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su官网:朱镕基的执政风格——《朱镕基讲话实录》读后感

近读《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以下简称《实录》），但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饮甘醇、酣畅淋漓。可谓文以载道、书如其人，启人思考、发人深省。尤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实录》熔铸了鲜明的“朱氏风格”。

　　《实录》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包括经济、社会、科教、文化、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内容为主要。捧读《实录》，不仅可以感悟“朱氏风格”的人格魅力，而且能够领略镕基同志领导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发展壮大的艰辛和辉煌，学习镕基同志洞察经济形势、把握经济规律、破解经济难题和驾驭经济发展大局的远见卓识、非凡胆略和高超本领。

朱氏风格“实”“严”“正”

“实”“严”“正”体现出镕基同志从政、处事、为人的高风亮节

　　一是“实”。镕基同志讲话实在、抓工作扎实。上世纪50年代，刚届而立之年的他因为讲真话、实话吃了“大亏”，被错划成右派。历经坎坷磨难20年。他获平反复出后，一步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却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岗位整12年间，他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贞不渝、高度负责的态度，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实事求是、实干兴邦，始终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实录》汇集的300多篇文稿，无论是会议报告、考察讲话、会见谈话，还是文章、信件、批语，都是直奔主题，率真直言，而且一针见血，一语破的。通读《实录》，使人深切感受到一个“实”字。诚如镕基同志今年4月22日参加清华大学百年庆典时所言：“这书有个特点，就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请你们鉴定，我说的是胡话？是真话？还是老实话？”因此，《实录》以实为名，以实见长，以实为特色，堪称是名副其实。

　　二是“严”。镕基同志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一直秉持从严治政原则，他勇于直面时弊、敢抓敢管，对矛盾、问题、困难不回避、不遮掩、不粉饰。针对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当“太平官”、做“老好人”，不愿得罪人的庸俗风气，他严肃指出：“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都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要被断送的。”他强调，要“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跳出人情网，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依法办事，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镕基同志铁面无私、嫉恶如仇，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经济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狠抓严打、绝不姑息。针对一些领域和地区频繁发生经济犯罪猖獗现象，他先后亲自领导、周密部署了金融系统反腐败、打击走私犯罪、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等专项斗争，勇于碰硬，标本兼治，严厉整饬经济秩序，坚决清除腐败分子，有效地发挥了匡正风气、教育群众、震慑坏人的作用。

　　三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镕基同志对工作和部属要求严格，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嫉恶如仇，源于其自身“正”，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率先垂范。

　　在《实录》中，他两次深情回忆在清华大学的求学成长经历，勉励清华学子：“为学要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他给自己定下很多“规矩”，并严格遵守，接受监督。其中包括：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不迎送、不陪餐、不在宾馆听汇报，等等。他最信奉的为官箴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他常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1998年3月24日，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我对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家属都是这样要求。而且，我的秘书也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们互相监督。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凡熟悉、了解镕基同志的人，都敬服他是一位心口如一、说到做到的人。

　　“实”“严”“正”，体现出镕基同志从政、处事、为人的高风亮节，是笔者拜读《实录》的深切感悟和从中汲取的丰富营养。

勇趟“地雷阵”

迎难而上，解困治乱，破解影响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问题和困难积重难返、错综复杂，严重困扰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在这历史背景条件下，镕基同志勇于迎难而上、解困治乱、勇趟地雷阵，在破解一道道经济发展难题，启动一项项改革方案的实践中，显露出过人的胆识、魄力和睿智。这里略举两例，可知全貌。

