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落后根源何在?专家研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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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民出版社举办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育部教授杨信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玉兴、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席大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方兢、作家贺雄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评论家黎鸣、《博览群书》杂志社主编陈品高、《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任祝晓风等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楚渔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
专家们认为，楚渔先生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仔细的阐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中国落后的论点，并提出了解决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办法。这本书旗帜鲜明说到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性把我们落后根源推到体制和文化等客观因素上，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落后根源应该是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落后的思维模式，中国人超越西方就是一句空话。作者在书中引用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一书的话作为篇头语："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作者认为，通过改良教育，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为了读者能更好的走近《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网读书频道特意摘选部分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精彩评论及书评——
王文元：“钱学森之问”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本书旗帜鲜明说到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性把我们落后根源推到体制和文化等客观因素上，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落后根源应该是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落后的思维模式，中国人超越西方就是一句空话。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沉思，本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对东西方不同文明思维模式，用鲜活的题目进行了比较研究。楚渔先生确实心中有一团热火。东方文明是怎么样的思维模式呢？这本书给了描述性的真理。
我认为中国开始是求利，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太好。而西方人是为了求真理，最后是得的大病，而不是小病。
北大季羡林他的表述是“西方长于分析，东方长于综合”。我认为，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基本差异是发展出了一条公理论证体系，或者说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国际论证推理体系。而且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内化为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大多是有学历，但是像楚渔先生这样不但出版了专著，而且是关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专著，在国内是凤毛麟角。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六个字，“自由、人权、民主”。而在非西方的文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被妖魔化，凸现中国主流学者的群体理论缺失和信仰危机。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就只有走西化道路了？而中国的主流学者也正是这样宣扬的。
我们先前就开始探索，至今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对此楚渔先生的批判，提出从教育入手，就是以教育为中心，逐步改变中国人落后思维模式。从教育入手，也就是我国一代又一代先贤的共识。
钱学森提出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有学问的大师？
因而这本书将贯通东西方模式，寄希望于当下的教育。通过教育改进学生思维水平，还要有体悟、消化西方公理化的推理论，还有汇集东西方不同思维和方法论的教材。对此楚渔十分清醒的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教育。这本书改变中国人落后思维模式不光是这一点，应该是系统一个工程。
杨信礼：审视·批判·建构——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信礼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部对我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审视、批判，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如何转化和重新建构进行畅想的好书。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体现了作者的独特视野。思维方式批判是一种根本性批判。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思维方式是由某些习惯性的比较偏好的观点和方法构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势和思维指向。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的生产和生活，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人的需要、欲望与利益追求，都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对于人的认识和实践发挥着引导、定向、规约作用。思维方式，从其形式看，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观思维和灵感思维；从性质看，有“再现性思维”和“创新思维”。思维方式不仅关乎人生路向，而且关乎社会发展、国家盛衰、天下兴亡。楚渔先生从关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众多因素中选取思维因素，从众多视角中选取思维视角，来深入剖判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深层根源，可谓见解独到、精辟透彻。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体现了作者的学识信念。知识和信念是思维方式生成的基础。任何思维都离不开知识和信念的支撑，思维方式本身——观点、方法及其相互连结——也只能从知识和信念中提炼出来。观点和方法是思维方式的要素。观点在思维方式起着总的指导作用。