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跑男团图片:下篇：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3 01:33:55
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这些观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穆斯林国家，惟一例外的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和人口稀少的富裕的海湾酋长国，甚至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是这样。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在产出和人均收入方面稍微有增长，但伴随有高通货膨胀率（土耳其）和各种非生产性义务，如高防御开支。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几乎没有希望得到实质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许诺通过宣传信仰而获得拯救的民粹主义运动，便可以动员起庞大的失业后备军。然而，有理由断定，群众将不会无动于衷地忍受许诺如此之多而实现如此之少的政权―最初是消极地抵抗，然后是积极地反对。
在重大危机的时期，政治伊斯兰是穆斯林世界严肃的竟争权力者，但激进分子的目的甚至更高。他们相信他们有一种最终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的世界使命。他们的全球使命的梦想也许不会实现；然而，一个贫穷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获得了现代武器的话，也能对它的邻国构成重大危险。
西方批评家很清楚地认识到了伊斯兰社会的弱点：什叶派伊斯兰和其他激进宗派的单调，连同他们诸如连续5天的祈祷、沐浴、迅速的斋月和朝觑，都不可能在西方人中找到同情者。西方人渴望精神的启示，而不是遵守礼仪。
激进伊斯兰的力量是一种民粹主义体系的力量，这种体系诉诸的不是有教养的人，而是简单的人。它在一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提供了确定性，不管这些确定性是多么地原始。但政治宗教的弱点是，它的主张和许诺主要是现世的。因此，当发生错误时，它不能靠情有可原来辩护。它必须显示出独特的成就。但是，脱离了现代文明，激进的伊斯兰也就使自己脱离了现代科学这一目前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伊斯兰显赫人物相信，如果现代科学被妥当地伊斯兰化，它就能安全地用于伊斯兰的秩序。这意味着落后于他人，而且也不能肯定，它在一种神学政治的制度里能否被有效地应用。随着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不危及它的生存，它就不会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它有可能变得更激进。即使伊斯兰主义者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掌了权，他们也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多少好处。他们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财政帮助。他们的领导权会受到挑战。他们至多能希望的是，一个很小的“原教旨主义国际”暂时地一致行动，协调政治行动和恐怖主义。有人相信，原教旨主义者提出过许多自杀性任务，而找们对这些任务却没有任何防卫。一度关于日本的神风队飞行员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自杀性任务，投有任何理由假定未来会有一些人这样做。在过去，原教旨主义者认真反驳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指控，认为是根本找不到的。但如果他们濒临绝境，神学政治论者也不会不加斗争地就放弃权力，在过去盛行的相对的限制（和掩饰）也许就撕破了。
激进伊斯兰的弱点是明显的。它没有提出可靠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制度竞争。统治者的目的和风格以及原教旨主义社会毫无乐趣的生活黑色什叶派主义的送葬队伍和自我鞭打―是同绝大多数人的情绪、希望和激情相冲突的。狂热主义也许暂时地受到欢迎，但它不能充饥或减轻无聊。法西斯主义者比原教旨主义者更懂得群众应该得到娱乐。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提供戏曲，也不提供竞技。像法西斯主义一样，他们能动员群众，但他们能动员群众多长时间呢？应该提一下其他两个基本的错误：激进的伊斯兰应该认识到，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和成长壮大，他们需要中产阶级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社会的这部分人比群众更难操纵，但没有他们的合作，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就必定失败。最后，激进分子抱有偏见地认为西方是大恶魔，同时忽视了另外的全球的权力中心己经出现。例如，他们不去领情印度的善意，而是威胁它。简言之，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已经不仅仅是向美国和欧洲进行挑战，他们被世界上所有其他政治力量视为潜在的敌人。即使伊斯兰是团结的，这种行为也是莽撞的。由于它能依靠的只是少数人的支持，它便是自杀性的。激进的伊斯兰主要向中非、西非和东非扩张，在那里最近一代穆斯林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这些落后国家奉行的战略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在第一阶段，创办清真寺，建立伊斯兰学校和中心；开办报纸和广播电视站，目的是争取饭依者；还试图用阿拉伯语来取代法语和英语。〕在下一个阶段，一旦有了一定规模的群体，就成立政党，训练游击队战士；接下来是进行战斗，把国家变成一个以伊斯兰教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认为，武装集团是夺取权力的主要工具。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像基督教传教士这样的对手、如果当局不愿意对激进伊斯兰做出让步，就使国家陷人动乱。这种宗教帝国主义从国家的经济落后和人日的文化水平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在撒哈拉的非洲南部―萨赫勒国家―伊斯兰成了最穷的和最落后的人的宗教。然而，激进伊斯兰的进展因它的宗教战士中间缺乏团结而受到阻碍。他们的最积极而且最慷概的雇主沙特阿拉伯，并不同伊朗人及其苏丹盟友―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东非上协调活动，也不同卡扎菲协调活动。