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亚人的变身手镯:经济学不是数学，而是一门“人”学

第一节：数学并不能够推导一切

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最热心的是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结合起来，以期建立更多谁也不懂的所谓的计量模型。他们把人与人之间鲜活的关系，当做了冰冷的数量关系，以此来验证他们的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将它交付于实践。

物理学家们常常摆弄玄虚说：“电子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在”， 所指的是一个电子以奇特的分身术穿过双缝，它的波函数自身与自身发生了干涉，在空间中严格地，确定地发展。在这个阶段，因为没有进行观测，说电子在什么地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它的概率在空间中展开。然而在那以后，当我们把一块感光屏放在它面前以测量它的位置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电子突然按照波函数的概率分布而随机地作出了一个选择，并以一个小点的形式出现在了某处。这时候，电子确定地存在于某点，自然这个点的概率变成了100%，而别的地方的概率都变成了0。也就是说，它的波函数突然从空间中收缩，聚集到了这一个点上面，在这个点出现了强度为1的高峰。而其它地方的波函数都瞬间降为0。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电子的波函数在一刹那发生了这样的巨变？原本形态优美，严格地符合薛定谔方程的波函数在一刹那轰然崩溃，变成了一个针尖般的小点。从数学上来说，这两种状态显然是没法互相推导的。

从这点可以证明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数学根本无法予以推导的。但这些迷信数量的经济学家们，当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套进模型里，并得到自己设计的模型的认可后，他们就更要进行经济预测，规划有关政策了。他们为自己的做派给出的解释是，这样做可以增强各类经济学科的精确性，增强制订政策和计划的科学性。

第二节：经济学不是数学，而是一门“人”学

但事实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恰好是反科学的，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经济学又岂能够脱离开人性呢？而人性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赖以存在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一切学说都应受到人们的批驳甚至唾弃。

但是艾伦·格林斯潘他似乎根本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虽然最近他仿佛有投降的迹象），在2008年3月《财经时报》的一篇由我们的前联邦储备局主席撰写的社评中，他承认确实曾经出现过“虚幻的快感”和“投机的高烧”。但是，他又写道：“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那些模型--包括风险模型和经济模型--虽然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仍然太过简单，以至于无法抓住真正驱动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变量的完整变化。一个能满足需要的模型，应该是从真实世界中的完整细节里提炼出来的模型。” 他显然是一个唯数学论者，一个唯科学论者，唯科学主义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艾伦的上述发言是不是从这句话里变化而来的）：“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但是事实上这个说法大谬不然。谬误并不仅仅是一些狂热的观念，它们常常富有“道理”而又看似逻辑严谨，只不过是忽略了一些因素。谬误的“头头是道”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这种政治支持足够强大，并最终将这些错误的观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或政府计划时，谬误所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这种托词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失效并引发灾难时常常可以听见。艾伦·格林斯潘的发言就说明了这个事实，那么头头是道的艾伦·格林斯潘理论里又到底忽视了一些什么因素呢？那就是人及其派生出来的人格这两个因素。

这里需要对数量模型和人这两个要素做一个辨证的分析，就正如我们在军事学上需要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做一个辨证分析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现实和理论中的基本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人才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理性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而数量模型就如同战争中的武器一样，它仅仅只是人所使用的工具而已。人不仅研制这些模型，而且还使用这些模型，人是数量模型的主人。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谈模型只谈模型两端的数据，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免要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深渊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起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更不是几个模型，几组数据。

至此，格林斯潘终于承认了泡沫存在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但他始终并不认为人是活生生的人，世界是活生生的世界，他认同的观点是，对具体行为进行分析的经济学数学模型是我们可以用来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同时，这些模型仅受制于我们所掌握的数据的数量和性质，以及我们本身所具备的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他似乎并不太愿意接受。事实上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又何止他艾伦·格林斯潘一个呀，很多经济学家似乎一直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虽然在特定的时点上有被认识的可能，但在绝对概念的世界里却具有不可被认识性，因此人所预备到达的理性所需要的信息总是不可能完备的。人因为生存的本能决定了人不可能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存在，他必须与外界联系，包括交往与交易，人的行为总是在自认为理性，但实际上却是盲目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更何况人不是无机物，人是有机的，他是由不确定的微观粒子和不确定的微观情感共同组成。这个时候也就决定了人的行为本是在具有“人格”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学既然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一门学科，那么怎么可以排斥“人格”这一客观存在物呢，怎么可以把精神要素剔除到比如交易这类人类活动之外呢？人类的经济活动怎么可能只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这两条曲线组成呢，经济学不是数学，它要研究的不是几个变量问题，它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人”与世界、“人”与“人”甚至“人”与自身的问题。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一门研究“人”如何进行交易，如何在社会里进行经济活动的科学。也正是由于艾伦·格林斯潘们的固执和乖张，也正是由于“人”受制于这种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教条，“人格”中的惰性，“人格”中的安于现状就暴露出来了。但讽刺的是抱定理性的艾伦·格林斯潘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人们对他的颂扬和崇拜，对他言论的遵从，这本身就是从众心理，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也正是这种非理性和这种非理性演化而来的价值观念的进一步教条。

又正是在这种已经教条化的在价值观里，人们不能够独立的理性的，去设法解决问题。在问题尚未引爆前，普遍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达尔文在1860年代受到的嘲弄，中国的彭德怀元帅和马寅初教授所受到的打击就是最要的证明，在这种教条下，如果抗议者上一次发出的是个错误警报，那么大众就会轻视后来的警报。就像《伊索寓言》里牧童屡次空喊“狼来了”，等狼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他。也正是人的这种盲从和教条化的价值观的压抑，丧失了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动力。进而更加重了我们的社会的危机。

不管有没有人相信，但今天“狼”还是终于来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推卸，不应是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某人，我们需要从最根本上找出问题的根源。一开始我们就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把我们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认识之路走偏了，也终于导致了对我们自己和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缺乏应有的、正确的和完整的认识，我想这才是这轮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