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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2007-11-29 邹芙都 高瑞扫校 点击: 1077
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
《<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邹芙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3-0112-02
[收稿日期]2007-04-11
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观之后，胡适先生于1921年进一步提出“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①。此后两年，梁启超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上指出“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上世界第一丰富矿穴”②。这种“诗文皆史”、“以诗人史”理念大大拓展了史家治史的资料来源。同时以诗证史，用诗说史也成为了史家推崇的治史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如《韩诗外传》开其先河，乾嘉学派广为施用，但对这种方法运用有集大成之功者要首推陈寅恪先生。其在《元白诗笺证稿》一著中的运用达到了精妙境界，堪称方法论上的典范。“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③(陈寅恪先生语)。正是基于诗文这种史学价值，现代史家将这一治史方法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综观以往研究，仍失之单一或片面，如以运用唐诗研究唐代经济史为例，从整体上看仍缺乏深度，相当部分成果停留在引述几首诗歌进行简单概括和归纳的层面上，有的几乎就是诗歌的汇集归类，缺乏诗史的融合；研究视野欠广阔，唐诗反映的诸多经济领域还未涉猎或涉猎过少。因此系统分析、运用唐诗来研究唐代经济，无论是对其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深度的挖掘等方面尚大有可为。卢华语先生的新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集数年之功深入研究而成，一改上述研究现状，可谓是唐代经济史研究中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又一力作。品读该著，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视角独到，方法科学。
以往研究唐代经济史多是从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入手，对唐诗的运用停留在零散、肤浅的层面，正如卢华语先生所说“实际上仍是一块处女地，很有开垦的价值”。而唐诗是时人运用文学手法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凝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谓是对唐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唐代社会描绘的一幅活画卷。留存至今的唐诗达5万首之多，从经济史的角度观照，其中包涵的经济资料不仅材料繁富、意蕴丰瞻，而且真实可靠，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一座宝藏。卢华语先生基于唐诗的经济史料价值，以唐诗为视角，将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系统、全面研究唐代经济，切中了前贤们的“以诗人史”观，不可不谓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进一步秉承和发挥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从印证典籍之所述、匡正载籍之所误、补充史籍之所遗三个方面来统领、解析诗歌。单从方法论上看，对唐代经济史研究便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存在一个温柔的陷阱，即诗人虽有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但一旦经过艺术加工，其人事的时空定位便往往模糊不清。而一些史家们未经深人分析便拿来证史说史，最终导致南辕北辙，这是该治史方法尤需注意的一个问题。卢先生对此深有阐发，从理论上指出“不是唐诗涉及的所有经济内容都可以作为史料，不同的具体情况还当区别对待”；在实际操作中，该著也严格遵循了这一准则，每一首诗歌均经过全面清理，严格把握了以诗人史的原则。因此可以说该著在方法论上为“以诗证史”提供了一个实际操作的范例。
其二，内容鸿富、分类精细。
唐诗中的经济资料十分繁杂，一方面为唐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座蕴涵丰富的宝库，另一方面也因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而导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未有系统整理与探讨。卢华语先生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统领下，迎难而上，首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该著分唐代经济诗的运用研究、经济诗注释与浅析、经济资料辑录三编安排体例，在甲编“运用研究”中，运用唐诗系统探讨了唐代夔州经济、唐代农民生活、唐代水稻品种及分布、唐代区域经济开发、茶叶经济功能、唐代水果生产发展、唐代纺织、唐代商业等20来个专题；在乙编“经济诗注释与浅析”中对93首最具代表性、全面性的经济诗歌作了全面解读；在丙编“经济资料辑录”中，通过对全唐诗作系统研究，摘录出了3000多条经济资料。在注释、编排这些资料时，作者根据时代顺序进行了科学分类，如“经济资料辑录”一编分成农业、手工业、商业、赋役、区域经济等五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小类，如农业又分为生态环境等三十六小类。全书字数达63万余字。因此，“内容鸿富、分类精细”是该著又一个显著特征。
其三，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备。
一部高质量的著作应是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备，并能发挥工具书的功能，该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有较完美的表现。就学术性而言，作者的诸多真知灼见不仅体现在甲编“对唐代经济诗的运用研究”根据唐诗中的经济资料勾画出了一幅幅鲜活的唐代经济、生活画卷，而且在运用唐诗匡正载籍之所误、补充史籍之所遗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运用自居易诗匡正了《新唐书》所记少傅月俸为“百千”而非“百万”，根据崔颢、王昌龄等诗人的诗句，补充了史籍缺失的唐代蚕桑丝织产地等记载，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就资料性而言，该著专列一编对唐诗中的经济资料按时序分类作了辑录，共辑录出经济资料3000余条(乙编“经济诗注释与浅析”中释析的93首经济诗资料不计算在内)，这是对唐诗中经济资料所作的第一次全面疏理与汇总。该成果的诞生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成就，而且为日后运用唐诗从事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完整、查找方便的资料，对唐代经济史研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学识有限，对该著价值与特色所作评介可能是挂一漏万，还望诸位学者指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六期(1921年8月25日)。
②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
③蔡鸿生：《金明馆教泽的遗响》，《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唐诗中的唐代商人与商品经济
2007-08-19 卢华语 作者惠寄 点击: 3635
揭露商人的唯利是图
唐诗中的唐代商人与商品经济
诗歌写商人，起于六朝；六朝商人诗，主要写资财亿万的商旅在经商过程中的寻欢作乐(如《三洲歌》、《贾客乐》、《襄阳歌》、《子夜歌》[1]等)以及士人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如庾信《对酒歌》[2]等)，而不涉及商人的商业活动，这是出身世家大族豪门子弟热衷享乐的世风使然。[3]
唐代商人诗[4]则不同，不仅明察商人豪华侈靡的腐朽生活，更属意商人的经商过程，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六朝。阅读唐代商人诗，不难发现其内容有如下特点：
揭露商人的唯利是图
唐诗写商人，特重经商过程，包括追求目标、经营理念、营销手段以及社会影响等，其代表作有元稹《估客乐》、刘禹锡《贾客词》、张籍《贾客乐》。[5]
