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中学在重庆排名:浙江：刚烈气节 震古烁今

中国文化地图：浙江：刚烈气节 震古烁今

2011-12-14 10:12:00  王 立   天涯社区         浙江：刚烈气节 震古烁今
　　
　　◎王立
　　
　　

这片柔媚的山水中，蕴涵着激越的刚烈气节          一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省份，浙江历来是文化大省。历史悠久的浙江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直以来独领风骚。浙江省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是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包含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曙光。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炎黄之后、尧舜之时，天下洪水滔天，一片汪洋泽国。治水成为当世之急，以解民之忧患。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中记录了大禹治水的功绩，因为禹之父鲧治水无功而受诛，禹受命治水后，“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踏遍九州，凿山疏流，治理水患，“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至九州攸同，万民安居。后夏禹东巡狩至浙，崩于古越会稽山。
　　因而，绍兴会稽山的大禹陵成为全国祀禹中心，四千多年来，尊禹祀禹绵延不绝。而在浙江大地，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这是对奉公忘我、造福人民的古代治水英雄的颂扬与礼赞。
　　公元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期，浙江之古越大地，吴越两国上演了一幕争霸称雄的历史大剧。当兵强马壮的吴国战败了越国，句践夫妇带了范蠡赴吴为奴，对夫差俯首称臣，委曲求全，囚居石室，守坟喂马，凡三年，无丝毫怨言与不满。越王勾践这个中国第一忍者被吴王夫差释归回越后，为了磨砺意志、报仇雪耻，每次就餐前必先尝吃苦胆、永远铭记屈辱，晚上就寝时身下垫着柴草，时刻居安思危，在两位谋臣文种、范蠡辅佐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渐渐强盛起来。厉兵秣马、伺机复国的勾践，最终乘虚而入，战败了吴国，吴王夫差黯然自杀。越王勾践成为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明清之间的文学大家蒲松龄曾如是赞曰：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既是蒲松龄的座右铭，也是无数有志者的座右铭，以此激励自我，逆境以砥励，奋发而图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第一次是西晋魏帝时“八王之乱” 后发生的“五胡乱华”，而致晋室东渡，大批汉人迁至江南；第二次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北人移民长江之南；第三次是北宋“靖康之耻”后的宋室南渡。每一次北人南迁，传播了先进的中原文明，使南北文化得以交流融汇，促进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浙江临安（即今杭州）。作为南宋朝的政治中心，杭州乃至浙江全境，经济、教育、文化、农业、商业等空前发达，蒸蒸日上。
　　当然，在南宋朝偏安江南约一百五十年间，朝廷中主战与主和两派斗争，血雨腥风，惨烈至极，精忠报国的抗金名将岳飞未及雪洗靖康之耻，而遭高宗赐死，冤杀于临安府大理寺风波亭，令后人深为抱憾。纵观整个南宋历史，令人迷惑而扼腕的是，难道江南的柔美造就了南宋的柔弱？
　　晋室东渡与南宋建都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使浙江令人瞩目地崛起在中华的版图，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使浙江的文化历史凝重而丰富，呈现了多向度、多层次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古代四大古典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与杨玉环，后人赋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誉，其中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西施，就是浙江诸暨的古越女儿。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田。其中两大传说发源于浙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起源于东晋的上虞祝家庄，而《白蛇传》发生在南宋杭州西湖的断桥上。
　　而浙江文化，是吴越文化的重要一脉，正如其丰富的地理特征一般，既具有钱塘江猛进如潮的激越，又独秉西子湖神清意澈的柔媚；既赋有浙南山脉连绵不绝的刚强，又深蕴浙北平原沉静开阔的润泽。同时，星如棋布的舟山群岛之丰饶景色、浩瀚无际的东海之开阔胸怀，使浙江的文化谱系气象万千，独步中华。
　　因而，这个以“兰花”为省花的浙江，如同“花中君子”兰花一样，独具气清、色清、神清、韵清之美，“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