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们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总体的看法、根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则是在总的观点、取向的指引、规范下，对思维素材进行加工制作的方法。若干思维方法在总的观点的制约下，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联结起来并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不是单独的方法和观点发挥作用，而是包含了若干种观点和方法。一定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思维的空间、途径和路向。观点、方法及其结构的转换，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转换。建构一种思维方式，需要知识与信念的支撑；而批判一种思维方式，更需以广博的学识和坚定信念为前提。在《批判》一书尽管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博通中外，纵横古今，天文、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无所不涉，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无所不谈，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从谈天说地中发现大规律，从臧否褒贬中阐发大道理。同时，也鲜活地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匡时救弊，从思维方式着手改造国民、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的高远理想和执着信念。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体现了作者的深刻洞见。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优长，时人与前贤多有论述，如重整体、重现实、重和谐、重意象，而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缺憾，则或语焉不详，或有意回避。但不愿正视、刻意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以清醒理性的态度正视之、揭露之、批判之、破除之，并进而确立合理的思维方式。着才是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一种大爱。《批判》一书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模糊的、僵化的，而非精确的、灵动的；是实用的、现实的，而非求真的、理想的；是狭隘的、自私的，而非博大的、为公的；是权术的、谋略的、几率的，而非公明的、智慧的、因果的；是原则灵活、策略僵化的，而非原则一贯、方法灵活的；等等。这些思想可谓犀利透彻，入木三分，观点鲜明，铮铮有声。当然，还有一些思维惯性也是应当关注的，如官场思维与江湖思维、主子思维与奴性思维等。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作者在书中对于如何建构新的思维方式，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路。我们期待着楚渔先生新的佳作问世。
此外，《中国人是思维批判》一书语言之清新风趣，文风之活泼生动，意态之淡定悠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贺雄飞：透过"张悟本现象"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近期，铺天盖地的都是对张悟本先生的口诛笔伐，仿佛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张悟本变成了李洪志。这就是中国——我的母亲吗？母亲会让儿子这么恐惧吗？
透过“张悟本现象”，能够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楚渔先生在刚刚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写道，“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正因为传统思维模式是个真正的隐形杀手，在中华民族坎坷前行的路上，它始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从而才形成了我们僵化的体制和愚昧疯狂的大众。”楚渔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混乱而僵化，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仅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也限制了中国人智慧的成长。
楚渔先生的话非常深刻，反观今天的“张悟本现象”，更让人觉得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滞后。为什么张悟本能一夜走红？难道仅靠悟本堂挂一个2000元的咨询号和我本人的绵薄之力就能让张悟本由“骗子”变成“神医”吗？张悟本原本就既不是“神医”，也不是“骗子”，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医食疗倡导者而已。他身上的光环全部是媒体强加给他的，他幕后的真正推手就是北京电视台、湖南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系列养生节目。这让我想到了德国犹太戏剧家托勒尔的一则话剧《亨克曼》：亨克曼是一个无产者，尽管他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功能，但他还是深爱着他的妻子格蕾特。他为了给妻子买一件圣诞礼物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份工作。最后被迫接受了一份差使：在狂欢节上当众咬活老鼠并吸它的血，以此来愉悦观众，因为“群众是喜欢观看流血的”。亨克曼的朋友格罗斯哈思为了勾引格蕾特，不仅故意带格蕾特去狂欢节看亨克曼的当众表演，还故意揭露亨克曼丧夫性功能的秘密，并不断羞辱亨克曼。亨克曼不堪重负，当众晕倒，在苏醒后赶回家中，他给格蕾特带回的圣诞礼物，是他买的一只男性生殖器模型。虽然最后夫妻和解了，但由于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绝望，双双自缢身亡。
亨克曼的故事不仅是对“张悟本现象”的最好注解，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寓言。张悟本们做为一名下岗职工，创业无门、考职无门，只有铤而走险或自杀身亡。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是理性的，既不能让人一夜暴富，也不能让人走投无路，他应该保护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劳动，同时也应该宽容他们的个人偏狭，引导他们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的社会才是温暖的、安全的，才像我们的母亲。尤其是有关部门的管理者，更应该以一种健康而冷静的心态看待世态人心，并有责任也有义务培养公民的科学常识——绝不应以张悟本的身份地位来决定其理论是否正确，而应请所谓的“专家”站出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而科学的养生方法，没必要使每一个养生书的作者都具有“合法”身份，因为许多有专家身份的人同样错误百出，甚至许多是真正的骗子。只有理性，才能使中国人真正进步，也只有理性和宽容，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和谐。
最后，讲述一则本人在新著《傻瓜书》中的笑话同广大中国患者共勉，题目为《关于生活的三条忠告》：
一次，一个猎人捕获了一只能说70种语言的鸟。“放了我”，这只鸟说，“我将给你三条忠告”。
“先告诉我”，猎人回答道，“我起誓我会放了你”。
“第一条忠告是，”鸟说道，“做事后不要懊悔”。
第二条忠告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你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别相信。”
第三条忠告是：“当你爬不上去时，别费力去爬。”
然后鸟对猎人说：“该放我走了吧。”猎人依言将鸟放了。
这只鸟飞走后落在一棵高树上，向猎人大声喊道：“你真愚蠢，你放了我，但你并不知道在我的嘴中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大珍珠，正是这颗珍珠使我这样聪明。”