元、刘诗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揭示出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利(暴利)”，“利”是商人活动的最终目标和原动力。“求利莫求名”，“求利无不营”。为了“利”，顾不得名声，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接着指出商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商人的经营理念：“交关但交假”，“卖假莫卖诚”。买卖必须弄虚作假，作假可能会被揭穿，遭受挫折，但“本生得失轻”，所得者重，所失者轻，必须坚持到底，“誓死意不更”；而且“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只要一投入商海，就要六亲不认，不管是谁，照骗不误。至于如何弄虚作假，获取暴利，也就是营销手段，元、刘诗更有深入全面的剖析：第一，以假当真。“钅俞 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居然能“敲作金石声”；第二，以次充好，“眩俗杂良苦”；第三，短斤少两。“摇钩侔悬衡”；第四，长途贩运奇珍异物。“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火浣布，蜀地锦织成”；第五，勾结权贵，买通官府，寻求保护，偷税漏税。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又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入州县征”了，而且关梁也“自无征”。弄虚作假，欺诈交易为商人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不少商人“高赀比封君”，“富与王者勍”，他们“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真是“行止皆有乐”，这导致的社会影响则是“钱刀何岁平”，正常的商业秩序受到挑战，欺诈交易横流；于是广大农民自然会思考：“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刘禹锡将这概括为“贾雄则伤农”，可谓鞭辟入里；而张籍则称“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刘、张诗不约而同，深刻地揭示了风行一时的欺诈交易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谓切中肯綮，这自然是商人唯利是图本质所决定的。
[1]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44，中华书局1979年11月标点本。
[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3] 关于六朝商人诗，本人已发表拙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 本文所指商人诗，它包括三类：一是以商人为题者，如元稹《估客乐》、杨凌《贾客愁》、苏拯《贾客》等；二是虽不以商人为题，而实写商人者，如李白《长干行》、《江夏行》等；三是在叙事抒情时涉及商人者，如张籍《江南行》、杜牧《西江怀古》等。
[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8、354、382，中华书局1960年4月点校本。
斥责商人(主要是富商)腐朽侈靡的生活
六朝商人诗以欣赏、心仪的笔触述商人的寻欢，而唐商人诗对这类行径更多的则是指斥批判。如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1]这里写的是夜市，麇集在市内高楼里由红袖陪伴的无数客人自然主要是商旅。诗人王建是大历进士，他出仕时的代、德两朝，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武将反叛，皇帝一再被赶出京师，正值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之时，即诗中所谓的“如今不似时平日”，商人们对国家危难置若罔闻，竟彻夜寻欢不止，这正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之意。又施肩吾《大堤新咏》：“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3]大堤沿江城市多有(如襄阳、江陵、宜城等)，一是为防水患，二是便于船舶停靠。大堤上多有旗亭、酒楼、邸店，接待来往客商。宜城(今湖北宜城市)，或作宜成，出美酒，宜成醪自汉以来即富盛名，唐时“宜城之九酝”亦享誉四方，[4]故多富商，施肩吾的“宜城贾客载钱出”之句即指此。六朝时，宜城即多烟花丽人，时人赋诗云：“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5]然而，唐时宜城商人一到襄阳就发现这里的女子更艳丽，于是便感觉到宜城“大堤无女儿”，也就是相比之下觉得宜城女儿再也不足以令人心跳。由此可知商人的兴趣在女色，其品味，格调卑下，不言而喻。
如果说唐商人诗对商人热衷声色的批判还比较含蓄委婉的话，那对他们的侈靡生活则是直接怒斥。白居易的《盐商妇》[6]，题下注“恶幸人也”，这就直言昭示虽然诗中述盐商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服”，而批判的矛头则是指向“幸人”，游手好闲的人，这里指盐商。盐商“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侵吞国家钱财供自己和妻妾任意挥霍。张籍《野老歌》述今广西山地贫苦农民终年劳苦，岁暮无食，只得“呼儿登山收橡实”，而正是此时，“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7]暴殄天物，以至于此，实令人发指。
3．同情商人的艰辛和风险
唐商人诗在批判商人的同时，也对商人所经历的艰辛及所冒风险给予了极大的关切与同情。元稹、白居易都曾严厉斥责商人欺诈交易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而对诚信商人的同情也是很人性化的。白居易诗：“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8]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巨风，感慨身世而伤及商人，“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9]又黄滔《贾客》诗：“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10]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其艰险则非同寻常。如上所述，多指富商，富商尚且如此，中小商人当更尤甚。杨凌《贾客愁》：“山水路悠悠，逢滩即歹带 留。西江风未便，何日到荆州。”[11]富商大艑楼船，或有家眷相随，或有红粉相伴，旅途不会感到寂寞，百无聊奈的只是中小商人。刘驾《反贾客乐》：“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农夫更苦辛，所以羡尔身。”[12]只比农夫好一点的当然也是中小商人，他们水上行船险危，陆路旅行也不安全。刘驾《贾客词》：“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⑧难怪有人感叹：“长帆挂短舟，所愿疾如箭。得丧一惊飘，生死无良贱，不谓天不佑，自是人苟患。尝言海利深，利深不如浅。”⑨
阅读唐商人诗，细察其对商人的描述，从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1] 《全唐诗》卷301。
[2] 《全唐诗》卷523，杜牧《泊秦淮》。
[3] 《全唐诗》卷494。
[4]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点校本
[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襄阳乐》
[6] 《全唐诗》卷427
[7] 《全唐诗》卷382
[8] 《全唐诗》卷450，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不如来饮酒七首》之六
[9] 《全唐诗》卷414，元稹《遭风二十韵》
[10] 《全唐诗》卷704
[11] 《全唐诗》卷291
[12] ⑧全唐诗》卷585
⑨ 《全唐诗》卷718，苏拯《贾客》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1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
唐商人诗中所描述的商人，大多是长途转运奇珍异品的贩运商。他们上山采玉，下海求珠，风霜塞北，水宿江南，绝区异域，无远不至，而贩运的则都是自然物，如“党项马”、“吐蕃鹦”，这些都本不是商品，是商人的转运使它们成为商品。长途贩运便于利用地域隔绝，古代信息不灵，买贱鬻贵，乃至欺诈哄骗，弄虚作假，获取高额利润，“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1]，所积累的商业资本也很惊人，“高赀比封君”，“富与王者勍”。可是由于这类纯粹的转运贸易与生产脱节，巨大的商业资本没有正常的出路，除部分留作转运成本外，其余大部分或投资土地，或投向高利贷，加速土地兼并，从而使得一些因天灾人祸而负债的农民破产。这便是刘禹锡所揭示的“贾雄则伤农”。[2]这表明，从总体上看，唐代商业仍属古代型商业。
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傅筑夫先生指出：唐代商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正开始进入到一个由古代型商业向近代型商业的过渡阶段，也可以说是古代型商业开始走向没落和近代型商业已初露端倪。”[3]这在唐商人诗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
近代型商业的突出之点是日常生活、生产必需品进入长途转运交易领域。杜甫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4]麻是手工业原料，盐是生活必需品，麻盐经自古以来的万里长江通道运往吴蜀，由“万斛之舟”承载，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当四川盆地因战乱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时，“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5]转输吴盐的船只便都拥挤在今湖北宜都西北的荆门山下，又见从事贩运吴盐的商人之众多。再王建诗“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6]山鸡，是夔州特产[7]，巴童在江陵所卖必是其父兄由夔州贩运而来。类似事例颇多，不再一一列举。日常生活、生产必需品一般民众都需要，且价格低廉，也消费得起，这样的物品大量而种类繁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必然会促使消费人群数量的迅速增加，引发市场营销、市场布局以及市场内部结构的质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傅先生称其为近代型商业的端倪，是十分准确的，唐商人诗也给予了有力的佐证。
