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reecstv imbatv: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判定西周诸王年的研究方法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4/30 20:02:09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判定西周诸王年的研究方法

陈久金

解决西周各个具体王年，是攻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现就攻克西周王年的工作成果，和解决的具体方法，作一简要介绍。

一、西周王年的现状和工程取得的成果

以往历史学家研究西周王年，主要依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1和古本《竹书纪年》2。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在编写《十二诸侯年表》时，是参考过先秦纪年文献的，故一般认为较为可信。《十二诸侯年表》（1）将中国的系统历史纪年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西周的执政官，将暴虐的周厉王赶出国都，由大臣共同执政，故称共和。

《史记》除记载幽王在位十一年，宣王在位44年，共和执政14年外，还载厉王37年奔彘，穆王在位55年，昭王在位19年，武王在位2（或4），成王康王虽不载在位年数，却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的记载。西周中期的四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没有在位年数记载，故《帝王世纪》3说：“自共王以下，四世年纪不明。”正是由于这“四世年纪不明”和成王、康王总年也不很明确，致使西周总年数和伐纣之年都不能确定，这是中国历史纪年中一项极大的遗憾。

古本《竹书纪年》又称《汲冢周书》，虽见于晋代出土的墓葬，它却出于战国时魏安嫠王的墓，由此判断，它应该是战国时记载下来的历史纪年，应有相当大的可信性。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西周的诸王纪年，与《周本纪》没有矛盾，这说明《周本纪》的纪年已大体得到傍证。遗憾的是，所记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几乎没有多少补充。令人关注的是，其有西周总年为257年的记载（即西周开国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历史文献关于西周总年的记载仅此一见。所以，以往的历史纪年表中，往往有以公元前1027年作为西周的开国之年，即源于此。

但是，以公元前1027年作为西周开国之年有许多不妥之处，首先是西周12王计在位257年，平均每王在位仅21年，比历代诸王在位平均年数略低；另外，若要将前1027年作为西周开国之年，就非将穆王在位之年减至40年以下，这与文献记载不合；再次是前1027年这个年份的天象历日，既与《国语·周语》4 伶州鸠所述天象不符，又与《尚书·周书》5“武成”历日不合。尤其是后者，曾为上古多种文献所引用，其为当时真实的历史记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故西周开国之年就不得不重新考虑。

另外如今本《竹书纪年》等，虽然号称《竹书纪年》，并载有自黄帝以来包括西周各王的完整王年，它实际只是宋人的伪造，并不可取。

自西汉刘歆开始，历代都有人利用各种方法推算西周王年，其中最可信的当然是借助于历法推算所在年的历日相合。经统计其研究结果计有44种之多 6。他们所用方法各有优缺点，总的说，所用天文数据不精，手段单一，致使结果没有圈套的科学依据和可信度。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研究上，为了取得比前人较大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较大改进，其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1、系统开展对西周王处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以往各家说法提出一个较为科学和客观的评价。2、开展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寻找更多的与西周王年有关的历史文物资料，为解决西周王年的难点提供证据。3、改进测年仪器调设备和天文计算精度，为解决纪年难点创造必要的条件。4、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发挥各自优势，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5、在借助于天文历法手段，提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西周诸王王年。夏商周断代工作成果《简稿》7，将推定西周王年的依据总结为如下七个支点：

西周晚期：（1）吴虎鼎的研究

（2）晋候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3）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4）虎簋盖的研究

（5）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6）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的昭王之年

（7）《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可以说，前人在研究西周王年时，没有能够注意到或者正确地利用这七个支点。夏商周断代工程由于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七个支点，利用迄今为止所有66条西周四要素历日具全的记录，妥善地推导出一个西周王年的科学组合，得到西周王年如下：

武王公元前1046－公元前1043年

成王公元前1042－公元前1021年

康王公元前1020－公元前996年

昭王公元前995－公元前977年

穆王公元前976－公元前923年

共王公元前922－公元前900年

懿王公元前899－公元前892年

孝王公元前891－公元前886年

夷王公元前885－公元前878年

厉王公元前877－公元前842年

共和公元前841－公元前828年

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

幽王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年

二、考古新发现为解决难点提供了证据

利用西周金文中四要素俱全的记录推定西周王年，是系统地解决西周王年的惟一手段。自古至今研究西周王年的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也都是这么做的。利用四要素俱全的金文记录，为什么能推定西周王年？现举例说明：我们在古代墓葬中或流沙坠简中，常常可以见到某皇某年某月某日某干支的记载，查陈垣《中四回史日历》 8，常可证实其完全相合。有时所载，缺少具体帝皇名称，而其他俱全，遇到这种情况，只需参照墓葬其他文物文献定出大致的年代，再利用《中西回史日历》或有关朔闰表，也可准确地推定其王世和王年。西周金文四要素俱全的记录，便与后者相类似。

