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ame for the death:康生书法、绘画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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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的书法

2010-05-24 21:27:15
  此为康生致赵万里的书信,内中谈及古籍版本之事。赵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康生多与其探讨版本校勘,并索借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      ---------------------------------------------------------------------------------------------------------------------------【送抱朴仙人】康生的书法现在流传得不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总体说来属当代大家无疑。与同有书名的毛泽东和郭沫若来比的话,当在郭之上,毛之下。后两者胜在才气上,康生胜在功力。我始终认为,任何艺术作品,无论何种方式,总以表达感情打动人心为最上,书法也不例外。毛泽东不仅自成一体,关键还在于他把自己的情性与书法结合在了一起,达到“人书合一”境界,在艺术上极富感染力;康生的字虽也有“康体”之称,但稍嫌刻版,是以略遜一筹。康生其人,用黄永玉的话说,“还是有点品位的”。才子田家英目下无尘,独独对康生青眼有加。三联2002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里面,就收有康生的字迹。那还是文革前,康生正在养病期间,他送田家英一套明代天启年版的《醒世恒言》。据说这种明版《醒世恒言》只有四套传世,康生得到的这套失落了两页,他就自己动手裁纸画格,用小楷补齐,还特意为补页作了个説明:“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康生”。康生补的两页如下:原书页:康生关于补页的说明:这两页小楷写得一丝不苟,颇具功力,想是花了不少时间。为此田家英回送他一幅金农的书法。----------------------------------------------------------------------------------------------------------------王力谈康生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 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    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    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节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Page1271-1276 “附录:王力与文物 ”
    关 于 康 生 的 书 法       在网上看到一件材料,说云南“石林”那两个字原来是康生写的,后来被凿去了。    三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兵的时候,部队驻地正在昆明市与路南石林之间。因为是个训练部队,每拨学员毕业的时候,总要去那儿玩一趟,所以那些年没少往石林跑。不过当时真的没有注意那两个字的落款。今天“石林”的字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款,找到以前的照片,尽管模糊,字体肯定变化不大,但是刻字的位置变了没有?我没有确证,又希望求真务实,于是只好把照片贴上来,求云南的朋友们考证了。顺便的,“研究”了一下有关康生的书法。因有此文。    1980年10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公布了已故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其《悼词》。是故,如果“石林”的两个字有变,该是1981年以后的事了。

                                               

                                            

        (左为刘少奇1962年摄,右为丁光训90年代摄,注意其上下位置似有区别)                   (一)    康生是中共最著名的书法家,其字在当代书法家里独树一帜,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今天容易读到的康生的字在三联2002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里面,书中收有康生赠田家英的一部补书《醒世恒言》,因为该书缺佚七十余处3670字,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为和原书的木刻仿宋字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地写了一遍。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说这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东西。    今天偶尔能够看到康生书法时常是拍卖会上;还有上世纪60年代荣宝斋出版的《宝晋斋法帖》封面上的五字狂草;一本号称“天下小楷第一”的《曹娥碑墨迹》也是由康生题签。“曹娥碑墨迹”五个字不再是狂草,而是带有隶书特点的楷书,写得笔墨沉着,即一般所谓的“康体”。《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书中还可以看到一幅他写给田的对联“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此外,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郭沫若故居原来在当眼处所摆巨幅书作《黔之驴》,也是康的手笔,不过在郭居开放时已撤去;当年《文物》、《考古》和《中國古代音乐史料概览》的題字也是康生的手笔,不过前二者現行的刊名又是换成郭沫若的字了。    传说中的“康字”还有一幅他送给刘少奇的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康生用蝇头小楷誊抄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篇文章!                    (二)

 

 

 

 

 

 

 

 

 

 

 

 

 

 

 

 

 

     
所谓“康体”,其实是章草韵味十足的笔墨。    章草是汉魏之间出现的一种书体,它在西汉时已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至西晋,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至唐,章草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风格已大异于古人。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总结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 “逸少”是王羲之的字,作为“书圣”,他奠定了今天中国书体的大模样,而此前的书体,则越来越具有收藏、鉴赏和研究的价值,这或许就是前些年故宫博物馆花大价钱收购“索靖”书法的原因。    搁半个世纪以前,写章草的书家似不很多,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算是一例,不过竟稀罕到有人去考证它的作者是谁的地步。近些年在书法展览中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些“章草”作品,这恐怕与书家在“复古”中追求变化与创新有些关系。今人论,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当时是为了“趋急速”便将隶书写得简易些,这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不少楚、汉简牍中看到摸样。到了东汉,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所谓章草,也就是笔画带隶书波磔的草书。章草的波磔一方面是受隶书波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观、规范化,汉末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人们审美趣味发生变化,隶书因过度程式化已丧失活力,所以章草也不可避免地向今草转化。                                  

