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将来时的特殊疑问句:转载：《 蘑菇云 · 战友情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0:00:32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如今时光过去了44年的靶心那里，曾安装过原子弹的高达百余米的巨型铁塔，在首次核爆后已轰然顷倒，静静地躺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宛如一条随时准备腾飞、冲向云霄的东方卧龙。
马兰魄，红山魂；戈壁行，战友情。战友马历男的文章《 蘑菇云 · 战友情》，写得真好！内容详实，图文并茂，感情丰富。历男战友无论在马兰、红山，还是去了天池、海口，虽天南地北、逝者如斯夫，却总也离不开红山战友情！
限于篇幅，我将历男战友此文分成几节，加了小标题，逐次发表在我的博客，敬请各位老战友、以及新老网友们浏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那是震惊世界的新闻！那一天，全中国人民兴高采烈、扬眉吐气！那一天，已经整整过去了44年，很多人都不会记住这个日子。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每到这一天都会热血沸腾、心朝澎湃！总想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因为我们都亲身参加了这项壮丽的事业！为祖国的强大献出过青春！
每当这一天，我就会想起新疆罗布泊。每当这一天，我就会回忆起在国防科委第21研究所五队的那个团结友爱的生活集体；那段任劳任怨的工作环境；那种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至今，我还经常在梦中回到马蹄楼、回到罗布泊、回到马兰、回到红山、回到五队战友身边……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想往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5年夏天，我从鞍山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考，被保送军事院校，后来被国防科委录取。
1965年9月5日，我从辽宁来到北京报到。在北京站前，在红旗招展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接待站的旁边，是醒目的《国防科委新生接待站》，接待我们的是穆寒松参谋，他威武、严肃，一本正经，嫣然是一位严厉的教官。他详细地查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有没有吃苦的准备？”
在北京安定门外的校园里，我们经过了一段军事集训和政治教育。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的谈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排级以上干部必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国防科委的安排，我们这批学员打起背包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被派往山东省临沂地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我被分配在郯城县马头镇林子公社，与五队的黄雄汉、程耕、许均明、三队的路德元、资料处的张正中同在一个工作组。
当时，我是第一次走出校门到农村生活，特别是山东临沂地区，当年是有名贫困地区。在那里，我们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四面透风的住房、水田的插秧、推着原地打转的磨盘和那生硬发黑的地瓜面煎饼；面对蚊子、苍蝇、虱子，感到无法生活、无所适从。是同工作组的战友帮助、照顾、关心，战胜了困难、学会了生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那里，使我初试艰苦。
九个月后的1966年6月，我们结束了山东的“四清”工作，返回到了北京，第一次走进通县大院，来到21研究所第五研究室，住进了马蹄楼，我被分到510组，同组的战友有：刘春光、苏保民、坛不理、付忠齐、孙光、石淑兰、王铁花、孟庆珍、邓春平、高慧洁、王秋涛、胡连娥，组长：刘福如。
在通县大院的马蹄楼里，我们听过申江河指导员、顾应昌副指导的保密教育课，听过吴万顺副主任的延安抗大光荣传统课，听过乔登江主任及桑凤桥、蒋伯诚、陈雨生、郝宝田、吴乃清、哈森讲的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课。在那时，我才真正知道，我们将从事的是极其保密的神圣而光荣的我国核武器试验工作。我感到激动、感到兴奋、感到自豪。