　　《汉书·地理志》载曰：“吴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考察浙江文化，最为流韵深长的便是刚烈气节。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在儒家思想中，“气节”是文人、士子所崇尚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千百年来，浙江文人所表达出来的硬朗气节，为中国东南文化区注入了感天动地的刚烈之气。         二
　　
　　明代方孝孺，浙江宁海人，师从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翰林学士宋濂。方孝孺虽然诗文雄迈豪放，冠绝于时，但他的理想是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至建文帝时，应召入朝，先后获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之职，后为文学博士，成为二十一岁的建文帝的老师，荣耀非凡。
　　方孝孺视年轻的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尽心尽力辅佐朝政。至燕王朱棣因不满建文帝削藩之策，于一三九九年七月起兵，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向朝廷发难，攻城掠地，向首都南京挺进。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召集文武百官，经过廷议，下诏北伐燕王，其诏书、檄文皆出自方孝孺之手。
　　时朝廷危急，方孝孺等一干忠臣，虽然献计献策、谋兵布阵，却难以阻挡燕王的铁甲洪流。一四○二年六月，南京沦陷。“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明史·方孝孺传》）。
　　吴人姚广孝是朱棣的谋士、“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作为一个擅长吟诗作画的高僧，他对方孝孺有惺惺相惜之意，所以在北平规劝朱棣道：“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首允之。
　　朱棣攻陷南京后，命方孝孺起草诏书。这方孝孺一进宫殿，便放声悲哭，响彻殿宇。《明史》记曰：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按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记载，方孝孺以死抗命，彻底激怒了朱棣：“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一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是执掌生杀大权的帝王，这样的对峙，明白人都知道这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偏偏方孝孺执迷不悟。因为方孝孺觉得，眼前的朱棣是一个篡夺侄子皇位的乱臣贼子，他怎么能够为这样的君王效命？
　　迄今为止，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实方孝孺是否说过这句话：“便十族，奈我何！” 但是方孝孺之“不合时宜”的言行，无疑深深地刺激了南下篡位的朱棣，而生酷戾之心、行暴虐之事。朱棣是否灭了方孝孺的十族还是九族，后世史家争执不休。然而，因为方孝孺案牵连宗族亲友“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有一说是“八百七十三人”），这是确凿可信的史实。明末清初的余姚籍浙江名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叹道：“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作为浙江同乡，黄宗羲对方孝孺的灭族惨案是深怀同情的。
　　方孝孺灭族之惨烈，透过发黄的纸卷记载的文字，至今令人不寒而栗。刽子手当着方孝孺的面，杀戮一个又一个方氏族人，以摧毁这个固执得不可思议的文人之刚烈气节。方孝孺虽万箭穿心，志亦不屈。然而，当他看到弟弟方孝友被押至刑场时，这个浙江硬汉不禁流下了悲痛欲绝的泪水。面临劫难的手足兄弟也是一条好汉，留诗劝慰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尔后从容赴死。八百多口人，刽子手行刑七天方休，血流成河，触目惊心！这个即将登基成为永乐大帝的朱棣，杀人杀疯了，杀红了眼，这还不够，又把与方孝孺有关系的人皆流放远戍，不可胜计。
　　此时的方孝孺依然决意殉难，获凌迟而死，终年四十六岁。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著）记有方孝孺慷慨就戮前的《绝命词》：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
　　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经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骨鲠之士方孝孺舍身尽忠，殉于社稷，以生命维护的是一种体制、一种纲常、一种正统，这在他的心中，认为是一种必须坚守的信念，是值得为之献身的忠贞，他不屑于与谋逆篡位者为伍，哪怕失去富贵、哪怕失去生命、哪怕灭了十族，轻生死而重名节，迂执到底，至死无悔。
　　现代文豪鲁迅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到柔石时想起了方孝孺：“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这个“硬气”，便是鲁迅对方孝孺的认同。
　　曾经看到今有作家李国文著文《方孝孺之死》，他认为，方孝孺“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其文最后一句话是： “活着，才是一切。”李国文轻松一笔，其“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存哲学，就把方孝孺的气节给抹去了。