这个猎人很想再捕获这只鸟，他跑到树跟前并开始爬树。但是当爬到一半的时候，他掉下来摔断了双腿。
鸟嘲笑他并向他喊道：“笨蛋！我刚才给你的忠告你全忘记了。我告诉你一旦做了一件事情就别后悔，而你却后悔放了我。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对你讲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别相信。但你却相信像我这样一只小鸟的嘴中会有一个很大的宝贵珍珠。我告诉你如果你爬不上某东西时，就别强迫自己去爬。而你却追赶我并试图爬上这棵大树，还掉下去摔断了你的双腿。这句箴言所说的就是你：‘对聪明人来说，一次教训比蠢人受一百次鞭挞还深刻。’”
说完鸟就飞走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你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别相信。”记住了这句话，就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
方铭：一个思想者的书——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面临社会困境，总在思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如当夏桀暴掠，商汤作《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汤认为，夏朝的问题是夏桀多罪，解决的办法就是消灭夏桀。及商之末，周武王伐纣，作《泰誓》，曰“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商纣王无道，解决的办法“取彼凶残”。
战国时期，天下混乱，《道德经》思考解决办法，提出用“无知无欲”的方法，实现天下和平，所谓“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又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墨子分析战国混乱的缘由，认为皆起于自私自利，“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自上古至中古，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偶尔的混乱，而近代以来，除了混乱以外，还有一个积弱落后的问题。因此，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探究中国落后的根源问题上。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重虚不重实，所谓“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因此，郑观应建议“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议，精理农商，籍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国家的富强有赖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得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得皆得自由始”。并认为，自由是西方文明，西方世界由于人人各得自由，所以国国也各得自由，法律政治的设立目的就在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论世变之亟》云：“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上世纪初，随着清朝政府的土崩瓦解，中国学术界开始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彻底清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救市良方。可惜的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并没有进入一个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而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又一次有了接触世界的机会，人们发现，对清朝政府的清算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并没有带来中国当代社会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那么，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黑暗、道德混乱、民风庸俗、百姓流离失所的真正原因，虽然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某种制度和文化的选择，必然有比制度和文化更深入的东西在左右着有选择权的人。所以，把中国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制度或者文化层面，显然是简单化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这个观点的提出，超越了制度和文化的层面，而看到了影响制度和文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具有震聋发聩的效果。
楚渔先生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对自己关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中国落后的论点，进行了仔细的阐述，作者认为，现在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都是错误的论断，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抽象思维能力薄弱、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严重损害自己的私利，中国人的智慧是谋略，而西方的智慧是思维工具和科学，今天，中国人从头到脚，衣食住行，都是西洋传过来的，中国人剩下的，就只有中国话、中国菜和中国式思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古希腊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不进步的原因。
楚渔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发现问题阶段，他还提出了解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办法。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正确的东西很难传播，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作者引用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一书的话作为篇头语：“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作者认为，通过改良教育，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指导人行动的内在活动程式，毫无疑问，思维主体的活动，始终受到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决定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楚渔先生通过大量的事例，并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洋和西洋人的思维放在一起，进行仔细剖析，指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楚渔先生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是有道理的。