1、科学的《西周铜器分期断代表》的产生

所谓西周金文中的四要素，是指王年数、月数、月相和日的干支。比较遗憾的是这些金文记录，几乎一律不载王名，除少数金文可以从文字的记载中判明其王世，其绝大多数都是王世不明。如果王世不明，用其随意安排王世以求金文历谱相合，这就违反了科学事实而带有主观性。以往许多金文历谱所推定的王年，所以不可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金文器物的王世判断不准确。王世不准确，所得结论就完全谬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金文历谱之所以较为可信，正是由于它严格以金文学家对西周铜器的最新断代为依据，经过许多专家的数十次研讨达成共识所推定的结果。具体说，我们所依据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历史研究所李学勤，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故宫博物院刘雨，北京大学裘锡圭，四川大学彭裕商等诸位教授共同判定。以往关于西周王年研究可以说全都是个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夏商周西周王年研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科学和严谨。

所谓西周青铜器月相名词，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以往虽然大家都认为这些名词是月相，但各人定义不同。早在两汉时，人们对霸字就有明、暗两种解释，由此导致既生霸、既死霸各为上半月和下半月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西汉刘歆用历法来推定伐纣之年《武成》历日的方法是可取的，但由于所定死霸朔、生霸望的概念错误，导致整个结论的错误，故刘歆所推伐纣之年为前1122年的说法也就不可信9。而正是由于刘歆所推伐纣之年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相差几近100年，为后世伐纣之年研究增加了更多的混乱。

由于《周书·武成》等篇中示出现初吉这个名词，故刘歆没有涉及初吉。但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多载有初吉一名。后世陆续出土的西周金中更有大量初吉一词，几达成其他三个名词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总和。至20世纪初王国维便突然悟出了这四个名词为一月四分中的各段的名称。各占四分之一月10。这个观念在当今的历史界影响很大。一些人把它看作是星期制度的早期形态。20世纪曾经有好些学者依四分月说推算金文历谱，但很难得到较为理想的为大家所接受的金文历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有一月四分的记载，王国维提出的一月四分的证据并不充分，从而西周行用一月四分纪日的假设难以成立。

在天文史界，解放前也有少数人支持四分月说，日本新城新藏就是一人代表11。但自薮内清主张一月二分之后，就很少见有人再用一月四分说了12。所为一月二分，是指以初见新月之日即农历初二或初三为每月的第一天，又叫日。自日至月圆之日，称为既生霸。月初亏之日称为既望，自既望至月光隐没不见即朔日，称为既死霸。夏商周断代工程据新近出土的66条四要素具全的史料，经过充分研究讨论之后，基本上采纳了这个观念。至于初吉，经过内部充分讨论，大多数都支持将其限定于十日之内，即实际采用黄盛璋的“初干节日”说13。

2、吴虎鼎等器铭对生霸死霸月相位置的论定

吴虎鼎出土于1992年，但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后的1997年，除锈时必发现铭文：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中刺王命……

生王只称王，不用王号，但吴虎鼎在记载生王的活动时，还记载了两个宫殿的名称，即康王宫和夷王宫。这两个宫名的出现，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在制作吴虎鼎时，已有了夷宫，即肯定是在厉王以后。文中还重申了刺王的命令，刺王即厉王。又文中载有十八年，西周厉王以后仅宣王有十八年，故知吴虎鼎非宣王莫属。据《十二诸侯年表》，知宣王十八年为前810年，借助于张培瑜《先秦史历表》14，可推得此年十三月丙为定朔10日。它证实了既生霸一定可出现在10日左右，从而可以下结论说，刘歆的死霸朔生霸望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学术界有人信刘歆说，至此便没有理再争论下去。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吴虎鼎作为七个支点之一的道理所在。

其实，可以确定为宣王时器的还有兮甲盘等，兮甲盘载“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据历表同样可推得宣王五年（前823）三月庚寅为24日，即既死霸可以是24日，在下半月而非上半月，正与吴虎鼎相一致。

李学勤先生在《吴虎鼎研究的扩充》一文中说：

“我在《吴虎鼎》考释中指出，吴虎鼎铭文有明确内证，无疑属于宣王。……先从玛鼎谈起，……《汉书·艺文志》有《史籀》十五篇，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 ’。鼎铭史留，地位在内史之上，……因此，玛鼎当在宣王世，信而有据。……玛鼎十九年四月……辛卯十八日，正合于既望。继看此鼎……此鼎铭文与吴虎鼎酷似，……此鼎十七年十二月相当《历表》次年正月癸丑朔，乙卯初三。按初三为，月魄已生，据本名可云既生魄。”

“同时，我们还获知，既生魄在当时可早到初三日，这和《礼记·乡饮酒义》“月者，三日成魄”，《白虎通义·日月》“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和马融《尚书注》所说：“魄，也。谓月三日始生，兆，名曰魄，”是完全符合的。15。”

