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背山台词截图:中国近代的牛人们3

坐在车里的唐生明，心里很明白：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听天由命了。
　　汽车一直驶入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也就是李士群的老巢。
　　唐生明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时，发现戴笠的情妇——张素贞也在。李士群好像正在问她些什么。唐生明强压住内心的忐忑，故作镇定的像平时一样，先同李士群开玩笑。但是李士群没接茬，而是劈头就谈陈恭澍的被捕，并且用责怪的语气说，唐生明已被怀疑和此事有牵连。
　　唐生明连忙辩解说，自己过去确实和戴笠是朋友，但现在并没有替戴笠工作，也没向李士群和汪精卫隐瞒什么。这次李士群好像不再相信唐的这些解释，他叫人把陈恭澍押过来，和唐生明当面对质。
　　只要陈恭澍一承认唐生明和他有关系，唐生明就会立即被捕。
　　此时的气氛紧张的好像凝固了一样。
　　陈恭澍被带来了，而唐生明此时一言不发的坐在旁边，听李士群审问陈。令唐生明稍微有点安心的是，陈恭澍并不承认唐生明和他有关系。
　　唐生明不失时机的大声说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承认和戴笠是朋友”。这是明显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承认和戴笠的朋友关系。因为仅从那份电报上，李士群也能分析出这个结论，要是不承认这点的话，反而欲盖弥彰，让李士群感到他还有很多隐藏更深的秘密。
　　唐生明这一招果然奏效，这就是间承认那份电报是他发的，但只是朋友之间的建议而已。并且电报建议的内容，对汪伪政权来说是很有利的：不让重庆政府乱杀日本人，这可是汪伪政权求之不得的事。
　　并且除了那份电报外，再也没找到和唐生明有关系的证据。
　　审问陷入僵局。李士群让人把陈恭澍带下去。过了一会，好像无计可施的李士群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汪先生有电话来，叫我把你们送到南京去见他，你当面去和他谈谈吧！”。
　　失去人身自由的唐生明夫妇，只好任由他们摆布了。他们又马不停蹄的连夜被“押上”去南京的火车。但是有点奇怪的是，李士群对于唐氏夫妇的态度，好像又有点变的软化起来，并且李也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唐生明夫妇，还有张素贞一起去南京。
　　折磨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不是一刀砍了他，而是让他活着时一刀刀的“凌迟”他。从精神上折磨一个人最好方法是：让你绝望时看到希望，然后再把你的希望变成绝望。就是反复的吓你，但不吓死你。
　　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某个人被邻居告知，自己的两头牛死了一头。这个人听后悲痛的大哭，哭了好久，好不容易情绪稍微缓解了一点，想不到这个邻居又对他说了一句：你的另外一头牛也死了。
　　这就是用惊吓和痛苦反复多次折磨人，这样最痛苦，也最令人难以忍受。
　　唐生明也被这样反复的惊吓，先是在李士群的特务总部。但是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即将到来的在南京这次。
　　车刚抵达下关，唐生明发现几个佩参谋带的日本军官，向他们这个车厢走过来“迎接”他们几位。唐生明的心好像被浇了一瓢凉水，他最害怕和日本人打交道，因为日本人的凶狠残酷他是再熟悉不过，落到他们手里，不死也会被扒层皮。并且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就没有人能够救他了，即使是汪精卫。
　　旁边的李士群看到这些日本人也有点发懵，因为在原计划里，没说日本人来接他们。李士群的不安更加剧了唐生明的恐惧。
　　此时他有点“恨蒋介石和戴笠，不该把我派来，也有点后悔，为了贪图享受，连性命也就此可能送掉”，这是唐生明回忆录的原话，我觉得非常真实，他没有谈自己怎么视死如归，怎么临死不惧等等，而是坦率的说出自己的感受：恐惧和后悔。
　　　　
　　
　　 唐生明坐在日本人的汽车上，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他现在的处境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群”。
　　人在清醒的状态下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在精神上往往是最痛苦的，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毕竟是少数。很多的死刑犯在被行刑时，经常会发生四肢抽搐，尿失禁等，这是在极度的恐惧的状态下常有的生理反应。所以在台湾等地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对死刑犯实施死刑时，往往给他们注射麻醉针。在历史上，被砍头的人也往往喝得烂醉。这些措施就是把人清醒的意识给“麻醉掉”。从而缓解在面对死亡时精神上的恐惧。有的死刑犯还会使用精神药品。
　　这些措施也可以反证：人在清醒的面对死亡时，内心会有怎样的煎熬与痛苦。
　　而坐在日本人车中的唐生明，正处在这种煎熬中。
　　车一直开到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这几个日本军官带着唐生明先去总参谋部。这鬼地方对唐生明来说简直就是“阎罗殿”。
　　由于唐生明的地位，日本高级军官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市川中佐三人已经在早早的等着唐生明。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
　　这几个日本军官异常客气的过来和唐生明握手、寒暄，对唐生明热情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他们看出了唐生明的不安和恐惧，于是便“亲切”地安慰他，让他不要害怕。并且还连声的称赞唐生明，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唐生明有点发懵。
　　都甲对唐生明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接着都甲表示非常欢迎唐生明来南京，但是可惜的是没有让他们早点知道（废话，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们这些小鬼子知道），还说一定要尽力支持唐生明的工作。并把唐生明和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并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南京政府绝不敢为难唐生明，如果敢的话，一切由他们日本人给负责出头。
　　这哪是受审，简直是开欢迎会。日本人是不是吃错药了。
　　唐生明实在猜不出日本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怕这是狡猾的日本鬼子耍的阴谋诡计，来套他话，所以一直没敢做正面答复。
　　谈了一会，他们看出了唐生明的顾虑，于是便没有再勉强唐生明，而是带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河本除了重复了都甲的那些话外，还更坦率的说：“我们以为找不出方法，所以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他越说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的恭维了一番，并反复的对唐生明说了好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绝没有打算要长期占领，我们应该很好的合作起来一起反共”，接着，河边还说要经常派人和唐保持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安全。
　　唐生明一开始真是有点发晕，和自己原来预料的太不一样了，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样。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对待自己？
　　在和河本的谈话中，唐生明渐渐了解到，河本对他那份电报里的建议很是赞赏：就是向重庆方面建议，不要再暗杀个别的日本官兵，因为唐生明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
　　唐生明慢慢明白了，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且希望通过他能和蒋介石对话。这种特殊的关系此时成了唐生明的保护伞。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政治。
　　唐生明因为对日本有“特殊的价值”，所以好像马上就成了日本人的贵宾，日本人对他好像比对汪精卫还在乎。
　　唐生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否认和蒋的关系，也不便立即承认这种关系。所以他对河本说：“我对重庆方面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日本人此时也是见好就收，没有再步步紧逼唐生明。
　　河本随后还陪唐生明去见了总司令炠烟俊六，唐生明在苏州时见过这个炠烟俊六，不过这次见面，这个日本人比上次还要客气很多。他重复了河边的话，并勉励了唐生明一番。河边招待唐生明吃过午饭后，把唐送到了招待外宾的地方住下来。
　　唐生明的这番经历真是有惊无险，又极富戏剧性。
　　　　
　这样一来就使汪精卫的处境很尴尬：日本人之所以对唐生明如此礼遇，可见蒋介石在日本人的眼里还是最重要的实力派，日本人可以完全不理会汪精卫的意见和感受，而希望直接与蒋介石联系。
　　本来唐生明一被李士群查出来和重庆方面有电报联系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还有陈公博都建议汪精卫要严办他。这下可倒好，唐生明刚到南京就被日本人先接去，并且奉若上宾，日本人这招一出，没人再敢对唐生明怎么样了。
　　李士群的“嗅觉”很灵敏，日本主子的态度他迅速的察觉到，于是对唐生明变的比以前更加恭敬和亲热了。
　　唐生明也很及时的把发生的一切上报重庆方面，并说明了日本人希望合作的态度，这使蒋介石和戴笠大喜过望。
　　戴笠马上复电，对唐生明的“表现大大赞扬一番”，并说他“不负校长重托”，而且唐的表现“超过”了蒋介石和他期望。戴笠在电报里还“很慎重”的传达了蒋介石对唐生明的指示：让唐“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并提醒唐生明先不要承认代表什么人，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
　　从戴笠的这份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政治操作十分老道，既不放弃与日本人的妥协管道，又极力撇清自己与日本人直接发生关系。蒋介石的政治智慧显然比汪精卫要成熟的多。
　　于是很奇怪的局面出现了，在蒋介石喊着要“坚决抗战到底”时，他的代表——虽然蒋没公开承认——唐生明却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和优待下，长期比较“享受”的在日本占领区公开活动。
　　驻上海的的日军司令部，还专门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的家中担任联络和保护的责任。松井每天早上去唐生明的家里，然后晚上离开。
　　现在唐生明被日本看做蒋介石的代表，所以他可以公开和重庆方面联系，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了。唐生明把藏在郊外的电台“明目张胆”地搬到自己家的三楼，在松井的面前大大方方的和重庆联系。
　　本来唐生明住的那个地区要轮流停电的，这样一来肯定要影响电台的使用。松井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转告日军驻上海的司令部，司令部也立即下令电力公司：唐生明住的那个路段不准再轮流停电。
　　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他熟人，知道这一情况后，都常常和他开玩笑说，沾了他这个重庆代表的“光”了。不仅如此，唐生明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日本人的“特殊优待”。
　　当时的上海煤、米还有汽油等物资非常紧缺，即使拿钱也不一定买到。自从松井住到唐生明家后，日军司令部对唐生明实行“特供”。并且“特供”量还很大，唐生明自己都吃不完、用不尽，于是经常拿出一些去周济别人。这种待遇连当时在上海的很多大汉奸都眼红。
　　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在大后方异常艰苦异常的生活条件下，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中，唐生明却在上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这个松井在和唐生明的接触中，还建立起了不错的交情。唐生明也利用这种关系解救了很多的人。比如几十个被抓的军统特务，都是唐生明利用和松井的这层关系保释出来的。另外还有几个被日本人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也是唐生明经过松井的活动，才免于被杀害和虐待的。
　　松井和唐生明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日军投降。在松井告辞时，由于唐生明对松井的保护还有帮助，心存一份感激，便想回报松井一下。当他得知松井想早一点回日本时，便通知上海港口司令、军统大特务谢灏龄把松井安排到第一批遣返的日本人中。
　　这个日本长崎人松井——一家人被美国的原子弹统统炸死——和唐生明居然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感情，在动身的时候，还和唐生明一家依依不舍。
　　“我们私人之间毫无恩怨，但是由于战争我们不共戴天”。这永远是人类的悲哀与尴尬。
　　总之唐生明在上海的日子过的很爽，他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顺便借日本人之手，干掉了大汉奸李士群——这个让戴笠都很头疼的日本人的“走狗特务”。
　　　　
　有人说，李士群就是汪伪政权里的戴笠。因为他们两人的手段，职务，风格等等都有相似之处。李士群在日本人的眼里也很红。
　　由于这些原因，戴笠一开始曾想让唐生明策反李士群，因为凭李士群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要是能给重庆方面办事，无疑会事半功倍，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但是唐生明经过和李士群接触，并在旁敲侧击的试探后，发现想把李拉过来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李士群曾经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工作过，那段工作经历对他来说很不愉快：地位低，人事关系也少。各方面远不如当时同样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但是自从为日本人办事后，李的地位急速上升。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这些原来高高地在他之上的人，地位忽然跑到他下面去了，这种感觉对他来说显然很爽。
　　他对日本人的知遇之恩，也是感恩戴德，忠实的替日本人卖命。同时，很多中统和军统的特务都死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觉得选择和蒋介石戴笠合作的话，日后难免不会受到报复。
　　所以对李士群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了。
　　唐生明花了几年的功夫争取李士群，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只有一个选择：干掉他。这是蒋介石和戴笠最后的决定。