卡扎菲甚至宣扬一种与正统教士不同的伊斯兰。此外，激进的伊斯兰必须对付特别是非洲伊斯兰特有的老问题，对付它对圣徒和图腾因素的祟拜。这些因素在最重要的非洲穆斯林国家，如塞内加尔和（北部的）尼日利亚特别明显。北部的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宽容一种“通向伊斯兰的非洲道路”，但不论是伊朗人还是沙特阿拉伯人都不能接受其他因素，如非洲伊斯兰比阿拉伯世界和伊朗承认妇女有更大的作用。这些内部分歧，即使很大，也不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的最为重要的趋势，即激进伊斯兰对非洲的入侵。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本身）是世界上惟一公开主张扩张和输出革命的重要力量。它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反对其他文化的斗争中―是不能有任何妥协的。有些人极力把这种战争解释成一种纯粹精神的概念，只要激进的伊斯兰不认为已经准备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它就是纯粹精神的概念。显然，它不能同时攻．击整个世界和它的内部敌人。因此，“伊斯兰的威胁”有时在西方被夸大了，不是因为它被描绘成比实际上更狂热和更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弱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克罗地亚的乌斯达莎国家还是斯洛伐克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者，都不曾接触到导弹和核装置。人类现已面临的狂热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手段的结合，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通常都被当作“假法西斯主义”不予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发展，一种经济基础，以及有效统治的能力。没有这些，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就是不可能的。自那时以来，条件已经改变了，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成了一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了一种现实。迄今为止关于激进伊斯兰的大部分评论指的是什叶派伊斯兰。但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运动，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在其他方面是不同的。好战的逊尼派伊斯兰运动从事宣传和群众运动，也从事恐怖主义。这些运动也包含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它们的目的是建立专制的和侵略的政权。同时它们必然包含现代的特点―在电视、计算机和传真机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埃及和印度出现的，是一种寻求宗教复兴或文化革命的运动。在中东和北非，只是到了60年代原教旨主义才做出转向政治的决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的政治化必然更早地出现，是在获得独立后南亚次大陆分裂之时。绝大多数穆斯林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而不是想要一种神学政治。相应地巴基斯坦立国的主要提倡者和它的早期领袖，如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利亚加特·阿里·汗，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
在阿尔及利亚，随着公众生活阿拉伯化，伊斯兰主义者成了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所做的那样，他们转而反对没有给他们的活动以大力支持的权力当局。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被杀害，阿尔及利亚的总统穆罕默德·博迪亚夫1992年被谋杀。在这些国家的激进化过程中，以色列问题（也就是说，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根除犹太人国家）并没有起关键性作用。在政治伊斯兰取得最大进展的两个国家，即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是一个附带的问题。当收人和生活水平越来越不平等时，这种激进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相一致的。这种激进化发生之时，正是对西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老精英分子越来越显示出智穷力竭之时。
这种发展在阿尔及利亚最为明显，在那里曾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旧的领导权，在统治30年之后已经显示不出它的可信。它导致占很大比例的年轻人识点字但没有教养，失业而毫无希望。几百万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但找不到工作和住所。在80年代，激进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它包括一个更自由的派别，这个派别自认是50年代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的继承者，主张“阿尔及利亚优先”，而不是泛伊斯兰的政策。但它也包括一个更激进的派别（由什叶派阿里·本，加领导的沙拉菲亚），为神圣的伊斯兰而战斗。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却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同FIS较温和的派别达成一致。此外，政府在承受不起时许诺进行自由选举，后来当选举潮流转而反对它时又宣布选举无效。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伊斯兰主义者通过自由投票的胜利掌握了权力，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自由的选举了。根据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什叶派和逊尼派都一样）的教义，民主是反对真上和宗教的滔天大罪。因此，激进分子取得胜利，政治规则都会改变。FIS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网，起初接受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相当多的金融支持。