　　如果浅薄地以值与不值来论方孝孺之死，生存价值的天平自然是失衡的。然而，试问天下士子尚有几份硬骨在？恐怕只多媚骨以苟且偷生、而独缺硬骨以舍生取义！

        三
　　
　　李国文在《方孝孺之死》中写道：“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问题是方孝孺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不仅仅是“以死报君”这么简单，应当还包含了维护社稷纲常、关乎文人气节等丰富的内质，如果在面临天下危机之际，每个人都很“聪明”地做一个识时务者，卑躬屈膝以偷生，那么中华民族凭什么屹立起来、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明亡时的江苏常熟人钱谦益，是明末文坛领袖、崇祯朝礼部侍郎，后又任南明的礼部尚书，他迎娶的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乃浙江嘉兴人。老夫少妻，才子才女，甚是相宜。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起投水殉节，钱谦益以水冷为由拒绝成仁，柳如是便犹自奋身沉水，钱谦益把她拉住了。后钱谦益降清，仍任礼部侍郎。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评述钱谦益：“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作为朝廷大臣，钱谦益的节操真是不如一个歌妓。虽然，钱谦益晚年亦谋反清，但是已于事无补。陈寅恪对才华横溢且具有民族大义的柳如是甚是敬佩，如读了她的诗后，其“清词丽句”，让他“亦有瞠目结舌”之感。所以，陈寅恪在失明膑足之后，以其博学强记，口述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明清交替之际，有一个与钱谦益失节所为截然不同的浙江文人值得书上一笔。他是明末文学家、绍兴人王思任，二十岁便成进士，却因朝中排挤，仕途屡挫。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为清兵所破后，南明重臣马士英拟奉太后入越，王思任获知后致书痛斥道：“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要求马士英“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激扬慷慨，痛快淋漓。其“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成为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
　　后来，清兵攻陷绍兴，王思任拒绝友人劝降，闭门大书“不降”二字，退依祖墓，构草亭“孤竹庵”，终至绝食身亡，堪称古越的“硬骨头”。
　　浙江文人“认死理”而不识时务者颇多，在凡夫俗子看来，他们所缺乏的是圆滑或者智慧的生存哲学，从而铸就了悲壮的人生结局。
　　浙江崇德（今桐乡市）的吕留良，号晚村，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文学家，是我的同乡前辈，他出身仕宦之家，博学多艺，颖悟绝人。“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辄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吕葆中《行略》）。
　　清兵入关以后，横扫中原，直逼江南，并渡江入浙，江南各地志士纷纷组织义军抗清。吕留良散去万金，招募义军，与侄子吕宣忠加入太湖义师，以图抗金复明。明监国鲁王加封吕宣忠为扶义将军，率部抗金，曾与清兵激战于太湖下游的澜溪，凡三天三夜，惨烈异常，终至兵败溃散。吕留良箭伤左股，留下终生创伤。吕宣忠入山为僧，后被捕就义。侄子之死，使吕留良痛心疾首而呕血数升，几乎气绝。
　　满清立国，大势既定。吕留良作为“逆犯”亲属，自是处境艰难。或许是为了改善厄境，吕留良易名光轮，于顺治十年参加清朝科举应试，获诸生。如果吕留良从此安分守己、专心治学，那应该是一条顺畅的“光明大道”，但是他忽如梦醒一般，十分后悔此次清廷应仕，以“失脚”自责：“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此后，吕留良身怀家仇国恨，闲云野鹤以著书立说。并广结名流，与具有抗清思想的浙东名士黄宗羲、黄宗炎兄弟等诗文唱和，往来甚密。吕留良借评选时文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通过华夷之辨，倡导华夏民族之气节，反清之心昭然若揭，对当时的学人、士子影响至深。
　　经过征战南北、惨烈杀戮而建立的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推行满蒙一体、满汉一家等民族怀柔政策，但是吕留良其心已执，与清朝益行益远。康熙五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时人不平，而吕留良怡然自如，隐于乡野，避政尚学，著文行医。因吕留良与清朝形成水火之势，身边的文朋诗友唯恐惹祸上身，纷纷散去，吕留良独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还创立了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