李先生举玛鼎载史留，因《汉书》明载史留为宣王太史，故玛鼎无疑是宣王时器。推得既望辛卯为18日，右证既望当在18日前后。18日前后为初亏也。李先生继述器形文字与玛鼎酷似的此鼎，当亦为宣为时器，由此可推得此鼎17年12月既生霸乙卯为3日。由此李先生肯定地说，既生霸可以是3日，与相当。这一结论非常重要，由此长期被史学看好的四分月说终于被彻底否定。

20世纪90年代晋侯苏钟的出土，1996年北京琉璃河遗址成周甲骨的发现，1997年在沣西遗址中商周文化层分界界限的发现，都为解决西周纪年难点提供了佐证。

三、仪器设备和计算精度的改进是解决西周纪年的必要条件

在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作研究规划是，就对放谢性同位素C14测年技术寄托较大的希望。C14测年的技术，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误差较大，主要用于史前考古，精度在百年量级。为了适应工程的高精度要求，需要改造原设备，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利用树轮校正技术，常轨测量精度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精度达到0.5％。

1、晋侯苏钟铭文证实厉王在位37年

利用改进后的C14测年解决高精度技术测年的第一个成功先例是晋侯苏墓的测年。晋侯的苏墓曾出土有十六件编钟，有铭文355字，并记有七个历日和五个记时词语，为迄今为止所见金文之最有价值的一组16：

唯王卅又三年

正月既生霸午

二月既望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晋侯苏墓为西周晚期墓没有争议，但文中所载“唯王卅又三年”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则发生很大争议。达不成一致意见。后经过晋侯苏墓中的木炭样品作常规C14测年，得到墓葬年代为前808＋8年。又用加速器质谱计对墓中木炭和祭牲样品测年，分别得到前830－前802年和前824－前798年，表明晋侯苏墓的入葬年代在宣王十余年，那么墓中编钟所载王33年，必为厉王纪年。《十二诸侯年表》虽有记载厉王37年奔彘，但《卫世家》的纪年似与厉王在位37年有违，致使厉王在位是否有37年长期得解决。以厉王在位37年奔彘计，查《先秦史历表》得晋侯苏墓既生霸年14日，二月既望辛卯18日，二月既死霸壬寅29日，六月初吉寅7日，正与月相相合。此正是工程将晋侯苏钟作为解决西周王年第二个支点的道理所在。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早就主张晋侯苏钟之三十三年为厉王纪年，但他主张厉王实有37年而不与共和重合一年。推得正月既生霸戊午8日，二月既望壬寅23 日，二月既死霸祭卯24日（二月相干支对调），六月初吉寅朔日。马先生所推结果虽也与月相相合，但据马先生的主张，那么厉王37年就无法安排善夫山鼎正月初吉庚戎的干支历日，该器同样不合于宣王37年。故知共和元年应该就是厉王37年。另外，若以马先生的意见，那么伯父、盘、番生壶等都没有王世可以安排。

马承源先生在《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中“未能合历器的分析”部分说：

“例如番生壶、伯父和山鼎，这三件器都是属于西周中晚期的，三器的纪年分别为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和三十七年。西周中期仅孝王为二十六年（文中马先生主张孝王在位26年），西周晚期厉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六年。这些器，只能在以上三个王世中去合历，我们分别检查了这些王世的月朔，……这些器的纪年之长应该合於以上王世，但是在《合朔表》中绝不可合。……结果发现不能形成合理的组合，或者根本不能形成组合。因此，这些器也被排除在测算的历日之外，而不能作任何的误差校正17。”

李学勤先生在其早先撰写的《善夫山鼎与西周年历问题》中同样也遇到了这个难题，李先生说：

“上述三种金文所纪年历是：

番生壶六年十月初吉已卯

伯父卅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善夫山鼎卅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都与厉宣两世年历不合，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可用铭文有误来解释。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承信西周晚期还有一个在位超过三十七年的王。……这样，夷王应在位共三十九年，其元年是公元前917年。西周晚期夷厉共和宣幽的年历，由此可得确定18。”。

李先生用加大夷王王年的办法来解决三器月相不合的矛盾，当然也是一条出路，至少比马先生弃之不顾要好一些。但是，将夷夷王元年定为前917年，就势必抛弃了 “天再旦”为日食的观点，同时将克商之年限定在前1050年的范围之内也成为不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些事实，李先生在1999年再撰《善夫山鼎年世的确定》一文，他说：

“善夫山鼎不能太晚，置于厉王末年是合宜的。……把善夫山鼎排在厉王三十七年，在历日上是否妥当呢？按照厉在位三十七年，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的思路（李先生接受了笔者的意见），在国人逐厉王之前。”

事实上，《周本记》明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于彘”，当年作为共和元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将共和元年作为厉王37年，不仅使得山鼎月相相合，为马、李年感到困惑的另外两折即伯父和番生壶，其月相干支也都可相合。与山鼎相同，得番生壶十月初吉已卯为朔前二日，得伯父八月既死霸辛卯为二十日。顺便指出，既死霸二十日仅合于一月二分，而不合四分说。这也是西周纪日不用四分说的又一证据。