2．城乡商品经济全面繁荣
六朝商人诗，只写富商，不及中小商人，折射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兴旺。唐商人诗，既写富商，也述中小商人，乃至小商贩，表明唐人从商者众，经商成风。
唐人从商者众，不少诗人都有记述。张九龄诗，“邑人半舻舰”。[8]这是他在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城楼上看到豫章的城市居民有一半的人住在楼船上，自然是从事水上运输。
李白诗：“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9]云阳，今江苏丹阳市，濒临运河，李白亲见运河两岸广大农村许多人从事商旅。
储光羲泊舟江上，“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10]楚越包括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捕鱼贩卖为生者不计其数。
又李白诗：“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11]李白在汉江上游历，想念巴东郡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友人，希望借助那里的众多商贾能替他传递书信。
杜甫在夔州述当地风土民情亦称“家家急竞锥”。[12]
张九龄、李白、储光羲、杜甫等都是开天时期诗人，从他们的诗可知，开天时期在整个长江流域，无论下游，中游还是上游，不管城市或乡村，民众经商已经成为风气。
大历以后，唐人经商之风更是蔚为大观。元和进士姚合，及第后授武功(唐属京兆府，今属陕西)主薄，因故去职，住万年县亲仁里，有诗记城郊所见，“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13]这是在京城近郊的北方；在南方，建中、贞元间，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14]很显然，中唐以前一些地方是家家有人“急竞锥”，中唐以后则是全家一起“逐渔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前从不为人经意的中小商人也进入了诗人的眼帘成为描述中心，这是唐代商品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商品经济繁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城市夜市的勃兴和乡村草市的兴旺。市场是商人活动的舞台，没有市场或市场经营受限制商人难于用武。唐代大量人口从事经商，必然要突破对市场的束缚，改变原来的布局，这就是城市夜市和乡村草市的兴起。
唐初规定，市场交易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进行[15]，然而，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市夜市就在时间上冲破了对市场交易的约束。前引王建《夜看扬州市》就是描写扬州市从晚至晓、通宵达旦歌声不断，来客纷纷。在唐代，扬州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有“扬一益二”之说，而夜市活跃，不仅在大城市，其他中小城市亦然。闾丘晓诗：“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船”。[16]又，陈羽诗：“秋灯点点淮阴(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市，楚客连樯宿淮水。”[17]再，张循之述常州江阴县(今属江苏)市诗：“海鱼朝满市”。[18]在唐人诗中，此类诗作不少，如杜甫、刘禹锡、张籍等，均有诗提及夜市，为避烦冗，不再胪列。从诗人所处时代看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实际，张循之、杜甫、闾丘晓生活在大历以前，其诗反映的彼时情况，而另外大多数均为大历以后人，其诗反映的是此时情况。这表明唐代夜市虽在中唐以前已经出现，但大量兴起则是在中唐以后。
城市夜市在时间上冲决了封建政权对市场设置的堤防，而乡村草市则是在空间上对封建政权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挑战。唐初明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19]然而经济活动自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是政治权力所能完全左右的。草市就恰恰在诸非州县之所的广大乡村脱颖而出。
草市主要是民间交易自发形成，也有个别少数是由地方官员设置。[20]唐人诗涉及夜市的不少，可涉及草市的诗更多，足显唐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
[1] 《全唐诗》卷418，元稹《估客乐》
[2] 《全唐诗》卷354，刘禹锡《贾客词·序》
[3]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4] 《全唐诗》卷230，杜甫《夔州歌十绝》
[5] 《全唐诗》卷221，杜甫《客居》
[6] 《全唐诗》卷300，王建《江陵即事》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夔州土贡山鸡。中华书局1975年2月标点本
[8] 《全唐诗》卷47，张九龄《登郡城南楼》。
[9] 《全唐诗》卷165，李白《丁督护歌》
[10] 《全唐诗》卷136，储光羲《泊舟贻潘少府》
[11] 《全唐诗》卷173，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
[12] 《全唐诗》卷230，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
[13] 《全唐诗》卷498，姚合《庄居野行》
[14] 《全唐诗》卷278，卢纶《江北忆崔汶》
[15]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州县“市当以午时击鼓二（应作‘三’）百下，而大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
[16] 《全唐诗》卷158，闾丘晓《夜渡江》
[17] 《全唐诗》卷348，陈羽《宿淮阴作》
[18] 《全唐诗》卷99，张循之《送王汶宰江阴》
[19]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
[20] 剑南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由刺史吴行曾咸通十年设置。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04第37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2
草市因地域、所处位置、交易时间、市上主要产品等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名称；在岭南叫“虚”。柳宗元诗：“郡楼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1]这是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记当地少数族人“趁虚”(去草市购物)的情景。岭南为何称草市为“虚”，据宋人解释：“盖市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2]草市一般多在城市近郊，如王建《汴路即事》：“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3]诗题指明此草市在“汴路”，显然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城不远；又李嘉祐诗：“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4]诗题《登楚州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这草市也离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城不远。在城郊的草市，又称小市，“即相对于备置官司的大市”[5]，杜甫诗：“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6]然而唐代草市，早已向城郊更广阔的地区扩展了，故有野市之称。耿氵韦 诗：“野市鱼盐隘”[7]，《尔雅注疏》卷七《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故“野市”即离城市很远的草市。又有设在山上的称山市，张籍诗，“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8]而设在水中的则称水市，王维诗：“水国舟中市”[9]；白居易诗：“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10]另设在津渡的称津市，钱起诗：“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渔商”。[11]设在海边的称海市，鲍溶诗：“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贫估客”。[12]另有以某种产品作为主要交易对象的如鱼市、酒市等。方干诗：“河边贾客喧鱼市”[13]；罗邺诗“高歌酒市非狂者，火嚼屠门亦偶然。”[14]此外，尚有定时聚会的草市。一是一年一次的蚕市。薛能诗：“蚕市归农醉，渔舟钓客醒。”[15]这是薛能咸通中于嘉州(治龙游，今四川乐山市)刺史任上作。关于蚕市，《五国故事》卷上记：“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华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二是隔日或数日一会的草市。如亥市，定于亥日集市。张籍诗：“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16]白居易诗：“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17]以上表明，各种类型的草市星罗棋布，在广大农村全面兴起，其所交换的商品虽主要是本地所产的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但也有从外地、乃至海外贩来的土特产以及高级消费品，所谓“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是也，这就为城乡物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草市不仅突破了封建政权对市场交易的空间限制，更预示着全国商品流通网络体系正在形成，这对日后商品经济的腾飞，其意义非同寻常。