     介绍康生的书法,王力是有资格的。王在文革中很是“红”了一把,后来却又被江青打做“小爬虫”。68年初,北京满大街的标语“打倒‘变色龙’杨(成武  时任代总长)、余(立金  时任空军政委)、付(崇碧  时任卫戍区司令)与‘小爬虫’王(力  均为中央文革成员,下同)、关(锋)、戚(本禹)”,在那以前,王力一直在中央作为“秀才”,与康生多有过从。王前些年在香港出过一本回忆录,其中说到堂奥上各位领导人的书法:“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书里还记载了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叔通的说法,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康生、郭沫若、齐燕铭和沈尹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三)    关于康生其人的政治德行已有定论。有关他在收藏中的德行却似乎其说不一。    前几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报刊都有文章说到康生利用文革,霸占和盗窃文物的故事。今版的《康生传》(美  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合著 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载:    “康生并非任意地盗窃珍宝,他有识别力,也有办法。他控制着文物局仓库,被没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里,当红卫兵计划抢劫某个著名鉴赏家的家时,他安置在那里的代理人就会通知他,无论何时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诉他。康生会要几份草拟的没收物品的存货清单,亲自检视掠夺物,选择他所要的东西。有时候他亲自发起对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袭击,指示他的副手组织红卫兵去掠夺特定的居民。    康生访问文物局仓库的记录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员保存和归档。这些记录显示,从1968年到1972年,康生以这种方式偷窃了北京文化菁英中96人的图书和收藏。他为自己搜集了12080卷善本书——比其他任何激进派领导人都要多,占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34%,古玩1102件,占移交总数的20%。只有林彪盗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除了当场盗窃之外,康生在购买文物时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一幅价值数千美元的宋代绘画,他用10美分买下。他为价值超过86000元的绘画支付了2364元,为价值74000元的古玩只支付了250元。康生“购买的文物”价值总数只有8万美元左右,但是那时中国与国际市场相隔绝,所以估计的中国艺术品价值总额远低于其真正的商业价值。康生打折扣购买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是数百万美元。    文物局官员往往是很勉强地把珍宝按康生所要求的价格卖给他,他们不敢拒绝他。当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员坚持认为康生支付的数目太低时,康生要他的秘书指责这位官员“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指责可以使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诚实受到怀疑,并且提醒他,康生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可以制订他自己的价格标准。”    不过在王力的回忆录里,却有另样的描述: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文革前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
    王还坚持认为:“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   王力曾长期在康生手下工作,他的有关叙述是否可以信从,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不过这里倒不意间流露出文革初期堂奥上对“破四旧”的态度区别。至于文革前康生对文物工作的态度,今天有限的文字中,倒是褒多贬少的。    文革前,康生经常到荣宝斋去,一篇回忆荣宝斋旧事的文章中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粮食紧张。荣宝斋装裱字画用的面得不到解决,连肖劲光大将和傅钟上将来裱画都要自带面粉。一次,一位智利画家也来裱画,自己带了一包燕麦粉,结果是既不能用来裱糊又不让通融。康生知道此事后当即表示:“我们在经济上是碰到了暂时困难,可也没困难到这个地步,连外国朋友裱画都得自带面粉,这怎么成!荣宝斋裱字画所用面粉问题由我找有关部门解决。”第二天,北京市粮食部门负责人根据商业部长的电话指示,表示对荣宝斋的裱画用面全部照需供给。    这篇文章还说,康生来荣宝斋大都是欣赏新收购的旧字画,很少买东西。六十年代初,他曾在荣宝斋裱过一幅对联,拿来时没问裱一裱需要多少钱,取活时,裱工收了他八十元。为此,使他吃了一惊:“我当初在地摊上买这对字时才花了二元钱,裱一裱要这么多的钱呀!”裱画师傅说:“康老,荣宝斋有规定,不管买字画时花多少钱,裱字画时一律按工料收钱。”康生听后,笑了笑,说声:“谢谢老师傅!”便告辞了。     人们论书,总爱“书”“人”兼论,“字”“品”互校。其实,远的如蔡京、严嵩、秦桧,近的如郑孝胥、康生,都有人品致下,书品致高的现象。一种成熟、自信的文明似乎完全不必因人废字,比如严嵩题写的“六必居”至今仍然在大栅栏那儿挂着,对于康生的书法,也大可不必处处遮盖斧凿之。倒是康生小楷撰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扇面,如今不知藏在哪里?我想,这件东西,要是收在国家博物馆里,必是件深镌着上世纪下半叶中国莫测政治历史的巨藏!
  康生: 

(1898一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终于找到一幅


  

自作诗(年代不祥)


  康生,原名张叔平,又名张绍卿。山东诸城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卅运动。被认为是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和中国反对“苏联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在延安军政大学教过书。 一九四九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他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间,曾先后五次去苏联。他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参加一九六三年七月会谈的代表团成员,那次会谈导致了中苏分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直接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打击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犯下了严重罪行。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了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其《悼词》。 

  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且才艺双绝,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常用“鲁赤水”名作画,这个名字是有针对性的,意与“齐白石”并驾争驱。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深研,曾用笔名写考证文章,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田家英是党内高层“秀才”中最有才气、最具正义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许可,但对康生独致敬佩之意(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其人虽废,其字流传。康生并非仅善章草,真草隶篆样样皆能。古人称赞某人才能常道: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康生便是如此,左右并进,皆能书画,因其亦是金石大家,笔划典雅,劲力非凡,似拙实工,生动而不张扬,刚直而不僵硬。康生以此自傲,曾言:郭老那几个字,我就是用脚也写的比他好。虽是自夸,但也露出对郭老之不齿。 

  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最早的是李斯(指惨酷一面),他是助秦始皇行督责术的老祖宗。宋明清以来有名的是蔡京、秦桧、严嵩等,书法皆有名,但臭名也是长远传世的,所谓“遗臭万年”吧。康生看来只有与他们为伍,当然是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