2、碳十四测年将克商之年范围缩小到30年

为了给西周开国之年确定一个可能的年代范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了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和周源沣西遗址的有计划发掘。琉璃河遗址M1193号墓中出土克等器上载有如下铭文：

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

大保即召公，为成王时三公之一。《燕世家》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即是指此。因需主持朝中政务，召公未就国，由长子克代之，为第一代燕侯，对 M1193椁木作常规C14测年，得为前1000＋15年，为第一代燕侯去世之年，若其继位时为30岁左右，以在位40余年计，那么西周建国之年当在前 1050年之前，。由于70多岁已属古稀之年，西周建国之年超过前1050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早在武王克商以前，文王就已迁都于陕西长安沣西。克商之后，仍然作为都城使用。这就可能出现商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97年，沣西遗址的发掘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灰坑，能够反映出商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

最底层H18由四个小层构成，发掘出包含有木炭、兽骨、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它属于先周文化的最晚期。在其之上的下部，也由四小层组成，时代当属西周初期，叠压其上的H16、H11属西周早期，H8和H3当属西周中期，其中每一个层位，均出土有可反映出各个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H18和T1的分界处，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出商周文化的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剖面。利用C14测年，得到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50－1020年。这一结果，将克商之年的范围从100余年缩短到30年，从而排除了以刘歆为代表的长年说，为进一步精确考定克商年代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3、利用天再旦记录确定懿王元年

日食是一种异常天象。日食的推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主要决定于太阳、月亮运动位置的推算精度。而太阳的运动位置，实际上是地球速率加快、地球自转有速率减慢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不规则的，只能作出经验改正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经过人们多年的努力，已能较准确地掌握公元前8－前10世纪月亮、地球速率变化的改正值，从而可以较准确地推算这个时期日食的发生善。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0－前8世纪，就有人指出，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西周懿王元年日出之际发生日全食所观测到的天象，天再旦即天亮了两次。郑即西周都城今陕西华县或风翔。夏商周断代工程曾对1997年3月9日发生在新疆北部黎明时的日全食组织人力进行观测，证实了天再旦为日全食纪录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这是推定西周王年的第三个支点。原本《帝王世纪》说自共王以下四世年纪不明，现借助于“天再旦”启示推定懿王元年为前899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突破。据金文学家的研究结果，一般都判定师虎簋为懿王时器，其铭文有“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井伯人右师虎”。据公元前899年，可推得6月甲戌为19日，正符合既望初亏的月相，由此更证实懿王元年为前899年的可信度。

四、多学科合作研究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1、彭裕商的解释构通了定点说与分段说之间的关系

系统研究西周王年，可以明显地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优势，它很好地反映出历史学、考古学、C14测年技术与天文学密切合作的前提下解决了前人没有很好解决的科学难题。前面所介绍的从晋侯苏钟的考古、测年与天象历法等综合研究等，就是以反映出这种多学科合作所取得的前人难以取得的成果，开展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更可以体现也多学科合作的优势。在求得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2年之后，据《周本纪》穆王在位55年、昭王19年、成康合计40余年，武王2－7年，克商之年似乎很易解决，但是，这个结果与《竹书纪年》所载西周总年却存在巨大的矛盾，几乎没有可以协调的余地。即使按穆王55年，昭王19年，成康40年、武王2年计，克商之年也应在公元前1033年之前，而不是《竹书纪年》所载前 1027年。

这里必须指出，人们一直都是十分看重古本《竹书纪年》的，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年表，也曾使用公元前1027年作为克商之年。即使在夏商周工程的专家们蹭，仍然还有一些人坚信前1027年为伐纣之年。他们认为，《武成》月相历日是否相符，可以不用去管它，因为《武成》很可能是伪书，是后人编造出来的。

《古文尚书·武成》有如下三条月相历日记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既死霸

粤五日甲子

惟四月既旁生霸

粤六日庚戌

其中旁为靠近、刚才之义，实即既霸的下一天。在武成历日的记载中，记日均以既生霸、既死霸为定点，那么，既生霸、既死霸必为每个月中各个时段的初始之日，故有既死霸粤某日和既旁生霸粤某日的纪日方法。彭裕商先生还特别注意到《武成》纪日干支在月相名词之前，而金文则将干支置于月相名词之后，表明《武成》月相名词为定点，而金文月相名词之后的干支，实即在干支前省略粤某日几个字。我们赞同彭先生的解释。对于《武成》历日的真伪，因《汉书·律历志》引用了这些历日干支，而且又与《逸周书·世俘》历日全同19，故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些史料最为可信，必非伪托。工程采用了多数人的意见。