　　吕留良作为一方名士，自然是当局者视线中人。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开博学鸿儒科，以笼络明朝遗逸，浙江首荐吕留良，然而他坚辞不受。康熙十九年，清政府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又荐吕留良。这个不开窍的固执之士，居然出家为僧而拒不臣清。与吕留良同时代有一个理学名臣汤斌，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汉人的高级知识分子率先入仕满清，先后历官江宁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可谓荣耀。然而，清朝政府对汉人入仕始终是既疑且防的。汤斌虽然是一个清廉之官，康熙帝也知他“有操守”，却屡遭权贵陷害、弹劾，在汤斌离任苏州后，康熙帝给予他连降五级的处分。所以，汤斌在工部尚书任上不足一月便因忧惧而病卒。故近代民主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指出：“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
　　吕留良当然不愿意做这样的“驯静奴隶”，清朝已是江山稳固，而他的内心始终是抗拒的。愤世嫉俗的他在《述怀》中这样写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类似这样的反清言论，为日后祸及后人埋下了祸根。五十五岁那年，贫病交加的吕留良抱憾而卒。
　　时至雍正朝，距离吕留良逝世将近半个世纪，大祸来临了。
　　湖南永兴有个曾静，求访吕著甚多，对吕留良华夷之辨的思想甚为倾信，在《知新录》中如是写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可见其与吕留良精神相与投契。他甚至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未成而获拘讯。曾静是个没有硬骨头的文人，他在供词中，把自己的“罪行”全部推到了吕留良身上，诬指是“乱臣贼子”吕留良的思想把他引入了歧途，并转而为清朝歌功颂德，后来还作了悔罪颂圣的《归臣录》。
　　雍正帝这才注意起浙江的吕留良，特意读了他的诗文、日记，自是雷霆大发，痛骂吕留良为“逆贼”，在一则谕旨中如是痛斥道：“（吕留良）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特别让雍正帝无法宽恕的是，吕留良居然“谤议及于皇考”。
　　今读雍正帝编著的《大义觉迷录》，可以感知他的切齿之恨：“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语气极是凶狠，令人惊悚不安。
　　杀戮的血腥在雍正帝的谕旨中弥漫开来：
　　
　　吕留良、吕葆中供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吕留良的弟子、著名学者严鸿逵一门亦惨遭相同厄运。严鸿逵乃浙江湖州人氏。
　　吕留良罪在“思想”，因言获罪，为独立思想、自由意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清吕留良案牵连之广、酷烈之巨，与明方孝孺案一样震惊天下，是为清代第一大文字狱。
　　在民间传说中，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手持神剑刺杀了雍正，报了吕家的血海深仇。
        四
　　
　　刚烈之气在浙江大地绵延相续。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鉴湖女侠秋瑾。其名“瑾”，便是“美玉”之意。
　　在我的心目中，祖籍绍兴的秋瑾首先是一个才气满怀的女诗人，这可以从她的诗文中领略感受。秋瑾生活在腐朽黑暗的晚清时代，面对丧权辱国、江山沉沦，不禁忧国忧民，女诗人萌发了革命的种子，走上了寻找复兴中华之路。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清廷官员，他们育有一双儿女，如果秋瑾安分守己地生活，闲暇时吟风咏月，何尝不是一种丰裕、优雅的生活状态？然而，特立独行的秋瑾“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国将不国，秋瑾的志向是反清救国而舍小家，一家一室岂能禁锢得住？
　　秋瑾不顾家人反对，变卖首饰，告别儿女，离开家庭，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赴日留学不久，秋瑾作诗《鹧鸪天》，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寻知音。
　　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非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除了日常学习、操练骑射外，广交志士同仁，并积极参加各种爱国、革命团体，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她的革命理想真正成熟，她的奋斗目标日益清晰。
　　回国后的秋瑾，反清起义、拯救民族危亡成为她的政治目标。无论是在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还是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她都积极奔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一九○七年二月，秋瑾应徐锡麟之邀请，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其时，创立大通学堂的徐锡麟已成功地打入安徽警界，在安庆市赴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之职。秋瑾以大通学堂为基地，积极筹建“光复军”。在此期间，徐锡麟与秋瑾等光复会成员策划了震惊中外的浙皖起义。