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价值，不单在于在探究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问题根源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当今天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成就和荣耀的虚幻境界的时候，不再或者很少有人还能考虑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天的问题和国人的国民性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楚渔先生重提这个话题，促使我们时刻保持民族反省的戒心。三省吾身，三思而行，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是需要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同样是需要的。不断地深刻地反观自身，“观过”，“见其过而内自讼”，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未来的必然门径，也是未来的中国社会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力量源泉。无疑，楚渔先生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气魄。
楚渔先生把解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任务，交给了教育，这是非常有见识的。事实上，一切现实的困惑，都与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教育的失败包括教育的不作为，教育的误导等因素，但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无疑是这些错误的最大根源。可是，教育又必须由这些现成的人来实施，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事实上，从先秦至今，中国社会，历来不缺乏独立的思考者，也不缺乏正确的思想。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社会的无数次转折点，真正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被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如《史记?商君书》所载，商鞅游说秦孝公，本来首先推介的是“帝道”，即“天下为公”的尧舜之道，秦孝公不听。商鞅改为游说“王道”，即夏、商、周三代的“德”治思想。德治的特点是领导人虽然建立了不公平的“家天下”社会制度，而领导人自己又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秦孝公仍然不听。商鞅改为游说“霸道”，即五霸之道。霸道的特点是领导人拥有自己的特权，但仍然给百姓一定的利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领导人吃肉，也给百姓一点汤喝。秦孝公终于感到商鞅的话有中听的地方。商鞅明白秦孝公的心思，索性再等而下之，向秦孝公推介富国强兵之术。富国强兵之术的特点是完全抛弃仁爱是非，以吏为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孝公大悦，认为人生苦短，有为的君主，一定要在自己的任期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不能修文德等待百年之后。
商鞅明知道秦孝公的境界低下，但是，投其所好，而背弃理想，并设置严刑峻法，在精神和肉体上剿灭理想的坚守着，这才有暴秦和专制制度的崛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历史的悲剧，往往缘于机会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以及专制统治者手段的残忍。而中世纪欧洲的残酷性，与中国历史的悲剧也颇为接近。所以，引用《礼记?大学》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培养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坚定追求明德至善的“新民”，是我们教育的首要任务。
如此说来，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完全寄托在通过教育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仍然感到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遥远。事实上，楚渔先生所论述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人独有；楚渔先生所论述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从中国人的身上寻找到端倪。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无限复杂的，中国社会也曾经是充满了快乐的。如果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就像过去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一样，忽视了人类有其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存在着普遍价值观。
读了楚渔先生的书，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中，如楚渔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的思维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渐渐成了占有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而要改变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现在教育制度的框架，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期待着楚渔先生能对以上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法，以拯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
（作者介绍：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只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程钢：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读后感
楚渔先生的著作继承了鲁迅、柏杨等人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传统，对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思维模式的落后是根本原因，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柏杨所代表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具有特定的进步意义。在世界文明史上，勇于对本民族进行深刻的批判，是一个民族文明发达、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以犹太民族来说，在《圣经?旧约》的“先知书”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程度决不亚于鲁迅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批判。就我们所知，这种自我批判并没有摧毁犹太民族的自信心，相反，由于这种批判的持续存在，使得犹太人具有超强的文化承受能力。承受得起自我批判，是一种文明肌体健康的表现。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本民族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判，有如牛虻的叮咬，在特定条件下有利于牛的成长。其前提是，这种批判必是诚恳而有又建设性的。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与周边相比，以五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较高的文明区位，并发展了一套夷夏之辨的理论。近代以来，才开始认真对待己是全面崛起的西方世界，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形成了以鲁迅著作为代表的文化经典。
但是，这种进步意义是有条件的、特定的、有待的（庄子），换言之，这种批判的意义不是无条件的、全面的、绝对的。