在我们投入正常的学习、工作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的北京，是红卫兵大串联的中心，文化大革命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和五队的部分战友，被抽调到西城区的北京四中，负责接待红卫兵，带领红卫兵有秩序地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同在北京四中接待站的有：王力殊、王心正、徐瑞俊、沈志德、张纯孟、廖凤林、郭宏彬、李丛茂、辛善修、王积富、沈善良、李守祥、王娟英、陈绪荣等人。在那里，我们曾三次带领红卫兵走过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亲眼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1967年1月，我随五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徒步走到京郊的平谷山村、河北的三河农村，白天行军几十里，晚上给农民演出，住在农民家，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的感觉，经受了艰苦，锻炼了意志。一同参加五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哈森、周先泽、曹志耀、翁健全、廖凤林、石淑兰、王秋涛、苏保民等人。
1967年4月，我们接到了进入新疆执行任务的命令。在24日夜里，我们从马蹄楼出发，在通县火车站登上闷罐货车皮编组的专列，离开了北京。
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闷罐车葙地铺生活，日夜兼程，路经南口、八达岭、包头、银川、张掖、酒泉、嘉玉关、鄯善、哈密，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21基地转运站，转乘汽车36团的解放牌卡车，又经过一天的颠簸路程，翻越天山、跨越戈壁，路经托克逊、库密什、乌斯塔拉。到达了马兰基地21研究所的工作生活区——红山。
当年的红山还是荒草萋萋，由天津建筑公司承建的研究所办公大楼还没有完工，我们就在五队的宿舍楼里办公。
在那里又经过一段技术准备和保密检查后，1967年5月，我随所里参加第一颗氢弹试验任务的部队，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区进发了。我们坐的是清一色的上面有篷布的解放牌卡车，车厢下层装着测试仪器的木箱，木箱上面放着随身的行李，我们就坐在那些行李上。
当时，进场的路面是沙石路面，参加核试验的全军各兵种效应部队的车辆成千上万，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沙石路面已被碾成了“搓板路”了，颠簸的路面使我们坐的卡车像风浪中的航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觉得五脏肺腑都快被颠出来了
经过了一整天的颠簸，我们进入了核试验场区。21所的工作区设在201指挥部旁的帐蓬群里，我们的工作间就是几顶帐蓬，帐蓬里除了一张折叠桌就是几个行军床。白天，行军床上铺上图板，坐在马扎凳上就工作，晚上，放下图板就睡觉。
五、六月的罗布泊，已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晚上，盖着皮大衣在帐蓬中听着大风吹得帐蓬连同飞沙“呼啦啦”的响声，令人恐惧。白天，火热的阳光晒得戈壁滩滚滚发烫，帐蓬里象蒸笼一样，坐在马扎上摇着手摇式计算机，汗顺着背心往下流，帐蓬里只听见手摇计算机“哗、哗”地转动声，大家都鼓着一个劲：万无一失、确保试验成功。
近联试阶段，我被安排到许玉廉、廖凤林所在的远区核辐射电磁波干扰遥测点工作，那是个远离爆心、远离生活区的测试点，那里只有配属的汽车兵、空军引航站的人员和我们五队的几个人，每天吃罐头、压缩饼干、喝汽车兵从上百公里以外运来的带苦味的水。
在那段日子里，我因为喝水经常拉肚，许玉廉、廖凤林总是把省下来的罐头让给我吃，把带来的药留给我用。工作的环境干涸、冷漠、艰苦，但是我们的心是温暖的，工作是火热的。经过认真的调试，联试获得同步，八线示波器捕捉到了波形，达到要求的精度，迎来了“零时”的到来。
1967年6月17日早晨，我和五队的参试人员一同被安排到远离爆心的白云山一带的观察点，每人发了一付抻手不见五指的高倍密封墨镜。
当听到报时员“零前十分钟”的口令时，装载着氢弹的“轰－6”飞机轰鸣着从我们的头顶高空飞过，我急忙把墨镜扣在双眼上。
随着“10、9、8、7、6、5、4、3、2、1－起爆”的那一刻，墨镜里一片白光，脸颊象被近在面前的火焰烤了一下，火辣辣地发烫。
白光过后的五分钟，我按口令摘下墨镜，只见远远的天边，红色的火球在翻滚，巨大的磨菇云在升腾，在兰色天空中，磨菇云是那么洁白无暇，象一朵白白的棉花，开在一个欲张的白色太阳伞上。
磨菇云很快扩散到高空，我们由平视变成仰视。
只见磨菇云升起，但听不到氢弹爆炸的响声。我身边的申江河指导员正低头看手表，他的山西口音大声喊到：“十五分钟了，把嘴张开！”我不知所措地张开嘴，看到前方戈壁滩上象风刮起的一层飞扬的沙土，滚着波浪向我们面前推来，当看到的沙土波浪冲到眼前时，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耳鼓发痛，声波象一堵墙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好强大的冲击波啊！这是氢弹的冲击波！
我们欢呼！，我们雀跃！
我们高喊着：“成功了！”“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
我们把军帽抛向天空。
零后一小时，我们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坐上特殊编号的北京吉普车，随回收取样分队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爆心开进了。车队由几十辆北京吉普车和四轮驱动的苏制的嘎斯越野车组成，最前面由装有α射线剂量探测仪的防化装甲车开道。