3．唐代商人社会地位有提高
六朝商人诗，只及富商，无视中小商人的存在；心羡商人财富，以欣赏的笔触述商人寻花问柳，反映豪门世族人物的享乐心态。唐代商人诗既写富商，也写中小商人；对富商，重在批判，对中小商人，则重在同情，而不管是批判还是同情，都表明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为诗人所瞩目，这本身就反映了商人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已是今昔迥异。
六朝商人诗只述商人的生活，不及商人的经商活动，可以说是对商人的表象认知。唐代商人诗也述商人生活，但更重商人的商业活动，包括经营过程，社会影响和商业风险以及对商人命运的人性关怀等，这是对商人群体严肃的理性思考(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看，某些见解未必完全正确)，也就是把商人作为“人”，而不是笼统地作为“贱类”。诗人在诗中称“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实际上是鼓励农民弃农从商，商人在世人心目中的份量于此可见。
唐诗人对商人其所以有如此的态度和认识，除了唐代社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影响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外，更为关键的是唐代的扶商政策起了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往往是就历史长河而言，就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具体问题来说，决策者的意志更为直接，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体制的人治社会更是如此。唐代的扶商政策，始于唐初，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一登上皇位就发布诏书，称“通货鬻财，生民恒业”；设立关卡，“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而近代却借此搜括民财，“因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遂使商旅寖废，行李稽留”，不利于“绥安百姓，怀辑万邦”；为了“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货宝交易，中外匪殊，”下令撤销潼关以东缘河的所有关卡，并允许原先禁止出关的“金银绫绮等杂物”自由流通。[18]李世民把“通货鬻财”定性为“生民恒业”，而不是浮惰之业；并认为方便商旅，促使“货宝交易”，事关“绥安百姓，怀辑万邦”。李世民把商品流通的重要意义提到如此高度，在古代帝王中是仅有的，其对社会经济、社会意识的影响无疑巨大而深远。
李世民之后，唐代各朝屡有明令，禁止官吏经商，“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19]，“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20]这里的“下人”、“民”正是商人，不许官吏与他们“争利”，不管其最初意图何在，实际效果是保护了商人利益。
诚然，唐王朝在扶商的同时，也有贱商之令。李世民曾规定：“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21]“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⑤李治乾封二年(667)“禁工商不得乘马。”⑥不过，这些禁令是对“工商杂色之流”并非专对工商，与其说是贱商，不如说是李世民的用人原则以及唐王朝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项具体措施。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就绝大多数言，无商不奸，在旧时代，是千真万确的。李世民认为，天下可以逆取，但必须顺守，顺守就要讲仁义。[22]商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当然不能任用。
晋人傅玄有言：“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23]细察唐王朝商贾政策，很像傅玄主张，扶持商业而卑贱商人。然而，这个政策写在纸上容易，实际上很难做到两全，汉时抑商，晁错还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24]唐代扶商，怎么可能真正贱商人。李治、李隆基都曾在宫中接见富商，李基隆在接见富商王元宝后还对臣下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25]武后在宫中举行宴会，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26]史载开元间“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⑥这确实不是工商杂类预于士伍，而是朝之名寮预于商贾之伍，商贾实际上的社会地位于此可见，故著名诗人高适有诗云：“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⑦以上都是中唐以前，其时唐代商品经济正在恢复发展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六朝相比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中唐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商人势力相应膨胀，“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入学校”，“商人具有入仕做官的资格”，有的商人子弟竟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对商人态度的转变”等等，时贤颇有论述⑧，兹不重复。总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群体整体地进入了诗人的视野成为瞩目中心，而这又反射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1] 《全唐诗》卷352，柳宗元《柳州峒氓》
[2] 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3] 《全唐诗》卷299
[4] 《全唐诗》卷206
[5]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19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
[6] 《全唐诗》卷229，杜甫《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
[7] 《全唐诗》卷269，耿湋《登钟山馆》
[8] 《全唐诗》卷384，张籍《送南海客归旧岛》
[9] 《全唐诗》卷127，王维《晓行巴峡》
[10] 《全唐诗》卷439，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11] 《全唐诗》卷237，钱起《送武进韦明府》
[12] 《全唐诗》卷487，鲍溶《采葛行》
[13] 《全唐诗》卷651，方干《越中言事》二首
[14] 《今唐诗》卷666，罗邺《黄鹤驿寓题》
[15] 《全唐诗》卷560，薛能《边城寓题》
[16] 《全唐诗》卷382，张籍《江南行》
[17] 《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
[18]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98《废潼关以东缘河诸关不禁金银绮绫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 ⑤ 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5月版
[20]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21] 《旧唐书》卷177《曹确传》
⑥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6月版
[23] 晋·傅玄撰《傅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4]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6月版
[25] 宋·李日方 等辑《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26]⑥ 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版
⑦ 《全唐诗》卷213高适《行路难二首》之二