其根据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即富裕的阿拉伯统治者会领会他们的善意，至少免遭攻击。阿尔及利亚权威人士，也对激进分子提供了帮助。由于害怕大学的极端左派取得强大地位，他们把伊斯兰主义者当作一种政治反冲力给予了很大帮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处于防御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排挤出去。伊斯兰激进分子转而反对使他们的成功成为可能的人。然而，正是政府的组织支持和财政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统治者的根本失误在于他们解决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88年阿尔及利亚生产的粮食相当于30年前，但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错误地反对错误的敌人的战略又加剧了这种困难。在FIS的政治领袖被逮捕后，这一运动被削弱了，失去了它的一些选举支持者。其结果，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后来逃到摩洛哥的阿伯戴尔，哈克·拉雅达领导的伊斯兰武装集团（GIA）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对外国人，也对政权的支持者和不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暗杀运动。另一个主要的靶子是教育体制，爆炸学校建筑和暗杀教师。这些攻击导致几千人丧生，当局镇压恐怖主义不力使得政权威信扫地。
阿尔及利亚的抗议运动在表现上肯定是宗教性的。它一直激烈地反对现代性，狂热地反对当局。大部分领导岗位被俗人所占据，群众转向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因为觉得被旧的领导层所背叛，还因为贫困和不满。
在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它的政治影响是有限的。埃及像阿尔及利亚一样有着相同的社会紧张关系，但埃及还有一种更大的宽容的传统，不利于狂热主义的传播者。埃及的民族主义也更早而且更根深蒂固。各种恐怖主义集团在70年代和80年代积极活动，在学生、低级官员和一些职业人士中有追随者。但基本上伊斯兰激进主义起源于特殊的地区，如上埃及的亚西乌特和宁亚地区以及开罗的贫民区。激进分子在选举中的情况并不好，对外国人的袭击是小规模地进行的，大众的反应是不支持的。激进分子杀害了受讨厌的政权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但没有对政权构成严重破坏。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逊尼派激进分子中间，教士的直接干预并不常见。埃及的塞克，基思是原教旨主义的最有影响的宣传家（通过国家的广播电视）。这些激进的逊尼派运动并不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神学政治。在国家中他们打算让神职人员（“伊斯兰法律博士”）成为领导人的顾问、最终的仲裁者，而不是掌握政权者。这样一来，神职人员就不会对任何挫折负直接的责任。尽管逊尼派运动的进展遇到了一些障碍，但逊尼派激进主义还是具有什叶派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色彩，特别是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和不妥协地把民主和一般自由制度当作一种宗教原则的事情来反对。逊尼派比什叶派较少极权主义，但逊尼派对暴力的狂热信仰并不比什叶派逊色。
西方的一些维护激进伊斯兰的人认为，这种反西方主义仅仅波及到色情文学和其他的过分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波及到政治自由本身。伊斯兰激进主义反对民主，是因为民主极力使理应属于真主的东西脱离真主（和真主的惟一合适的解释者乌理玛），井给那些不能理解和实行自由的人以自由。这种不宽容是同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不相容的。激进的伊斯兰必须规定和监督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宽容涉及到少数民族（如埃及的科普特人）和一般的外国人。它导致相信存在着由基督教、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的政治力量指导的巨大的反伊斯兰的密谋，它还导致仇恨作为一个种族而不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激进的伊斯兰是一种新的宗教，特点是缺乏爱和虔诚，代之以严格遵守宗教礼仪。
这种思潮并不真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就像中世纪的狂热教派并不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或犹太狂热分子并不真的就是犹太教的一样。但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比起现代的任何激进分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政治重要性。伊斯兰尽管是最严格和正统的世界性大宗教，但就其历史长期的延伸而言，也曾是最宽容的和最能适应的。这种对它重新进行激进解释的企图和宗教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许多穆斯林国家盛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紧张状态，同神学政治论者的政治野心有关。它是一种像政治动荡一样的宗教复兴，利用了宗教的语言和动机，依据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必须认识到，阿拉伯7世纪的荒漠不能再是一个榜样。尽管它也许还能激发起至少一阵子狂热，但它不能为城市环境的生活提供指导，而且它肯定不能创造劳动和工作的场所。阿亚图拉需要精英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军警官员、科学家、医生和其他许多必须具有同等地位和至少某种自由程度的人。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包含有它毁灭的种子。它的表现越极端，它的垮台也就越彻底。尽管教权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存在，但除非在中东和北非，他们最终繁荣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前景甚至在南亚也很少得到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大思想家毛杜迪一直强调，巴基斯坦不应由乌理玛来统治。阿富汗血腥的内战更多的涉及到的是权力、民族和部落斗争，而不是宗教。1前苏联的各中亚共和国的重新伊斯兰化，也是如此。