　　一个政权或组织想杀一个人时，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被杀的人无权无势，属于草根级的，那么这种个体的人对被杀的命运，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这种情况可以描述为：政权或组织vs个体的人，结果是个体的人毫无胜算。“拉什迪事件”就属于着这种情况。
　　英国作家拉什迪在他的小说《撒旦的诗篇》里，有对默罕默德的讽刺描写，所以激怒了伊斯兰世界，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宣布，拉什迪的小说亵渎了《古兰经》，并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
　　这种精神领袖在伊斯兰世界中，甚至比政治领袖更有影响力，当时的伊朗政府也下达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这下可惨了。拉什迪的处境就是，个体的人vs组织或政权，他就像一个任其宰割的羔羊，毫无反抗能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境遇恐怕是每个人最可怕的噩梦之一：被一群无法摆脱的人追杀，无处躲藏。
　　拉什迪赶紧道歉，可是没用，你小子早干么去了，晚了，现在非干掉你不可。
　　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调动大量的警力来保护拉什迪。拉什迪的个人生活也完全改变，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无数次的黑夜中，他都会在噩梦中惊醒。这种几乎每天都可能是末日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
　　一个日本人仅仅因为翻译拉什迪的这部作品，就被干掉。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译者也险些被暗杀。
　　所以，如果仅仅是“个体的人vs政府和组织”这种暗杀角力，个体的人注定被干掉。
　　另外一种情况是，被杀的人隶属于另一个政权或组织，这种人杀起来相对来说就不容易了，尤其是被杀的人在另外的政权和组织中还是高层人物，这种暗杀角力实质就是“组织或政权vs组织和政权”，这种人的安全就比较有保障。
　　比如美国暗杀萨达姆，就是这种“组织对组织，政权对政权”角力，因为被暗杀的对象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和暗杀者对抗。
　　所以个人的力量只有通过组织，通过团体才能变得大，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力量毕竟极其有限。
　　暗杀李士群，就不再是“组织或政权vs个人”，而是“组织或政权vs组织或政权”。所以李士群不是那么好杀的，即使李被杀，汪伪政权和日本人也会展开疯狂的报复，使很多中统和军统人员，甚至很多普通的无辜老百姓遭殃。
　　唐生明苦苦思索着干掉李士群的最佳方法。
　　　　
　　　　
　　英国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被一些人誉为“看过世界上所有历史书的史学家”。我也挺喜欢他的作品：深刻，有洞察力，博学。确实是世界上一流的史学家。
　　但我老是觉得，他的知识上的短板仍然是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太庞大，太复杂。就像辜鸿铭对一个西方的哲学家说：当我们的民族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文明时，你们还居住在洞穴里。
　　虽然有点阿Q，但也未必不是实情。
　　所以要想看人类史上最智慧，设计最巧妙，最复杂的权谋斗争，只能来中国。因为中国的权谋技术世界一流，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什么易经八卦太极，把人类的权谋斗争发挥到极致。
　　有很多和西方人接触的中国人，经常埋怨这些老外是“一根筋”。好像我们的思维是多维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单维的，所以西方人的思维适合搞科学技术，而中国人的思维更精于和人斗。
　　要找一流的科学技术，也许只能去西方。
　　要找一流的权谋技术，那你只能来中国。
　　正如一个攻入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感慨到：幸亏领导这场战争的是萨达姆而不是毛泽东，萨达姆不会跟我们玩地道战，玩游击战，要是换作毛泽东的话，也许战争才刚刚开始。
　　唐生明在寻找除掉李士群的最好方法时，也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善于权谋的特点，设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局：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即所谓的借刀杀人，三十六计之一。
　　在所有的设计师中，这种“计谋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因为这种工作的实质是针对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动物。有时比狮子老虎都难对付。
　　唐生明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觉得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是除掉李士群的最佳选择。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为什么说有可行性呢？
　　我们需要厘清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就像把一副“人际关系地图”铺开，看看谁和谁是交情好，谁和谁有矛盾。因为有矛盾，才有分化和反间的可能。
　　首先说一下唐生明和周佛海的关系。
　　我们上文中提到唐和周原来就认识，并且还是湖南老乡。但是最重要的是：周佛海暗地里还是戴笠的人，和戴笠有联系。就是说唐生明和周佛海都是重庆方面的人，不过是一明一暗而已。
　　一天，周佛海邀请唐生明到他家，然后神情异常紧张的让他老婆坐在门口，并特别叮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他把唐引进到自己抽烟片的一个小房间里，周佛海好像有极其重要的事想跟唐生明说，但是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恐惧，竟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
　　唐生明看他这样，便单刀直入的问道：“是不是为了木子（唐生明和周佛海私底下对李士群的称呼）的问题？”
　　唐生明这么一问，周佛海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因为他没想到，戴笠就李士群的事也和唐生明讨论过。他还以为戴笠只跟他一个人聊过此事，而他想不出该怎样除掉李士群，所以才请唐生明来商量一下。
　　没想到人家唐生明早就知道了，他知道戴笠和唐生明的关系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从此之后，周佛海和唐生明便常常在一起，密谈怎样干掉李士群。
　　唐生明把自己借刀杀人的构想告诉周佛海，周经过认真考虑后，觉得这确实是上策。并积极研究怎样具体实施。
　　既然想“借”日本人的“刀”，就必须找出日本人和李士群的矛盾，然后加以挑拨，使之激化，这招“借刀杀人”才能奏效。　想来想去，周佛海想到了两个关键人物可“盘活”这局棋。
　　　　
这两个关键人物是谁？
　　一个是周佛海的亲信熊剑东。熊时任所谓的税警总团副总团长。
　　另一个是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
　　之所以选这个冈村，是因为李士群一向和宪兵队有矛盾。周佛海瞅准时机，指示熊剑东在冈村的面前，猛说李士群的坏话。
　　因为这个熊剑东和冈村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冈村原本就和李士群的关系很不好，还有冈村调到上海后，李士群的态度很傲慢，对冈村也不如以前那样恭敬，这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都给周佛海的“借刀杀人”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这个熊剑东“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的功夫，还是非常有水平的。李士群被这种人算计也真够倒霉的。
　　熊剑东在冈村面前不断“吹风”，说李士群对宪兵队如何不满，工作上如何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力。尤其是说到李士群怎么看不起冈村时，这个性格暴戾，凶残无比，而又头脑简单的冈村，不由恨得是咬牙切齿，发誓非要除掉李不可。
　　熊剑东还嫌这把火烧的不够狠，于是又来了个“火上浇油”：他故意劝冈村不要这样做，说李士群负责特工多年，表现不错，很受日本总部的信任，这就等于是委婉的说，李士群很红，恐怕你冈村也未必能惹得起。
　　刚才冈村的愤怒的情绪虽然已经很高了，但是还是九十九度，可是熊剑东的最后这几句话，把冈村的愤怒给“烧到”了一百度，冈村彻底“沸腾”了。他暴跳如雷，好像和这个李士群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似的。
　　熊剑东的激将法用的火候和力道真是炉火纯青。
　　这个世界上有我冈村就没有李士群，有李士群就没冈村。
　　李士群做梦也没想到，他辛辛苦苦给日本人卖命，但是在日本人的眼里，他不过是条狗，看不顺眼就干掉。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熊剑东原来就是个军统的特务，所以对于“怎么把人给弄死”这种事，办法不仅多，而且狠。他称得上这方面的专家里手。
　　于是他向冈村建议，除掉李士群的最好方法是下毒。
　　冈村完全同意熊剑东，但是到哪才能弄到合适的毒药呢？这种毒药最好无色无味，因为要对付的李士群，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仅警惕性高，李这方面的知识经验也是很丰富的，稍有考虑不周之处，就会露出马脚，以致前功尽弃，打草惊蛇的后果是很糟的。另外，毒性也必须够强，如果毒不死，之后的局面也是很难处理的。
　　想弄这种毒药，只能找戴笠。
　　戴笠那里就像海龙王的百宝箱，各种杀人的，破坏的武器、药品，他一般都有。这些东西有的还属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戴笠在这些特工的技术和工具方面，还是很注意紧跟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比如当时他秘密聘请美国特工专家雅德礼来重庆，帮他训练军统特务。
　　这个雅得礼，教这些军统的特工怎么破解密码，怎样制造破坏用的武器，比如燃烧弹铅笔。这种铅笔的外形和普通铅笔完全一样，但是只要把笔尖折断，它就可以燃烧起来。在美国新泽西州肯辛顿弹药厂里，一个破坏者就用这种燃烧铅笔制造了一个大爆炸，直接导致损失500万美元。难得的是这种铅笔的燃烧时间还可以定时。
　　雅得礼还给戴笠从美国带来一种用来审问的药物。把这种药物注射到被审问犯人的血管里，犯人的状态就如同醉酒一样，会情不自禁的说出真话。
　　这种药品叫阿美托钠，具体做法如下：（危险！请勿私自模仿使用）
　　将一克阿美托钠溶于二十毫升蒸馏水中，用针管以每分钟一毫升的速度，把药物注射到血管里，，通常只需注射十到十二毫升的溶剂，角膜反应就会消失。这时就可以停止注射了。
　　接受注射者必须在五分钟后被叫醒，接受审问。这种药物能使人的推理能力和抑制力瘫痪。所以，如果能将麻醉的程度掌握的恰到好处，被注射者就会真实的回答问题。
　　我之所以引述这些，是想说明戴笠那里确实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当然周佛海从戴笠那弄到的毒药，也是很“高性能”的：这种毒药不仅无色无味，并且吃下后不会立即死，而是一两天后再发作。
　　这对投毒者来说真是太理想了，既可以达到目标，又能不当场被别人抓到证据。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李士群来上门“品尝”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1939年，就发生了一起军统参与的投毒案。
　　军统收买在日本使馆工作的中国人詹长麟，准备用毒药干掉日本驻华大使等几位高官，可是遗憾的是，由于毒量没有掌握好，导致只毒死了一个日本翻译。
　　但投毒者詹长麟成功逃脱。在前几年，还有记者采访这位詹老爷子，采访时，记者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詹老爷子没有喝一口面前杯子里的水。这是他一个比较古怪的习惯：在生人面前，不喝水。
　　可见那次投毒的经历，在他内心留下的巨大的阴影。
　　人的某些经历，会极大的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就像有些法医不吃排骨，有些死刑执行者不敢喝鸡蛋汤一样——因为排骨和解剖时人体的结构太像了，而人枪决时流出来的脑浆，和飘在汤里的“鸡蛋花”非常相似。
　　这个李士群是个杀人魔，杀人无数，杀人的方法也用的不少，其中当然就有投毒（李士群的很多部下，就是被李毒死的），所以他对这种事，要比一般人敏感一千倍。因为他自己就经常用，所以对于这种投毒的杀人伎俩，可以说是深谙其中种种玄机。
　　要毒死他，非常难。
　　周佛海和熊剑东本来想凑宴会来实施，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引起李士群的怀疑。可是很不凑巧，那几天恰好没有宴会。那个冈村可等不及了，看来这小子真是对李士群已经恨之入骨。
　　没有宴会不要紧。那我就专门请你一个人来吃饭，你还敢不给我面子吗？冈村打定主意，便直接向李士群下请帖。
　　要说这个李士群的警惕性还是一流的，他知道冈村调到上海了，于是他便离开上海，长期住到了苏州。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是不可能一次都不回上海吧，恰巧，李士群刚回上海就接到了冈村的请帖。冈村下请帖也是根据“消息”下的，想躲也躲不了
　　这些汉奸不管所谓的地位多高，在日本人面前毕竟只是条狗而已，“主人”这么给面子，哪敢不赏脸。所以李士群不敢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也是在这个时期，和李士群关系不错的日本人晴山大佐调走了，以后在上海只能靠冈村，所以就更不敢得罪了。
　　明知是鸿门宴，但还不得不去。
　　在李士群赴约的头一天晚上，周佛海把熊剑东，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还有自己的老婆杨淑慧找来，一起紧张的研究部署明天投毒的方案。最后决定由唐逸君，还有杨淑慧一起帮助下毒。几个人认真推演了一下具体的投毒步骤。周佛海反复叮嘱她们要小心谨慎。在部署好以后，周佛海马上回南京，以避嫌疑。
　　第二天，李士群和他的翻译夏仲明终于如约而来。
　　一进屋，李士群发现客人只有自己一个，原来就很警觉的神经，立刻又绷紧了很多。
　　此时，唐逸君和杨淑慧也顾不得身份了，她们躲在冈村的厨房里，穿上白色的厨师服，亲自动手。菜式是西餐，这也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西餐如果是采取分餐的话就比较合理，这样便于下毒。
　　这两个女人对李士群“照顾”的可真是“周到”，给李的每道菜，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然后交给日本的侍女端给李士群。
　　李士群不愧是“资深特工”，警惕和机警是极高的。对于所有的菜，他都有一个不变的、但又很有效的借口：最近身体不好，正在泻肚子。
　　总之，李士群抱定一个原则，对于所有的菜，一口都不吃。
　　冈村看到李士群这么难对付，心里很着急，但是躲在厨房里的唐逸君和杨淑慧更急。总不能捏着李士群的鼻子，强往他嘴里塞吧，那样做就太明显了。
　　该怎么办？
　　还别说，这个冈村关键时刻还是挺有主意的，他表面上装的很放松，也很殷勤。尽量使自己的举动不表现出丝毫的异常，免得再加重李士群的怀疑。最后，冈村亲自从厨房里端来一份牛排，然后很热情的招呼李士群品尝一下。
　　日本人亲自端给你，要是不吃，你就太不给面子了。所以李士群这次实在没办法推辞了，只好象征性的捡了点青菜吃下去。
　　也许李士群没想到的是，剩下的一点毒药全部拌在青菜上了。牛排上的毒量反倒很少。这两个女人把李士群的心理摸的真透！
