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崇州健身房哪家好:达州人吕大吉中国宗教学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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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县到北京
吕大吉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增广》等书，粗通文字。吕大吉幼年酷爱读书，尤其偏爱文史方面的书，最喜欢读武侠小说。在家乡、在亲戚朋友眼里，他是个有“天份”的孩子，并认定他是个读书的料子。1949年底，吕大吉完成了高中学业，这一年他18岁。中学时代他便已经开始接受一些“新思潮”，痛恨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憧憬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达县一解放，他就打起背包，步行数百里，投奔了中国共产党在南充创办的川北人民革命大学，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参加革命”。这所大学的校长是当时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的胡耀邦，办校的宗旨是让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世界观，培养革命干部。
1953年，吕大吉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保留的唯一一个哲学系，全国著名的哲学家差不多都聚集在那里，在这个哲学王国里，吕大吉如仰高山，如鱼得水，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和新的成果去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关于王充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关于不可知论的实质》等学术论文。大学三年级时写的一篇学年论文《巴克莱主观唯心主义批判》，受到著名哲学家洪谦、郑昕等教授的高度评价，并荣获北京大学校庆论文比赛一等奖，后被推荐到《哲学研究》发表，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时至今日，仍为我国专门研究巴克莱的学者所称道。他的学术也是以研究巴克莱哲学为开端。
1963年，吕大吉完成了《洛克物性理论研究》一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吕大吉称，这本书的许多问题涉及到了哲学的根本，而这些问题在60-7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庸俗反映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正统”的时代，这一构想具有“打破禁区”的思想解放作用，推进了当时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1978年以后进入哲学领域的年轻一代对此感到极大的新奇与兴奋，当时有许多青年学者联系他，与他探讨由此引发的各种哲学问题。
宗教学的拓荒者
1975年，吕大吉被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他人生路途和学术历程的又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从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转向了宗教学研究。
刚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他主要还是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内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无神论史、宗教学说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人文主义、泛神论、机械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笛卡儿、霍布斯、洛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宗教观和无神论思想的论文。后来随着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他觉得宗教学研究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洋，是哲学和无神论所不能概括的。早在19世纪下半纪，西方学者就已经把宗教学从哲学和神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从那时起，宗教学就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几十年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只讲无神论，对宗教学在西方百余年来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研究。因此，世界宗教研究所建议出版和翻译了多达30余种宗教学术专著，结束了我国宗教学界长期以来自我封闭的状态，打开了宗教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1979年，吕大吉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对宗教理论的基本思想做了比较准确的分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我国学者第一部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丰富内容的学术资料性专著，也是世界宗教所建所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90年，吕大吉完成了《宗教学通论》，“《通论》是我国宗教学说史上的开山之作，是第一部拥有完整体系的宗教学上乘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已故宗教学前辈罗竹风先生如此认为。吕大吉在这部书中首次提出了“宗教四要素说”，认为宗教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的理论。
吕大吉对宗教学研究的推进和宗教学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宗教学通论》、《宗教学通论新编》和《宗教学纲要》里。《宗教学通论新编》可以说是他20余年研究宗教学的最高理论结晶。2003年底，吕大吉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在《宗教学通论新编》的基础上，主持编写出版了《宗教学纲要》。《纲要》是在《通论》和《新编》基础上的一个“压缩本”，内容更加精练。这三部书的问世，应该说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学说构建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过程。2005年，他主持编写了《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4卷本，被辑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受到学界的称誉，被认为是“精心设计、精心论证、精心研究的精品力作”。这一时期，他著书立说，写出了《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着重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一系列有关宗教与文化之一般关系的基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宗教与哲学、伦理、文艺、民俗、政治、民族的关系。从中国宗教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总体的角度清晰勾勒出了关于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互动的历史画卷。他与何耀华先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终出成果——《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这是一部有六大册、800万字的宏篇巨著，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学术工程，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目前在六卷册之外，又出版了两册。这部丛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各民族自古以来所信仰的原始性宗教情况的大规模、全视野的资料集结。所集资料有四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实地考察，二是考古发现，三是文献记载，四是学术论著中有关资料的记叙。这部丛书的出版，为学界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与文化提供了思想和史料保障，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与文化的研究。