在进入沾染区后，在一个标有“安全检查站”的装甲车旁停车，接受防化兵对每个人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检查，每人发给一支剂量笔，佩戴在防护服外的上衣口袋中。
我们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在沾染区前进，道路两边的电线杆在燃烧、穿着陆、海、空军装的假人在燃烧、用做效应试验的飞机在燃烧、汽车在燃烧……。越临近爆心，燃烧的物品越多、破坏的程度越大。坦克被掀翻，汽车四轮朝天，砖房成了一片瓦砾，木屋成了一片火海。参加效应的铁道兵的火车头、海军的鱼雷快艇、空军的歼击机东倒西歪，都成了被烧焦的残骸。
临近爆心，所有的地面装备无一完好，眼前尽是火焰和废墟。
在零后三个多小时，我们乘坐的汽车达到了爆心，巨大的蘑菇云已经扩散东去，前方的路已无法通行了，爆心方园一、两公里的地面已被烧灼成玻璃体，象一块巨大的玻璃片铺在爆心地面上，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强光，形成：“上有太阳，下有反光”的景象，令人不能抬头，也不能低头，只有眼睛平视向远方，盲目地向前迈腿，只听脚下踩踏玻璃的破碎声“咔喳、咔喳”作响，厚厚的玻璃体下是松软的沙土，踩下去象踏空一样，一步一步非常艰难。
零后的三个多小时，玻璃体还在散发着炽热，隔着厚厚的防护鞋还能感到脚底的热量，象踩在烧热的铁板上一样发烫。
同车下来的人，因为都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都一个模样。在防毒面具里只能听见自己“呼剌”“呼剌”地喘气声，而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互相说话谁也听不到，只有打着手示，象哑巴一样。
因为是在爆心，不能久留，我们只在爆心的边缘走了几步，就很快返回到车上，按防化分队设置的路标，从另一条洗消路，离开硝烟弥漫的爆心，又开行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安全边界，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摘下防毒面具，脱下防护服和防护鞋，经防化分队的剂量检测，我的剂量指数为零。
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轻松地大口呼吸。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经过爆心，而没有剂量记录呢？在有热水的洗消帐蓬里，我听到乔登江主任的解释：“因为，这次氢弹的爆高在三千米以上，随着高空气流的漂移。所以，放射性尘埃对爆心的沾染很小，我们在爆心停留的时间短，零的剂量记录是正常的。”
洗消过后，当我们换上干净的军装，乘坐清洗后的汽车，随回收取样部队返回201大本营时，就象登月勇士重返地球似的，受到红旗招展“凯旋门”两边战友的夹道欢迎。
晚上，当我们在帐蓬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公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时，每个人都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好多人的脸上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我们感到光荣！我们感到自豪！
1968年10月，我再次随21所的战友进入罗布泊，参加了代号为21-74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任务。
1969年3月，当我第三次和21所的战友们进入罗布泊时，不是执行核试验任务，而是被安排到工程兵124团当兵锻炼，接受再教育。我去的连队是工兵6连，同在一个连当兵锻炼的有李长生、翁建全、桂冠生、苏保民、刘春光。那是在罗布泊中生活最长的一段日子，整整六个月。我们所在连队的任务是修建从黄羊沟至720的试验场区的沥青公路。
经历了六个月的头顶烈日、脚踏戈壁、打眼放炮、喷洒沥青的工程兵生活。在那里，我创下过一顿饭吃八个馒头的纪录；在那里，我也炼就了一口气点燃十个雷管的本领。
后来，每当我再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区，经过那段沥青公路时，总要下车看一看，那上面有我们的汗水，那上面有我们的经历。
那是我们亲手建造的公路，那是我们用血和汗铺成的平坦大道。
1971年1月,我带着21所领导和战友们的重托，被派往北京，参加《国防科委技术革新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整个展览会的内容是展示汇报国防科委系统研制的火箭、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新成果，内部称“两弹一星展览”。这个展览会因为展出了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备份实体，还有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模型，当年在北京引起很大的轰动。