　　吃下后，当场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
　　这个冈村怕李士群回去立即采取措施救治，所以故意弄出些问题和李士群纠缠、讨论，不让他立即离开，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拖延时间，以便李士群的肠胃对“药品”能够充分吸收。
　　李士群好不容易离开冈村，匆忙回到家里，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做一件事：灌肠洗胃。
　　在这件事中，李士群所有的应对，不能不说极度的“明智”，要是毒品的量少一点，或者他能回家早一点，也许他真能逃过这一劫。
　　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这种毒药的“追杀”。
　吃完这顿饭，李士群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第二天，李士群登上了回苏州的火车，恰好，唐生明的妻子也在这列火车上，李还把唐的妻子请到自己的包厢里，并有说有笑，表现极为正常。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李士群忽然表现“异常”，昏迷不醒，身边的人赶紧找来中西名医，紧急施救。但好像已经回天乏力了。
　　到次日上午，李士群暴毙。
　　但对唐生明和周佛海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各个环节，进展的异常顺利。可以说，以零代价换取重大胜利。难怪后来，戴笠了解了杀李士群的详细过程后，都忍不住对唐生明翘起大拇指，由衷的称赞道：“格件事干得真漂亮”。
　　而对于李士群的死，汪精卫和大小汉奸们，虽然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连个屁都不敢放。伪政府正式发布的公报里，只是含糊的说李是幻吐泻症不治身亡，并说李是在苏州得的病，而且是在苏州死的。对李士群死前两天，曾在冈村那吃饭的事，只字未提。也不敢提。
　　按李士群的级别和地位，汪精卫是绝对应该亲自吊唁的。因为以前相同级别的汉奸死时，汪精卫都亲自去，但是这次汪精只派了一个代表。别的汉奸一看，汪都不去，都怕惹事。多半只派代表敷衍一下。
　　唐生明到是亲自去了，显然是带着“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心态去的，他站在李的棺材旁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这么一个杀人魔王，民族败类，死有余辜。
　　但对于很多汉奸来说，对李的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辛辛苦苦给日本人卖命，说杀就杀，真是连条狗都不如。
　　如果回顾一下这次杀李士群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像这样的“零伤亡，零代价”的暗杀好像很少。通常来说，杀掉一个权势人物，往往招致疯狂的报复行为。很多涉案人的和不涉案的无辜者会被牺牲掉。但是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从唐生明的完美的总体构想，到周佛海和熊剑东严谨和周到的具体实施，都是这次“完美暗杀”不可或缺的条件。
　　所以人类中“最可怕”的类型，不是那种所谓的好勇斗狠，外表凶悍，有体力没智力的人。人类巨大的破坏力，也不是因为体力，而是源于智力和技巧。
　　唐生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且在国民党高层权力场中摸爬滚打多年。周佛海参加过中共一大，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而熊剑东原来是军统特务。从这三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能如此完美的干掉李士群，也不是事出偶然。
　　由此可以看出：“特工”的素质，直接能决定“特工”的战斗力和破坏力。
　　经过训练的特工的能力，有时会超出我们常人的想象。
　　比如，他们可以用简单的化学药品，调制出威力巨大的炸药。而这些化学药品，都能在市面上很容易的买到。例如他们调制出来的“甲基硝酸盐”炸药，你要是用锤子砸下去的话，能把你的锤子炸裂。
　　在野外需要火种的时候，他们能用润喉片，糖，防冻剂，或者除草剂把火“制造”出来。因为润喉片里含有氯酸钾，而氯酸钾和糖以一比三的比例混合时，就能剧烈燃烧。
　　防冻剂的的成分是丙三醇（甘油），把它和糖还有高锰酸钾混合时，也可以燃烧。总之，车辆蓄电池的硫酸，除草剂（成分是氯酸钠）润喉片这些生活中常见物，对于经过训练的特工来说，都大有用处。也许这些东西，经他们一混合，就会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焰。
　　他们还知道怎样制作密闭的飞机炸弹，知道如何把手枪偷带上飞机。
　　如果有一天，我们平常人要跟他们玩暗杀与反暗杀的游戏，我们也许无力的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抗之力。
　　这也是各种特工组织都会花大力气去训练的原因：用智慧和技术武装到牙齿，才能在人类各种残酷的厮杀中，增大获胜的几率。
　令我好奇的是，毒死李士群的究竟是何种毒药？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存在？因为这种毒药的效能很神奇：吃完后不会马上发作，而是要过一两天。
　　我翻了大量的史料，并查阅了一些药物方面的书籍。终于找到了答案：这种毒药不是人工合成的，它是用河豚的籽晒干，然后磨成粉末制成。
　　披露这一细节的，是周佛海之子周之友先生。
　　河豚虽然肉味鲜美，但是多个部位有剧毒。它的毒素的毒性，甚至是剧毒氰化物的上千倍。其中它身上最具毒性的部位是卵巢和肝脏。在1975年，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员东三津五郎，就是在连吃了四份河豚的肝脏后，一命呜呼的。
　　在从古至今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上，经常出现毒药的身影。
　　如果只简单的根据毒药的药性快慢，简单的分成三类：
　　快速见效型。这种毒药见效极快，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说的那种所谓的“五步断肠散”之类的。
　　中速见效型。如杀死李士群的这种毒药。
　　最后当然是慢速见效型毒药。这种毒药常见的是汞。就是俗称的水银。当然如果人一次性摄入过多，也会很快死亡。但是汞可以把人“慢慢地，不是太明显的”毒死。如果长时间微量摄入，因为在汞体内很难被分解，所以毒性就会慢慢积累，导致内脏器官严重受损，直至死亡。这种过程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王明就曾污蔑毛泽东，说毛用这种慢性汞中毒的方法害他。因为王明说他住院期间，主治医师金茂岳，给他所服用的药品里有甘汞，引述一段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的文字：
　　“甘汞不融于水中，而金主任给王明开服的是甘汞水剂，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生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开的甘汞要同与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一张药方上，但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甘汞的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
　　当然这完全是王明的想当然的、一方之词。
　　人类知识的积累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人的破坏力得到极度的增大。借助于炸弹，毒药，甚至放射物，个人的破坏力大的惊人。
　　基地组织的成员所制造的爆炸案中，就会在炸弹中加入剧毒的氰化物，把炸弹做成“脏弹”，甚至本拉登还从俄罗斯军火商那里，购买了放射性物质“铀”，不过幸好那个军火商是个骗子，他给本拉登的不过是极像铀的一种化合物。
　　　　 这种经常被用来冒充铀的化合物是氧化汞。看来本拉登也逃不过被奸商蒙的命运。
　　所以在现代社会里，人类之间的斗法，更多的是技术，智慧，法律上的较量，关键是靠智力而不是体力。
　　本拉登之所以能跟超级大国美国叫板，也不是靠什么武艺高强，飞檐走壁，或有什么武林秘籍之类的。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人类的争斗方式，也许写的很好看，但一定是扯淡。
　　和现实中人类的争斗方式完全不同。
　　一些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和特工，比武侠小说里最邪恶的门派更可怕，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掌握的技术，而具有无法估量的破坏力。
　　如果追根溯源的问一下，这些特工训练的知识和需要掌握的技术，是从何而来呢？因为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很高端的，应该是很多顶尖专家的集体智慧结晶。所以掌握这类知识的人应该是专家型的人，这种专家型的人势必是稀缺资源，不会太多。
　　这种现代的、极具科技含量的科学或者技术领域，一般都发源于西方的发达国家。无论是硬件的设备，还是软件的训练方法和技术。特工的训练也不例外。
　　即使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负责训练的“总教头”，也是曾经在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服役训练过的阿里•阿卜杜勒•穆罕默德。
　　也就是说，基地成员绑架、暗杀、和挟持飞机等知识，完全就是美国特种部队所教授的知识（这些在美国部队里叫做“非常规作战手段”）。让我们厘清一下这种知识的传递关系：
　　美国特种部队→穆罕默德→基地组织成员。
　　美国人这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穆罕默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工作期间，他经常把地图和训练手册偷偷从中心拿出来，到金考快印店里缩印，利用这些资料，他写成了好多卷的恐怖分子训练指南——也就是基地组织后来用的训练手册。
　　穆罕默德的第一批学员里就有本拉登。
　　难怪基地组织绑架，暗杀，还有挟持飞机的业务素质，之所以那么高，完全是因为他们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属于“同门同派”。
　　可以说，正是穆罕默德的训练，造就了基地组织的巨大的能量。使得本拉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和强大的美国周旋。
　　当然，本拉登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本拉登在早年的沙漠生活中，身体一直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在山区隐藏和活动，所以山区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的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疟疾是常发病之一。这种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已经极少见的病，在一些环境艰苦的山区野外，依然严重危害人的健康，本拉登也没有幸免。
　　还有在1988——1989年的严冬里，本拉登和几个同伴被一场暴雪困在车里，几天后才被救了出来，而此时的本拉登险些要死于严重的肺炎。
　　可见本拉登的生活环境是异常艰苦的。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通过种种资料，分析出本拉登可能患上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阿狄森氏病。
　　这种病有一种很奇怪的症状：非常爱吃盐。
　　本拉登的身上总带着一包盐，每当他感到头晕时就会沾湿手指，然后伸到口袋里沾点盐吃。之所以感到头晕是因为血压低，而蘸盐吃能防止血压降低。
　　这种病除了会引起血压低外，还伴有体重下降，肌肉疲劳，胃肠敏感，脱水等症状。另外此病还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肤色会变的越来越黑。这一点在本拉登后来的录像中也得到了证实。
　　所以种种看似简单的表象，经过专家分析后，也许能得到极其重要的信息。
　　难怪我们的老前辈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人类高层次斗争的本质：上智伐谋。
　　　　
　　有句格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是怪物。
　　也许本拉登在我们平常百姓的眼里，更是个“怪物”——放着舒服的亿万富翁的生活不过，却要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过着朝夕不保的生活。
　　对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重点是事业，家庭，经济状况，爱情，亲情等，但对于本拉登这种人，也许生活的重心是信仰，理念。
　　本拉登在接受巴基斯坦记者采访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有几个妻子和孩子？
　　本拉登笑着回答：我数不清了。
　　记者接着问：起码有几个妻子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本拉登：我想我有三个妻子，不过孩子有多少已经搞不清了？
　　　　
　　所以，动荡的岁月里，政治名人的家庭和婚姻，往往和普通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婚姻和感情方面，他们比普通人更“动荡”与不稳定。婚变和再婚率极高。随便举一些例子。
　　比如陈独秀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陈独秀和妻子的妹妹高君曼，关系暧昧，后来陈独秀带高君曼去上海“读书”，也就是私奔，然后两人就同居了。父子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变得很紧张。
　　在高君曼为陈独秀生下一男一女后，两人的感情又逐渐出现裂痕，最后高君曼带着一双儿女移居南京，自此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陈独秀的感情世界里好像注定不留白。
　　在和高君曼分手之后，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私立医院里，又遇到了美丽的女医生施之英，当施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后，也表现出对陈的仰慕与好感。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倾心，感情也是飞速进展，很快发展到同居的程度。可是好景不长，陈独秀被撤去总书记的职务后，施之英也离他而去，在上海另嫁他人。
　　1930年，陈独秀53岁，陈独秀隐名埋姓，躲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简陋的楼房里。由于在党内的失势，各方面的待遇自然和鼎盛时期无法相比，甚至温饱都保障不了。显得孤苦伶仃。连衣服都得自己洗。
　　和他住在同一层的，并且正对门的是一个叫潘兰珍的女人。潘当时只有23岁，曾经被一个小流氓诱骗，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被小流氓抛弃，孩子也夭折。命也够苦的。
　　由于是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陈独秀告诉潘兰珍自己姓李，是南京人，因夫妻离异而住在这里。潘兰珍一看这个老头也是孤身一人，挺可怜的，于是就常帮着陈独秀洗衣做饭。陈独秀也教她读书写字。并常常天文地理的给潘兰珍猛侃，潘兰珍觉得这个“李老头”不简单，有水平，有气质，对陈独秀也渐生崇敬之心。
