窍利，而肿自消，正如《医贯》所讲"凡水道不通者，升举肺气，使上窍通则下窍通。为水注之法，自然之理"。朱丹溪亦讲"吾以吐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上窍闭则下窍无以自通，必上窍开而下窍之水出焉"。

    再如因肺气郁闭而致的大便秘结，多用开宣肺气而获效。

    三如治疗咽痛、头痛，属浊气上逆而致者，用大黄、蚕沙等以导大便降浊，从而达釜底抽薪之目的。

    四如咳喘气急，痰浊壅盛，不能平卧，则用通腑降浊之法，下窍通，浊气降，则咳喘平。治实证是如此，治虚证亦是如此。如对老年性便秘用益气升阳法，使清阳升则浊阴自降，便随而出。

    再如虚火咽痛及口腔溃疡，通过滋补肾阴，阴复则上症自愈。

    戴裕光这一上下反治，重视整体的治疗方法，临症举验，每获捷效。

    如治疗一陈姓"突发性耳聋"患者，女性，40岁，症见：耳鸣轰响，听力下降，心烦急躁，月事延后七日未至，舌红，脉涩。证属肾虚耳聋，治以益肾，平肝，通经，方用二至丸加味：桑寄生15g、女贞子12g、旱莲草24g、沙苑子15g、桑叶12g、决明子12g、当归9g、白芍15g、川芎9g、泽兰12g、茜草15g、香附9g、青皮9g、甘草4g。戴裕光给予桑寄生、女贞子、旱莲草、沙苑子等滋补肝肾，佐以桑叶、决明子等平肝、散风，配以和血理气调经的当归、白芍、川芎、泽兰、茜草、香附、青皮等以通经，三剂则病愈。

    再如曾治一全身浮肿患者，男性，18岁，症见全身浮肿，下肢为甚小便量少、发热、恶寒、咽痛，脉浮。患者属病在下而因在上，治予宣肺利水，提壶揭盖，给予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麻黄6g、连翘9g、赤小豆30g、竹叶12g、扁豆12g、桔梗9g、杏仁9g、车前草15g、白茅根15g、益母草15g、生甘草4g。水煎服，三剂则尿如泉涌，寒热退，七剂则肿消病瘥。

    十二、善用经方，老而不泥

    戴裕光临床举证灵活，熟用、善用经方，且常变通组方，老而不泥。

    戴裕光认为组方的关键，在于方药的配伍及所针对的病机，故每临证必反复推敲，常以经方中一方或数方化裁组方。

    如治疗一汗证患者，女性，50岁，症见：自汗，盗汗，动则益甚，烦躁，不寐，断经2年，潮热，舌红，脉弦。证属脏躁，虚实兼夹，方予小柴胡汤、桂枝汤、甘麦大枣汤合方加减：生龙牡各30g、柴胡12g、半夏12g、桂枝9g、白芍12g、生姜3片、炙甘草9g、大枣15g、浮小麦30g、党参18g、黄芩4g、女贞子12g、旱莲草24g。加减治疗一月而愈。

    戴裕光不仅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对现代医学亦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认为处方用药既要吸取经方之精华，又要采纳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只有如此，才能提高临床效果。

    如在乙肝治疗中，常在辨证用药基础上，加上猪苓、茯苓、菌灵芝等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含有粘多糖类药物以提高非特异性免疫机能。又如在肝肾阴虚型冠心病治疗中，常选用具有扩冠降脂作用的桑寄生、何首乌、山楂等药，而避用具有缩冠作用的生地。

    十三、衷中参西，用夏变夷

    戴裕光认为，中医和西医作为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二者之间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作为中医，有必要学习西医的长处，并借助西医之长使中医之长得到更好的发挥和提高，使中医之短得到更好的修正和完善。

    西医的辨病论治，是建立在病因、病理、生理、病理解剖等基础上的，以临床客观检查指标为依据，故观察较具体、细致、特异性亦较强。

    而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的，全面收集、分析各种证据而作出诊断，它把人体看作一个和自然界息息相通的统一整体，故把调动、扶持、恢复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调节能力作为治疗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以顾护正气为出发点，并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在诊断和治疗上比较全面、灵活、注重动态变化。

    西医的病是不变的，既使变亦是量变（由轻转重或由重转轻）或并发症的发生，而中医的证是变化着的，中西医作为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戴裕光认为"中西医结合"已研究几十年，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戴裕光注重中西医结合，反对"穿靴戴帽"的"中西医结合"，认为中西医结合必须是在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指导，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进行研究。

    如果抛弃中医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完全用西医的一套来代替，不但不能发展中医反而会妨碍中医的发展。

    戴裕光注重中西医结合，但强调必须以中医为主，以中医为本，反对废除中医理、法、方、药的理论，舍弃辨证论治特色，简单的以西医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医研究和临床。

    戴裕光常说："用中药治病，辨证论治要用中医药理论指导，同样用西药治病，要用西医理论指导用药"。中医更多的强调是功能，若以简单的生理解剖方法，在死人的躯体上求证活人的功能，则如胶柱鼓瑟。（整理：张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