　　一九○七年七月六日，因安徽方面起义事泄，突然发生变故，浙皖起义总指挥徐锡麟仓促应变，发动起义，在成功地刺杀了清廷封疆大吏、巡抚恩铭之后，徐锡麟不幸被捕，当晚英勇捐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七月十日，在绍兴的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并悉牵连，她表现出了从容镇定的革命家本色，拒绝了会党同仁让她避祸隐身的劝告，坚定地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七月十一日，秋瑾写下了《致徐小淑绝命词》，表达了决绝献身、舍生取义之情：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哥。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一九○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大批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坚持留守的秋瑾被捕。七月十五日凌晨，秋瑾被斩首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三十二岁。清朝政府对于女性的刑罚，最为严厉的是绞刑，而对秋瑾执行的却是绑赴市曹斩首，此刑开了残酷暴政施于女性之先河。
　　在这古越的闹市街口——轩亭口，作为革命先驱的秋瑾，泰然自若地勇赴国难——那是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岁月，距今已逾百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秋瑾一声绝唱，犹如电闪雷鸣、划破长空：秋风秋雨愁煞人！
　　叱咤风云的鉴湖女侠，柔弱的双肩，自觉地担负起民族的苦难；刚烈的傲骨，不让须眉半分。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英雄先烈、是封建王朝掘墓之女界第一人。在秋风秋雨中涅槃的凤凰，成为古越绍兴最壮美的人文蕴涵。
        五
　　
　　轻生死而重名节的浙江籍文人，总是在历史的转折处显露风骨，特立独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次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清朝政府没落终结。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
　　就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个浙江籍文人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那一泓清冽柔碧的湖水中决绝自沉。他就是来自钱塘江畔海宁盐官的王国维。
　　王国维堪称学术巨子、国学大师，他在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史、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诸学科颇多建树，是国际新兴学科“甲骨学”、“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生平著作六十二种。他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掀起狂涛巨浪，其深远的影响如同钱江大潮一样生生不息、永远奔腾。他自编的《静庵文集》，因颇多“离经叛道”之论，而被清廷列为“禁书”。然而，真正有见地的、独树一帜的文化思想是无法禁锢的，即使在污泥浊水中，也会折射出金子般的光芒，照耀着民族的文化思想史。直到今天，《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仍被誉为“千古绝唱”、“新史学的开山之作”。
　　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历史的风云卷走了书斋的宁静，王国维由此而痛感传统文化之失落。这个清华导师，他的棉布瓜皮帽、长袍、马褂、布鞋，还有一条永远拖在脑后的辫子，压根儿就是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形象，与民国的新气象自是格格不入。王国维不肯剪去的那条辫子，如果从政治角度而言，或许可能意味着为过去的时代招魂、而拒绝新时代的来临，而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标志着自我个体的独特存在、在社会变革期对于传统文化的忠实符号。
　　当然，这是王国维个人的一种自由选择，他本就是一个专心治学的学者。然而，这条不合时宜的辫子，在时代变革中代表的是守旧，不剪辫子意味着违反了民国的法律，而北伐军很快就要进入北京城了，这个清末秀才、末代皇帝的老师，肯定意识到了某种来自于政治的危机，当然还有深深的恐惧。因为这条令人瞩目的辫子的存在，已无法用任何理由消解其政治意义。
　　把脑后这条辫子一刀剪去固然很容易，但是，这条辫子代表着王国维的人格、操守，是他自由意志的体现，当感觉到有一种无法阻挡的力量压迫他违背其独立人格、而且无可逃避这样的现实时，他选择的不是趋同、不是附和、不是苟且偷生，因为对于王国维这样的旧式文人来说，那是一种极端的侮辱，所以他选择以死抗争，宁愿以一死而全名节。因而，王国维在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透过一纸简单的遗言，我感到了王国维内心的巨大伤痛。
　　同为清华导师的陈寅恪与王国维过从甚密，且精神相通，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在序中如是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之自沉，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所激起的波澜，始终未能平息，令后人深思。
       六
　　
　　行笔至此，“鲁迅”已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一九四○年一月，其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时期。中共领导人毛 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这篇演讲稿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说到鲁迅，毛 泽东极尽赞美、毫不吝惜：“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时，鲁迅病逝已三年多了。如果他在世，看到中共领袖给予他这样的高度评价，会作何感想？