2、对前1027年为伐纣之年做出尝试性的解释

为了寻求西周总年与《武成》历日不能相容的解决办法，笔者曾作过多种尝试。当然，若取克商之年为前1027年，那么既生霸必定在下半月，既死霸在上半月，月相干支不合当年天象。但是笔者却同时发现若取伐纣之年为前1026年，则《武成》月相干支便要可大致相合。如果其他历日天象等也能相合。则一年之差似乎也可用接位之年计算误差来解释。检验的结果是，以前922年为共王无年，取穆王在位39 年，昭王19年，成康在位42年，其月相历日也能大致相合。只是穆王27年卫簋之既生霸要迟到18日，康王十二月《毕命》六月庚午为6日，已不是新月而接近上弦月了。与此同时，文献所载伐纣天象如岁在鹑火等也都不合。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学者并不想接受这一事实而别寻其他最优解。

3、确定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的最优解

我们可以先做出一种估算，以共王无年前922年为计算起点，穆王55年，昭王19年，周公执政7年期间因有平叛的军事活动不算安宁，再加40年成康安宁时期，再加武王在位3年左右，便可推得克商之年肯定要早于公元前1027年。

经过反复计算和多方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公元前1046年作为克商之年的最优鲜，其理由如下：

（1）合于有关西周的历史纪年。前已述及，将共王元年选定为前922年，是将懿王元年天再旦确认为黎明时日食天象及必须安排好赵曹鼎、卫器组、休盘等月相干支的必然结果，除此没有别的选择。穆王55年（取穆王当年改元）、昭王19年见于《周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取康王、成王计在位47年，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定刑错四十年不用”最为接近的年数。至于武王在位四年，那是《武成》月相历日为定点必然结果。只有前1046年，才能符合既生霸为初见新月之日，既死霸为初亏之日的要求。而克商之年一旦确定，成王元年便由《召诰》成王七年三月丙午决定。

（2）合于《武成》月相历日定点纪日的要求。西周初年以初见新月即日为每月的第一天，自这一天起，也就是既生霸的开始。下半月自初见月亏之日为第一天，也就是既死霸的开始。《武成》纪日，以既生霸为上半月第一日，以旁死霸为第二日，既死霸为下半月第一日，旁死霸为第二日，其纪日顺序便以既生霸、既死霸或旁生霸、旁死霸为起点，以“粤某日”纪日。公元前1046年的正月，以癸为朔日，以19日辛卯为初亏之日，以20日壬辰为旁死霸。二月为癸卯朔，18日庚申初亏为既死霸，越五日22日为甲子，为灭商之日。四月壬寅朔，3日甲辰为初见新月之日，即既生霸，下一日乙已初四为旁生霸，越六日初九为庚戌。这些均为定点月相，可作为纪日的起点，故不是克商之年。若以刘歆死霸朔，生霸望的观点来解释，虽可作为纪日之起点，但前已证明这种观点与近年出土金文资料相违，不可为训。这是推定西周王年的第七个支点。

（3）合于《国语》载伐纣天象。《国语·周语下》引伶卅鸠曰：“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刘歆研究克商之年时，曾引此天象为凭证，后世一些学者也将其作为研究克商之年的依据。讨论之前，首先应分辨清这些天象的名称。岁即岁星，鹑火，析木十二星次之一，鹑火为柳星张三缩，析木为尾箕斗三宿。日在析木之津，即是说太阳正处在析木这个天区，天河的边沿附近。天驷有两种说法，《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均说“汉书中四星为天驷，”即天驷位于营室附近的天河中。刘歆世经则认为天驷为房宿，笔者以为以《天官书》的说法为是。辰为正月日月相会之处，斗柄即南斗之斗炳，是说正月合朔之时，太阳和月亮正相会于南斗斗炳之处。星指晨星即水星，天鼋即女宿。由此看来，除岁在鹑火之外，这些天象均在北方七宿的斗女二缩附近，仅月在天驷略偏东一些。那么，它所表示的，只是周正一月月初时的实际天象，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月在天驷即汉中四星处，正反映出正月初二初三时（即日）月偏离太阳以后的方位。

对于“岁在鹑火”这一特殊天象，经实际推算，在公元前1020至1060年之间，只有前1022、前1034、前 1046、前1058年合于岁在鹑火。故我们说，据天象纪录的综合考虑，应以前1046年为最优解。克商之年岁在鹑火的说法，见有多处文献记载，它也许是当时实际天象纪录。鹑火属周之星土分野，据星占说，岁星所在分野之国战则有利，可以得土。可能正是依据这些早期的实际天象，后世术士才建立起一套星占学理论。

（4）、与《逸周书·小开》月食纪录相合。《逸周书·小开》载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有的学者解释为一次月食纪录。据《周本纪》，文王在位50年，受命后七年崩，武王在受命后十一年伐纣，那么文王35年至伐纣共19年，文王35年当为公元前1065年。据精密推算，公元前1065年3月13日确实有一次月全食，此也正与《小开》月食纪录相合。