　　一是治本清源，釜底抽薪，成功解决企业三角债。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形成巨额三角债的问题十分突出。1991年，全国企业三角债数额累计达3000亿元左右，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与国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致相当。巨额的三角债犹如一条沉重的锁链，捆住了一大批企业的手脚，导致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利润大幅下降，亏损不断扩大，银行呆坏账日增，财政税收锐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1991年4月，刚出任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副总理的镕基同志，马上面临如何清理企业三角债、解开巨额债务链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为破解这道难题，镕基同志选择了问题最为突出的东北地区作为试点。他经过亲自调研发现三角债的主要源头：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建设资金缺口严重，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面广量大，互相拖欠其他单位的流动资金；三是产品滞销积压，造成投入资金无法回笼。“此外，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加剧了三角债。”据此，镕基同志提出，要治本清源，调整改变清欠工作的思路及措施。他认为：“三个源头一起抓，风险较大。”“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入手进行清理，清一块就少一块，不会增加新欠；而从流动资金入手进行清理，可能会造成新的积压。”据此认识，他“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抓起，顺次解开债务链”。而对流动资金的清欠，他认为“不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办法，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实行限产压库和‘压贷挂钩’的政策。”因为，“只有通过限产压库促销、清仓查库、扭亏增盈等工作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状况，从而釜底抽薪，减少流动资金占压和企业间的拖欠。”

　　按照这一基本思路，从1991到1992两年间，全国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清理企业三角债2190亿元，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从而有效地清理了三角债，明显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加速了资金流转，提高了经济效益，使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并使一大批原来亏损、微利企业转为盈利，增强了经营活力，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

　　二是“约法三章”，强力扭转金融失序局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中国经济迅速步入加快发展的轨道。但一些地方领导由于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偏颇，出现了盲目追求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问题，个别城市出现了炒买炒卖股票、房地产过热等。到了1993年春夏，全国范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形势已十分严峻，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控遏止，势必酿成严重灾难。

　　镕基同志敏锐觉察危机的逼近，清醒意识到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基建项目投资过度、通货膨胀等现象，源头和动因在于金融失序，货币投放过量，尤其是部分国有商业银行随意贷款、违规拆借，以及一些地方非金融机构的非法集资等。因此，遏止经济过热的势头，必须从整饬金融秩序、扭转金融乱象入手。从1992年底到1993年上半年，镕基同志先后多次发表讲话，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采取应急措施，及早遏止经济过热势头。1993年6月9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其中前十一条都是关于应对金融紧张形势的。为确保这些措施的落实到位，党中央决定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接领导部署整饬金融秩序工作。7月7日，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金融工作的“约法三章”：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责令银行彻底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脱钩。

　　随后半年，镕基同志率领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奔赴十几个省区市指导督促宏观调控措施的执行落实，同时提出要堵邪门、开正路，充分重视并切实解决好各地流动资金紧张等问题。由于思路正确、措施得力、落实到位，很快就扭转了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遏止住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使国民经济避免出现一场大起大落的全局性灾难，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力推改革

把握方向，力推改革，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由此开启了一场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下，镕基同志无疑是坚定的执行者和高超的操盘手。

　　还在上海担任市政府、市委主要领导期间，镕基同志就以思想解放、力推改革开放著称。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镕基同志积极呼应，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全面领会和坚决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9月，镕基同志到广东调研考察，充分肯定广东创办经济特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指出：“广东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是行得通的，而且非走这条路子不可。”他希望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要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上创造一些重要的经验”。1993年5月，镕基同志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际行动理事会第11次会议，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结合”的讲话，提出要“力争在90年代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主要有两点：一是高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比较，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作为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相比较，以公有制为主体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能否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坚信不疑，积极探索。”他还谈到：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过热问题，“再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办法已经不灵光了。现在只有走深化改革这条路子。我们应该把解决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只有改革动真格的，才能解决当前问题。”