⑧ 张剑光、邹国慰《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007-11-29 邹芙都 高瑞扫校 点击: 1077
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
《<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邹芙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3-0112-02
[收稿日期]2007-04-11
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观之后，胡适先生于1921年进一步提出“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①。此后两年，梁启超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上指出“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上世界第一丰富矿穴”②。这种“诗文皆史”、“以诗人史”理念大大拓展了史家治史的资料来源。同时以诗证史，用诗说史也成为了史家推崇的治史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如《韩诗外传》开其先河，乾嘉学派广为施用，但对这种方法运用有集大成之功者要首推陈寅恪先生。其在《元白诗笺证稿》一著中的运用达到了精妙境界，堪称方法论上的典范。“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③(陈寅恪先生语)。正是基于诗文这种史学价值，现代史家将这一治史方法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综观以往研究，仍失之单一或片面，如以运用唐诗研究唐代经济史为例，从整体上看仍缺乏深度，相当部分成果停留在引述几首诗歌进行简单概括和归纳的层面上，有的几乎就是诗歌的汇集归类，缺乏诗史的融合；研究视野欠广阔，唐诗反映的诸多经济领域还未涉猎或涉猎过少。因此系统分析、运用唐诗来研究唐代经济，无论是对其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深度的挖掘等方面尚大有可为。卢华语先生的新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集数年之功深入研究而成，一改上述研究现状，可谓是唐代经济史研究中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又一力作。品读该著，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视角独到，方法科学。
以往研究唐代经济史多是从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入手，对唐诗的运用停留在零散、肤浅的层面，正如卢华语先生所说“实际上仍是一块处女地，很有开垦的价值”。而唐诗是时人运用文学手法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凝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谓是对唐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唐代社会描绘的一幅活画卷。留存至今的唐诗达5万首之多，从经济史的角度观照，其中包涵的经济资料不仅材料繁富、意蕴丰瞻，而且真实可靠，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一座宝藏。卢华语先生基于唐诗的经济史料价值，以唐诗为视角，将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系统、全面研究唐代经济，切中了前贤们的“以诗人史”观，不可不谓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进一步秉承和发挥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从印证典籍之所述、匡正载籍之所误、补充史籍之所遗三个方面来统领、解析诗歌。单从方法论上看，对唐代经济史研究便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存在一个温柔的陷阱，即诗人虽有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但一旦经过艺术加工，其人事的时空定位便往往模糊不清。而一些史家们未经深人分析便拿来证史说史，最终导致南辕北辙，这是该治史方法尤需注意的一个问题。卢先生对此深有阐发，从理论上指出“不是唐诗涉及的所有经济内容都可以作为史料，不同的具体情况还当区别对待”；在实际操作中，该著也严格遵循了这一准则，每一首诗歌均经过全面清理，严格把握了以诗人史的原则。因此可以说该著在方法论上为“以诗证史”提供了一个实际操作的范例。
其二，内容鸿富、分类精细。
唐诗中的经济资料十分繁杂，一方面为唐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座蕴涵丰富的宝库，另一方面也因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而导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未有系统整理与探讨。卢华语先生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统领下，迎难而上，首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该著分唐代经济诗的运用研究、经济诗注释与浅析、经济资料辑录三编安排体例，在甲编“运用研究”中，运用唐诗系统探讨了唐代夔州经济、唐代农民生活、唐代水稻品种及分布、唐代区域经济开发、茶叶经济功能、唐代水果生产发展、唐代纺织、唐代商业等20来个专题；在乙编“经济诗注释与浅析”中对93首最具代表性、全面性的经济诗歌作了全面解读；在丙编“经济资料辑录”中，通过对全唐诗作系统研究，摘录出了3000多条经济资料。在注释、编排这些资料时，作者根据时代顺序进行了科学分类，如“经济资料辑录”一编分成农业、手工业、商业、赋役、区域经济等五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小类，如农业又分为生态环境等三十六小类。全书字数达63万余字。因此，“内容鸿富、分类精细”是该著又一个显著特征。
其三，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备。
一部高质量的著作应是学术性与资料性兼备，并能发挥工具书的功能，该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有较完美的表现。就学术性而言，作者的诸多真知灼见不仅体现在甲编“对唐代经济诗的运用研究”根据唐诗中的经济资料勾画出了一幅幅鲜活的唐代经济、生活画卷，而且在运用唐诗匡正载籍之所误、补充史籍之所遗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运用自居易诗匡正了《新唐书》所记少傅月俸为“百千”而非“百万”，根据崔颢、王昌龄等诗人的诗句，补充了史籍缺失的唐代蚕桑丝织产地等记载，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就资料性而言，该著专列一编对唐诗中的经济资料按时序分类作了辑录，共辑录出经济资料3000余条(乙编“经济诗注释与浅析”中释析的93首经济诗资料不计算在内)，这是对唐诗中经济资料所作的第一次全面疏理与汇总。该成果的诞生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成就，而且为日后运用唐诗从事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完整、查找方便的资料，对唐代经济史研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学识有限，对该著价值与特色所作评介可能是挂一漏万，还望诸位学者指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六期(1921年8月25日)。
②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
③蔡鸿生：《金明馆教泽的遗响》，《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唐诗中的唐代商人与商品经济
2007-08-19 卢华语 作者惠寄 点击: 3635
揭露商人的唯利是图
唐诗中的唐代商人与商品经济
诗歌写商人，起于六朝；六朝商人诗，主要写资财亿万的商旅在经商过程中的寻欢作乐(如《三洲歌》、《贾客乐》、《襄阳歌》、《子夜歌》[1]等)以及士人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如庾信《对酒歌》[2]等)，而不涉及商人的商业活动，这是出身世家大族豪门子弟热衷享乐的世风使然。[3]
唐代商人诗[4]则不同，不仅明察商人豪华侈靡的腐朽生活，更属意商人的经商过程，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六朝。阅读唐代商人诗，不难发现其内容有如下特点：
揭露商人的唯利是图
唐诗写商人，特重经商过程，包括追求目标、经营理念、营销手段以及社会影响等，其代表作有元稹《估客乐》、刘禹锡《贾客词》、张籍《贾客乐》。[5]