对国民性的批判必须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最终要有建设性的成果，要形成文化经典，并且通过经典传递下去，在历史过程中，通过一代代人的重新诠释，不断地补充、调整这种批判的视角与强度，使得自我批判也变得经典化，成为民族永恒的自修课程。
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角度讲，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的自我醒悟、理性自觉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古代犹太对自身的批判最后融入《圣经?旧约》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传世名作；再如，近代的鲁迅先生，其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形成这种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年青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鼓舞了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斗志。
其次是特定性，即这种批判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瞄准某个问题，深入挖掘，而不是泛泛的冷嘲热讽，只有瞄准某个具体问题，才有可能将问题引向深入。
再次，这种批判是有待的。国民性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不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国民性，它只能存在于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与他民族相互交往的真实过程之中，换言之，只有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才能了解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只有动态的历史的比较，不存在抽象的长时段的比较。
与以往批判国民性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确有进展，主要表现有两项特点：一是具有时代性；二是具有针对性。
我们先讨论这本书的时代性。本书在精神上继承了鲁迅、柏杨，但在问题意识上有所创新，是站在21世纪初的立场上，通过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对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
本书第一章对当今流行的几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辩驳，反映了国民性批判的新的认识水平。我以为第一章是本书比较精采的部分，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将以往的各种观点归结为（1）“封建和专制根源论”；（2）儒家文化根源论；（3）制度、体制根源论。这三种观点是历史上影响极大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很有影响力，但似乎缺乏一本书，对所有的这些观点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批评。
封建专制根源说在很长时期内是钦定的正统观点，这与我们过去比较简单机械的世界文明观有关。过去认为，人类历史应当经历“古代---中世纪----近代”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模式，将中世纪封建主义看成是为了发展近代化必须彻底根除的前提条件。在国内，我们又将政治上的反封建与民族复兴简单挂钩，存在着政治决定论的误区。以往的国民性批判，往往都将封建专制看成是应当批判的首要成份。本书作者明确批评封建专制根源说，很有新意，在国民性批判的演化史上，是比较新的观点。
再如儒家文化根源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儒家文化受到左倾思潮的批判，文革结束，儒家文化又受西化论者的批判，批判的共同理由是反对保守主义。近代以来，我们将进化论加以庸俗化、简单化，简单地以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上的激进变革，才能取得进步。本书以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验为依据，否定了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儒家文化根源论。这个观点在近二十年来影响日渐增长，涉及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韦伯问题”等一系列文化问题与学术问题的讨论。
一般说，肯定儒家文化的人大多不进行国民性批判，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人往往批判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与国民性批判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本书既进行国民性的批判，又同情地理解儒家文化，共开批评儒家文化根源论。这在国民性批评史上，也是一种新观点。
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国民性批判的基本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原先有几个不成文的等式：如批判国民性等同于激进主义；批判国民性等同于批判儒家文化。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作了新的评价。本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对犹太民族的极端保守主义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明确指出：“保守是进步的基础，没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进步。”（第69页）“中国人的思想不是保守而是僵化。”（第71页）在保守与批判之间实现了“必要的张力”。
更有新意的是对“制度，体制根源论”的批判，进行这种批判不但需要学识，还需要与俗见抗争的勇气。作者承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非常严酷的”（第11页），但是苏联在科研乃至在经济发展都取得重大的成就。此外，还对纳粹德国、以色列的科研成就进行了分析。依据某种俗见，斯大林集权体制、纳粹德国的专制体制不应当作出重大的科研成果；或者退一步说，即便产生了科研成果，也应给予负面的评价。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苏联、以色列的科研体制（暂且不谈论纳粹德国），是全盘否定，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事关我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
当今世界上在工业化取得成就的国家里，有两种发展路径。其一是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政治革命，因而旧传统与新观念共同妥协，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还有一类国家，如法国、俄国、德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后一系列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特别的曲折。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权掌握在前一系国家的手上，用前一系国家成功的经验来衡量历史成为时髦。在历史上，我国走的是第二种路径，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置这次国家的发展（包括曲折）于不顾，简单地复制第一条路径的经验。
为了解释本书提出的种种观点，也许我们应当提出如下假设：前一系列国家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灵活而成功地处理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后一系列国家之所以曲折，乃是因为在处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时不够灵活，缺乏弹性。