　　不久，两颗孤独的心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陈独秀老树开新花，在寂寞，孤独，失意的处境里，又收获了一个比自己小几乎三十岁女人的爱情。
　　一般的老男人，很难吸引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女人。但是陈独秀能，李敖能（李敖的老婆也比李敖小三十岁），还有很多有权有势的男人能。
　　按弗洛伊德的学说，性是人一切行为的动力。而有权力的男人又最容易吸引女人，所以男人对权力的热衷，可以归结为荷尔蒙的作用。
　　成龙的一个吻，就可以让有的女粉丝晕倒。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女人，在自己偶像的演唱会上兴奋的昏过去。
　　在机场，还有各种场合，疯狂的追逐明星的，几乎全都是女人。
　　当年崔健的女歌迷，也曾开房间要对崔健奉献自己的肉体。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可以解释，女人喜欢杰出的男人，因为这些的男人基因往往更聪明，更有竞争力。她们的子宫渴望这些男人的精子。
　　这是人类学家的解释。
所以这些杰出男人的“青春期”，要比一般人长的多。
　　82岁的杨振宁，仍能牵着28岁的翁帆的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李敖对陈文茜说，这是“诺贝尔奖的魅力”。这种年龄差距极大的婚姻，对普通的82岁的老男人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
　　名人的身上总有一种神秘的光环，而神秘能引发普通人的崇拜，敬仰。崇拜是人的天性之一，原始人就会崇拜。人们往往会把这种崇拜，滥用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身上。
　　为什么名人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很难说的清。但是名人身上发生的种种趣闻轶事，无疑是这种吸引力的构成因素之一。
　　比如，杨振宁和李政道虽同获诺贝尔奖，两人后来却形同陌路，彻底决裂。没人真正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原本关系亲密的两人，断交的如此彻底。他们的美国导师曾经说，多么希望再能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散步的情形。但是两人铁定了“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喜欢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塑造成道德楷模，这种情形和两个人的科学泰斗形象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但这也许才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来面目。
　　有很多人诟病齐白石，说他在老年曾经那么热衷收年轻貌美的女弟子。曾经有一次在聚会上，齐白石拉住新凤霞的手，旁若无人的直勾勾的看着新。
　　看到这种情形，旁边有人打趣到：您这么看人家，不怕把人家吓跑啊。
　　这句话好像使齐白石很不高兴，他很不满的回应：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看看又有什么。
　　新凤霞连忙解围说：没事，看吧，我是演员，还怕人看？
　　这种老男人的爱，就像梁实秋说的“老房子着火，一旦烧起来，就会很厉害。”老男人表达起爱意来，就会比年轻人更直接，更热烈，更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幸亏是齐白石这么做，要是一般的老男人这么做，难免被骂“老流氓”“老不要脸”之类的。
　　康有为在对女人的吸引力方面，丝毫不逊于现代的杨振宁，李敖，陈独秀等。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讲学时，吸引了17岁的文艺女青年、当地华侨何旃理。何会四国文字，并了解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她被康有为的博学打动，彻底成了康的粉丝。并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可见她对康有为迷恋到何种程度。而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有了两房太太。
　　60多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泛舟时，偶然看到了18岁的美少女张光，便不顾一切的娶到手。不过在6个太太中，康有为最爱的还是何旃理。何在1914年去世，此后每逢清明，康有为都要亲自到何的墓前，不顾自己的一大把年纪，总要跪在墓前哭的涕泪横流。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但是他某些行为好像与圣人的标准相距甚远。
　　张建伟在《温故戊戌年》中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中国文人最擅长“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比如明代的名士屠隆先生，写了不少“禅书”，大谈参禅悟道，文笔也非常的好，什么“山高不碍白云飞，竹密不阻溪水流”，但是现实中的屠老先生，却喜欢成天往妓院跑，最后得性病死了。
　　引述一段文字，详细看一下康有为的真实生活。看看他在现实中是如何的奢靡和穷奢极欲。
　　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家成员庞杂，除了六位夫人外，他还有十多个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就得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及杂役。据说康家还另外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看门人。
　　平日里，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在康家川流不息，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有为一概款待如宾，颇有战国时期孟尝君“养士”的古风。画家徐悲鸿、教育家蔡元培等，均是座上常客。
　　为招待这些成群的宾主，康家仆役每日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每月支付雇员工资共计500银圆。此外还要给妻妾和子女发放零用钱，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康家这样浩大的日常开支，再加上置办别墅颐养天年的耗费，单是靠康有为卖文售字、买卖地皮，总难以支撑。据史料记载，康有为作为宪政党的党魁，是长期接受宪政党供给的。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一百万美元，就曾以十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
　　　　
　所以人性是复杂的，咱们中国人有“圣人”情节，喜欢一厢情愿的把某些英雄人物圣人化。但是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文天祥爱玩美女，寇准日常生活非常奢侈，还有霍去病装了几十车的食物，宁愿剩下坏掉，也不分给饿肚子的士兵等等。但是这些英雄身上瑕疵已经不为很多人所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不好的方面，尽量不提，结果讳来讳去，把真相都“讳”掉了。
　　从康有为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裂的一面——他们嘴里冠冕堂皇的说一套，但是在现实中做的却是另外一套。
　　清朝入关，一开始并没打算改变中原汉族的发式衣服，但是有山东进士孙之獬，厚颜无耻的向皇太极建议：陛下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依旧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
　　皇太极一听有道理，然后马上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如果不是这个姓孙的汉族进士，也许清朝老百姓的衣冠服饰，会和明朝一样。所以能使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一定都是英雄豪杰，也有跳梁小丑。
　　明朝遗老钱谦益，这个鼎鼎大名的东林党领袖之一，还做过明朝礼部侍郎，忽然有一天摸着自己的头发直说“头痒”，然后叫剃头匠，出来时已经是脑门发光，后面拖着个辫子了——完全改变成了满人的发式。
　　文人龌龊起来，也颇有可观之处。
　　有人说郑板桥是同性恋，因为郑板桥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句子：“（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
　　什么意思呢？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余桃口齿”。
　　“余桃口齿”典出《韩非子•说难》：卫国国王卫灵公特爱一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一天夜里，弥子瑕听说母亲病了，便偷驾卫灵公的车子，去看望他的母亲。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王的车子，是要被砍掉双腿的。
　　但卫灵公知道弥子瑕偷驾他的车子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称赞他是个孝子，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极为香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留给国王，卫灵公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所以“余桃口齿”就代指gay.
　　郑板桥的这段自述大概的意思是说：我是个gay,但是我又老又丑，所以这些陪我玩的小男生们，不过是贪图我的钱罢了。
　　中国搞同性恋是很有“传统”的，从“余桃口齿”到“断袖之癖”，这种事“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光是同性恋，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还有“兽交”的记载。
　　比如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这样的故事：
　　宁夏有一个何姓布商，年少英俊，很有钱但是又不吝啬。并且不喜欢“嫖妓宿娼”，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爱好：养猪。
　　并且把猪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关上门和猪呆在一起，不知做什么。
　　他的仆人很好奇，于是有一天，便忍不住在屋外偷看。这一看，就全明白了。这位何先生的糗事就这么传的满城风雨。
　　这位何某人羞愤的投井而死。
　　　　
　　有人说这破坏了郑板桥的形象，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形象”也许是“圣人化”的产物，那已不再是历史上真实的郑板桥了。
　　其实，不光中国有这种现象，西方也有。人们总是对一些贡献卓著的名人，“选择性遗忘”他们的荒谬、愚蠢或者残酷的一面。
　　比如牛顿。
　　牛顿的后半生都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他的手稿中，预测世界的末日是2060年。他留下的炼金术的资料超过160万字。
　　　　
　　
　　
　所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完人”只是一个神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情商，智商，体质等方面，一出生就有上下高低之分。
　　比如黑人的肌肉密度比其他人种大，这就造就了他们惊人的爆发力和耐力，所以他们天生就是田径好手，世界田径场上的冠军往往被黑人瓜分。但是肌肉密度大，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水中更容易下沉。所以黑人在游泳项目上处于劣势。
　　这都是被现实所证明了的。
　　即使是同一种族中，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人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就是疟疾，并且提到本拉登的健康也因为疟疾，遭到了很大的损害。
　　同样，在井冈山的红军，也被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所困扰。有一段时间这种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厉害，甚至毛泽东也患上了这种病。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要得到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奎宁——非常的难。必须派人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上海去弄。派的人有的被国民党发现，而惨遭杀害。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非常不注意防护的朱德，却没有患上疟疾。
　　朱德连蚊帐都不要，睡觉时，只是拿块布往身上随便一盖。这样居然就不得疟疾，不能不说这和朱德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朱德的身体之好，令人称奇，他在那种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几乎没得过什么病。这在红军的高层中，简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令为他写传记的史沫特莱感到惊奇。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没有因为战斗负过伤，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则生过几次大病。身体极度虚弱过。
　　正如我们形容许多容易过敏的人是“过敏性体质”，我们可以说朱德的这种体质是“免疫力超强型”体质。
　　真称的上是天生异禀。
　　民国时代的旧军阀流行吸鸦片，从旧军阀出身的朱德也不能免俗。在1921年5月，朱德准备出国时想戒烟，特地买了一种广东的草药。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效。从他的以后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出，他的毒瘾应该不是太大。张学良戒毒要痛苦的多，他在德国医生的帮助下，让人把自己绑在床上，忍受着比地狱还要痛苦几十倍的煎熬，冒着“熬不过去就死掉”的危险，终于戒毒成功。
　　毛泽东的体质虽然比不上朱德，但是毛对当时革命形式，还有对权力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中共党内无人能及。
　　毛泽东曾经对王明说过，他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因为只有建立一种主义，才不容易被打倒。
　　抛开这些话的政治意义姑且不论，单从权力斗争的层面看，没有一个人能对权力的运作认识的如此深刻。
　　“一滴水就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中可以窥见天堂”，从毛泽东的一些看似小事的言行中，也颇能显示他认识问题的深度，还有他的超凡的洞察力。
　　比如陈士榘将军曾回忆有这样一件事：
　　他在任红一团参谋处长时，曾经缴获一支女式袖珍手枪，精美绝伦。要知道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制造精美的武器是多么的吸引人和少见。于是陈便把这把枪送给了林彪。
