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顺从权威是中国人的不好特点(2)

2011年12月15日 22:30
来源：南方网 作者：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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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这个很明显是中国的人口规模。新的思想总是被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就是很多人了。

这也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正如我们的书中所写的，我们要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学习的经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发展的，我们还要作很多研究。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成长起来，迎接挑战，将会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王宁：您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这会给中国经济学家极大的动力和信心去发展自己的观点。

科斯：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的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我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王宁：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您的意思是说，科斯经济学或您所说的“正确的经济学”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您相信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可能发展这个学科。

科斯：对。我觉得顺从权威是中国人的一个不好的特点。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我的论文，比如《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问题》，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我的以及别人的论著所能做的，至多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王宁：我同意。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他们要么走自己的路，要么无路可走。最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没能做出合理清晰的解释，让中国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

科斯：我认为，科斯中国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研究。我们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的，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的观点的惟一路径。

王宁：是的。学会将与中国的大学进行广泛合作。中国的大学可以成为学会的会员，根据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专注于某些经济问题的研究。比如，浙江大学所处的位置非常适合其研究温州和义乌的发展，以及其他的浙江省的独特经济现象。

科斯：学会推动中国的“正确的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学家进行“正确的工作”的一个方法是创办自己的期刊。我担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我非常主动、积极。我参加很多研讨会和其他会议，跟大家交谈，去发现他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如果我觉得他们的研究很好，我会邀请他们投稿。到了后来，我会直接跟大家交流，建议他们去做哪些研究，并承诺会发表他们的文章。

王宁：这跟现在期刊的运行方式确实是非常不同的。

科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哪个期刊会这么做。大多数期刊的主编都是等着人们投稿，然后请外面的评审者挑选适合发表的文章。这跟我的工作方式不同。我知道自己想要出版哪些类型的文章，所以我到处找人写这样的文章 。

举个例子。当年伯纳德·西根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研究员的时候，他说他想写一篇关于分区制利弊的文章，我建议他去找一个没有分区制的地方，就土地使用方面跟有分区制的地方进行一下比较。最后，他写出了一篇关于无分区制的休斯敦地区土地使用的非常好的文章(Non-Zoning in Houst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另外一个例子是五常关于蜜蜂的文章。我知道华盛顿州存在养蜂人和果园主之间的合约。我请五常去进行调查。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研究(The Fable of Bees, i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理查德·桑德尔写了一篇关于人造板远期合约市场建立的论文，但这个远期合约市场最后失败了。桑德尔非常沮丧，因为没有人愿意出版关于失败市场的论文。我一点都不沮丧，因为大多数市场都失败了。这篇论文恰恰揭示了建立一个市场有多么困难。我发表了他的文章(Innovation by an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ywood Future Contrac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王宁：我觉得这是您对这个学科最大的贡献之一，但机会成本可能也非常大。在您研究的巅峰时期，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这个杂志上，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上。您完全有可能再写出一两篇像 《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那样的文章。

科斯：我对自己的决定一点也不感到后悔。这是我来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是发展一个学科的惟一途径。要不是为了这个杂志，很多文章可能根本就不会发表，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写出来。

王宁：根据您的经验，如果学会要办一个期刊，您觉得该怎么做？

科斯：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想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推动哪种类型的研究，等等。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观点怎么看，毕竟你不可能控制别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垄断整个领域。只要你坚信自己的观点，你就要极力维护你的观点，宣扬你的学说，直到你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一天。这是取得学术独立的惟一途径。

王宁：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我们找不到第二个科斯。您创办《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时候，您在这个专业中的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了。您的观点，不管是关于什么的，都会得到高度重视，并被广泛接受。

科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自己的观点经常跟主流观点不一致。即使是在现在，我对本学科的观点也是经常不被业内人士所接受。但要使科斯中国学会取得成功，你肯定不需要有第二个科斯，你们将会有张某、王某，或其他姓氏的中国人。

中国会发展出独特的产权系统

王宁：我还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到了没有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这是怎么做到的？

科斯：各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尽相同的。以前人们将产权系统划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单。英国和美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前苏联的产权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我认为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至于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

王宁：第二个问题。您的100岁生日就要到了，您想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说些什么？

科斯：我想说的其实跟我的生日没什么关系。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就是以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为基础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采取历史研究、统计研究，或分析研究等形式。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一定要建立在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的基础之上。

王宁：这个任务看起来并不困难。

科斯：这当然不会像E　=　MC2　那么困难。但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是很复杂的，它由很多的组成部分组成，并且每个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微型的系统。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是非常之复杂的。用汇总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并不会让你对经济运行有很多的了解。

王宁：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科斯中国学会在近期应该做哪些事情？

科斯：学会要尽快运转起来。我的意思是说，学会要尽快在中国开展研究活动。我见过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读过他们的很多作品。他们非常有才能，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有前途的。只要学会能够促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如果办期刊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就办一个期刊。如果需要举行研讨会或其他会，我们就办会。如果学会需要资金，我们就去找资金。我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家们会大力支持这个学会，积极资助这个学会的研究工作。

王宁：科斯教授，非常感谢您。我迫不及待地想跟我的中国同事们分享您的热情并转达您的殷切期望。您的工作以及您对中国的热爱感染了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对您充满崇高的敬意。我坚信科斯中国学会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科斯：我现在已经100岁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在生活中经常感到很吃力。就像我经常对你说的，人千万别老。不过我确信，中国的经济学家定会尽自己的努力搞好研究，并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感谢。

(姜红翻译，盛洪、冯兴元校对。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科斯中国学会版权所有，授权南方周末刊登。原标题为：“正确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