这本书的另一项特点是其明确的针对性，它主要针对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并从思维模式入手，切入教育改革，从而使得本书没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以为，如果不取得建设性的成就，国民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成立。
全书的重心在于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谓模式，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是一种内在化的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作者楚渔先生呼吁中国人进行思维模式的变革，当然，这种思维模式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比较自然的结果是要从教育着手。在这一点看出，作者积极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为何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我想就第七章发表一点评论意见。在我看来，全书似乎有一个基调。这个基点是强调科学，批评人文（作者称之为文人）。换言之，在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之间，作者似有明显的偏向性。对此，我想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在这一章，作者极其推崇知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强调“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第127页）
正是这一章的内容对作者的整体构架形成一定的挑战。我们同意作者所提出的，要克服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模糊性，提倡精密性，要养成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但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的不是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而是科技创新能力。这是两种能力，不可等同看待。科技创新的能力是一种智慧，严密的科学思维能力则是知识。正如怀特海所说：“通向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第137页）
因此，参照怀特海的术语，对我们来说，智慧与知识，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且，要获得面对知识的自由，我们需要人文的智慧，这是很难用精密的科学思维所取代的。怀特海说：“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第142页）。
因此，我们认为，更稳健的提法是，既要克服传统思维模式缺乏不精密、不科学的不足，也有充分发挥传统人文模糊思维、形象思维激发人类想像力与联想力的优点。在教育问题上，也应当在保守与激进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更全面的稳健心态看待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互动的关系。
席大民：从思维模式看李约瑟难题的提问与解答
——评楚渔近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自从李约瑟先生在其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引发了众多的从各种角度的回答。在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角度的众多回答之后，楚渔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又给出了一个新角度的回答，这就是该书副标题所指出的：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落后。具体说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推理薄弱，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实用理性泛滥，求真精神不立。这些说法似乎都可以在古典文献和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
首先，我要对作者敢于回答李约瑟难题的勇气表示敬意。早在80年代我就曾浏览过李约瑟先生的这本巨著，也关注过李约瑟难题，但自认才疏学浅，一直不敢给出一个自己的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确很难，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归属到中国科技史学科，一般学院派出身的学者，如果不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大都对这个问题敬而远之。但实际上，李约瑟问题也不一定是专门提给专业学者的问题，它也是给所有有志于中国科技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人们提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思考宇宙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思考李约瑟问题呢？作者值得钦佩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他敢于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乐于和善于思考问题的人。
其次，我要对作者直面中国人的缺点的态度表示敬意。其实，早在李约瑟提出问题很早之前，在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的近代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等类似的问题了。从洋务派检讨中国武器、工业不如人到维新派检讨政体制度不如人，再到新文化运动检讨文化传统不如人，中国人为着自强的目标，一直在检讨着自己。同时，也一直存在要求坚守中国传统的论证和呼声。这一争论伴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常被更为紧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潮所掩盖，特别是在中国逐步在经济上政治上强大起来之后，民族主义的自尊心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望使直面国人的缺点背上骂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一本书从古代圣贤到平民百姓，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人在思维模式上的缺点，的确是需要勇气的。我想，作为自信的民族，爱之深，责之切，应该也是爱国的表现，而且是更为理智的表现吧。
第三，我要对作者论证和叙述自己观点的方式表示些许赞赏和惊奇。作者旁征博引却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使一个严肃得怕人的课题，在闲聊散论的铺陈中娓娓道来。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贯了严谨刻板的学术著作的读者也许有些不习惯，但却可以使读者畅快地了解作者的基本思路和见解。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几乎可以在一两个小时间读完，这不仅大大节省了读者的时间，也使更多的普通读者可以参与进这种学术话题的思考，何乐而不为呢？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本书由贵为国内最权威的出版机构之一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有志参与高深学术话题讨论的非学院派作者和愿意轻易跨过森严的学术门槛而参与学术话题思考的读者来说，应该说都是幸事。
从思维模式入手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个独特而富有启发的角度。作者不仅从思维模式的缺陷给出了回答这个难题的一种解答，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李约瑟难题的提问和解答方式。