　　林彪一看，非常喜欢。他觉得这可是送给上级的好礼物。
　　于是林彪把这支枪送给了毛泽东，他设想毛泽东一定也会对这支枪爱不释手。
　　但是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这支枪直接丢在地上。然后说了一句“待我用它之际，红军完矣”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反应。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深刻。
　　　　
有人说，人类社会就是“丛林社会”——大吃小，强吃弱。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完全错。
　　也许在别的物种中，只要体质好，能打斗，就能当老大。
　　比如“猴王”，“狼王”都是通过体力上的pk产生的。一旦年老体衰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所有的武侠小说、电影中的人类间的斗争模式，就是最低层次的——因为那种争斗都是以体力为基础，不论练什么功。这种方式的争斗，和别的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真正的角力是智慧上的。
　　并且人是群居动物，无论在那个行业无论做什么，都免不了和别人竞争。激烈的竞争有时就会上升到“斗争”的级别。在和平年代，竞争的失败者大不了往往就是赔钱，破产，失去提干机会等等。
　　但是在乱世里，如果在斗争中失败的话，结果就严重了：失败者往往被车裂，凌迟，活埋，老虎凳，辣椒水，枪毙等等，等待出局者的往往是死亡，或者比死亡还难受的非人的煎熬。
　　刘邦是小流氓，张口就骂人，和别人说话时喜欢加“你爹我”的口头语，逃跑时嫌人多车慢，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丢下车。况且对军事一窍不通，既不能亲自上马攻城略地，也不能“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而项羽勇力过人，且几乎没战必胜。出身高贵，临死时还情意绵绵，不舍自己的战马美人，好像很有人情味。
　　但是在和刘邦的pk中，项羽是失败者。
　　要是刘邦和项羽出来单挑的话，估计几十个刘邦也未必是项羽的对手。小痞子气质的刘邦，如果在街头遇到武功高手项羽，是毫无任何胜算可言的。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和形式下，人的强弱会发生转变。
　　比如在旧时的上海一带，杜月笙和黄金荣是飞扬跋扈的黑社会老大。几乎想干谁就干谁。
　　1931年，《锡报》年轻记者宋痴萍在一篇文章里，稍微涉及了杜月笙的一点艳闻，其实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太多的渲染涉及。对于一般人应该不算什么，但是作为在上海横行霸道惯了的杜月笙，“一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
　　主编吴观蠡第二天一看这篇文章，吓的魂飞魄散。以他的经验知道，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摸老虎屁股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一切都晚了，报纸已经卖出去了。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他连忙安排自己的老婆还有报社的同事，在自己被杜月笙抓后应该怎么营救。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杜月笙的势力，因为吴观蠡此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离上海不远的无锡。没在上海就吓成这样，可见杜月笙不仅是在上海，即使在上海的周边地区，也是很吃的开。
　　在报纸发行的第二天，不出吴观蠡所料，杜月笙的两个门徒直接坐火车赶到无锡的吴观蠡家，不由分说把吴从家中带走押上火车。
　　一路上，吴观蠡对这两个杜月笙的手下，又是递烟又是给买吃的，陪尽小心，才少吃了点皮肉之苦。
　　到上海后经过通报，吴观蠡被带到了杜月笙的客厅里，但是杜月笙作为黑社会老大，自然很会整人，他没有立即见吴观蠡，而是把吴一个人晾在那，让他站不敢站，坐不敢坐，紧张的冷汗直流。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等杜月笙过足烟瘾，才慢慢腾腾的从里面走到客厅里。他一看见吴观蠡，气就不打一处来，一句话不说，走过去就给吴观蠡两记响亮的耳光。
　　吴观蠡也算是个体面人物，但是在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的连连道歉：“杜先生息怒，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粗心，事先没发现”。杜月笙依然是余怒未消，用手指着吴破口大骂。打手也一拥而上，围着吴一阵猛扁。吴就是一个文弱书生，面对这一帮职业打手，哪能坚持的住，便苦苦求饶。
　　但是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黑社会老大，求饶声更能刺激杜月笙施虐狂式的凶狠。他厉声叫嚷：“打断他一只胳膊，给他点教训。”一个手下从后面拿出一个铁棍，然后两个人抱住吴观蠡的头，另外两个人拉出吴的一条胳膊就要下手。
　　幸亏这时杜月笙的朋友刘春圃——也是吴观蠡的老乡——及时赶到，苦苦求情后，吴观蠡才保住这条胳膊。
　　刘春圃是接到吴观蠡妻子的求救电话，才急急忙忙赶来的。
　　由于刘春圃的面子，杜月笙让吴观蠡“拉二十桌台面”——即请二十桌酒席向杜赔罪。吴观蠡自然满口答应，千恩万谢，并保证“以后再不敢冒犯杜先生虎威”。吴观蠡身上没有带多少钱，不得不向刘春圃接了些钱，于当晚在某酒楼定了二十桌酒席，宴请杜月笙的这些门徒，这才把事情摆平。但杜月笙本人并没有到场。
　　　　
　连蒋介石到上海都得卖杜月笙面子，所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的嚣张气焰，可想而知。蒋介石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却与黑帮老大拉拉扯扯，真是不成体统。
　　但是国民党内，却有一个人根本没把杜月笙放在眼里。这个人就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
　　也许看杜月笙不顺眼的很多，但是敢或者有实力，跟杜月笙对着干的应该不多。在上海滩除了王亚樵敢跟杜月笙叫板，恐怕还真想不起来谁有这样的实力。并且杜月笙的交游甚广，连张学良都是杜月笙的朋友，他甚至用自己的车帮着杜月笙运送过毒品。所以杜月笙算的上一个手眼通天的黑社会老大，称得上一个中国版的《教父》。
　　能对杜月笙这样能量巨大的“黑老大”不屑一顾的人，可想而知，他的实力、眼界、格局决不是等闲之辈。
　　简略看一下白崇禧的经历还有脾气秉性，足以理解为什么白敢把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黑社会老大，不放在眼里的原因了。
　　白崇禧在国民党内是最强实力派之一 ——桂系军阀的首领，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很早就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连蒋介石都得让他三分。
　　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白崇禧看清了蒋介石的用意：蒋意图让他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耗桂系的力量，从而坐收渔翁之利。所以白崇禧秘密与共产党接触，偷偷订立彼此不打的协定，把红军放了过去。
　　蒋介石知道后气急败坏，通过电报严责白崇禧，语气非常强硬。要是换作蒋介石的一般部下，老蒋的这份电报足以使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但是白崇禧却毫不示弱，在回电中对蒋介石的指责生生的给顶了回去。白崇禧的这份电报的内容大概是：
　　均座指责我们没有消灭过境的红军，但是您和您的中央军武器精良，作战勇猛，为什么老在红军的屁股后面不积极追击，而坐等我们作战呢？中央军又消灭了多少红军呢？中央社发的消息经常说消灭红军几万人，我算了一下，按中央社报道的这些数字，消灭的红军累计有几百万了。红军有这么多吗？难道朱毛能“撒豆成兵”吗？
　　这封电报让蒋介石几乎抓狂了。但是又戳到了蒋介石的软肋，真是有火发不出——窝火。这封给老蒋的回电言外之意就是：
　　你他妈的老蒋够精的，你中央军把红军都赶到我的地盘上，让我和红军开打，你坐山观虎斗，黄雀在后。没门！
　　总而言之，白崇禧这个人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资历老，实力强，傲气大。
　　以他的脾气秉性，在别人眼里是老虎的杜月笙，在他看来最多不过是一只讨人厌的猫。
　　你在别人眼里是大象，但是让老子看来，你不过是个蚂蚁！
　　这就是白崇禧对杜月笙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杜月笙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大，也体验了一把被人看不起、不当回事，是什么感觉。
　　在1927年3月，白崇禧作为东路军的总指挥，率军进抵上海近郊的龙华。杜月笙亲自去拜访白崇禧。如果换作是张学良或者蒋介石，肯定会对杜月笙优待有加，热情招待。但是这个白崇禧只是冷冰冰的说：不见。
　　原因很简单：我一个堂堂的北伐国民军将领，岂能与黑社会头目为伍。
　　旁边的人对白崇禧说：“杜曾捐过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言外之意就是要白崇禧给杜月笙弄个一官半职的。估计这个向白进言的人，应该是收了杜月笙的红包。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处心积虑的替杜月笙说话
　　白崇禧掷地有声的回答道：“杜月笙捐了四万八千元，革命军可以还给他五万元，名器不可滥加，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这是很有水准的回答和很有水准的处理方法。
　　杜月笙只得灰溜溜的打道回府。
　　这还不算，白崇禧进驻上海后，立即下发了对杜月笙的通缉令。这绝对是对杜月笙的沉重打击：别以为你是上海的土皇帝，上海也不是你杜某人的上海。
　　你黑社会的实力再强，平时再怎么飞扬跋扈，面对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儿。
　　可以想像，在杜月笙的心里，对白崇禧是怎样的恨之入骨。
　　所以后来，白崇禧和蒋介石翻脸时，白崇禧由天津绕道南归，而没敢在上海停留，这就是其中原因之一。
　　现代著名的旅美学者白先勇先生，就是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性向现在也是众所周知——他是一个gay。李敖曾经在节目里提到，白先勇说话时的手势很女性化。
　　所以like father,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纷纷携带金银细软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被很多外国人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当时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桥头堡。
　　即使对于京剧这种北方剧种，衡量是不是真正的京剧名角，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在上海有没有票房号召力。在北京火了都不算，到上海吃得开才称的上是真正的名角了。
　　舞女，咖啡，西式洋楼，黑社会老大，文化名流，达官显要，这些使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
　　能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活的比较左右逢源的，是三个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三个可以称得上是上海的地头蛇。
　　中国有句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但是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强龙”毕竟是“强龙”，能呼风唤雨，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地头蛇”要是敢主动挑衅“强龙”的话，未必能占到便宜。正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强龙”白崇禧看“地头蛇”杜月笙不顺眼，便马上打压，杜月笙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有丝毫反抗。
　　但是黑帮毕竟是黑帮，不在乎法律还有别人的尊严、感受，只在乎自己爽不爽，所谓的“欺男霸女”这种事经常做。看哪个女人漂亮，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有没有老公，先睡了再说。看哪个男人不顺眼或者稍有冒犯，一顿猛扁，不打死你就不错了。
　　一般的老百姓，或者势力不够强的人，对于这种“待遇”只能忍气吞声。但是要是不开眼，欺负到有实力的“强龙”派，对不起，就没这么容易了结了。
　　黄金荣就有这种经历。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有实力的男人喜欢包养女明星，这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比如当年上海走红的女明星蝴蝶，就被戴笠秘密包养，还有肯尼迪和梦露等等。在旧上海就有很多旦角被迫嫁给黑帮头目。还有，在很多军阀的小老婆里都有戏子。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在台上的表演的漂亮女人，最容易引起男人的性幻想。但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这只能是“幻想”，而对于那些“有势力”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能力把“幻想”变为“现实”。作为男人的黄金荣，当然也有这种“爱舞台上美女”的情节——他看上了来上海唱戏的年轻貌美的旦角露兰春。
　　这时的黄金荣已经五十多岁，而露兰春刚二十出头。
　　年轻的女孩子情窦初开，内心总是充满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我们无从知道她喜欢哪种类型的男人，但估计应该是金城武或者王力宏这种帅哥型的——年轻，英俊，温文尔雅。而绝对不应该是黄金荣这种又老又丑，一身匪气的老男人。
　　黄金荣看出露兰春很不愿意给他做妾，便展开了很疯狂的追求。
　　没外形、没青春、但很有经济能力和地位的老男人，追求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只有一招：钱。
　　黄金荣为了博得露的欢心，特意花重金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段，建造了一所戏院。并且让露挂头牌，即俗称的捧场。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大款出巨资花钱包装、捧红女明星。露兰春确实很有实力，通过黄金荣给她打造的这个平台，很快的名震上海。戏院也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并且这是黄金荣的场子，在上海滩也没人敢在这找茬、闹事。有黄金荣的保驾护航，露兰春也不用担心有人闹场起哄，可以安心唱戏了。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女人和男人同走一个摇摆的很厉害的吊桥时，女人更容易对一同过桥的男人产生好感。就是说，女人更容易倾心于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黄金荣也经常在戏院坐镇，这也好像是想向露兰春展示他的势力、和派头。黄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给露带来安全感，以便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雄性总是喜欢在自己追求的雌性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这是动物的本能。
