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杨永信家长有后悔的吗:胡适与曹聚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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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曹聚仁(上)
时间: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信使曹聚仁1957年曾致信胡适,希望胡适能回北京看看,但胡适并不领情。图为曹聚仁在香港寓所留影。
□李传玺
看到这个名字,熟悉胡适历史的人肯定会想到胡适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以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先生同行’!”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收到此信后,对曹聚仁涌起的非常强烈的厌恶甚至鄙视之情,对信中所说,包括真诚的邀请也持着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胡适在此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且派人将此信交给了台湾当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曹聚仁为什么要写此信呢?
毛泽东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曾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先生的好友,1950年只身去港,之后一直定居港澳。1956年夏天,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曹聚仁是考察团成员。因此时曹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报社又派他兼任随团记者,于是曹聚仁“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带着千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的愿望,开始了他对大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之后他又数次受邀回到大陆采访。这次回国,周恩来、陈毅等多次会见他,毛泽东也曾于1956年10月3日下午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此后,曹聚仁向海外传递出了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也从此担当起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信使的角色。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在与曹聚仁的约谈中,毛泽东表示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而据曹聚仁的记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了番至今不为史家所关注的关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一段话:
“毛泽东主席和记者的谈话中,记者曾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记者还引了北京的史例:成吉思汗的统治局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第二代的内争,蒙古王国便瓦解了。而燕王棣的政权,也正是第二代内争的前车。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注:笔者认为此段话与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以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两段话)
既然毛泽东可以请曹聚仁向海峡对岸传话,当然也可能请他向自己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传话了。
毛泽东对老师胡适的争取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总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多次拜访胡适,听胡适的课,参加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胡适1951年5月17日日记曾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里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修改稿。不久就南去了。”胡适对毛泽东发起的驱逐张敬尧运动表示支持,对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胡适称赞:“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发表在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认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并对刊物和此文给予热情的介绍和支持。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因此,虽然师生二人后来走向了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并鉴于老师在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威望,新中国成立后,要想树立自己在思想界的绝对权威,必须将老师“请”下舞台,并发动了对老师思想的全方位批判,但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还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1936年9月22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表达中共停止内战,实行真正抗日作战的想法,并请蔡先生向诸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转达,这里就包括胡适。1945年7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斡旋国共团结抗战而走访延安(也就是毛黄“窑洞对”那次),毛泽东和傅斯年交谈时,请傅代向胡适问好。以至老先生看到消息,激动地于8月24日(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当口),从美国致信毛泽东,劝他以及“中共领袖诸公,……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平津战役进入尾声,虽然中共已将胡适列入战犯,但毛泽东仍然传话劝胡适留下来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虽然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胡适的批判,但同样没有忘掉胡适。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也不知他到底留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就在曹聚仁给胡适写信的同时,另一个渠道对胡适的争取也到达了胡的“耳边”。1956年9月16日,胡适的好友,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周鲠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会后,他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邀请到伦敦访问。其间,他会见了《现代评论》创办者,他和胡适的共同好友陈源,在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两人交谈了三个小时,周除了劝陈回大陆外,还请陈转告胡适请他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20日致信胡适,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周的话: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际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和这个历史情境,毛泽东请曹聚仁向胡适传话是完全可能的。
曹聚仁受“现实感染”的主动?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
当然,也不排除曹聚仁受“现实感染”的主动。
在北京访问时,一天曹聚仁来到东安市场,其间有六百多家店铺,数千家杂货摊,当然会有书店,“一长行,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旧书摊,也有几家很大的旧书店”。作为书人的曹聚仁自然对书店更感兴趣,“最引起我的注意的,当然是胡适的书,因为按照胡适的说法,他的著作是在被焚之列,在大陆已经绝迹了；其实恰正相反,几乎每一书摊上都有。”所有旧书摊逛下来,找到了胡适所有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初版的《尝试集》还有着胡适的签名。后来曹聚仁又到新华书店中找一些新书,“看是常见书”,竟然比《胡适文存》还难找。
看到初版《尝试集》,曹聚仁可能随手翻开并再次阅读了那首作为此诗集代序的诗歌《尝试篇》。“‘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这是胡适1916年9月3日写的,表明了自己用全力去试作白话诗的决心。曹聚仁读后,忽然从胡适的“尝试”态度产生了联想,“假使胡氏回到北京,看到了新中国的现状,应当怎么说?从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应该怎么说呢?”曹聚仁还把这种联想拿出来同几位北京大学朋友进行讨论。
三天后,曹聚仁又去了趟东安市场,找到了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其中有一封胡适致张慰慈的信: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敢不表示佩服。……去年许多朋友要加入‘反共’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这封信,曹聚仁认为“似乎也不曾收入《胡适文存》”,但“看了却觉得很好,很对”,并再次产生联想,既然胡适以其实验主义态度,承认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试验的权利,“不敢不表示佩服”,假如请胡适回来,而胡适也真的回来了,会不会对新中国也能产生如许的观感呢?