　　从此——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家鲁迅始终笼罩着令人炫目的政治光环。
　　时至今日，理性地重读毛 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如果结合历史背景来思考，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然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主张与日媾和，发起“和平运动”，并在日本的扶植下，在南京建立了又一个“民国政府”。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领袖毛 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如果除去多个程度副词“最”和“旗手”、“主将”之类称号，那么其核心就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当时的抗日战争，就是迫切需要这种“最可宝贵的性格”。虽然毛 泽东对于鲁迅这种肯定与赞赏是站在文化战线这个角度而论的，然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显然是以提倡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来激励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和全体人民向入侵者冲锋陷阵、殊死抗日。
　　所以，即使褪去了政治光环，还鲁迅以本来面目，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一以贯注的就是浙江文人固有的刚烈之气。
       周家在古越绍兴乃名门望族，其家道中落始于其祖父周介孚。周介孚于清光绪帝时任内阁中书，正值丁忧在家时，正是江南乡试之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屡应乡试未中。周介孚因与朝廷殷主考是老相识了，便打发下人前往苏州，呈上书信与银票，拜托殷主考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这在清末舞弊甚广的清廷科场，原是心照不宣的平常事。然而因为周家下人太不会办事了，致使周介孚行贿舞弊案浮上水面，光绪帝龙颜大怒，周介孚被钦定为“斩监候”，并坐了八年的牢。周伯宜因受牵连，其秀才的身份也革去了，常常借酒浇愁愁更愁，致使积郁成病，病魔缠身。
　　周伯宜长子周树人（鲁迅）自打记事起，正好处在自小康堕落困顿的家境中，就十分敏感地体会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在他十五岁前，有四年多时间，少年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绍兴的质铺与药店，把家里的衣服或首饰去质铺当掉，再去药店里给父亲买药。然而，纵是名医妙手，已无力回春，周伯宜于三十五岁那年病故了。
　　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个大字不识的绍兴乡下人，是一个和善、坚强的女性，在这个书香门弟之家，她居然通过自修而达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可见内秀而慧。在公公、丈夫相继去世，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尚未成人这样一个窘境之下，独力持家，抚育儿子。这与乌镇茅盾的母亲相似。
　　鲁迅十八那年，尽管生活处境艰难，他的母亲还是设法筹借到了八块银元，哭着送别了儿子，鲁迅离开绍兴，赴南京入学江南水师学堂，次年改入矿务铁路学堂，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于一九○二考取留学日本官费生。
　　鲁迅于日本留学，选择了学医治病，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学成以后，可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我想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任何时代，掌握一门医术以谋生，不失为一份体面的职业。况且，鲁迅的家境日益没落，或许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后人耳熟能详。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如此坦陈心迹：“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我之所以关注鲁迅的人生履历，是因为逆境中的人生感悟、人生体验，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与动力。如同曹雪芹，经历了从皇亲贵胄的繁华富贵沦落至举家食粥的穷苦之境，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落差，是人生难以承受之重。而在一贫如洗的处境中，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流芳千古的小说名著《红楼梦》。
　　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因为家道中落，使他对人生、对现实有了更深切的体验，从而冷静地审视国民性、反思传统文化。所以，回国后的鲁迅，以笔为戈，横扫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黑暗、丑陋、愚昧与腐朽，讴歌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具有的崇高、美丽、动人的优秀品质。他对弱小者满怀同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强权者表示极大的蔑视，既辛辣嘲讽、又猛烈鞭挞。