激进伊斯兰作为一种统治因素在中亚出现，是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期望的，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变为现实。在所有中亚共和国，过去的在共产党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精英人物仍然掌握着权力。描绘这种精英人物是不容易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肯定也不是。相反，在世界观上他们是世俗的和民族主义的，实行着一种权威主义的统治、一种混合经济，特别是保留着他们的特权。这种精英人物受到了各种反对派的反对，其中一些精英人物在世界观上是自由主义的（主要是地方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比政府职员有更多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和反俄罗斯）倾向，另外一些是伊斯兰主义者。但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那么激进，在塔吉克斯坦对他们的反对最为强烈，那里自1959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内战。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者一直认为，他们不想把一个伊斯兰社会强加于一个国家。这些说法是表明真正的节制还是因为感觉到虚弱和缺乏人民的共识，尚不清楚。中亚和高加索的宗教复活不如俄罗斯那么强烈。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告诫要警惕重大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夸大其词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莫斯科特别是西方对他们的统治的支持。
在未来中亚各共和国将面临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也许要么导致同俄罗斯形成新的友好关系，要么导致进一步的解体和混乱。我们不能排除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出现，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仍然占上风。俄罗斯极右派在对待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认为它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俄罗斯在中亚（那里俄罗斯人被全面驱逐了）、高加索和巴尔干的民族利益是一个重大威胁。但其他人梦想建立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盟。用俄罗斯类法西斯主义者的杰出发言人亚历山大·杜金的话说：“欧亚人相信，原教旨的伊斯兰，连同其反唯物主义、它对银行制度和国际高利贷的反对、它对整个国际经济体制的反对，是他们的盟友。俄罗斯和穆斯林惟一的地缘政治敌人是美国，连同它的自由的、世界主义的、反宗教的和反传统的制度。”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离奇的观点表明这两种极端主义运动的思想在大部分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想要的是俄罗斯内部的挞鞍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完全自由（包括分裂主义），而不仅仅是废除“高利贷”或银行制度。俄罗斯的那些支持“伊斯兰倾向”的右派极端分子，也支持他们的塞尔维亚兄弟努力灭绝穆斯林波斯尼亚，这是他们政策中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政治宗教
在各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中，政治宗教起了一种扰乱作用。它肯定不属于南斯拉夫的和平因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支持为大塞尔维亚而斗争，把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当作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天主教会也从来没有因为克罗地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而处罚他。
但同样真实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混乱后果和无休止的破坏性的军阀主义产生了原教旨主义的塔里班运动。塔里班的年轻的乌理玛的激进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在1994年至1995年冬季阿富汗南部的战斗中取得了突然的意料不到的成功。
战期间屠杀成千上万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而道歉，而是全力支持克罗地亚领导人不让步的要求。用中立观察家的话说：“纳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偶像像邪恶的妖怪一样逃脱了控制，现在教会面临着偶像祟拜。”前南斯拉夫的教会无保留地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促成了分裂和战争的爆发。尽管他们并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学说和做法，但他们为专制和灭绝种族的行为铺平了道路，从而造成了把法西斯主义政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收的政治气候。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世俗国家受到了攻击，那些攻击它的人在方向和动机上是不同的。正像没有法西斯主义国际一样，也没有“原教旨主义的国际”。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世俗的人道主义，疯狂的派别对实行流产的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但甚至最狂热的福音派教徒也不梦想建立法西斯主义组织。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绝望之上的，是假定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发生，基督将选择上帝的选民，把他们带走，然后回头建立天堂王国。这种世界观，没有为冲锋队和黑衫党徒留下任何地盘。