（5）、合于考古和C14测定的年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简稿，沣灰坑年作C14测年得克商介于前1020－前1050年之间。殷墟四期（即商末期）甲骨C14 测得范围为前1080－前1040年。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即第一代燕侯墓）时为前1040－前1006。曲村一期一段（第一代晋侯墓时期）为前1020 －前970年。对这些与克商之年有关系的遗址C14测年所作综合分析，正与推定的前1046年克商之年相对应，它正合于C14测定的无商之年的范围。故经过综合分析，所以做出判断，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的最优解。

五、懿王孝王夷王王年的论定

我们在排比西周铜器的王世时，主要依据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表》20。在懿、孝、夷三王期间，该表中列有十三年无簋和十三年壶，均分配在中期后段，无簋试诽在懿王，壶试排在孝王。而当据晋侯苏钟决定了厉王在位37年和据“天再旦”为前899年日食后，厉王元年为前877年，懿王元年为前899年。这就是说，懿孝夷三王在位的总年仅22年，三王在位的年数均很短。

铜器的月相干支告诉我们，无簋与壶也不能容于同一王世，那么，在这三个王世中，最多只能容下一件十三年铜器。我们曾经努力将壶排入孝王前后，那么懿王在位就只可能2年，这是大多数史学家难以接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据《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懿孝夷三王都载有具体史迹，例如，懿王在位时曾“自宗周迁于槐里”，又“伐太原之戎”，故都不象仅在位3、4年能够办成的状况。那么，在这三王期间，是否有十三年铜器，就很值得怀疑。

对于这些困难问题，李学勤先生撰《西周中期历谱的修订建议》一文指出，因无簋中铭文有荣伯、井伯、益公，它也询簋均应排入共王。又师虎簋属懿王无疑，该器中人物史吴，同样也出现在七年牧簋之中，故懿王在位至少有七年。李先生同时指出，考虑到、谏簋、师晨簋等与壶有关的器物排在厉王，故将十三年壶排在厉王是“合情理的”。这些定鼎的意见，为我们排好西周懿孝夷三王的王年，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于是，我们主要依靠七年牧簋等决定了懿王王年，依靠两件师簋和师簋等决定了孝王的王年，依靠师簋和宰兽簋、师兑簋等决定了夷王王年，得到懿王在位8年、孝王6年、夷王8年的结果，其中夷王在位年数，正与《今本竹书纪年》相一致。

六、共王、穆王王年的确定

共王又写作恭王。除《今本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外，均不载共王在位年数。由于《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人的伪作，通常难以作为历史文献来引用。《帝王世纪》不仅晚出于晋代，而且自相矛盾。它说：“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是以历依鲁为正。王在位二十年崩。”既然明载包括恭王在内的“四世年纪不明”那么又哪里出来一个“在位二十年崩”呢？显然连作者皇甫谧本人也不能，相信所以后世学者也多不以皇说为据。

我们编排共王王年，完全依据《西周铜器分期断代表》。王等《分期断代表》共王时的三年、五年、九年卫器、走簋、赵曹鼎、休盘所载月相干支，再加上李学勤所指出的师询簋和无簋，若取前922年作为共王元年，则全部相容。由此推得共王在位23年。十五年赵曹鼎是共五标准器，而二十七休盘属西周中期器，它既不容于穆王时的其它器之月相，故知必为共王时物，由此可得23年是容于共王器物月相干支的最低年限。而寻求合于各王时器月相干支的最低年限，是合于碳十四测年结果的明确要求，故知23年为共王在位的可靠年数。

《古本竹书纪年》不戴穆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记》说：“穆王即位，春秋忆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穆王之五十五年崩”《太平御览》引用时又加了“年一百五岁而崩。”《帝五世纪》则说：“穆王修德教，会诸侯于山，命吕侯为相，或谓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岁老耄，以吕侯有贤能之德，于是乃命吕侯作吕刑之书，。五十五年，王年百岁崩于宫。”穆王修德振兵，是有政绩的。又命贤相吕侯作吕刑，载在《周书》。

按说，《史记》明载穆王在位55岁，应该是可信的，以后一些文献，也都以此为据，载穆王在位55岁。只是近现代一些学者，因《古本竹书纪年》载西周总年数，难以容下穆王55年，又因为说穆王百五岁崩不合常情，故产生怀疑。我们认为，《史记》确实说了“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但“王忆百岁”，“一百五岁而崩”，则都是后人的发挥。《史记》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这个数字可以是虚拟不实的，不必过于看重。从其父昭王南征没于汉水时在位仅十九年来看，穆王接位时不应有五十岁。因为父子年岁相距通常在20岁以上，若穆王即位时已50岁，则穆王领兵渡汉水长期南征，将在70岁以上，这就不合常情。故说穆王50 岁即位应该是不确实的。《古本竹书纪年》不载穆王在位年数，却载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江师伐越。若50岁继位，在89岁时还领兵伐越，也就更难以相信了。故继位时应不足50岁。