元、刘诗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揭示出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利(暴利)”，“利”是商人活动的最终目标和原动力。“求利莫求名”，“求利无不营”。为了“利”，顾不得名声，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接着指出商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商人的经营理念：“交关但交假”，“卖假莫卖诚”。买卖必须弄虚作假，作假可能会被揭穿，遭受挫折，但“本生得失轻”，所得者重，所失者轻，必须坚持到底，“誓死意不更”；而且“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只要一投入商海，就要六亲不认，不管是谁，照骗不误。至于如何弄虚作假，获取暴利，也就是营销手段，元、刘诗更有深入全面的剖析：第一，以假当真。“钅俞 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居然能“敲作金石声”；第二，以次充好，“眩俗杂良苦”；第三，短斤少两。“摇钩侔悬衡”；第四，长途贩运奇珍异物。“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火浣布，蜀地锦织成”；第五，勾结权贵，买通官府，寻求保护，偷税漏税。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又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入州县征”了，而且关梁也“自无征”。弄虚作假，欺诈交易为商人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不少商人“高赀比封君”，“富与王者勍”，他们“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真是“行止皆有乐”，这导致的社会影响则是“钱刀何岁平”，正常的商业秩序受到挑战，欺诈交易横流；于是广大农民自然会思考：“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刘禹锡将这概括为“贾雄则伤农”，可谓鞭辟入里；而张籍则称“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刘、张诗不约而同，深刻地揭示了风行一时的欺诈交易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谓切中肯綮，这自然是商人唯利是图本质所决定的。
[1]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44，中华书局1979年11月标点本。
[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3] 关于六朝商人诗，本人已发表拙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 本文所指商人诗，它包括三类：一是以商人为题者，如元稹《估客乐》、杨凌《贾客愁》、苏拯《贾客》等；二是虽不以商人为题，而实写商人者，如李白《长干行》、《江夏行》等；三是在叙事抒情时涉及商人者，如张籍《江南行》、杜牧《西江怀古》等。
[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8、354、382，中华书局1960年4月点校本。
斥责商人(主要是富商)腐朽侈靡的生活
六朝商人诗以欣赏、心仪的笔触述商人的寻欢，而唐商人诗对这类行径更多的则是指斥批判。如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1]这里写的是夜市，麇集在市内高楼里由红袖陪伴的无数客人自然主要是商旅。诗人王建是大历进士，他出仕时的代、德两朝，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武将反叛，皇帝一再被赶出京师，正值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之时，即诗中所谓的“如今不似时平日”，商人们对国家危难置若罔闻，竟彻夜寻欢不止，这正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之意。又施肩吾《大堤新咏》：“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3]大堤沿江城市多有(如襄阳、江陵、宜城等)，一是为防水患，二是便于船舶停靠。大堤上多有旗亭、酒楼、邸店，接待来往客商。宜城(今湖北宜城市)，或作宜成，出美酒，宜成醪自汉以来即富盛名，唐时“宜城之九酝”亦享誉四方，[4]故多富商，施肩吾的“宜城贾客载钱出”之句即指此。六朝时，宜城即多烟花丽人，时人赋诗云：“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5]然而，唐时宜城商人一到襄阳就发现这里的女子更艳丽，于是便感觉到宜城“大堤无女儿”，也就是相比之下觉得宜城女儿再也不足以令人心跳。由此可知商人的兴趣在女色，其品味，格调卑下，不言而喻。
如果说唐商人诗对商人热衷声色的批判还比较含蓄委婉的话，那对他们的侈靡生活则是直接怒斥。白居易的《盐商妇》[6]，题下注“恶幸人也”，这就直言昭示虽然诗中述盐商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服”，而批判的矛头则是指向“幸人”，游手好闲的人，这里指盐商。盐商“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侵吞国家钱财供自己和妻妾任意挥霍。张籍《野老歌》述今广西山地贫苦农民终年劳苦，岁暮无食，只得“呼儿登山收橡实”，而正是此时，“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7]暴殄天物，以至于此，实令人发指。
3．同情商人的艰辛和风险
唐商人诗在批判商人的同时，也对商人所经历的艰辛及所冒风险给予了极大的关切与同情。元稹、白居易都曾严厉斥责商人欺诈交易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而对诚信商人的同情也是很人性化的。白居易诗：“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8]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巨风，感慨身世而伤及商人，“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9]又黄滔《贾客》诗：“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10]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其艰险则非同寻常。如上所述，多指富商，富商尚且如此，中小商人当更尤甚。杨凌《贾客愁》：“山水路悠悠，逢滩即歹带 留。西江风未便，何日到荆州。”[11]富商大艑楼船，或有家眷相随，或有红粉相伴，旅途不会感到寂寞，百无聊奈的只是中小商人。刘驾《反贾客乐》：“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农夫更苦辛，所以羡尔身。”[12]只比农夫好一点的当然也是中小商人，他们水上行船险危，陆路旅行也不安全。刘驾《贾客词》：“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⑧难怪有人感叹：“长帆挂短舟，所愿疾如箭。得丧一惊飘，生死无良贱，不谓天不佑，自是人苟患。尝言海利深，利深不如浅。”⑨
阅读唐商人诗，细察其对商人的描述，从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1] 《全唐诗》卷301。
[2] 《全唐诗》卷523，杜牧《泊秦淮》。
[3] 《全唐诗》卷494。
[4]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点校本
[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8《襄阳乐》
[6] 《全唐诗》卷427
[7] 《全唐诗》卷382
[8] 《全唐诗》卷450，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不如来饮酒七首》之六
[9] 《全唐诗》卷414，元稹《遭风二十韵》
[10] 《全唐诗》卷704
[11] 《全唐诗》卷291
[12] ⑧全唐诗》卷585
⑨ 《全唐诗》卷718，苏拯《贾客》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1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
唐商人诗中所描述的商人，大多是长途转运奇珍异品的贩运商。他们上山采玉，下海求珠，风霜塞北，水宿江南，绝区异域，无远不至，而贩运的则都是自然物，如“党项马”、“吐蕃鹦”，这些都本不是商品，是商人的转运使它们成为商品。长途贩运便于利用地域隔绝，古代信息不灵，买贱鬻贵，乃至欺诈哄骗，弄虚作假，获取高额利润，“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1]，所积累的商业资本也很惊人，“高赀比封君”，“富与王者勍”。可是由于这类纯粹的转运贸易与生产脱节，巨大的商业资本没有正常的出路，除部分留作转运成本外，其余大部分或投资土地，或投向高利贷，加速土地兼并，从而使得一些因天灾人祸而负债的农民破产。这便是刘禹锡所揭示的“贾雄则伤农”。[2]这表明，从总体上看，唐代商业仍属古代型商业。
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傅筑夫先生指出：唐代商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正开始进入到一个由古代型商业向近代型商业的过渡阶段，也可以说是古代型商业开始走向没落和近代型商业已初露端倪。”[3]这在唐商人诗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
近代型商业的突出之点是日常生活、生产必需品进入长途转运交易领域。杜甫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4]麻是手工业原料，盐是生活必需品，麻盐经自古以来的万里长江通道运往吴蜀，由“万斛之舟”承载，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当四川盆地因战乱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时，“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5]转输吴盐的船只便都拥挤在今湖北宜都西北的荆门山下，又见从事贩运吴盐的商人之众多。再王建诗“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6]山鸡，是夔州特产[7]，巴童在江陵所卖必是其父兄由夔州贩运而来。类似事例颇多，不再一一列举。日常生活、生产必需品一般民众都需要，且价格低廉，也消费得起，这样的物品大量而种类繁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必然会促使消费人群数量的迅速增加，引发市场营销、市场布局以及市场内部结构的质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傅先生称其为近代型商业的端倪，是十分准确的，唐商人诗也给予了有力的佐证。