　　一天， 黄金荣在露兰春面前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来了。
　　这天在戏院的观众席上，坐着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旁边还跟着两个随从。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有钱的小开。
　　台上的露兰春唱的是《落马湖》，但也许是状态不太好，有几句唱的有点跑调，那时，如果台上的演员出糗，台下会有喝倒采的，属于常见现象。但这是黄金荣的场子，况且黄还正好在现场，所以台下的观众即使听出来，也没人敢起哄。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年轻人好像是初来乍到，不知底细。竟然大声的喝起倒采来。全场一下子骚动起来，因为没人想到在“黄老板”场子里，还有人敢这样。真有愣头青！
　　黄金荣更是勃然大怒，没想到还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一声令下，徒子徒孙一拥而上，把这个喝倒采的年轻人照死里打。
　　年轻人的两个随从虽然拼死抵抗，但是人少势单，不起什么作用。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由两个随送驾着离开。
　　黄金荣也没把这当回事，对于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打个人太平常了。但是黄没意识到，这次他其实闯了大祸。
　　　　
 其实每个个体的人并不可怕——个体的人身后的背景，或者结成的社会网络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身强力壮的民工往往被称为“弱势群体”，而那些有知识、有钱、有地位，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所谓的“社会精英”，却成了“强势群体”，因为他们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极强。
　　所以人类社会不是靠体力排座次的群体。
　　黄金荣扁的这个人有着强大的官方背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莜嘉。这就注定这顿揍不会白挨。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以貌取人”，其实这是很有生存智慧的一句谚语，因为从一个人的皮肤状况、衣着、气质、言谈、举动等一些外在的表现，就能大概判断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后就可以进一步猜出这个人的社交网络是什么样的。
　　有些人在这些方面有出奇的敏锐力。这也是在社会上混时很有用的一个资本。
　　其实从卢莜嘉身上的种种迹象，应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年纪，穿着，随从，做人一点不低调（大声喝倒彩）。
　　在当时上海这个名流汇集的地方，有背景的人应该还是有很大比例的。
　　如果黄金荣能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这件事处理再稍微缓和一点，也许对于他会更有利。但可能是急于在喜欢的女人面前表现一下，所以采取了这种很“痛快”的方式。但是往往“痛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看见儿子被揍的这么惨，当老爸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以卢永祥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交网络当然也是各种身居要职、手握重兵的人。他其中的一个朋友便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签署李大钊死刑的就是此人。
　　何丰林一看朋友的儿子在上海被打，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其实所谓的黑社会老大，在白崇禧、何丰林这些军阀眼里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小痞子罢了。
　　何丰林返回上海后马上展开报复计划。
　　他选出一些精壮的士兵，身着便衣，携带短枪，让他们直扑黄金荣的戏院。
　　此时的黄金荣还跟没事人似的，坐在特等雅座上，悠闲地在自己的戏院里看着戏。忽然看见一帮手持短枪的壮汉闯了进来，嘴里骂骂咧咧的架起自己往外走，此时他那些平时横行跋扈，不可一世的手下们，看到这些凶神恶霸似的“闯入者”，竟不敢上前动手，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大被挟持走。
　　黄金荣被绑架到龙华护军使衙门的看守所。
　　平时作威作福的黄金荣，在这里吃尽苦头。吃的极差不说，每天还要吊起来打。受尽虐待。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最强，只有更强，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
　　这也是给黄金荣上的重要的一课：做人还是低调点好。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打狗时还要看好主人是谁呢，要不然耍流氓耍到哪个大人物的身上，结果也许会死的很惨。
　　黄金荣的社会网络当然无法和卢永祥的相比。所以只能放低身段，求人家吧。
　　黄的手下托法国巡捕房说情，托上海著名的闻人王一亭交涉，结果只有一个——没用。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最后黄的门徒们想到了虞洽卿。
　　虞是一个很有头脑，也很有活动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和黄金荣的关系极好，算是至交。朋友有难，自然虞愿意出力。
　　幸亏黄金荣的社交网络里，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朋友。要不然真是性命难保。
　　虞洽卿确实很有手腕。操作能力极强。
　　他知道何丰林贪财，于是便从这一点下手。恰好这一年是何的五十大寿，虞洽卿便筹集巨款，以祝寿为名送去。
　　这比赤裸裸的、目标性很强的送礼高明很多。送礼者送的自然，收礼者收的舒服，没有丝毫的尴尬。
　　并且送完礼后，虞洽卿没有直接要求何丰林放人，而是亲自到杭州拜访卢督军，说尽好话，最终取得了卢的谅解。然后卢永祥给何丰林打电话，黄金荣才被放了出来。
　　这招也真够有水准的，为什么送完礼后，不直接要求何丰林放人呢？因为这事如果卢永祥不松口，何丰林很难会放人——你本来是替朋友出气，结果收了钱后，不经过朋友的同意，就把朋友的敌人给放了，这极不妥当。
　　但是由卢永祥亲口要求他可以“酌情处理”，何丰林就可以对黄金荣从宽处理了，这样做既显得为卢出了气，给足了卢面子，自己又可以心安理得的收钱。一举两得。
所以，即使黄金荣这样，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帮大佬，当和实力派的“第二代”发生冲突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丝毫占不到便宜。更不用说一般人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后代的身份、地位和上一代紧密相关。真是“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如果把这些身份显赫的“富二代”拉出来pk一下，看看谁更嚣张，谁更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目无法纪，能胜出者绝对轮不到卢莜嘉。
　　翻开历史记录，我们认真盘点一下这些“王侯将相”的第二代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流氓”。
　　先说一下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
　　这个孔二小姐好像有“异装癖”，明明是个女人，却喜欢穿男装。但还不是西装革履，而是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她长的也比较像男人，我真有点怀疑她的性向。
　　她在校读书期间，学习不怎么样，但是却喜欢开汽车和使用枪支。那时候的汽车可能时速不是很快，高速公路也不多，所以也不太流行飙车，不想现在的富二代一样。
　　一次这个孔二小姐在南京城里兜风，公然违反交通规则——也许在她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通规则。有个还比较负责的警察，说了她几句，她竟然开枪把警察直接打死！然后驾车扬长而去。在封建时代，也不过如此。
　　什么是特权，黑暗，无法无天，由此我们可见一斑。
　　李敖曾经说过，你别看宋美龄在美国受教育，能说极好的英语，但是她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身上也没有民主的精神。我看这句话也适合她姐姐宋霭龄，才把自己的闺女教育成这样。整个一个奴隶主的作风，真是可怕。
　　这个孔二小姐的性格可以用“变态”来形容。喜怒无常，行为古怪，残酷凶残。要是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母的过度溺爱所致。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移都重庆后，孔祥熙以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公馆作为官邸。孔令俊也跟随老爸来到重庆。
　　一天早上，孔令俊出去散步，正好遇到当时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朱也是经常早上在这一带遛弯。
　　朱一成看到孔二小姐，便上前打招呼。孔令俊当时倒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悦，还随便和朱聊了几句。
　　朱一成没想到传说中性格怪异的孔二小姐，对他表现的甚至有点平易近人，便好像受到很大鼓舞似的，话越说越多起来。边说边走，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孔宅”的大门口。孔令俊忽然脸色一变，吩咐在门口的随从“给我打”。几个壮汉一拥而上，把朱一成按到在地，一阵猛扁，把朱给揍个半死。
　　这是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是：说朱一成是因为拿着相机给孔令俊的爱狗照相才挨的揍。反正总而言之是朱一成被孔令俊给“修理”了。
　　反正管你是谁，只要惹姑奶奶不高兴，就揍你。这种作风恐怕比杜月笙和黄金荣，都来得强悍。
　　还有一次，孔令俊在重庆的中央公园，和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发生冲突。不过这个人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军阀龙云的公子。
　　这下可热闹了，两人差不多是一个重量级的，你横，老子也不是吃稀饭的。谁怕谁啊！
　　就这样两个都很牛、都很横的人杠了起来，竟然拔枪互射。可能两个人都经常玩这种动不动就拔枪对射的“游戏”，所以他们俩倒是谁也没打中谁。但在中央公园很多无辜的游人可遭殃了，很多人被击中。后来经过别人的大力调停，两人才停止射击。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子不教，父之过”。孩子身上的坏毛病，很多都是父母性格的投影。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挥戈南下，香港也不再安全。所以蒋介石紧急派专机接运在香港的一些要人。这其中有宋庆龄，宋霭龄，何香凝，沈雁冰，还有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等。
　　有资格坐飞机的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亲自开列，其中当然就有陈济棠。
　　接运的飞机一降落到香港的启德机场，孔家人当然先上。“南天王”陈济棠后来也好不容易挤上飞机，并争到了一个座位，正在那里暗自庆幸，但是接下来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
　　孔二小姐虽然有座了，但是她的爱犬还没有。她看了一下，发现陈济棠的座位还挺适合她的狗坐，于是便毫不犹豫的对陈说：你下去。
　　陈济棠几乎要抓狂了！日本鬼子马上要过来了，晚走也许就意味着永远走不了。我一个封疆大吏，堂堂的国民政府大员，还比不上你的一条狗，岂有此理！并且委员长开的名单里也包括我，凭什么让我下去？
　　在孔令俊的眼里，陈济堂还真不如她的一条狗。
　　不下是吗？那就强迫你下。
　　陈济棠手无寸铁，在孔令俊随从的胁迫下，最终被赶下飞机。
　　而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宋霭龄、宋庆龄看着自己的女儿、侄女，这样的飞扬跋扈、蛮不讲理，却毫不制止。
　　　　
　　
　　 当时在重庆比较中立的《大公报》，针对孔二小姐这种极为霸道蛮横的行径，曾经发了一篇“人不如狗”的讽刺小品。
　　《大公报》是当时一份比较敢说真话的报纸，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孔家，有时也敢毫不留情面加以批评讽刺。
　　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其张狂的作风和他妹妹孔令俊很像。
　　“朝里有人好做官”，孔令侃在1936年一毕业，就被委任为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作为一个非常不低调的人，他经常替孔祥熙批阅公文，乱发指示，凌驾于别人之上。把一个堂堂的政府部门，完全当成自家开得公司似的。
　　他还时常驾车在闹市里横冲直撞，违章肇事更是家常便饭。对于敢管他的警察，马上拳脚相加。南京的新街口广场交通拥挤，按当时的交通规则，汽车必须沿左边环形道绕行，而孔令侃的汽车却敢直接抄近道从右边绕弯，警察只能“为之侧目”，而没有人敢上去干涉。所以《大公报》，曝光这件事，标题就是《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不过登这篇文章的不再是重庆的《大公报》，而是香港的。
　　南京政府的军权，蒋介石一手独揽，但是政府的财政系统，却是孔祥熙的天下。
　　那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学非黄埔，省非浙江，做官无望，眼泪汪汪”——就是说蒋介石重用的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黄埔毕业，或者是浙江籍。要是没这俩条件，要想成为老蒋的嫡系和亲信，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孔祥熙用人和老蒋有一样的癖好，喜欢提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山西人，并且是的山西铭贤学校毕业的。
　　在孔祥熙主事期间，凡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论成绩如何几乎都能飞黄腾达。鉴于这种情况，估计这所学校应该是山西最热门学校。因为这简直成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系统的专属学校了。
　　1941年的夏季，有一位在铭贤学校毕业的山西人陈某，与孔祥熙在重庆南温泉偶然相遇，这个陈某当然不会错过拍马屁的机会。正好那天很热，陈某一边替孔打扇，一面向孔请安，引出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陈：老先生，您好，今天天气可真热。
　　孔：唔，你也是山西人？
　　陈：是的，我也是山西人，也是铭贤的学生。
　　孔：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陈：上次蒙老先生栽培，派我在中央信托局工作。
　　孔：你在信托局搞什么差事？
　　陈：报告老先生，我在庶务科当练习生。
　　孔：你今年多大岁数，怎么还干练习生？
　　陈：我今年47岁。
　　孔：十七八才干练习生，你这么大年纪，有是铭贤的学生，还当练习生，混蛋！
　　陈：是，是，请老先生再栽培一下!