为了展示21基地在核武器试验中的控制设备、测试装备和科研成果，形象地演示主控站引爆原子弹、氢弹的真实工作过程，基地领导决定将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时程序仪和部分主控设备搬到北京参加展览。
1971年3月，我四进罗布泊，与21所四队主控站的战友们一起将设在720主控站的，参加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主控设备，就是电影中依次闪灯的程序仪和引爆原子弹按扭的控制台，精心装箱，与四队才世昌同志一路护送运往北京。
在北京《国防科委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我们给国防科委的领导、总参总政总后的领导、中央军委的领导演示了原子弹、氢弹的主控、引爆过程。
亲眼见过钱学森、朱光亚等科学家，也见过叶群、林立果、吴法宪、邱会作，他们都到《国防科委技术革新展览会》来参观过。
当年在《国防科委技术革新展览会》21基地展区的参展人员有：21所的才世昌、杜世英、周关荣。后勤部的李松元、郭海斌。546医院的张肃玲、付亚东、胡军红、杨丽辉。通讯团的谭海萍、张丽英。
1972年1月，我结束了长达一年的《国防科委新技术装备展览会》离开北京，又回到新疆，又回到了红山21所第五研究室。
1972年5月，申江河指导员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根据工作需要，调我到21所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从那时开始，我与宣传教育、摄影采访、文字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3年6月，我随21所指挥部五进罗布泊，参加代号为21一711的新型氢弹试验任务。
1975年9月，我六进罗布泊，参加代号为21-710的空爆氢弹试验任务。
1976年1月，我七进罗布泊，参加代号21-44的地爆新型原子弹试验任务，荣获基地嘉奖。
1977年8月，我八进罗布泊，参加代号21-714的空爆氢弹试验任务，我带领的技术营供电二连荣获集体二等功。
《桃源忆故人·望红山》
紫涧溪流峡上雾，冰消池水碧透。一园美景翠树，仰问云归处。
隔雨凝望红山路，怪石残碑孤竖。宿乌天寒日暮，客风雪旧户。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神奇般地掘起座座城，奇迹般地扬起道道风帆……”
《春天的故事》唱出了邓小平南巡后在海南掀起的大开发热潮。
然而，刚刚调转到沈阳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的我，也在偶然的机会卷入了海南大开发的行列中。
这又是一段我一生难忘的经历。
我所在的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是国家建设部所属的在东北的最大设计研究单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在南方的沿海城市设立了八个分院，在海南建省的同时就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分院，随着海南开发热的到来，院里决定抽调人员扩大海南分院。我主动报名要求参加海南的开发，结果如愿以尝。
我于一九九二年的秋天飞到了海南岛，来到了碧波荡漾、椰风海韵、神奇的天崖海角。当我行走在洁白松软的沙滩上、当我沐浴在蔚蓝清彻的南海边、当我吮吸着香甜可口的椰汁时，我又想起了那遥远的新疆罗布泊，又想起了那干涸的原子弹试验场，又想起了那些默默奉献的战友们……。
秋天的东北，已是秋风扫落叶的时节，而海南仍是烈日炎炎的夏天。白天，强烈的阳光照晒得地面热气腾腾，很少有人在室外活动，空调的房间在海南十分重要，再简单的房子也起码有一个电风扇，那烈日的强度不亚于夏季的罗布泊。
但是，日落后的海南，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海风徐徐、椰树婆娑，纳凉的人穿梭于大街小店。叫卖椰子、甘蔗的海南姑娘走街串巷，特别是我们居住的机场东路旁边的海口宾馆附近，人头攒动、熙熙嚷嚷、热闹非常，这里的人，大多是来海南“淘金”的打工者，他们有的在招工广告前选择职业、有的聚集在马路边等待雇工、有的三五成群在一起攀谈，讲的是各种方言，都为了一个心愿——打工挣钱。
更有特色的是：在海口宾馆昏暗的路灯旁，站着的那些涂脂抹粉的小姐，每当有些纳凉者走过她们身旁看她一眼时，她们就会跟着你搭话，问：“大哥，寂莫吗？要不要唱卡拉OK？要不要去洗桑拿？要不要消费？”
我们刚到海南时，领导提醒我们：“晚上出门，最好不要独行”。实践证明，这是很英明的忠告，因为我们即使三、五人同行，也时常被路边的小姐纠缠不休。
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所在的机场东路是海口市有名的“红灯区”。当年海南红色娘子军浴血奋斗的战场，如今已成了“黄色娘子军”盘距的地方。
多年的罗布泊生活，使我留恋着不灭的战友情，自己也不知从何时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地总想寻找罗布泊的战友，在海南的日子里，我打听到21所的几位战友都在广州和深圳。
于是，在国庆节放假的期间，我登上了海口——广州的客轮，来到广州，见到了五队的黄雄汉、李春楼、易仰贤，还有四队的符洪铁，老战友相见十分亲切，李春楼把我接到家中，共进午餐。卢修深全家把我请到深圳的酒店。