　　或许是早年人生的坎坷经历所致，无论是身体语言、还是文化语言，鲁迅都显得冷峻、刚硬。而“批判”，成为他作品的主色调。如《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以一个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的独特视角，深刻的思想通过锋利之笔，刺破了封建文化的黑暗铁幕：“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小说中揭示的“人吃人”的本质，是对封建社会历史现象的精辟概括。
　　我十分欣赏鲁迅的如“匕首”、如“投枪”般的杂文，涉及之广、数量之大，虽小品文而有大关怀，是于无声处的轰天惊雷、是穿越晴空的林中响箭，令人警醒奋起。
　　鲁迅习医，是想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鲁迅从文，也是从医生的角度，为国民的文化、思想、精神把脉、诊疗。故鲁迅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自从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后，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青年——这是未来的希望，他不畏强权，抨击黑暗，不屈服邪恶势力，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但是对于青年一代、进步人士，他热情呵护，而“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四十七个和平请愿者遇害，致伤二百多人。鲁迅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后，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痛悼“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痛斥凶残虐杀青年学子的杀人者。鲁迅一连写下了七篇檄文，讨伐执政当局的暴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下的名言，至今亦令人激奋不已。鲁迅当然是不会屈服于恶势力，且愈战愈勇。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个青年作家李伟森、胡也频、柔石、白莽、冯铿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枪决于上海龙华，史称“左联五烈士”。大批左联作家被通缉，鲁迅不畏白色恐怖，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檄文，抨击反动罪行，发出强烈抗议。一九三三年，在左联五烈士遇难两周年之际，鲁迅著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沉痛纪念青年英烈，还把柔石的“硬气”与明代的方孝孺相提并论，彰显了一种“硬气”的精神和气节。鲁迅痛感于“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赋成名诗一首：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经历了满清末期、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时代，始终站在代表进步、光明与希望的行列，坚韧不屈地与黑暗势力战斗了一生。直到临终前，他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战士精神：“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生活在那个风云变幻、灾难深重的时代，鲁迅是有深深怨恨的，甚至形成了一种戾气，执拗得四面树敌。而其心中有大爱，因爱而生恨。“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于二十一岁那年所作的《自题小像》，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因病逝世。他的灵柩上覆盖了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挽幛。“民族魂”三个字，不是执政当局的政治赋予，而是社会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对鲁迅的普遍认同。
　　鲁迅因为弃医从文，中国少了一个医生，而多了一个文豪。如果鲁迅留学日本时坚持学医归国，那么中国只有医生周树人，而没有文学家鲁迅了。
        七
　　
　　方孝孺之烈、吕留良之执、秋瑾之勇、王国维之迂、鲁迅之锐……一脉相承的便是轻生死而重名节的神韵。
　　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铁血气节，纵然已是千年百载、沧海桑田，依然震古烁今，令人不禁动容而哽咽。心灵深处的震撼，如果只是泪湿春衫，亦不足以表达此时情感之万一，倘若泪飞真能顿作倾盆雨，愿以此祭奠气节刚烈的千古英魂！
　　有了坚守，便没有媚骨；有了自信，便没有奴性。
　　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硬骨头的刚烈气节，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一个民族，如果拥有了硬骨头的刚烈气节，还有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