　　这次谈话还真管用，孔祥熙回到别墅后，立即向中央信托局发出通知，将陈某从练习生提升为专员。
　　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里，山西人多如牛毛，并且大部分是主任，科长以上的官职。所以有人称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就是山西同乡会。
　　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反驳说：“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在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在中国最会理财的是山西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有理财的传统经验，不但现在要用，以后还要大量任用。”
　　　　
　在1930年12月31日的《蒋介石日记》里，蒋介石颇有感慨的写到：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
　　原来蒋介石这么一个强势凶悍的“领袖”外表下，还有一颗敏感易碎的“玻璃心”。
　　当你站在山峰之巅时，你往往也在悬崖的边缘。领袖很风光，高位很诱人，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站在这种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权力的角斗场上，要想不被淘汰，就要时刻殚精竭虑，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战战兢兢。
　　蒋介石以上这些话，翻译成现代的表达方式就是：我真的活的好累，好孤独。
　　有人这样评论蒋介石这则日记，分析的极深刻：
　　“蒋介石没有明白道出，他所创造的高层机构，以庞大的军队为主体，因缺乏适当的架构在后支持，他只好以自己的人身抵挡，他所主持的政治大率都是人身政治，于是才有与胡汉民等的各色纠纷。他在军队里的统御经理，也经常带着靠人身关系维持的色彩。”
　　在中国的传统里，没有真正的“法治”，都是“人治”。
　　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胜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知道建立自己“嫡系”的重要性。自己的铁杆支持者，才是在权力斗争中最宝贵的资源。
　　所以他通过黄埔军校，通过省籍乡土观念，凝聚了对他很忠诚的“子弟兵”。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宋子文也爱用山西老乡，这些都说明乡土观念，对于培养自己的势力，有时是非常有效的。
　　在1929年，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斗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各派军阀都是靠自己的培育的势力，互相叫板。
　　我们在前面说过，很有傲气的白崇禧在1927年，在上海狠狠的打压了黑帮老大杜月笙。俩年后，他又准备和蒋介石展开权力角逐。
　　白作为一方军阀，蒋介石当然想限制消减白的势力，白崇禧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在瓦解、拉拢、分化其他各派军阀的能力，绝对是个一流高手。蒋介石这套手法操作的极其娴熟。
　　这次蒋介石面对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老蒋政治手腕一流，但是老白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在1929年3月，两个都精于权术的老狐狸，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1929年3月初的北平，天气阴沉。西山碧云寺的大殿里，一个中年军官正望着门外的山坡上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木，正在苦苦思索。
　　这个中年军官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但是近几天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他的很多部下行动诡秘，好像和老蒋搭上了线。他好像感到自己已经被看不见的杀机所笼罩。
　　感觉到但看不到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就像一个个陷阱，知道有，但却不知道这些陷阱的具体位置。
　　这时，曾与白崇禧共同参与过北伐的方振武突然求见。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白崇禧不得不对任何人都严加防备。对方振武也不例外。白命令他的亲信王泽民从后门退出，然后王泽民再绕到前面去布置防务。
　　谨慎无大错。
　　白崇禧安排好一切后，连忙迎到殿外，见到方振武后，很热情亲切的打招呼：“方兄！大冷天老远跑来，不知有何见教？”
　　“无事不登三宝殿，此话不假。”方振武不客气的进了大殿，径自找座位坐下。然后接着说：“今天我无意中得到一个对你极不利的情报，念在彼此并肩北伐的袍泽之谊，特地不避嫌疑前来相告。”
　　“谢谢，但不知所言何事？”以白崇禧的敏锐，好像已经预感到什么，但他强作镇定，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方振武看看四周没有第三者，便压低声音说：“也许你还不知道，你的部队已经掌控不住了。”
　　方接着向白崇禧爆了一个猛料：白手下的六个旅长，正密谋把白崇禧绑交给蒋介石。
　　　　
　　白崇禧把客人送到山门外，分手后，一阵北风吹来，只觉浑身湿冷，伸手一摸，贴身的内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汗湿透。
　　老蒋果然动手了，并且手法如此老辣高效，“挖墙角”的能力果然一流。不知不觉间，自己的人成老蒋的人了。
　　白崇禧手下的几个军长都是广西人，但是师长以下全是湖南人。这些湘人是在西征唐生智时，收编过来的。稍有风吹草动，难免图谋不轨。现在这一点就得到了证实。
　　唯一可靠的只有韦云淞，因为韦带的全部是广西的子弟兵。作为桂系军阀的白崇禧，这些八桂的子弟兵才是他唯一的靠山。
　　但是糟糕的是，韦云淞部被他布置在了南苑，为的是监视阎锡山的动静。现在是远水不解近渴。
　　但是“小诸葛”决不是浪得虚名。在这看似绝望的处境中，白崇禧动用了他早已设好的一条救命线。
　　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白崇禧依靠自己的缜密和智慧，开拓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的绿洲。
　　　　　对白崇禧来说，这颗“救命稻草”就是廖磊。
　　每一个成功的老大背后，都有很多有能力、很忠心的手下。在乱世中能混出名堂的人，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有识人之明。就是要有伯乐的眼光，能看得出谁有能力，谁是什么品质。要不然把草包当成能人，或者把奸诈善变之辈，错当成可信任的贴身心腹的话，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不过白崇禧看人还是很准的，收买人心的手腕也非常高明。通过仔细观察，综合考虑，他觉得廖磊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又是广西人。于是便考虑发展成自己的心腹。
　　我们看看白崇禧收买人的过程，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有他自己独具特色的高明之处呢？
　　首先他把廖磊从师长提拔为军长。这种人事的安排应该是“破格提拔”，因为论资排辈的话，根本轮不到廖磊。
　　不过这也算是收买一个人的常规手段。但是接下来的手段就不那么常规了。
　　就在仅仅数月前，廖磊给老父亲做大寿时，自然宾客盈门。但是偏偏白崇禧白天没有去，而是故意一直拖到晚上九点，等其他宾客都散了后，白崇禧才来到廖公馆。
　　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白崇禧不惜降尊纡贵，竟然跪在地上给廖磊的父亲连磕三个响头。以白崇禧的这种堂堂的、怎么也算“封疆大吏”的身份——并且白崇禧一向很高傲，有时连老蒋都敢顶——给下属的父亲执这种礼，把个廖磊感动的涕泪横流。
　　白崇禧的这种做法很明白：我白崇禧没把你廖磊当下属，而是把你当兄弟。
　　我想不光廖磊感动，廖老爹也同样受宠若惊，肯定会对廖磊说：儿子啊，白长官对咱们太够意思了，你一定要跟着他好好干啊！
　　通过这一系列高超的手腕操作，白崇禧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廖磊百分之百的忠诚。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廖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和蒋介石的“对弈”中，白崇禧不仅渐处下风，并且几乎要无路可走，面临绝境。但是有了廖磊这枚棋子，白崇禧马上就能盘活这局死棋。
　　接下来，白崇禧展开了他一系列极其高超的谋略技巧。
　　首先，不惊动第四集团军的前敌指挥部，让那里一切照常运行。这是造成假象，以迷惑对方。
　　然后，他坐着前敌指挥部的小轿车，在另外一个亲信王泽民和几个贴身卫兵的陪同下，直奔一个德国人办的医院，并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走进医院住院部的玻璃门。因为对白崇禧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白当年曾在板坝巡夜时受过很严重的脚伤。而这次住院好像和脚伤复发有关。因为在这种敏感时刻，以这种借口住院，才能把怀疑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王泽民把白崇禧送进医院后，没有停留太久，而是仍然从大门口出来，和司机开车离开。
　　而在此时，医院的后门也停着一辆小轿车，在车里坐着的除了廖磊，司机，卫兵外，还有一个身着便装，留着长胡子，戴着墨镜的人。此人就是经过化装的白崇禧。
　　原来是白崇禧穿着军装从医院前门进入后，马上和已经如约来到医院的廖磊会面，然后穿上廖磊为他准备好的便装，戴上假胡子和墨镜，从医院后门“变成”另外一个人出来。上了廖磊的汽车，然后疾驰向廖公馆。
　　现在即使手下的降蒋将领哗变的话，来到医院里也只能扑个空了。因为此时的白崇禧已经偷偷的躲在廖磊家了。
　　紧接着在3月6日晚上，白崇禧又悄悄布置：让王泽民以过生日为名，在东来顺老店大宴宾客，并且第四集团军所有的团以上军官都在被请之列。并让王泽民在宴会上放风说他由于脚伤住院的消息。
　　就在这些军官喝的酒酣耳热之际，一列载着廖磊和白崇禧的军列，正悄悄离开北平，趁着浓重的夜色向东驶去。
　　为了掩人耳目，廖磊对外声称是要把家眷搬到开平去。并在一节专列里堆满家具。白崇禧就藏在廖磊给他特别定做的一个箱子里，被抬上这节专列。
　　廖本人和卫兵也带着武器守在这节车厢，以防在路上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
　　　　
　　
　　 在这一系列的逃脱过程中，足以显示白崇禧手段的老辣精明。作为新桂系的领军人物，白掌握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确实值得称道。本来眼看要成为蒋介石的囊中物、阶下囚，但是他运用自己极其精密的智谋操作，竟然硬生生的在这张网中撕开一道口子，成功逃生。
　　这种现实版的逃脱故事的精彩度，不亚于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
　　白崇禧当初之所以费力的发展廖磊成为自己人，就是看到了廖的能力。这次逃脱的过程中，证明了白崇禧的眼光还是很准的，这个廖磊的应变能力确实超强。
　　在凶险的逃脱过程，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从白崇禧躲到箱子里那一刻，接下来的路上的一切，只能由廖磊来主导了。
　　廖磊关切的问躲在箱子里的白崇禧：“白兄！你觉得怎么样”。
　　白崇禧为了减轻廖的不安，回答道：“还可以，蛮好。我差不大要睡着了。”
　　“您千万不能睡，否则，万一碰到拦车检查，您那鼾声会误大事的。”
　　“明白了”。
　　从这简单问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廖磊心细如发的一面。
　　火车在夜幕中匆匆的前进，无论是廖磊还是白崇禧，心里的忐忑没有丝毫的缓解。因为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天津站，意外发生了。
　　火车在一阵剧烈的震动后，逐渐停了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嘈杂的吵闹声。
　　“不行，这是廖军长搬家的专车，谁也不准上来。”
　　“老子偏要上，你们要拒绝检查，就甭想出这个天津站。”
　　“站住！你再上一步，老子先毙了你！”
　　接着是双方拉枪栓的声音。交火好像一触即发。
　　廖磊知道麻烦来了，他镇定的很快的向妻子胡慧吩咐了几句，然后向车门走去。
　　“军长！你看~~~”廖磊出现在车门口时，士兵连忙敬礼并退后几步。
　　廖磊端着架子，拿腔拿调，语气里好像还带着些不屑的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报告！我们是天津卫戍司令傅作义的部下，奉命在此检查一切过往车辆。”对方被廖磊的气势震慑住了，不敢造次。想先礼后兵。
　　“傅作义我认识，都是北伐军嘛，自家人还有什么好检查的？”
　　“不是我们信不过廖军长，例行公事嘛，还请廖军长见谅。”
　　对方的话软中带硬，一副好不退让的架势。
　　廖磊仍然是没有丝毫的慌张，淡淡的说：“你们实在想看就看看吧。我这车上一是女眷，二是行李，要是看丢了什么，我可不放过你们。”
　　检查组迫不及待的上了车，果然看见两个女人背对着门口坐着车厢中间。而车厢的那一头则堆着杂七杂八的家具。当他们准备过去仔细翻那一堆家具时，其中的一个女人突然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大发雷霆起来：
　　“滚开！太太正在洗脚，你们想干什么？”
　　别忘了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缠足已经被废除，但是北方仍旧保留着一个风俗：女人洗脚，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其他任何男人都不能看。