属于穆王时的铜器有二十七年卫簋、三十年虎簋盖和三十四处鲜簋，若取前976年为穆王元年，则这三件铜器的月相干支相合得都很好，以即位当年纪元，正合穆王在位 55年。相反，若以穆王在位39年、44年计，其月相干支相合的情况就要差一些，例如，鲜簋既生霸的干支日序可能在十六日以后。若取其它在位年数的铜器，月相干支则更不相合。可知从铜器的月相干支来看，取穆王在位55年为最优解。

《古本竹书纪年》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据《泰誓》载“惟十又三春，大会于孟津。”说明自文王受命至克商相距十三年。以前1046年作为克商之年计，则受命之年当在前1058年。今穆王元年为前976年，距受命之年为84年，《竹书》说受命至穆王百年，举其大数也，今定克商之年与穆王元年，与此记载也大致相合。

七、昭王在位年数的确定

《古本竹书纪年》说：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周本记》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由此二书均明确记载了昭王南征于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可是，《帝王世纪》又别生是非，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汉水，……没水而崩。”昭王南征，涉汉水，只有一次。若如《帝王世纪》所述昭王南征在五十一年，那么亲征楚蛮又当七十多岁，也与理不合了。况且皇甫谧要改《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普没有说出什么理由，故不可信。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了《馆藏名品选》第三集，第一次公布了静方鼎及其铭文。由此李学勤先生联系到北宋时出土的中方鼎等安卅六器，从唐兰先生所说，这些器属于昭王南征之役的记事。其中静方鼎先载十月甲子，当为昭王十八年记事。后载“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当为昭王十九年事。

断代工程金文历谱初稿排定之后，我们才注意到静方鼎的铭文，其开头曰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十月在八月前，文中所载，明显地是相邻两年的历日干支。据《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南征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明记十九年的有卣等，以之系连排比，可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以穆王元年为前976年，得昭王十八年为前978年，得十月甲子为初二，十九年八月午朔，初吉庚申三日，既望丁丑为二十日，均与天象相合。此静方鼎月相干支，为推定西周王年的第六个支点。由此可证昭王在位正是十九年，其元年为前995 年。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自懿王元年以天再旦日食决定为前899年，以休盘、赵曹鼎和三件卫器决定共王元年为前922年以后，其穆王元年和昭王元年都是据史载昭穆在位年数推得，经过穆王时器鲜簋等、昭王时器静方鼎推得月相干支均相合。检验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结果是可靠的。

八、成王康王王年的推定

《丁本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可靠文献均未载成王、康王在位年数。《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37年和康王26年，均只能作为参考。唯一可以间接应用的是《古本竹书纪年》载“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周本记》在引用这句话时，又增加了一个余字，为“四十余年不用。”

其实，在昭王元年和克商之年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武王、成王和康王三王的王年便已确定，即前1046年至996年之间为51年。若采用近来较为浒的观点，即武王在位2年或3年，那么成康在位的个数，均合于《周本记》“四十余年”之说。但是，成康在位年数，还有一个具体严格的标准需要符合和通过，这个标准便是《周书》中的《召诰》和《毕命》。《召诰》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这是一组十分珍贵完整的西周初年表示记日方法的资料，它反映了如下几个西周纪日法的特点：（1）记日分上下两个起点，月初从日开始，月中从既望开始。以下均用越几日配干支纪日；（2）记载月内任何一天的史事，并不是如后世那样某月某日某干支记日序，而是首载日或既望，次载越几日干支，这是一月二分的标准模式；（3）没有见到一月四分的任何痕迹，首先未见有初吉、既生霸、既死霸的名称，如用一月四分，不当只用既望，更不应用日而不用初吉；三月的各项记事，自日后三日、十一日、二十三日等均有，均载日后越几日，而不是前七日用初吉表示，八日至十五用既生霸表示等，可见上半月纪日一律用某干支日，越几日某干支表示。

《尚书·康诰》马融注云： “魄，也。谓月三日始生，兆，名曰魄。”由此可以看出，每月以三日左右初见新月，称为日，纪日从日开始，表明西周初年月首用不用朔。由于一个朔望月大致为30天，半个月大致15天，故下半月不是从16日而是从18日开始，这正是西周下半月纪日不是从月中望日而是从既望开始的道理所在。既望的含义为望以后。它与日桎，为初见亏之日。

查《先秦史历表》，前1036年3月甲辰朔，丙午日为了日。该年当为成王七年，那么，成王元年应为有1042年。

又据《毕命》说：

“惟十又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据历史文献记载，成王在位肯定不会少于10年。而康王肯定不能少于12年，那么，在前1019年－前996年这个时间内，可以有前1008年、1004年、999年3年选择，前2个的日为5 日，后一个为3 日。为3日，当然月相合得最好，但若康王12年取为前999年，那么康王在位就只有15年，而成王却在位达32年。自古至今还未见一位史学家主张康王在位少于 20年，故这个结果难以采纳。我们最终选择前1020年作为康王元年。那么5日是否可以是日呢？我们注意到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月碑记载很多穆斯林学者主张初五日可以是开斋节即回历月首的争论，由此看来以5日作为日也应该可以允许的。