曹聚仁揣着如此美好的愿望,回到香港后,真的按照这种念头给胡适写了一信:
“适之先生:……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能照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胡适对苏联的观感
1926年7月,胡适绕道莫斯科前往伦敦,对自己看到的“都很满意”,“很受感动”。
曹聚仁对这封信是相当看重的,后来在将此行的文章结集成《北行小语》出版时,就以此经过,化用胡适的诗句“自古成功在尝试”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并把此文当作此书的“序”。同时书中还有些文章说到了在东安市场看到胡适各种版本著作的事。
曹聚仁的愿望是美好的,信中的逻辑推演也是正当的,但他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情势已发生了变化,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胡适是在什么情势下写这样的信给张慰慈的呢?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中方委员,到英国伦敦出席该委员会全体会议。他是从满洲里出境绕道莫斯科前往的。
胡适于7月29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洗漱后立即前往中山大学,遇到一位叫周达文的人,此人在北大听过他的演讲；第二天下午参观苏联革命博物馆；第三天上午先是同芝加哥大学教授、曾著有《美国政治理论》的C.E·Merriam交谈苏联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继之十一点参观莫斯科第一监狱。下午往访知道胡适到此的于右任,没遇到,却碰到蔡和森,胡适和蔡辩论苏联政治,人越聚越多,刘伯坚等十几个人围听,于右任也回来了。两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论到晚九点。然后一伙人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到晚十一点才散。8月1日下午三点胡适离开莫斯科。
胡适对自己看到的“都很满意”,“很受感动”,特别是那展示着1890-1917年革命运动史迹的革命博物馆,“真使我们愧死”,即使是“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对政治家,胡适说他们“有理想与理想主义”。并表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画、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胡适以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很是遗憾,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坐火车离开时,胡适更有了组党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念头,“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
胡适给张慰慈的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与这种观感下写的。张慰慈,江苏吴江人,著名政治学家,和胡适早年同学,且一直是好友,曾和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联署“好政府主义”的政治宣言,还曾担任安徽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胡适还把这些观感写给了著名诗人、好友徐志摩先生。写给两人的信后来分别于1926年9月11日、12月8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并收入1930年9月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三集——曹聚仁文章和信中所说给张慰慈的信是在《独立评论》上读到的,并说《胡适文存》不曾收入,应该说是不准确的,因为《独立评论》在1932年5月22日才创刊。
胡适的信发表后,引起了一帮朋友的惊讶,甚至也引起了军阀张作霖的疑忌,并把他也算作了中共“党员”。而好友李大钊更是因此对人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天历史版)
◎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
时间: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李传玺
看到这个名字,熟悉胡适历史的人肯定会想到胡适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以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先生同行’!”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收到此信后,对曹聚仁涌起的非常强烈的厌恶甚至鄙视之情,对信中所说,包括真诚的邀请也持着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胡适在此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且派人将此信交给了台湾当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曹聚仁为什么要写此信呢?
毛泽东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曾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先生的好友,1950年只身去港,之后一直定居港澳。1956年夏天,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曹聚仁是考察团成员。因此时曹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报社又派他兼任随团记者,于是曹聚仁“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带着千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的愿望,开始了他对大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之后他又数次受邀回到大陆采访。这次回国,周恩来、陈毅等多次会见他,毛泽东也曾于1956年10月3日下午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此后,曹聚仁向海外传递出了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也从此担当起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信使的角色。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在与曹聚仁的约谈中,毛泽东表示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而据曹聚仁的记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了番至今不为史家所关注的关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一段话:
“毛泽东主席和记者的谈话中,记者曾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记者还引了北京的史例:成吉思汗的统治局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第二代的内争,蒙古王国便瓦解了。而燕王棣的政权,也正是第二代内争的前车。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注:笔者认为此段话与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以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两段话)
既然毛泽东可以请曹聚仁向海峡对岸传话,当然也可能请他向自己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传话了。
