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薮馆的正太漫画集:试论研究写作技术的意义

一、研究写作技术的必要性
写作作为一种用书面语言符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广泛性是任何一种语言传播形式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与具备基本的写作能力之间毕竟不能划上等号，因而人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写作，其中包括在各类、各层次教育中的学习与训练。按说，经过从小学到大学的不间断地学习，学习者应该具备相应的写作能力，但实际上，真正“达标”的人数总是与教学的付出不成正比。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原因是：用写作理论或写作知识去教人学习写作，其实主要是一种通过“授人以道”的方式让人在实践中慢慢领悟，形成应有的写作能力的过程往往比较长，走向成功的变数较多。这也说明，写作理论和写作教育中存在着某个环节的断裂。笔者认为，这个断裂的环节，正是写作学科体系意义上的“写作技术”。写作理论专于传“道”而疏于授“技”，是造成学生“眼高手低”的主要原因。
从社会文化大背景看，重“道”轻“技”可能是当今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曾有人呼吁：“必须在文化、知识和教育领域重新确立‘技术’的智力形象”（Ｒ·舍普：《技术帝国》，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而在写作领域重塑技术的“智力形象”，当然就包括强化写作理论体系中的技术成分，进而使写作技术系统化，使写作理论研究和写作教育中各个必要的环节相互衔接起来，更加有效地指导写作实践，使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同步发展。
社会对写作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这种需求可以从社会行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专门化而导致的文体分支日益增多上略见一斑。仅就社会对写作理论的期待而言，那些告诉人们写作“是什么”、“为什么”的理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毕竟与人们对写作理论的终极期待有一定差距，人们还是需要大量的那种告诉他“怎样做”的理论，即技术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技术理论是社会需要的直接对象。
二、研究写作技术的实践价值
技术与活动相伴随并作用于活动。“技术同纯科学一样渗透着理论”，技术理论的目的“不是认识而是实践”（Ｍ·邦格：《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因此技术和技术理论与实践环节最为贴近。说到底，研究写作技术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多方面地促进写作实践，这与技术的几个基本特征恰好是相吻合的。
关于技术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曾概括出人创性、合规律性、中介性、实用性、增效性五个方面（见王树恩、陈士俊主编的《科学技术论与科学技术创新方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８～１４１页），其中后四个方面与写作实践关系甚密，或者说，写作技术本身就具备了合规律性、中介性、实用性、增效性等特征。
１．技术的合规律性与写作质量的提高
“技术的合规律性是指任何技术都是人在活动中合乎客观规律的结果和体现，不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技术。”（同前，第１３９页）写作技术是写作规律在方法论、操作论意义上的科学总结和具体运用，是对写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和操纵的方法集合，也是实现写作成品最优化的手段。与写作基本理论一样，写作技术也必须经过写作实践的检验，也就是看它们是否合乎事物的规律，但具体情况却有所不同：对基本理论而言，写作实践所检验的是它的正确性，是一种是非判定；对于技术理论来说，则是要检验它的有用性，是一种优劣选择。技术是讲功利的，任何技术都力求有用、有效，凡是能有效控制和操纵活动对象和活动结果的技术就是好的技术，好的技术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因此写作技术与写作成品的质量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研究写作技术，一方面，要把过去传承下来的各种有效的东西加以科学、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要在总结新的写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并归纳出更好的写作技术。无论哪种情况，其目的都是提高写作质量。
２．技术的中介性与写作“转化”的完成
任何技术都存在于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之间，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便是技术的中介性。在写作活动中，写作技术的中介性具体表现在：（１）写作主体凭借写作的内化技术去认识写作客体，形成具有写作意图的主客体对应关系，也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即实现了由“物”到“意”的转化；（２）写作主体凭借写作的外显技术将认识的成果诉诸文字，形成了一定的篇章体式，即实现了由“意”到“文”的转化。因此，写作技术是实现写作“转化”的基本条件，研究和掌握写作技术，都是为了有效地完成写作“转化”的任务。
３．技术的实用性与写作目标的实现
技术具有直接可用的性能，并且其自身价值也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才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人们运用技术总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存在无目的的技术运用。技术的有用性和可用性是人们研究和运用技术的根本原因。人们只有利用写作技术，才可以制作出文章，进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目标。