宣传科的芩怡乐科长转业在顺德市外贸局当局长，当他得知我来看他，立即派车到广州接我，直接把我接到顺德的最大的饭店，给我点的是燕窝、鱼翅、蛇胆，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芩怡乐科长陪着我在酒店聊了一夜，都是新疆马兰、红山的回忆，越聊越兴奋，直到天亮！
经战友提供的线索，得知曾在五队并肩工作过的战友曾嘉，正在深圳西乡养虾场工作。
多年不知音信的战友怎么会在养虾场？我带着惊奇的疑问，乘火车、换汽车，最后搭乘拉脚的自行车，一路打听，经过崎岖的田埂小道，来到深圳宝安县西乡平洲海边的养虾场。
在夕阳西下的田园秀色中，我见到了曾嘉，他头戴斗笠，脚踏拖鞋，扛着捞虾网，完全一副虾农的打扮。当他认出我是马历男时，一下扔掉虾网，甩掉拖鞋，跑过来和我拥抱……“战友哇！分别得太久了！天南地北隔不断啊！”
我陪曾嘉在养虾池边的草房里住了两夜，谈了三天。谈马蹄楼、谈罗布泊、谈红山、谈改革、谈人生、谈未来……说不完的心里话，讲不完的肺腑之言。曾嘉所在的养虾场是他的单位——南海水产研究所创收的基地，也是研究成果转化产业的试验田。曾嘉从罗布泊转业到这个研究所，就加入水产资源课题的考察工作，并多次获奖，已经有了相当的养殖海虾的经验，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多年。
这里，每天都有香港的商船来采购活虾，当天就能在香港上市。而曾嘉所在的养虾场，是在远离城市的海边，生活太单调、条件太艰苦，我真佩服战友的毅力和勇气。他说：是新疆罗布泊的经历使他无所畏惧！
在养虾场的三天，每日三餐都是曾嘉带着我捞的斑节对虾，一律清蒸沾蚝油，那味美、那细嫩、那香甜，那才是真正的海鲜。
“一日三餐有鱼虾的日子”，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一九八八年，我刚调到沈阳工作时，听说五队的桑凤桥同志正在沈阳工作。一天下午，我抽工作时间，找到了位于中山广场的辽宁省电子厅（当时叫电子局），当警卫得知我是桑局长的战友后，打电话通报桑局长是否会见？没想到，桑凤桥听说是马历男，是战友，竟放下电话直接到门口来接我，边握手边高兴地把我让到了他的局长办公室。我说：“你是局长，工作忙，我坐坐就走。”他说：“再忙，战友来了什么也不管了。”说话间，进来了一位工作人员说：“桑局长，下午的会议，人到齐了。”桑凤桥摆摆手说：“下午的会议由副局长主持，我这有客人。”工作人员走后，桑凤桥完全没有了局长的架子，焉然是分别了十几年的战友。话题一直是五队的故事，从北京谈到马兰，从试验场谈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谈起“清队”派到五队的“军宣队”，桑凤桥情绪很激动。令我吃惊的是，他竟记得早被我们遗忘了的“军宣队”队员的名字，可见在他心里留下的伤痕。
他是1969年在21所“清队”时，因所谓“政治问题”被复员回东北的，心中的委屈说也说不完。
当我谈到曾见到过的战友时，他又变得兴奋，问长问短。他关心着朝夕相处的战友，他关心着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一次，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的办公室总有人来找他签字、接电话。我一再告辞，他把我送到楼下，嘱咐我：“小马，有时间就来！”以后有几次我路过辽宁省电子厅大楼时，都很想看看桑凤桥，可又怕影响他的繁忙的工作，迟疑着走开了。
没想到，在沈阳的这次见面，竟是与桑凤桥的最后永别。当1996年孙本繁从大连打电话告诉我桑凤桥病逝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相信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战友，这样早地离开我们！我不相信这样一位同甘共苦的战友，还没有分享幸福就悄然离去……
时间如梭，光阴似箭，时代的快车把我们带进了新的世纪，我们的共和国迈着改革的步伐已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面对着都市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对着马路上一辆辆急驰而过的豪华轿车、面对着树荫下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我感到一种满足，感到一种幸福！因为我感受到，我们当年的青春时光没有虚度！正是我和我的那些战友们用血和汗，浇铸出的强大核盾牌，才使我们的共和国有了今天！
当今天，再听到保尔·柯查金的那句曾激励我们奋斗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侮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的心情仍激动不已。每当听到这句名言，罗布泊的岁月就会浮现在眼前；朝夕相处的战友就像来到身边。我们的年华没有虚度、我们的人生没有侮恨。虽然，现在我们的住处还很简陋、工资少得可怜……但比起那些与我们共撒青春而早逝的战友，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毕竟看到了共和国壮丽的事业有了今天的辉煌！我们毕竟感受了今天！
我衷心祝愿我的战友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我愿战友多保重，来日再相见！！
马历男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