毛泽东对老师胡适的争取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总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多次拜访胡适,听胡适的课,参加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胡适1951年5月17日日记曾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里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修改稿。不久就南去了。”胡适对毛泽东发起的驱逐张敬尧运动表示支持,对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胡适称赞:“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发表在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认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并对刊物和此文给予热情的介绍和支持。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因此,虽然师生二人后来走向了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并鉴于老师在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威望,新中国成立后,要想树立自己在思想界的绝对权威,必须将老师“请”下舞台,并发动了对老师思想的全方位批判,但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还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1936年9月22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表达中共停止内战,实行真正抗日作战的想法,并请蔡先生向诸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转达,这里就包括胡适。1945年7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斡旋国共团结抗战而走访延安(也就是毛黄“窑洞对”那次),毛泽东和傅斯年交谈时,请傅代向胡适问好。以至老先生看到消息,激动地于8月24日(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当口),从美国致信毛泽东,劝他以及“中共领袖诸公,……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平津战役进入尾声,虽然中共已将胡适列入战犯,但毛泽东仍然传话劝胡适留下来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虽然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胡适的批判,但同样没有忘掉胡适。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也不知他到底留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就在曹聚仁给胡适写信的同时,另一个渠道对胡适的争取也到达了胡的“耳边”。1956年9月16日,胡适的好友,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周鲠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会后,他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邀请到伦敦访问。其间,他会见了《现代评论》创办者,他和胡适的共同好友陈源,在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两人交谈了三个小时,周除了劝陈回大陆外,还请陈转告胡适请他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20日致信胡适,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周的话: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际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和这个历史情境,毛泽东请曹聚仁向胡适传话是完全可能的。
曹聚仁受“现实感染”的主动?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
当然,也不排除曹聚仁受“现实感染”的主动。
在北京访问时,一天曹聚仁来到东安市场,其间有六百多家店铺,数千家杂货摊,当然会有书店,“一长行,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旧书摊,也有几家很大的旧书店”。作为书人的曹聚仁自然对书店更感兴趣,“最引起我的注意的,当然是胡适的书,因为按照胡适的说法,他的著作是在被焚之列,在大陆已经绝迹了；其实恰正相反,几乎每一书摊上都有。”所有旧书摊逛下来,找到了胡适所有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初版的《尝试集》还有着胡适的签名。后来曹聚仁又到新华书店中找一些新书,“看是常见书”,竟然比《胡适文存》还难找。
看到初版《尝试集》,曹聚仁可能随手翻开并再次阅读了那首作为此诗集代序的诗歌《尝试篇》。“‘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这是胡适1916年9月3日写的,表明了自己用全力去试作白话诗的决心。曹聚仁读后,忽然从胡适的“尝试”态度产生了联想,“假使胡氏回到北京,看到了新中国的现状,应当怎么说?从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应该怎么说呢?”曹聚仁还把这种联想拿出来同几位北京大学朋友进行讨论。
三天后,曹聚仁又去了趟东安市场,找到了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其中有一封胡适致张慰慈的信: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敢不表示佩服。……去年许多朋友要加入‘反共’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这封信,曹聚仁认为“似乎也不曾收入《胡适文存》”,但“看了却觉得很好,很对”,并再次产生联想,既然胡适以其实验主义态度,承认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试验的权利,“不敢不表示佩服”,假如请胡适回来,而胡适也真的回来了,会不会对新中国也能产生如许的观感呢?
曹聚仁揣着如此美好的愿望,回到香港后,真的按照这种念头给胡适写了一信:
“适之先生:……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能照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胡适对苏联的观感
1926年7月,胡适绕道莫斯科前往伦敦,对自己看到的“都很满意”,“很受感动”。
曹聚仁对这封信是相当看重的,后来在将此行的文章结集成《北行小语》出版时,就以此经过,化用胡适的诗句“自古成功在尝试”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并把此文当作此书的“序”。同时书中还有些文章说到了在东安市场看到胡适各种版本著作的事。
曹聚仁的愿望是美好的,信中的逻辑推演也是正当的,但他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情势已发生了变化,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胡适是在什么情势下写这样的信给张慰慈的呢?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中方委员,到英国伦敦出席该委员会全体会议。他是从满洲里出境绕道莫斯科前往的。
胡适于7月29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洗漱后立即前往中山大学,遇到一位叫周达文的人,此人在北大听过他的演讲；第二天下午参观苏联革命博物馆；第三天上午先是同芝加哥大学教授、曾著有《美国政治理论》的C.E·Merriam交谈苏联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继之十一点参观莫斯科第一监狱。下午往访知道胡适到此的于右任,没遇到,却碰到蔡和森,胡适和蔡辩论苏联政治,人越聚越多,刘伯坚等十几个人围听,于右任也回来了。两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论到晚九点。然后一伙人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到晚十一点才散。8月1日下午三点胡适离开莫斯科。
胡适对自己看到的“都很满意”,“很受感动”,特别是那展示着1890-1917年革命运动史迹的革命博物馆,“真使我们愧死”,即使是“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对政治家,胡适说他们“有理想与理想主义”。并表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画、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胡适以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很是遗憾,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坐火车离开时,胡适更有了组党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念头,“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
胡适给张慰慈的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与这种观感下写的。张慰慈,江苏吴江人,著名政治学家,和胡适早年同学,且一直是好友,曾和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联署“好政府主义”的政治宣言,还曾担任安徽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胡适还把这些观感写给了著名诗人、好友徐志摩先生。写给两人的信后来分别于1926年9月11日、12月8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并收入1930年9月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三集——曹聚仁文章和信中所说给张慰慈的信是在《独立评论》上读到的,并说《胡适文存》不曾收入,应该说是不准确的,因为《独立评论》在1932年5月22日才创刊。
胡适的信发表后,引起了一帮朋友的惊讶,甚至也引起了军阀张作霖的疑忌,并把他也算作了中共“党员”。而好友李大钊更是因此对人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天历史版)
◎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