将前1020年定康王元年，若以继位当年纪元，则在位26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等文献相合。

九、武王在位四年的文献依据

如前所述，依据碳十四测年和《武成》历日等的综合考虑，确定克商之年为前1046年。又据西周各王在位年数及成王、康王利用《召诰》《毕命》的月相历日记载，推得成王元年为前1042年。那么，便可推得武王克商后的在年数为四年。这个年数以往几乎无人论及，笔者开始时也说不出文献依据，但文献记载如果与此不合，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正在为此事感到困惑时，李学勤先生推出《武王在位有四年说》一文。他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腾》，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翼日乃瘳’。……据此，武王丧于哪一个，篇文并无明确叙述。……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于这一问题作过详细记述，他说：‘《诗·风谱》疏谓郑氏以武王疾瘳后二年崩，是在位四年…… ’”

“必须说明，郑玄讲伐纣后二年武王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很可能有特殊的根据。《周本记》后而崩句，文法有些问题，梁玉绳已指出‘案后字下有阙，史文未必如果。’”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愚按古抄本“后”下有“二年”二字’。这个古抄本，应即高山寺藏《周本记》抄本作“后二年而崩”，恰与郑玄说相应”。

因此，据李先生的考证，武王在位四年说当有两个独立的来源，其一即是日本高山寺古抄本《周本记》在“后而崩”的后字以下，还有“二年”二字。其二是郑玄在《尚书》注说：“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此二说各有所本，虽然近人未加关注，但四年说确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武王在位四年，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1〕《史记》西汉司马迁作于武帝太初至征和年间（前104至前89年），旧注有三家，刘宋裴、集鲜。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至北宋时，将三家注合为一编，但旧本都已失传。

2〕《竹书纪年》，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战国墓葬出土。汲郡在今河南汲县，是战国时魏国领土，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止，因书写于竹简之上，故称《竹书纪年》。因出土于汲郡墓葬，故有人也称其为《汲豕周书》。至北宋时佚失。至明代时，另有二卷《竹书纪年》见行于世，后人证明其为明人伪造，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清朱右曾、王国维辑补古文献中引用《竹书纪年》资料成一册，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3〕《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撰。谧西晋朝那（宁夏东南）人。本书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讳及诸子杂书，载录了《史记》、《汉书》阙而不备的吏事，博而有据，足资考稽。南宋后佚失，清伐宋翔凤等辑补成书。

4〕《国语》，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亿作。全书23卷，记载西周至春秋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有吴韦昭注。

5〕《尚书》原称书，至汉始称《尚书》。义为上古之书。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又称《书经》。今存《尚书》58篇，上自尧舜，下至东周，作者是史官，记载了君王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大约在先秦时已有定本，秦焚诗书以后，由伏生传今文《尚书》29篇。伏生曾为秦博士，秦焚书时，伏生把《尚书》藏于壁中保存了下来，汉代讲授时用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尚书》。又汉武帝末年，在孔子故居壁中得到45篇《尚书》，困用古文书写，故称古文《尚书》。东汉末经马融、郑玄注解，实现了古今文《尚书》学统一。西晋永嘉之乱（311），《尚书》一度失传，后由豫章内史梅赜奉献孔安国古文《尚书》58 篇，作为官方定本。后经明清人研究，又确定《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作。那么，较为可信的仍为伏生所传29篇。

6〕朱凤瀚等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7〕《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8〕陈垣《中西回史日历》中华收局，1962年第一版。

9〕刘歆研究论述武王伐纣之年的工作，载在《汉书·律历志·世经》。

10〕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载《观堂集抹》第一卷。又见《雪堂丛刻》。

11〕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译，中华学艺社，1993年，第2编。第3编。

12〕薮内清《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大陆杂志，第14卷第1期（1957年）。

13〕黄盛璋《释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14〕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出版，1987年。

15〕李学勤《天虎鼎研究的扩充》，载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原始文献，请见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现出版社，1996年。

17〕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

18〕李学勤《善夫山鼎与西周年历问题》，原载陕西博物馆馆刊，第1辑，后转开于《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逸周书》本名《周书》，或称《周史记》，其叙事上起西周初年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时的灵王、景王，文体与《尚书》类似。因《尚书》中已有《周书》一篇，后人又在其后加上逸字。在东汉《说文解字》中已称之为《逸周书》，沿用至今。一般认为，其中有少数西周文字，如《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等，多数是战国时人拟周代诰誓辞名之作，也有一部分可能出自汉人。

20〕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5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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