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sb out 造句:北京城墙拆除始末

 
　　在今天二环路的位置上，曾经耸立着北京城高大巍峨的城墙，那城墙是藏青色的，沉稳质朴，高10余米，平均宽10米以上，总长40余里。如果城墙不拆是什么样子？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满怀深情地为我们描绘过那幅美景：“古城墙和护城河一起组成环城“绿带” 公园。护城河内可以荡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宽阔的城墙上面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再安放些园椅子。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是苍苍的西山，东南是无际的平原。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然而，这样美好的规划并未实现，建国后10余年间，北京城墙被拆除殆尽，至今仅残留正阳门（前门）等几处，孤独兀立。50年代，主张拆除城墙和主张保护城墙的意见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梁思成当时曾声言，若拆除城墙，50年后会后悔的。言犹在耳，历史已经证明了当年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先进的，拆除北京城的草率决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了无比的惋惜。 
　　 
　　北京城的历史与城墙形制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明清两代扩建而成的。公元1269年，元世祖营建大都，其城近似正方形，墙体为夯土筑成，故称“土城”。京杭大运河由城南入城，什刹海就是运河的终点。当时城的东南角就是现在尚存的郭守敬观象台遗址，北面的城墙也有一段尚存，现在已经修建了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 
　　元代后期，北京城北人烟稀少，而城南由于有运河航运的便利比较繁华，因此明代对北京城的改建总体上是向南发展的。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北城墙南移，城北纵深约2.8千米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为了安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千米。这样形成的一座长方形的城就是明清北京城的内城，今天的环线地铁基本就是沿内城城墙的位置修建的。到明代中叶，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部族的侵犯，决定在城外加筑一道外城以加强防御。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千米就草草收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要想对这个“凸”字形有更直观的认识，请打开一幅北京市地图，可以看到，二环路的形状就是一个“凸”字形，正是沿外城城墙的位置修建的。 
　　明代改建后的北京城，城墙更雄伟壮观了。登过天安门城楼或游览过长城的人会对明代城墙的形制有些直观的认识，除了环城一圈高大宽阔的墙体外，城墙上还有城门、门楼、箭楼、瓮城、角楼、女儿墙、垛口、马道等“部件”。 
　　明北京内城城墙开有九门，城门名称沿用至今：北面有德胜门、安定门；南面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面有朝阳门、东直门；西面有阜城门、西直门。城门上建有城楼，城门之外又建箭楼，城楼与箭楼之间用城墙相连，围成一个小城，就是瓮城。瓮城主要起军事防御上的作用，是屏蔽城门的一道防线，通过两道门的开合可以分割包围敌人，陷入瓮城的敌人成了失去外援的孤军，可以如瓮中捉鳖一样歼灭。现在，我们经过前门（正阳门），还可以看到高大的城楼和箭楼，而城楼和箭楼之间，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瓮城，明清时代北京城的九门大体都是这样的形制。 
　　 
　　城墙拆除始末 
　　 
　　北京城的损毁早在清末就开始了。首先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阳门城楼和箭楼（1903年被清政府修复）、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被焚；然后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修环城铁路又拆毁了几处瓮城和箭楼；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直到解放前夕，北京城的内城还是基本完整的。 
　　1948年冬，北京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攻城部队曾派一名干部密访建筑学家梁思成，向他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以便攻城时避开。梁思成把北京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了北平军事地图上，据说毛泽东曾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古迹，对照这幅地图进行精确的攻击练习。1949年初，傅作义投诚，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幸免于战火的摧残，得以完整地迎接新中国成立。 
　　然而，费尽周折幸免于战火的北京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受到了更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北京的指导思想是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城市，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过，以后从这里望过去将看到一片烟囱。此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也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旧城保护没有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成为彻底保护旧城，提出了一个另建新城的方案。1950年2月，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提出在旧城外西侧另辟新区，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心脏；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这份“梁陈方案”提出后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从1952年起，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办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几年内，北京外城的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1953年5月，为改善交通决定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1959年，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7月，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目前，老北京的城门仅存修复后的正阳门（前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仅存箭楼。2002年，东南角箭楼与复建的部分城墙被组合成明城墙遗址公园。 
　　 
　　城墙存废的辩论 
　　 
　　50年代，围绕北京城墙的存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张拆除的理由主要有：一、城墙已经失去了古代的防御功能，留而无用；二、拆除城墙后，城砖可用于建设，原来的占地可辟为公路；三、城墙阻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 
　　当年梁思成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争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于城墙阻碍交通的问题，梁思成认为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的道路系统设计思想，是要控制车流，引导车流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不使它像洪水一般到处“泛滥”，适当位置的城门正可以完成控制车流的任务。 
　　对于拆除城砖用于建设的问题，梁思成认为提出这样建议的人并不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北京城墙除了内外各1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些灰土既不能用来种植也不能用来建筑，而且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炸毁和清运都是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 
　　对于拆除城墙节省占地的问题，梁思成认为，以巨大的人力和拆毁一件国宝文物为代价换来“一带之地”是得不偿失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对城市的发展是缺少规划和急功近利的。而梁思成熟悉18、19世纪以来欧美大都市无序、无规划的发展历程，对城市的规划有更前瞻的看法。他认为，18、19世纪以来，欧美大都市经历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工业、商业、住宅起先都混杂在市中心，到市中心逐渐密集起来时，住宅区便向四郊展开，商业与工业又追踪而去。摊大饼似的发展，使市区被密集的建筑物重重包围，市区内拥挤嘈杂，既不适于居住，也渐不适于工作，休闲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筑物和街市所侵占，各种行动都得忍受交通的拥挤和困难。所以现代城市发展规划，通常采取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的老城墙、护城河正可充当各区之间的隔离带，建成一带环城的“绿带公园”。 
　　现在生活在北京市的居民已深受交通不便，环境嘈杂等问题的困扰，试想，若在建国之初即采纳梁思成的城市规划，现在的北京将是一座更美好的城市了吧？