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一直有一道深深的原教旨主义条纹，因为教会从来不进行改革，直到今天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但甚至沙文主义、狂热主义、最极端地宣扬迫害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人―甚至那些自认是极右派的人，如后来的彼得堡和拉多加的大都市主义者伊奥安―也不公开主张法西斯主义。伊奥安和他的追随者也许赐福于那些为建立一种侵略性的专制政权而工作的人。但他们的理想是1906年的黑色百人团，而不是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在重大危机的时期，政治伊斯兰是穆斯林世界严肃的竟争权力者，但激进分子的目的甚至更高。他们相信他们有一种最终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的世界使命。他们的全球使命的梦想也许不会实现；然而，一个贫穷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获得了现代武器的话，也能对它的邻国构成重大危险。
西方批评家很清楚地认识到了伊斯兰社会的弱点：什叶派伊斯兰和其他激进宗派的单调，连同他们诸如连续5天的祈祷、沐浴、迅速的斋月和朝觑，都不可能在西方人中找到同情者。西方人渴望精神的启示，而不是遵守礼仪。
激进伊斯兰的力量是一种民粹主义体系的力量，这种体系诉诸的不是有教养的人，而是简单的人。它在一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提供了确定性，不管这些确定性是多么地原始。但政治宗教的弱点是，它的主张和许诺主要是现世的。因此，当发生错误时，它不能靠情有可原来辩护。它必须显示出独特的成就。但是，脱离了现代文明，激进的伊斯兰也就使自己脱离了现代科学这一目前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伊斯兰显赫人物相信，如果现代科学被妥当地伊斯兰化，它就能安全地用于伊斯兰的秩序。这意味着落后于他人，而且也不能肯定，它在一种神学政治的制度里能否被有效地应用。随着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不危及它的生存，它就不会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它有可能变得更激进。即使伊斯兰主义者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掌了权，他们也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多少好处。他们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财政帮助。他们的领导权会受到挑战。他们至多能希望的是，一个很小的“原教旨主义国际”暂时地一致行动，协调政治行动和恐怖主义。有人相信，原教旨主义者提出过许多自杀性任务，而找们对这些任务却没有任何防卫。一度关于日本的神风队飞行员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自杀性任务，投有任何理由假定未来会有一些人这样做。在过去，原教旨主义者认真反驳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指控，认为是根本找不到的。但如果他们濒临绝境，神学政治论者也不会不加斗争地就放弃权力，在过去盛行的相对的限制（和掩饰）也许就撕破了。
激进伊斯兰的弱点是明显的。它没有提出可靠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制度竞争。统治者的目的和风格以及原教旨主义社会毫无乐趣的生活黑色什叶派主义的送葬队伍和自我鞭打―是同绝大多数人的情绪、希望和激情相冲突的。狂热主义也许暂时地受到欢迎，但它不能充饥或减轻无聊。法西斯主义者比原教旨主义者更懂得群众应该得到娱乐。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提供戏曲，也不提供竞技。像法西斯主义一样，他们能动员群众，但他们能动员群众多长时间呢？应该提一下其他两个基本的错误：激进的伊斯兰应该认识到，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和成长壮大，他们需要中产阶级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社会的这部分人比群众更难操纵，但没有他们的合作，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就必定失败。最后，激进分子抱有偏见地认为西方是大恶魔，同时忽视了另外的全球的权力中心己经出现。例如，他们不去领情印度的善意，而是威胁它。简言之，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已经不仅仅是向美国和欧洲进行挑战，他们被世界上所有其他政治力量视为潜在的敌人。即使伊斯兰是团结的，这种行为也是莽撞的。由于它能依靠的只是少数人的支持，它便是自杀性的。激进的伊斯兰主要向中非、西非和东非扩张，在那里最近一代穆斯林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这些落后国家奉行的战略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在第一阶段，创办清真寺，建立伊斯兰学校和中心；开办报纸和广播电视站，目的是争取饭依者；还试图用阿拉伯语来取代法语和英语。〕在下一个阶段，一旦有了一定规模的群体，就成立政党，训练游击队战士；接下来是进行战斗，把国家变成一个以伊斯兰教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认为，武装集团是夺取权力的主要工具。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像基督教传教士这样的对手、如果当局不愿意对激进伊斯兰做出让步，就使国家陷人动乱。这种宗教帝国主义从国家的经济落后和人日的文化水平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在撒哈拉的非洲南部―萨赫勒国家―伊斯兰成了最穷的和最落后的人的宗教。然而，激进伊斯兰的进展因它的宗教战士中间缺乏团结而受到阻碍。他们的最积极而且最慷概的雇主沙特阿拉伯，并不同伊朗人及其苏丹盟友―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东非上协调活动，也不同卡扎菲协调活动。卡扎菲甚至宣扬一种与正统教士不同的伊斯兰。此外，激进的伊斯兰必须对付特别是非洲伊斯兰特有的老问题，对付它对圣徒和图腾因素的祟拜。这些因素在最重要的非洲穆斯林国家，如塞内加尔和（北部的）尼日利亚特别明显。北部的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宽容一种“通向伊斯兰的非洲道路”，但不论是伊朗人还是沙特阿拉伯人都不能接受其他因素，如非洲伊斯兰比阿拉伯世界和伊朗承认妇女有更大的作用。这些内部分歧，即使很大，也不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的最为重要的趋势，即激进伊斯兰对非洲的入侵。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本身）是世界上惟一公开主张扩张和输出革命的重要力量。