1986年，吕大吉曾回过达州市，还在当时的“地委党校”作过学术报告。由于工作太忙，他已经二十多年未回过家乡，“2011年春天我打算率领一个学术考察队到四川省及达州市。”吕大吉最近说。
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发展管窥——从吕大吉的《宗教学通论》到《宗教学纲要》说起
龚学增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宗教学从无到有，从初步发展到走向繁荣并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已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中国宗教学发展到今日，凝聚着国内外所有关心，特别是从事中国宗教研究、教学、宗教工作和宗教事业的几代人士的心血，是共同智慧的结晶。
任何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都不是自封的，都有一个基本的标准，那就是它不仅要有足够的能够揭示出该学科内在规律性的具体研究成果的积累，而且要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基本理论体系。我们说，中国宗教学已经形成，就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两个标准。中国宗教学涉及到各种宗教以及与学科有关方面的具体研究，至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在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吕大吉先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经过20余年的辛勤耕耘，于1989年出版了《宗教学通论》；10年以后，于1998年底出版了《宗教学通论新编》；又过了5年，于2003年底出版了《宗教学纲要0。 从《通论》到《新编》再到《纲要》，从主编到个人专着，再到亲自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择其精要重新编写作为教材正式送上高等学校的课堂，反映了吕先生持之以恒地不断发展、深化自己宗教学理论的过程，他完成了自己宗教学理论发展的三部曲。
一
1989年出版的《宗教学通论》是吕大吉先生主编的集体性着作。它是1982年国家立项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课题的最终成果，历经7年才得以完成和出版。这是中国宗教学初步发展阶段最有份量的首部宗教学理论专着。也如吕先生自己所说，这是当年向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任继愈先生许愿完成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宗教学通论》作为开山及填补空白之作，其原创性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宗教学通论》作为集体着作，凝聚了多位学者的辛勤劳动，它全面论述了关于宗教的各种问题，并提炼出宗教学的基本理念和逻辑框架，把拥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的主体格局基本建立起来了。但这需要指出，这部着作的核心部分，即关于宗教学的理论内涵和范畴体系，是由吕先生独立创建的，全书的写作也都是在这些基础性原理指导下进行的，而且他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篇章。
《通论》的最大特色是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以真理为师”的原则下，博采各派宗教学（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之所长，对中国宗教史和世界宗教史的基本事实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中国宗教学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努力提炼出各种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精华，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协调起来，使它们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各尽其用。对各种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力图应用这些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全方位的分析和说明：对一切宗教共同具有的现象和因素作出宗教现象学上的比较和分类对其心理基础给予宗教心理学上的探讨；对其起源和演变作出宗教史学上的说明；对其功能进行宗教社会学上的分析；对其价值作出宗教哲学上的评论。
《通论》在宗教学基础理论方面的另一特色是提出了“宗教四要素说”，即认为宗教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逻辑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是《通论》所主张的“宗教要素的结构性分类”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分类，并据此构建宗教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性原理。就其“宗教四要素说”的提出，特别是对之进行的如此全面深入而又逻辑严密的论证，吕大吉先生作为第一人当之无愧。
宗教学界前辈罗竹风先生曾对《宗教学通论》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其主编的《人·社会·宗教》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宗教学通论》吸收东西方研究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对宗教作了科学论证，不愧为‘扛鼎之作”。他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这部书对于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该书出版以后，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在国内外学术界、高等学校；在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在宗教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吕大吉先生并不满足已有的成果，他继续不断进行研究并深化自己的理论。《通论》出版以后，他又出版了个人的学术巨着《西方宗教学说史》；还与何耀华先生总主编了多卷本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还主持了宗教与文化的国家级课题。对原有研究成果认识的深化和形成的新的研究成果构成了由《宗教学通论》走向《宗教学通论新编》的坚实基础。
《宗教学通论》出版以后，随着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宗教学理论，是一个新课题。一些学界同仁曾多次向吕先生建议，在适当时候由他本人独立地对《通论》作一次通盘的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把理论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另一方面把他已经创立起来的理论贯彻到全书的始末，使宗教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更为严密，形成一家之言。吕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就有了《宗教学通论新编》。