北京城墙拆除史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陆陆续续拆除的岁月里，这位年轻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了大量古城楼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撼人心魄的古城门水彩画卷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1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 ；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 ；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 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吴良镛表示可以通过城墙开券洞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戴念慈认为“城墙可保留，可拆一段，保留一段”，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则“主张拆城墙，砖做市建”。
　　1957年5月，红学家俞平伯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考察，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发表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内城城墙”，“城市建设同保存古文物是有矛盾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考虑。城墙的存废，中央应当从全国范围考虑，确定保留哪几个城市的城墙，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从北京远景规划考虑，要发展地下交通，那末保存内城城墙并不妨碍交通”。他特别提出，“不同意拆除前三门”，“天安门所以显得突出和壮丽，是因为有一套东西互相配合陪衬起来的。如果把前三门拆掉，广场四周都变成了新建筑，那天安门就会显得孤单。”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均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掉。陈公培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他曾经沿着四城城墙步行一圈，看到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坍塌或损坏，有的城门楼也已经成了危险建筑物，所以迟早都要拆除。但是，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如陶然亭和西便门一些墙段，现在应该绿化，加以利用。叶恭绰也同意有计划地拆除城墙。他建议先作计划，如可以考虑用前三门的城砖砌护城河两岸。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 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 ：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的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1953年1月，穆欣在与梁思成等座谈北京规划建设时，明确提出， “城墙不应拆，应作利用及保存计划”。 ８月10日，巴拉金与梁思成、陈占祥等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甲、乙、丙方案，对保留城墙的乙、丙方案表示赞赏。

　　1955年，来京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也向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了保留城墙的建议。

　　“苏联的建筑师在规划改建一个城市时，对于文物建筑的处理是非常温存珍惜的。”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整体保护北京古城的问题上，苏联专家与梁思成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个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

　　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也有人大发感慨道：‘四牌楼，四牌楼，从今以后，徒有其名，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有的人爱古建筑，却不怎么热心新建筑，看到城墙拆豁口不顺眼，除掉了牌楼也不顺眼，总之，是破坏了他的习惯看法，于是对新建筑也无好感。由于对旧的留恋，产生了对新的冷淡，这冷淡遮住了他的眼，只往后看而不往前看。”“去掉旧的东西的时候，总难免有些人留恋不舍的，但是当他看到新的东西确比旧东西好时，那留恋就会被快慰代替，觉得那旧的原就该去掉了。这一变的关键在于想不想和肯不肯去爱新的东西，也就是在必要的关头有没有和旧习惯旧传统彻底绝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