它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在反对其他文化的斗争中―是不能有任何妥协的。有些人极力把这种战争解释成一种纯粹精神的概念，只要激进的伊斯兰不认为已经准备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它就是纯粹精神的概念。显然，它不能同时攻．击整个世界和它的内部敌人。因此，“伊斯兰的威胁”有时在西方被夸大了，不是因为它被描绘成比实际上更狂热和更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它具有内在的弱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克罗地亚的乌斯达莎国家还是斯洛伐克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者，都不曾接触到导弹和核装置。人类现已面临的狂热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手段的结合，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通常都被当作“假法西斯主义”不予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发展，一种经济基础，以及有效统治的能力。没有这些，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就是不可能的。自那时以来，条件已经改变了，欧洲以外的法西斯主义成了一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了一种现实。迄今为止关于激进伊斯兰的大部分评论指的是什叶派伊斯兰。但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运动，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在其他方面是不同的。好战的逊尼派伊斯兰运动从事宣传和群众运动，也从事恐怖主义。这些运动也包含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它们的目的是建立专制的和侵略的政权。同时它们必然包含现代的特点―在电视、计算机和传真机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埃及和印度出现的，是一种寻求宗教复兴或文化革命的运动。在中东和北非，只是到了60年代原教旨主义才做出转向政治的决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的政治化必然更早地出现，是在获得独立后南亚次大陆分裂之时。绝大多数穆斯林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而不是想要一种神学政治。相应地巴基斯坦立国的主要提倡者和它的早期领袖，如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利亚加特·阿里·汗，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
在阿尔及利亚，随着公众生活阿拉伯化，伊斯兰主义者成了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所做的那样，他们转而反对没有给他们的活动以大力支持的权力当局。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被杀害，阿尔及利亚的总统穆罕默德·博迪亚夫1992年被谋杀。在这些国家的激进化过程中，以色列问题（也就是说，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根除犹太人国家）并没有起关键性作用。在政治伊斯兰取得最大进展的两个国家，即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是一个附带的问题。当收人和生活水平越来越不平等时，这种激进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相一致的。这种激进化发生之时，正是对西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老精英分子越来越显示出智穷力竭之时。
这种发展在阿尔及利亚最为明显，在那里曾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旧的领导权，在统治30年之后已经显示不出它的可信。它导致占很大比例的年轻人识点字但没有教养，失业而毫无希望。几百万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但找不到工作和住所。在80年代，激进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它包括一个更自由的派别，这个派别自认是50年代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的继承者，主张“阿尔及利亚优先”，而不是泛伊斯兰的政策。但它也包括一个更激进的派别（由什叶派阿里·本，加领导的沙拉菲亚），为神圣的伊斯兰而战斗。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却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同FIS较温和的派别达成一致。此外，政府在承受不起时许诺进行自由选举，后来当选举潮流转而反对它时又宣布选举无效。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伊斯兰主义者通过自由投票的胜利掌握了权力，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自由的选举了。根据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什叶派和逊尼派都一样）的教义，民主是反对真上和宗教的滔天大罪。因此，激进分子取得胜利，政治规则都会改变。FIS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网，起初接受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相当多的金融支持。其根据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即富裕的阿拉伯统治者会领会他们的善意，至少免遭攻击。阿尔及利亚权威人士，也对激进分子提供了帮助。由于害怕大学的极端左派取得强大地位，他们把伊斯兰主义者当作一种政治反冲力给予了很大帮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处于防御地位，最终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排挤出去。伊斯兰激进分子转而反对使他们的成功成为可能的人。然而，正是政府的组织支持和财政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统治者的根本失误在于他们解决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88年阿尔及利亚生产的粮食相当于30年前，但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错误地反对错误的敌人的战略又加剧了这种困难。在FIS的政治领袖被逮捕后，这一运动被削弱了，失去了它的一些选举支持者。其结果，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后来逃到摩洛哥的阿伯戴尔，哈克·拉雅达领导的伊斯兰武装集团（GIA）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对外国人，也对政权的支持者和不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暗杀运动。另一个主要的靶子是教育体制，爆炸学校建筑和暗杀教师。这些攻击导致几千人丧生，当局镇压恐怖主义不力使得政权威信扫地。