４．技术的增效性与写作效率的提高
“技术以难以估量的速度提高效率”（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运用技术的基本目的也正在于此。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提高活动效率、增强活动效果的主要手段，因此增效性的高低也是判定技术优劣的最基本的指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熟练掌握写作技术与提高写作效率之间是成正比的。在社会工作的许多场合，写作效率与工作效率具有同等意义，高效率的写作通常也意味着高效率的工作，由此可见写作技术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需求。
三、研究写作技术的理论价值
技术的基本特征是与“活动”共存，这种“共存”的方式就是将活动主体和活动客体联系起来并发生相互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派生出技术的中介性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技术是工具的运用，因此这个派生出的中介特征与唯物主义认识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工具为中介”的思想其实并不矛盾。
写作技术的理论价值集中地反映在它的“中介”作用上。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在写作活动的构成体系中，写作技术是联结写作主体和写作客体的中介。
一个完整的写作活动必然包括“谁来写”、“写什么”、“怎样写”、“给谁看”四个基本问题，由此形成了写作的四大要素——写作的主体、客体、载体、受体。写作“四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是写作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其中，写作主体与写作客体的融合是写作的感知阶段，这一阶段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工具的介入，而是表现为主体大脑（思维工具）中储存的写作感知技术的运用，这是由写作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写作主体实际上是凭借观察、调查、阅读等技术手段（表现为方法、程序、规则等）去认知写作客体，进而获取直接的和间接的写作材料，为下一步的运思和表述做好准备。在这里，具有“思维工具”未必就具有感知技术，缺乏写作感知技术的主体显然无法在写作活动的意义上与写作客体发生关系，因而在写作活动的初始阶段就会遇上重重障碍，甚至无法进行下去。只有在写作技术的作用下，写作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实现，写作客体才能与写作主体发生对应关系，并从一般的认识客体转变为写作行为的描述对象。
第二，在写作学理论体系中，写作技术论是联结写作基本理论与文体写作论的中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写作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基础写作专著、教材相继问世，其中不乏在基本理论框架方面做出可贵探索的扛鼎之作。尽管这些著述在编写体例上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总体上是由基本理论和文体写作论构成，而写作技术的有关内容要么被“提升”到基本理论中，要么被“下放”到文体写作论中，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这样，从学科大框架上看，由理论到文本之间缺乏一个与前后关系相称的转换条件，这无疑使写作学构成体系的科学性和连贯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根据技术的含义，有必要将写作的方法、技巧、规则、程序以及与“操作”有关的知识统归到“写作技术”名下，形成一个“原理论—技术论—文本论”的新框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框架的意义并不在于建构一个新体系，而是突出写作技术在整个写作学学科体系中的中介作用，突出写作学的“操作”性能，从学科理论体系上明确由“原理”到“文本”是*“技术”来实现的这一基本思想。
第三，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写作技术是联结写作运思与写作表达的中介。
写作的运思与表达分别属于写作过程中的“内孕”与“外化”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前者的核心是内部语言操作，后者的核心是外部语言（书面语）操作。这两个阶段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们有着各自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如运思阶段的立意、立线、取事、谋篇，表达阶段的显体、构段、组句、措词；另一方面，实现由“内孕”到“外化”，必须依*将内部语言转化成外部语言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否则便无法解释写作实践中何以大量存在着“想得好”而“写不好”的情况。归根结底，写作是要“写得好”，而“想得好”只是它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想不好”肯定“写不好”，但“想得好”未必就能“写得好”。为了把“想好”的东西“写好”，必须有丰富的书面语言储备，必须按书面语言的组合规律来操作，书面表达技术就是这种组合规律的具体化的行为模式，它不仅能使写作活动成功地由“思”转化为“文”，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出色的“文”还能检核、校正、弥补“思”的偏差和遗漏，提高“思”的精确度。
综上所述，写作技术是社会文化发展、社会需求和写作学科建设的共同需要，因而研究写作技术，是适应社会文化发展、适应社会需求和更好地建设写作学科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