首先，李约瑟难题是在西方科技已经在世界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获得统治地位的历史前提下被提出的。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从现实结果来追溯根源的提问方式。历史是在时间中的延展，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既然结果已经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引出的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全面反省和否定。从历史价值论的角度看，在这个提问中，西方价值的优先地位是已经被现实的历史结局给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答案的价值取向，即以西方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衡量和评价非西方文化。在这个价值坐标系中，凡是与西方不同的，不仅被看作是文化的差异，而更是被看作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曾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价值体系提出过质疑，但从民族振兴的实际需要的角度看，学习西方，检讨自己的传统成为这场争论的主旋律。
第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并不只是学者纯学理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判定的，而是现实的历史发展判定的。西方科技的领先地位不是孤立的社会历史现象，而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层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层面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资本的作用下，使西欧社会在近代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一个特例，是一种历史多样性的特殊产物。但这种特殊的多样性按其本性向外扩张中却不断取得了强势的地位，因而成为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趋势。一种本是多样性、特殊性的品格之所以成为统一性的趋势甚至是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不是先有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判断，而是实际的历史过程促成的。这就是说，先进与落后不是在历史之外的抽象比较，而是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实际历史碰撞和外部交往的结果。历史的统一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交往中，从某种多样性的优势地位中生成的。
第三，因此，从这个预设的也是现实的前提出发检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就是李约瑟难题设问的合理性之所在。然而，即使如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个思维模式的维度需要注意，其中也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原子论的，一种是系统论的。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突出表现是认定，产生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单一的。即认为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决定性地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科技的发展中曾经占据统治的地位。但后来，随着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开始向非决定论与复杂原因生成一个结果的思维模式转变。自然科学饶是如此，历史科学则更是如此。历史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是很难用以往原子论的和线性因果论的观点加以阐明的；而复杂的和偶然的原因对确定历史结果的生成关系又是很难在现实历史中还原的。这种讨论逐渐引发了关于历史规律、历史单位、历史主体、历史动力等历史本体论问题的种种理论，进而也引发了历史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不可知主义等论点的反弹。这引导我们注意，在讨论李约瑟难题时，不仅可以从影响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西方思维模式的根源入手检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更应该把西方思维模式看作一种动态生成和发展的产物，以不断更新的思维模式反思对该问题的讨论方法问题。
第四，即使从西方思维模式的发展的角度看，也许李约瑟问题本身的提法本身就是可以质疑的，或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回答可能都是不完备的、不可检验的、不可证实和证伪的，但这种讨论仍然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正如楚渔先生指出的，导致中国科技和社会落后的思维模式的问题其实也正影响着中国当代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古人会觉得古人怎么会那么蠢笨，但如果我们不检讨这些至今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思维模式，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同样地评价我们这一代。这就是说，这种讨论的意义与其说是在学理上给出李约瑟难题以确切的回答，不如说是促进我们发现我们至今仍存在的包括思维模式在内的种种缺陷和问题，以便我们比之我们的先辈能够更好地面对和解决今天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使中国的科技和社会能够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自己思维模式的检讨与反思，与对其他文化中思维模式的学习借鉴，是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西方人的确有人津津乐道自己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优越性，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不断做着反思和批判已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工作，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恰恰是进步的不竭动力。从这一点来看，李约瑟难题对中国人的意义正是给出了一个检讨和反思自己传统的契机。楚渔先生的工作从思维模式入手进行这种检讨和反思，应该说是领会了西方文化自我批判精神的精髓。同时，西方文化在发展中同样注重了对非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他们注意在新的发展的前沿上吸收包括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某些元素，如整体思维等，的确在西方思想的发展中得以吸收借鉴。作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不是自满、甚至得意于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思维和文化的些许肯定和借鉴，而应该是在不至于妄自菲薄的基础上，以更博大的胸怀学习借鉴先进文化和思维模式，以更清醒的头脑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这样才能真正面对未来，无愧于时代、祖先和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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