阿尔及利亚的抗议运动在表现上肯定是宗教性的。它一直激烈地反对现代性，狂热地反对当局。大部分领导岗位被俗人所占据，群众转向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因为觉得被旧的领导层所背叛，还因为贫困和不满。
在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它的政治影响是有限的。埃及像阿尔及利亚一样有着相同的社会紧张关系，但埃及还有一种更大的宽容的传统，不利于狂热主义的传播者。埃及的民族主义也更早而且更根深蒂固。各种恐怖主义集团在70年代和80年代积极活动，在学生、低级官员和一些职业人士中有追随者。但基本上伊斯兰激进主义起源于特殊的地区，如上埃及的亚西乌特和宁亚地区以及开罗的贫民区。激进分子在选举中的情况并不好，对外国人的袭击是小规模地进行的，大众的反应是不支持的。激进分子杀害了受讨厌的政权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但没有对政权构成严重破坏。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逊尼派激进分子中间，教士的直接干预并不常见。埃及的塞克，基思是原教旨主义的最有影响的宣传家（通过国家的广播电视）。这些激进的逊尼派运动并不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神学政治。在国家中他们打算让神职人员（“伊斯兰法律博士”）成为领导人的顾问、最终的仲裁者，而不是掌握政权者。这样一来，神职人员就不会对任何挫折负直接的责任。尽管逊尼派运动的进展遇到了一些障碍，但逊尼派激进主义还是具有什叶派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色彩，特别是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和不妥协地把民主和一般自由制度当作一种宗教原则的事情来反对。逊尼派比什叶派较少极权主义，但逊尼派对暴力的狂热信仰并不比什叶派逊色。
西方的一些维护激进伊斯兰的人认为，这种反西方主义仅仅波及到色情文学和其他的过分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波及到政治自由本身。伊斯兰激进主义反对民主，是因为民主极力使理应属于真主的东西脱离真主（和真主的惟一合适的解释者乌理玛），井给那些不能理解和实行自由的人以自由。这种不宽容是同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不相容的。激进的伊斯兰必须规定和监督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宽容涉及到少数民族（如埃及的科普特人）和一般的外国人。它导致相信存在着由基督教、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的政治力量指导的巨大的反伊斯兰的密谋，它还导致仇恨作为一个种族而不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激进的伊斯兰是一种新的宗教，特点是缺乏爱和虔诚，代之以严格遵守宗教礼仪。
这种思潮并不真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就像中世纪的狂热教派并不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或犹太狂热分子并不真的就是犹太教的一样。但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比起现代的任何激进分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政治重要性。伊斯兰尽管是最严格和正统的世界性大宗教，但就其历史长期的延伸而言，也曾是最宽容的和最能适应的。这种对它重新进行激进解释的企图和宗教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许多穆斯林国家盛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紧张状态，同神学政治论者的政治野心有关。它是一种像政治动荡一样的宗教复兴，利用了宗教的语言和动机，依据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必须认识到，阿拉伯7世纪的荒漠不能再是一个榜样。尽管它也许还能激发起至少一阵子狂热，但它不能为城市环境的生活提供指导，而且它肯定不能创造劳动和工作的场所。阿亚图拉需要精英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军警官员、科学家、医生和其他许多必须具有同等地位和至少某种自由程度的人。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包含有它毁灭的种子。它的表现越极端，它的垮台也就越彻底。尽管教权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存在，但除非在中东和北非，他们最终繁荣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前景甚至在南亚也很少得到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大思想家毛杜迪一直强调，巴基斯坦不应由乌理玛来统治。阿富汗血腥的内战更多的涉及到的是权力、民族和部落斗争，而不是宗教。1前苏联的各中亚共和国的重新伊斯兰化，也是如此。