2．城乡商品经济全面繁荣
六朝商人诗，只写富商，不及中小商人，折射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兴旺。唐商人诗，既写富商，也述中小商人，乃至小商贩，表明唐人从商者众，经商成风。
唐人从商者众，不少诗人都有记述。张九龄诗，“邑人半舻舰”。[8]这是他在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城楼上看到豫章的城市居民有一半的人住在楼船上，自然是从事水上运输。
李白诗：“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9]云阳，今江苏丹阳市，濒临运河，李白亲见运河两岸广大农村许多人从事商旅。
储光羲泊舟江上，“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10]楚越包括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捕鱼贩卖为生者不计其数。
又李白诗：“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11]李白在汉江上游历，想念巴东郡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友人，希望借助那里的众多商贾能替他传递书信。
杜甫在夔州述当地风土民情亦称“家家急竞锥”。[12]
张九龄、李白、储光羲、杜甫等都是开天时期诗人，从他们的诗可知，开天时期在整个长江流域，无论下游，中游还是上游，不管城市或乡村，民众经商已经成为风气。
大历以后，唐人经商之风更是蔚为大观。元和进士姚合，及第后授武功(唐属京兆府，今属陕西)主薄，因故去职，住万年县亲仁里，有诗记城郊所见，“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13]这是在京城近郊的北方；在南方，建中、贞元间，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14]很显然，中唐以前一些地方是家家有人“急竞锥”，中唐以后则是全家一起“逐渔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前从不为人经意的中小商人也进入了诗人的眼帘成为描述中心，这是唐代商品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商品经济繁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城市夜市的勃兴和乡村草市的兴旺。市场是商人活动的舞台，没有市场或市场经营受限制商人难于用武。唐代大量人口从事经商，必然要突破对市场的束缚，改变原来的布局，这就是城市夜市和乡村草市的兴起。
唐初规定，市场交易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进行[15]，然而，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市夜市就在时间上冲破了对市场交易的约束。前引王建《夜看扬州市》就是描写扬州市从晚至晓、通宵达旦歌声不断，来客纷纷。在唐代，扬州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有“扬一益二”之说，而夜市活跃，不仅在大城市，其他中小城市亦然。闾丘晓诗：“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船”。[16]又，陈羽诗：“秋灯点点淮阴(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市，楚客连樯宿淮水。”[17]再，张循之述常州江阴县(今属江苏)市诗：“海鱼朝满市”。[18]在唐人诗中，此类诗作不少，如杜甫、刘禹锡、张籍等，均有诗提及夜市，为避烦冗，不再胪列。从诗人所处时代看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实际，张循之、杜甫、闾丘晓生活在大历以前，其诗反映的彼时情况，而另外大多数均为大历以后人，其诗反映的是此时情况。这表明唐代夜市虽在中唐以前已经出现，但大量兴起则是在中唐以后。
城市夜市在时间上冲决了封建政权对市场设置的堤防，而乡村草市则是在空间上对封建政权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挑战。唐初明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19]然而经济活动自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是政治权力所能完全左右的。草市就恰恰在诸非州县之所的广大乡村脱颖而出。
草市主要是民间交易自发形成，也有个别少数是由地方官员设置。[20]唐人诗涉及夜市的不少，可涉及草市的诗更多，足显唐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
[1] 《全唐诗》卷418，元稹《估客乐》
[2] 《全唐诗》卷354，刘禹锡《贾客词·序》
[3]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4] 《全唐诗》卷230，杜甫《夔州歌十绝》
[5] 《全唐诗》卷221，杜甫《客居》
[6] 《全唐诗》卷300，王建《江陵即事》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夔州土贡山鸡。中华书局1975年2月标点本
[8] 《全唐诗》卷47，张九龄《登郡城南楼》。
[9] 《全唐诗》卷165，李白《丁督护歌》
[10] 《全唐诗》卷136，储光羲《泊舟贻潘少府》
[11] 《全唐诗》卷173，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
[12] 《全唐诗》卷230，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
[13] 《全唐诗》卷498，姚合《庄居野行》
[14] 《全唐诗》卷278，卢纶《江北忆崔汶》
[15]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州县“市当以午时击鼓二（应作‘三’）百下，而大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
[16] 《全唐诗》卷158，闾丘晓《夜渡江》
[17] 《全唐诗》卷348，陈羽《宿淮阴作》
[18] 《全唐诗》卷99，张循之《送王汶宰江阴》
[19]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6“市”
[20] 剑南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由刺史吴行曾咸通十年设置。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04第37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唐代的商业仍属古典型商业2
草市因地域、所处位置、交易时间、市上主要产品等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名称；在岭南叫“虚”。柳宗元诗：“郡楼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1]这是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记当地少数族人“趁虚”(去草市购物)的情景。岭南为何称草市为“虚”，据宋人解释：“盖市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2]草市一般多在城市近郊，如王建《汴路即事》：“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3]诗题指明此草市在“汴路”，显然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城不远；又李嘉祐诗：“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4]诗题《登楚州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这草市也离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城不远。在城郊的草市，又称小市，“即相对于备置官司的大市”[5]，杜甫诗：“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6]然而唐代草市，早已向城郊更广阔的地区扩展了，故有野市之称。耿氵韦 诗：“野市鱼盐隘”[7]，《尔雅注疏》卷七《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故“野市”即离城市很远的草市。又有设在山上的称山市，张籍诗，“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8]而设在水中的则称水市，王维诗：“水国舟中市”[9]；白居易诗：“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10]另设在津渡的称津市，钱起诗：“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渔商”。[11]设在海边的称海市，鲍溶诗：“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贫估客”。[12]另有以某种产品作为主要交易对象的如鱼市、酒市等。方干诗：“河边贾客喧鱼市”[13]；罗邺诗“高歌酒市非狂者，火嚼屠门亦偶然。”[14]此外，尚有定时聚会的草市。一是一年一次的蚕市。薛能诗：“蚕市归农醉，渔舟钓客醒。”[15]这是薛能咸通中于嘉州(治龙游，今四川乐山市)刺史任上作。关于蚕市，《五国故事》卷上记：“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华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二是隔日或数日一会的草市。如亥市，定于亥日集市。张籍诗：“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16]白居易诗：“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17]以上表明，各种类型的草市星罗棋布，在广大农村全面兴起，其所交换的商品虽主要是本地所产的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但也有从外地、乃至海外贩来的土特产以及高级消费品，所谓“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是也，这就为城乡物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草市不仅突破了封建政权对市场交易的空间限制，更预示着全国商品流通网络体系正在形成，这对日后商品经济的腾飞，其意义非同寻常。