　　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重要的一步，由于直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因此也是难度较大的一项改革。为设计和推进这项改革，镕基同志亲自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1993年下半年先后到了十几个省区市调研，直接与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交换意见，沟通协调，研究实施方案。他在广东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说：“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镕基同志在坚持税制改革目标原则的前提下，采取适当让步、灵活渐进的办法，使分税制改革在全国顺利实行。回忆起这段经历，镕基同志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金融体制改革是镕基同志花费心血较多的一项改革。针对长期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银行体制陈旧，经营机制落后，内部管理松懈等问题，镕基同志大刀阔斧地推行金融体制改革。他在1994年提出了金融改革的三项基本任务：“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他还富有远见地提出：“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启动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金融体系。他还主持推动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汇率并轨；提出了证券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指导推进中国股票市场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国有企业改革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改革最为艰难的一道坎。镕基同志深谋远虑，明确提出了国企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些精辟深刻的论述，抓住了破解国企改革难题的关键，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他还针对当时各级党政企干部的模糊认识和一些地方改革中出现的偏误强调，国企改革必须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抓大’，主要是为国有大企业创造自主经营的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不要从外部去搞瞎指挥、乱投资，但是要加强监管、审计。‘放小’，是把国有企业放活、搞好，而不是放松、放手不管，使国有资产流失，银行贷款收不回来”。他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镕基同志清醒认识到：“参加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因此，他主张应当争取尽快“入世”，利用“入世”机遇，加快自身发展。1998年镕基同志就任国务院总理之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历经10多年的曲折历程。为加快这一进程，镕基同志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压力，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亲力亲为地参与了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艰难的中美双边谈判，为中国“入世”踢进了最后的关键一脚。他先后多次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团，同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人既激烈交锋，又灵活应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有力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还赢得了对方的高度赞誉和尊重。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终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签署了协议。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启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新历程。

　　此外，镕基同志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集体领导下，主持和力推中国的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基本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

善于正确运用“两只手”进行宏观调控

洞察形势，深谙规律，成功驾驭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经济的目标不明确和体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政府主要依靠权力直接干预经济，导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状态。

　　镕基同志积多年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洞若观火，深谙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特点，善于正确运用“两只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他强调政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严格按照经济法则办事，干预调控经济的手段方式要适度；严厉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仅凭主观意志干预经济活动，热衷于上低水平的工业项目、搞重复建设。他严肃指出：“我们要坚决摒弃一种旧的观念，即认为上项目就是政绩，项目上得越多政绩越大。实际上，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不但不是政绩，而且遗祸后人，要负历史责任。”他还尖锐地批评：“政府部门不要干预企业，不要逼着人家搞高速度。那种地市县层层压速度的老一套办法，早已批评过了，现在不能再搞了。”

　　另一方面，镕基同志清醒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弱点和缺陷，强调政府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发现、防范和化解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对此，他曾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话：“市场既没有心脏也没有头脑，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良心。没有政府的经济干预，只有市场所带来的缺陷是不能得到纠正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一度陷入低谷，1989年 、1990年 、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为3.9%、5%、7%。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极大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全国各地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攀比，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出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

　　在这一片热潮中，镕基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1992年3月25日他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很好地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做到“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工作热情，头脑冷静”。他认为，加快发展要下功夫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等等，强调发展经济要的是质量、效益、科技进步基础上的速度。这些精辟的论述，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然而，形势的发展差强人意。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迅速提高到12.8%，1993年第一季度更飙升到15.1%，3月、4月物价涨幅突破了10%。

　　在年底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镕基同志进一步指出：“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认真“分析一下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是持久的因素还是暂时的因素”。1993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汇报会，镕基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6月9日，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他在会上严肃指出：“当前要采取的措施不是搞整顿，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经济办法、经济政策，尽可能少采取行政的办法。”他在会上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会后，国家计委又补充了三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十六条”初稿，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下文实施。由于应对及时，措施得力，使中国经济过热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止。

　　1993年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年平稳下降，分别为13.4%、11.8%、10.2%、9.7%、8.8%，通货膨胀也得到较好抑制，国民经济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平稳健康的“软着陆”。

　　1997年夏，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在此冲击下，中国外贸出口出现负增长；整个国民经济也面临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镕基同志沉着应对，果断指挥。他指出：“现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问题，正是我们在1992、1993年发生的问题，如果当时不是中央及时采取措施，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今日之泰国，不必等到今天了。”“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因为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解决经济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刹住了房地产热，抓了金融整顿、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为提振全国人民的精神，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镕基同志提出了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的目标，作出了人民币绝不贬值的承诺。他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在随后继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几年间，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赢得了亚洲和全球舆论的广泛赞誉。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镕基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主持国务院一系列会议，及时研究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同时努力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8年到2002年，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保持了社会稳定。在亚洲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经济很快就止跌回升，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1998年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7.8%、7.1%、8.0%、10.3%、8.0%，在亚洲地区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冲击的阴影。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平稳较快的发展，令亚洲及世界各国叹服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