二
《宗教学通论新编》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对《通论》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删节和补充，约近一半的篇章是重新编写的；它不仅保留原书的大部分篇章，更重要的是坚持并完善了原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
首先，《新编》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宗教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应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时也不一定都恰如其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原理，在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诸社会意识形态和各种文化形式的本质和功能时仍然具有科学的比较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次，关于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吕大吉先生提出了着名的“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原则。强调宗教学的研究要坚持理性的思考，提倡对不同意见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才能使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促进新的繁荣。
第三，《新编》的特色集中表现其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宗教四要素说”继续完善并作为统一说明一切宗教现象的基本性原理。由于《通论》是集体合作的结晶，由于各位作者之间认识上存在的一定的差异，“宗教四要素说”的原理尚未能全面贯通全书。而在《新编》的修编写作过程中，“宗教四要素说”则成为分析各种宗教现象、认识各种宗教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宗教现象的本质和结构，到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形式而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等等。对所有这些宗教学上的基本问题，都力图用这个学说对之作统一的分析。“宗教四要素说”作为一条思想轴线贯穿于《新编》全书之中。
就某些篇章的具体修改来说，如第一编“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对其中“灵魂观”部分作了大大的充实；对“宗教礼仪”不是简单地列为“宗教行为”的一部分，而是视为宗教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从而在宗教学的体系结构上把这部分放在了“宗教的组织与制度”这一章之内。对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的内容突破了仅限于“宗教组织”的局限性，进一步逻辑地发展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由宗教信徒的组织化而形成的宗教组织和教阶体制；由宗教观念的信条化而形成教义系统和信仰体制；由宗教体验的目的化而形成的修行体制；由宗教行为的规范化而形成礼仪体制。第二编“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也不再单纯进行历史的叙述，而是进一步应用“宗教四要素说”的理沦，力图说明这些宗教如何从各自所有的最基本的宗教观念，逻辑地发展出相应的宗教体验，外在化为相应的崇拜行为，最后体制化为制度性的氏族一部落宗教、古代文明古国的民族—国家宗教、三大世界宗教。《通论》第三编“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新编》中改为“宗教与文化”，这是吕大吉先生学术观念的重要改变。把宗教视为一种文化，并在文化学意义上来考察宗教与其他文化形式（政治、道德、艺术等）的关系，这对宗教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赋予了它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它从基本概念上探讨了“文化”的涵义，论证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编还继续应用“宗教四要素说”来分析宗教诸要素何以并如何对其它社会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宗教学通论新编》可以说是吕大吉先生20余年研究宗教学的最高理论结晶。
三
《通论》和《新编》出版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们使用这两本书作为教材时感到还是篇幅过大，内容过多，初学者难以把握，教师也很难在规定学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他们建议作者删繁就简，突出精要，改编成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书。后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约请下，吕大吉先生又开始了将自己的专着教材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普及到高等学校课堂上的工作。经过两年的时间，《宗教学纲要》于2003年底问世。
《宗教学纲要》决不是《通论》和《新编》的简单缩写，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又是一次再创作。在《宗教学纲要》中，《通论》、《新编》建立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原有篇幅虽然压缩了一半多，但其中精要却得以突显。同时，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又增加了宗教与社会经济生活、宗教与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宗教的演变和宗教的未来等新的篇章。
尤其是《纲要》在《新编》的基础上，专门增加了第四编现代社会的宗教及发展趋势，说明吕先生进一步以他的基本理论开始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宗教的演变规律，并准确清晰地勾画了它的全貌。
《宗教学纲要》以专论“宗教的未来”结束，将宗教规律性的揭示论述得更为全面。吕先生在科学剖析各种宗教永恒论和宗教消亡论以后，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宗教的未来，在理论上绝不是永恒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将是长期的。宗教将在未来社会长期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宗教的重要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人类在宗教领域中的努力方向，与其致力于宗教的消亡，毋宁致力于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建设。这一警醒之语，的确令人深思。
对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吕大吉先生多次说过，在我国，宗教学还是一门正在建设的新学科，在体系构建和具体内容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探索性，谁也无权宣称他掌握了完善的真理。《通论》、《新编》和《纲要》都保留了学术探索的风格，希望各界读者给予必要的批评和指正。吕先生严于律己的精神令人钦佩。我们期望着他为我们带来新的学术成就。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宗教》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