3．唐代商人社会地位有提高
六朝商人诗，只及富商，无视中小商人的存在；心羡商人财富，以欣赏的笔触述商人寻花问柳，反映豪门世族人物的享乐心态。唐代商人诗既写富商，也写中小商人；对富商，重在批判，对中小商人，则重在同情，而不管是批判还是同情，都表明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为诗人所瞩目，这本身就反映了商人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已是今昔迥异。
六朝商人诗只述商人的生活，不及商人的经商活动，可以说是对商人的表象认知。唐代商人诗也述商人生活，但更重商人的商业活动，包括经营过程，社会影响和商业风险以及对商人命运的人性关怀等，这是对商人群体严肃的理性思考(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看，某些见解未必完全正确)，也就是把商人作为“人”，而不是笼统地作为“贱类”。诗人在诗中称“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实际上是鼓励农民弃农从商，商人在世人心目中的份量于此可见。
唐诗人对商人其所以有如此的态度和认识，除了唐代社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影响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外，更为关键的是唐代的扶商政策起了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往往是就历史长河而言，就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具体问题来说，决策者的意志更为直接，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体制的人治社会更是如此。唐代的扶商政策，始于唐初，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一登上皇位就发布诏书，称“通货鬻财，生民恒业”；设立关卡，“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而近代却借此搜括民财，“因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遂使商旅寖废，行李稽留”，不利于“绥安百姓，怀辑万邦”；为了“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货宝交易，中外匪殊，”下令撤销潼关以东缘河的所有关卡，并允许原先禁止出关的“金银绫绮等杂物”自由流通。[18]李世民把“通货鬻财”定性为“生民恒业”，而不是浮惰之业；并认为方便商旅，促使“货宝交易”，事关“绥安百姓，怀辑万邦”。李世民把商品流通的重要意义提到如此高度，在古代帝王中是仅有的，其对社会经济、社会意识的影响无疑巨大而深远。
李世民之后，唐代各朝屡有明令，禁止官吏经商，“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19]，“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20]这里的“下人”、“民”正是商人，不许官吏与他们“争利”，不管其最初意图何在，实际效果是保护了商人利益。
诚然，唐王朝在扶商的同时，也有贱商之令。李世民曾规定：“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21]“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⑤李治乾封二年(667)“禁工商不得乘马。”⑥不过，这些禁令是对“工商杂色之流”并非专对工商，与其说是贱商，不如说是李世民的用人原则以及唐王朝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项具体措施。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就绝大多数言，无商不奸，在旧时代，是千真万确的。李世民认为，天下可以逆取，但必须顺守，顺守就要讲仁义。[22]商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当然不能任用。
晋人傅玄有言：“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23]细察唐王朝商贾政策，很像傅玄主张，扶持商业而卑贱商人。然而，这个政策写在纸上容易，实际上很难做到两全，汉时抑商，晁错还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24]唐代扶商，怎么可能真正贱商人。李治、李隆基都曾在宫中接见富商，李基隆在接见富商王元宝后还对臣下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25]武后在宫中举行宴会，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26]史载开元间“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⑥这确实不是工商杂类预于士伍，而是朝之名寮预于商贾之伍，商贾实际上的社会地位于此可见，故著名诗人高适有诗云：“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⑦以上都是中唐以前，其时唐代商品经济正在恢复发展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六朝相比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中唐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商人势力相应膨胀，“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入学校”，“商人具有入仕做官的资格”，有的商人子弟竟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对商人态度的转变”等等，时贤颇有论述⑧，兹不重复。总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人群体整体地进入了诗人的视野成为瞩目中心，而这又反射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1] 《全唐诗》卷352，柳宗元《柳州峒氓》
[2] 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3] 《全唐诗》卷299
[4] 《全唐诗》卷206
[5]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19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
[6] 《全唐诗》卷229，杜甫《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
[7] 《全唐诗》卷269，耿湋《登钟山馆》
[8] 《全唐诗》卷384，张籍《送南海客归旧岛》
[9] 《全唐诗》卷127，王维《晓行巴峡》
[10] 《全唐诗》卷439，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11] 《全唐诗》卷237，钱起《送武进韦明府》
[12] 《全唐诗》卷487，鲍溶《采葛行》
[13] 《全唐诗》卷651，方干《越中言事》二首
[14] 《今唐诗》卷666，罗邺《黄鹤驿寓题》
[15] 《全唐诗》卷560，薛能《边城寓题》
[16] 《全唐诗》卷382，张籍《江南行》
[17] 《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
[18]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98《废潼关以东缘河诸关不禁金银绮绫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 ⑤ 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5月版
[20]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21] 《旧唐书》卷177《曹确传》
⑥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6月版
[23] 晋·傅玄撰《傅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4]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6月版
[25] 宋·李日方 等辑《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26]⑥ 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版
⑦ 《全唐诗》卷213高适《行路难二首》之二
⑧ 张剑光、邹国慰《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