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龙卡汽车分期: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自由和责任

刘瑜：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自由和责任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是一个标准的80后，80靠后偏90。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受的很多教育都是有一点不大合理的。政治的屏蔽，各种媒体的宣传，还有社会的很多不利的影响，导致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也是有点扭曲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所有的感觉都是无力的，刘老师也推荐我们要有这种理性判断，有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但我们受着很多力量的影响，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好的一种推动的方式是什么？

刘瑜：我同意刚才许知远说的，一方面我们社会可能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大家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政治化，其实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个体的自由和责任。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上存在主义的课，他说人的本质是自由。比如剪刀在制造出来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但一个人在生出来之前，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感到无所作为或者在沉默，自己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关怀或者上进心，都推给社会、都推给制度、都推给环境，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态度。这个东西最好是每个人都能够问自己而不是问别人。我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小环境里面都是有所作为的。

读者：我问个我这两天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前两天我有一个女同学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关于毛泽东和我党的历史评价问题，他们没有达成共识，并且在不久就分手了。这个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的很多同学是网络、各种媒体影响过的，是掌握了更多事实的这些人，跟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讨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到这种政治问题。这些人的政治历史知识，停留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或者是我党灌输的这些东西里面，拒绝对现在的事实和逻辑开放，而这种事实和逻辑是我们作为他们的同辈或者后辈提出来的，而不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这样他更拒绝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很不愉快。甚至有时候争论起来对暴力挺向往。但是你刚才提到政治普及，我觉得政治的普及有一个必要的形式是普通人各种的政治讨论，当然不是那种大妈式讨论。我希望刘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建议，用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什么样的技巧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刘军宁：每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武装，如果你没有思想工具的话，你没法处理眼前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充分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比如像刚才所说，对于中国党史的前几十年后几十年，基本上20个字就给概括了。比如说中国人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像最近的这个段子，充满火花的灵光的创造性的语言和见解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只要中国人去想去做，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每个中国人都不缺少智慧。

刘瑜：我为什么现在把话筒交给刘军宁老师呢，因为我发现我跟你有相同的困惑。我现在不是很活跃，我曾经在网络比较活跃。我发现我在网上从来没成功地说服过一个人，只能说服那种以前没有政治观念的人。但我不能说服那种跟我政治观念相反的人，这是很让人受挫的，因为每个人一旦形成一个观念，会非常难改变。比如说我的亲朋好友当中有很多你说的这种现象，最后无非就是达成一种妥协，不怎么谈论政治而已，就是避免这种冲突。如果是一种真心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信奉民主的人，观念的不同不一定是坏事。你要尽量去包容别人不同的看法，尽量去想也许他跟你的经历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去说，但如果他不同意你，你没有必要有暴力倾向。

读者：刘老师您好，站在后面看不到您，我很遗憾，我想争夺一下话语权，刚才谈到对民主的历程您持一个审慎和乐观的态度。那您的民主的进程中是会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比较柔和的方式进行，还是有冲突的？

刘瑜：我当然希望能够以一种上下配合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你看清末的变革，1905、1906年的它也提出了这种宪政的改革，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了。当时已经民怨积累得太多了，所以改革有一个时机的问题，一旦错过了某一个时机真的有可能出现比较动荡、比较危险的状况。但如果说党在适当的时机能够想到这种政治的变化，不但对社会有利，而且可能对它自己有利。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改革，比如说西班牙就是比较好的改革，一般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相配合的结果。差的一种结果就是体制内的激进派和体制外的激进派对立，大家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越来越激进，最后鱼死网破，这是最可怕的。

读者：刘老师，我想问，为什么我们要非得说服对方呢？如果我们是追求自由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这个世界多元呢？如果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或者传统的一套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非要以一种非常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刘瑜：我觉得多元化和说服并不矛盾，只要你不用武力和暴力去说服别人，那就是一种正常的讨论，这有什么不可以。

读者：刘老师您好，我的问题跟刚刚同学那个问题相似，我身边很多同学就是完全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批判精神，但吃喝玩乐得很开心。我经常会去说服他们要有这种批判精神，但是之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他们呢。我们一直在倡导多元化，但我们追求的却很一元化，像民主、真理那些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是有绝对真理的东西存在吗？

刘瑜：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存在，但是我为什么要说服他们呢？比如你说的这种关心公共事务和关心正义。如果你不去关心这些东西，实际上你是把关心他们的责任推给了别人，你是用一种搭便车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社会和政治的禁锢，这是不道德的。任何国家它的自由，它的基本的秩序和稳定等等东西都是很多人斗争的结果，付出代价努力的结果，你不去参与这个斗争，这个努力，实际上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了，这是一种不太负责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处于关心自己、关心公共生活的人都应该关心一下公共事务和公共政治。

读者：我是90后，再帮90后问一个问题。据我了解，现在在校大学生关注政治的人并不多。我想问一个有关知情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想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大家没有政治知情权，甚至大家不知道自己没有知情权。所以对于我们这代人，对于大学生和青年人，在决定我们自己未来道路之前，我们第一是否有权利，第二是否有必要来知道这些我们所有想知道的事情？

刘瑜：关于有没有必要或者有没有权利是这样的，如果你主动放弃你的权利，这是一码事。但你从来没有去得到过这种权利，比如说夫妻过日子，丈夫说家里所有的财务我来管，这个妻子自动说，好吧那就都给你管，我也不在意你怎么花钱，这是一码事。但如果从一开始，丈夫就告诉妻子你根本没有花钱的权利，你在我们家的财务里没有发言权，这是不道德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大部分的普通人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放弃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