激进伊斯兰作为一种统治因素在中亚出现，是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期望的，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变为现实。在所有中亚共和国，过去的在共产党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精英人物仍然掌握着权力。描绘这种精英人物是不容易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肯定也不是。相反，在世界观上他们是世俗的和民族主义的，实行着一种权威主义的统治、一种混合经济，特别是保留着他们的特权。这种精英人物受到了各种反对派的反对，其中一些精英人物在世界观上是自由主义的（主要是地方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比政府职员有更多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和反俄罗斯）倾向，另外一些是伊斯兰主义者。但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那么激进，在塔吉克斯坦对他们的反对最为强烈，那里自1959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内战。中亚的伊斯兰主义者一直认为，他们不想把一个伊斯兰社会强加于一个国家。这些说法是表明真正的节制还是因为感觉到虚弱和缺乏人民的共识，尚不清楚。中亚和高加索的宗教复活不如俄罗斯那么强烈。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告诫要警惕重大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夸大其词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莫斯科特别是西方对他们的统治的支持。
在未来中亚各共和国将面临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也许要么导致同俄罗斯形成新的友好关系，要么导致进一步的解体和混乱。我们不能排除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出现，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仍然占上风。俄罗斯极右派在对待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认为它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俄罗斯在中亚（那里俄罗斯人被全面驱逐了）、高加索和巴尔干的民族利益是一个重大威胁。但其他人梦想建立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盟。用俄罗斯类法西斯主义者的杰出发言人亚历山大·杜金的话说：“欧亚人相信，原教旨的伊斯兰，连同其反唯物主义、它对银行制度和国际高利贷的反对、它对整个国际经济体制的反对，是他们的盟友。俄罗斯和穆斯林惟一的地缘政治敌人是美国，连同它的自由的、世界主义的、反宗教的和反传统的制度。”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离奇的观点表明这两种极端主义运动的思想在大部分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想要的是俄罗斯内部的挞鞍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完全自由（包括分裂主义），而不仅仅是废除“高利贷”或银行制度。俄罗斯的那些支持“伊斯兰倾向”的右派极端分子，也支持他们的塞尔维亚兄弟努力灭绝穆斯林波斯尼亚，这是他们政策中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政治宗教
在各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中，政治宗教起了一种扰乱作用。它肯定不属于南斯拉夫的和平因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支持为大塞尔维亚而斗争，把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当作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天主教会也从来没有因为克罗地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而处罚他。
但同样真实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混乱后果和无休止的破坏性的军阀主义产生了原教旨主义的塔里班运动。塔里班的年轻的乌理玛的激进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在1994年至1995年冬季阿富汗南部的战斗中取得了突然的意料不到的成功。
战期间屠杀成千上万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而道歉，而是全力支持克罗地亚领导人不让步的要求。用中立观察家的话说：“纳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偶像像邪恶的妖怪一样逃脱了控制，现在教会面临着偶像祟拜。”前南斯拉夫的教会无保留地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促成了分裂和战争的爆发。尽管他们并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学说和做法，但他们为专制和灭绝种族的行为铺平了道路，从而造成了把法西斯主义政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收的政治气候。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世俗国家受到了攻击，那些攻击它的人在方向和动机上是不同的。正像没有法西斯主义国际一样，也没有“原教旨主义的国际”。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世俗的人道主义，疯狂的派别对实行流产的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但甚至最狂热的福音派教徒也不梦想建立法西斯主义组织。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绝望之上的，是假定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发生，基督将选择上帝的选民，把他们带走，然后回头建立天堂王国。这种世界观，没有为冲锋队和黑衫党徒留下任何地盘。
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一直有一道深深的原教旨主义条纹，因为教会从来不进行改革，直到今天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但甚至沙文主义、狂热主义、最极端地宣扬迫害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人―甚至那些自认是极右派的人，如后来的彼得堡和拉多加的大都市主义者伊奥安―也不公开主张法西斯主义。伊奥安和他的追随者也许赐福于那些为建立一种侵略性的专制政权而工作的人。但他们的理想是1906年的黑色百人团，而不是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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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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