　　胡慧虽然是南方人，按说是不太在意这种些，但是此时正好利用北方的这种风俗，由老保姆出面，设下这道很重要的防线。
　　当然这完全是廖磊的提前安排。
　　检查组很尴尬，他们看着对面的那些家具，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藏人，再说硬搜话，如果真的一无所获，那局面当然会很难收拾。
　　索性卖个人情让他们过了吧。
　　于是他们简单的下车商量了一下，很快给车站发出放行信号。
　　　　
　　　　由于白崇禧的足智多谋，再加上廖磊的机敏过人，白终于历尽艰险，逃回自己的“势力范围”。
　　我们可以用白崇禧这次逃脱过程为样本，分析一下在危险的局面中，在被“死亡的枷锁”套到脖子上的危机时刻，那些是成功“解套”关键因素。
　　首先，必须有根“救命稻草”，有个突破口。有了这个条件，接下来的逃生步骤才能进行。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在这次白崇禧的逃亡过程中，这根“救命稻草”就是廖磊。这是白崇禧接下来所有逃生步骤，得以展开的基础。我们上文中曾提到毛泽东被抓后，成功逃生的“救命稻草”就是兜里的那些钱，用这些钱来贿赂押解的士兵，为自己的接下来的逃生计划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过有趣的是，有些人的“相貌外形”，也成为他能得以成功脱险的“救命稻草”。
　　何叔衡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的传统评书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男人长的特帅，帅到女人见了就流口水的程度，这样的男人在沙场上，如果被比他武艺更高强的女人俘虏，这种男人一般死不了。不但死不了，这个女人还会以身相许，临阵倒戈。真正能使对方“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种极品男人有：薛顶山，杨宗保，还有薛刚等。
　　薛顶山被樊梨花打败俘虏，樊小姐一看这个白袍小将真是太帅了，不禁春心荡漾，女人是爱情的动物，爱上你管你是什么水火不容的敌方，还是什么政治立场。爱上你就要占有你。所以不仅对薛帅哥不杀，还要非他不嫁。
　　几乎是同样的故事，在杨宗保和穆桂英身上重演。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传统的评书，戏剧，小说里很多。这些故事好像揭示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外形长的帅能成为一个男人的救命稻草。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不知这种实例多不多，我还没注意收集过。
　　不过何叔衡的靠自己的外形脱险，却不是因为“帅”，而是因为“呆”。
　　何叔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迂腐的教书先生，模样和表情都显得呆板和迟钝。但是他内心却还算一个相当机灵的人，典型的“聪明脑袋糊涂相”。
　　就是因为这幅呆笨的模样，被张国焘嫌弃，本来和毛泽东一样作为湖南代表的何叔衡，竟然没有机会参加中共一大。因为张国焘暗示毛泽东，让毛想办法在会议召开前，把何叔衡支回湖南。
　　不过正是这副形象也为何叔衡带来好运。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就曾经提到，在上海时，何叔衡和其他几个人同样被国民党抓捕，但是何叔衡一副老实迂腐的教书先生模样，再加上何叔衡一张口就“之乎者也”的刻意表演，抓捕他的特务觉着他价值不大，就把他放了。
　　在盛岳的回忆录了，也记录了何叔衡类似的逃脱经历，不过这次不是在上海了。
　　在1927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外表看起来很迟钝”的何叔衡被捕。在法庭上，当法官问他姓名，他老老实实、不慌不忙的说姓张，是私塾先生，接着竟然摇头晃脑的背起《论语》来。
　　法官很不耐烦的制止，接着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吗?”
　　何叔衡依旧装疯卖傻的、很认真的回答道：“吾乃学者，蔫能不知？”
　　法官接着说：“那就你知道的说说吧。”
　　何叔衡一脸严肃、摇头晃脑的回答：“我知之甚祥，国民党乃三民主义，共产党为五权宪法之倡议者。”
　　这种奇特的说法，在加上何叔衡呆呆的形象，引起法庭的哄堂大笑，连法官也憋不住笑了起来。
　　何叔衡真是沾了自己形象的巨大的便宜，法官本来看他，就觉得是一个有傻、又笨、又迂腐的无可救药的人，再加上他言行极度一致的逼真表演，使法官坚信这种人绝对不是共党分子。
　　后面正事还多着呢，哪有时间和这种人纠缠，赶紧让他滚吧。于是法官当机立断，马上把何叔衡赶出法庭。
　　等当局查出何叔衡的真实身份后，何早已不见踪影了。
　　人的判断总是容易被表象所误导。何叔衡的外形和气质，成了他关键时刻最重要的逃生武器和“救命稻草”。
呆呆的模样成了何叔衡的“保护色”，竟让他在险象环生的斗争中幸免于难。所谓的“大巧若拙，大诈似信，大智若愚”，表面和内在有极大反差的人，有时候最“危险”。
　　精彩的逃脱过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高智慧含量的艺术。
　　如果对白崇禧和何叔衡的逃脱过程颁奖的话，颁奖词可以这样写：
　　　　
　　白崇禧获“最佳操作奖”，获奖理由是：白的逃跑过程设计精密复杂，能把这些复杂的步骤设计实施的如此精确、完美，迅速、干净利索，足以体现白崇禧极强的操作能力，和对复杂局面的控制能力。
　　拉拢廖磊，假装住院，化装从医院后门出逃，躲藏到廖磊家，然后摆宴调虎离山，乘火车离京，白崇禧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成功的把自己“从明处转化成暗处”，从被动变成主动。
　　　　
　　何叔衡获“最佳表演奖”，获奖理由：极具表演天赋。演员靠演戏挣钱，而他却靠“演戏”活命。演员演砸了大不了被导演臭骂一顿，他要是演砸了可能要直接拉到刑场。
　　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人可以同获此奖。比如战国时的孙膑，两腿被同学庞涓从膝盖以下砍掉后，孙就是靠逼真的“装傻”表演，才最后成功脱身。
　　　　
　　可见同是成功脱离险境，但是每个人的特色还真不太一样。
　　　　
　　还有一种人之所以能成功逃脱险境，是凭着自己超级的谨慎和敏感，我们可以把“超级谨慎敏感奖”颁给他们。
　　注意是“超级谨慎敏感”，而不是一般的谨慎敏感，谨慎敏感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就拿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曾是王亚樵的手下华克之为例。
　　　　
　　华克之“超级谨慎敏感”的表现之一：从不照相。他和妻子在家中摆放的也是别人的照片。所以国民党特务们就缺少了一个重要渠道，看到华克之的“庐山真面目”。即使搜查华克之的家，得到的也只能是别人的照片，而这恰恰是华制造的“烟雾弹”，用来迷惑对方。
　　华克之只照过唯一的一张照片。那就是孙凤鸣抱着必死之心刺杀前，华克之非常佩服孙的忠勇，他知道孙凤鸣这一去就是生死两重天了，为了表现对孙的崇敬，这哥俩就跑到南京新街口照相馆，照了最后一张合影。
　　等汪精卫被刺，孙凤鸣被抓后，国民党特务试图抓捕所有涉案人员，他们得到线报说孙凤鸣和华克之，在新街口照相馆曾经照过相时，真是如获至宝。他们做梦都想弄一张华克之的照片，看看这个隐藏极深的“危险分子”到底长什么样。终于能搞到华的照片了！
　　他们急急忙忙立即把新街口照相馆包围。但是被告知：照片的底片已经被华克之取走。还是晚了一步！
　　华克之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就照了这一张照片，还极早的把底片取走。真是滴水不漏。
　　还有一次，华克之的好朋友胡允恭要去日本。动身前，华和胡在上海租界青年会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饯行。凑巧的是，胡允恭的一个朋友周某也恰好来这个饭馆。
　　对华克之来说，既然遇见朋友的朋友，那就三人一起吃吧。三人边吃边聊，无意间华克之突然嘴里吐出一句英文。对华来说，作为金陵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说英文也许是下意识。
　　就在蹦出这句英文后，华克之敏锐的感觉到，那个姓周的脸上有一丝惊奇掠过。他好像感觉到什么不对劲，连忙提前告辞。
　　因为此时的华克之，故意穿的很脏很破，但是他的一句流利的英文，和他这身打扮形成了极大地反差。就像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张国焘他们在逃到香港时，穿的破破烂烂，好像是几个苦力，但是他们却拿着报纸在街上，大摇大摆的边走边看，并且还去了香港最好的饭店入住。这种和身份的极不协调的反常举动，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华克之从这个姓周的反应上，敏锐的发觉到了什么。
　　果然，不久胡允恭突然被捕，华克之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判定肯定是那个姓周的有问题，然后他迅速的逃掉。他的敏锐帮他又一次死里逃生。
　　华克之这种在复杂环境中的敏感，真不是一般人所及   要想活命，就必须要比对手更聪明、更灵敏、更迅速、更机警。那么这样的能力可以培养吗？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是白崇禧、何叔衡或者是华克之，都是在权力场、各种斗争、和江湖中一路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除了每个人本身的风格和资质外，丰富的斗争经验的积累，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某方面经过训练、有过经验的人，在应对危险局面时的能力，绝对是常人无法相比的。比如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要让你拿着枪和手电搜索绑匪时，大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犯很多错误。
　　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随便拿着手电，像平常在生活中找东西那样，一通在屋里乱照。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在找到绑匪前，你已经被绑匪的枪射成了筛子。
　　经过训练的人会这样做：他们不会把手电置于身体的前方，而是左手握住手电四十五度举于身体侧上方，并且手电不是长时间开，而是用后马上关闭。这样在对方开火时才不至于中弹。因为在黑暗中，所有的发光点都会被当作射击目标。
　　知识就是力量，一点都不假。
　　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种经过特殊训练，有“丰富斗争经验”，并且能把这些经验灵活运用的人。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斗争中的高手，都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老江湖”，如果常人的“狡猾指数”是“五”的话，他们的“狡猾指数”可能就是“十”，或者更高。
　　在旧时代的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专门培养“骗子”神秘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可以说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当时中国“最具技术含量的骗子”。
　　这个组织自号“江相”——即“江湖上的宰相”——主要在分布广东语区。他们把其他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同行”称为“土相”。
　　从这种称号上可以隐约感觉到这个组织的高傲与自信。
　　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和尚、尼姑、流氓、小偷，总之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各色人等。
　　他们根据“诈骗的技术水准”，成员分为状元、进士、大相士等。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组织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
　　诈骗也有理论体系？当然有。并且还可以称的上极其高明、极其有效。这个组织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诈骗实践中，他们摸索总结除了一套极其有效的经验系统。并成功的造就了一批“诈骗大师”。
　　我们先看看这个组织的一些经验和理论。
　　他们把最核心、最有价值的经验，总结成了一篇有700字左右的“秘笈”。我们可以称为“最有效的诈骗全攻略”。这篇秘笈很难懂，因为里面满是术语和黑话。
　　我们结合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来具体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运用这些诈骗理论的。
　　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子，找这个组织中某个“诈骗大师”来算命。
　　这个来算命的男人，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的长袍，里面穿的是一条陈旧但做工、和质地都很不错的裤子。
　　脚上的鞋也很高档，但是也已经是很破旧了。他“手尖脚细”，皮肤白嫩，但是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进门后，迟疑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熟人才进来。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诈骗大师仅从这个青年男子的穿着和表情、举动上读出的信息之多、之细，即使和福尔摩斯相比，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