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怎么一键root:耘山、周燕：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的特殊使命

 

　　1939年6月到1940年1月，毛泽民曾在苏联学习、治病。期间，季米特洛夫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民（资料图）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存放着一份编号为РГАСРИ，514／1／1044的档案文件，是由毛泽民亲自撰写的关于中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1939年6月到1940年1月，毛泽民曾在苏联学习、治病，其时他还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细读这份最新解密的《读后感》，能够了解当年在清算王明路线的前夜，许多未曾披露鲜为人知的细节。 　　季米特洛夫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毛泽民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之间，建立了一种文件、书信快速往来的联系。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民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情况报告，如《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等。这些报告被陆续转到季米特洛夫手中。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这里所说的“中国党的错误”，即从1932年1月开始的、在遵义会议上宣告破产的、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 　　季米特洛夫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接到季米特洛夫赋予的重要任务后，毛泽民集中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党的历史文件，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历次错误路线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梳理。 　　毛泽民来莫斯科原本是治病的，长期以来，严重的胃病和久治不愈的盲肠术后伤口，无情地折磨着他。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对毛泽民的身体和病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他们认为，对毛泽民的病症需要实施手术，但术后至少要有两三个月的恢复时间。毛泽民感到这样太耽误工作。他决定放弃手术，采取保守治疗。 　　然而，季米特洛夫交给他的任务却大有进展。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准备，关于中国党工作情况报告的总体思路已经形成。他在汇报材料中，重点批判了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统治时间最长的“左”倾机会主义。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更能反映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又最能切中党内机会主义的要害呢？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角度和立场，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12月6日，毛泽民郑重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呈交了他的《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工作人员很快将其译成俄文，提交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和执委会领导同志阅读。这份《读后感》的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这些错误论点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 　　用犀利的笔锋直指中共第三次“左”倾 　　毛泽民的《读后感》分为四个部分：“引言”、“痛苦的教训与经验”、“关于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和“后记”。为了透彻分析“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弄清错误的根源，毛泽民将“痛苦的教训与经验”作为全文的重点，其中对“左”倾错误的梳理和批判占了整个《读后感》三分之二的篇幅。文章开篇，毛泽民的笔锋就一针见血地戳向给我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左”倾错误：“某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各种斗争的某些干部，很容易犯‘左’倾错误和患‘左’派幼稚病。正因如此，各种敌人利用这些弱点，经常用动听的‘左’倾言论使我党的政策发生混乱，破坏党的统一，使革命遭到失败。” 　　毛泽民列举了中国党从建党以来所患有“左”倾宗派主义病的实例，以及给革命带来的危害。他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更加巨大的损失和危害。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八月会议（即“八七会议”），当时被认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时刻，挽救中国革命的会议。毛泽民则客观地评价道：“八月会议从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中挽救了党，但是又把党推向了‘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泥潭”，“给全体党员的宣言助长了盲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立三路线的基础”。 　　而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完全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在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遭到严重践踏的情况下，王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不仅没有完全摆脱立三路线，还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毛泽民揭示说，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毛泽民列举了一系列的沉痛教训： 　　在违背组织原则的情况下，叛徒李竹声掌握了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最终把白区的党组织全都出卖给敌人； 　　在中央苏区，博古和李德将单纯防御、退却和逃跑的政策相结合。结果，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过，致使中央苏区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张国焘一伙处决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另立中央，结果使红四方面军遭到重大损失； 　　湘鄂西党的领导人夏曦犯了“左”倾错误，结果红二军团失去了很多干部，如不是红六军团及时到达，改正这些错误，整个方面军就将被消灭。 　　在“痛苦的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毛泽民用非常精练的文字，概述了右倾机会主义给我们党带来的沉痛教训，并列举了右倾路线领导人叛变投敌的实例：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右倾集团从郑超麟到罗章龙等组成派别，在报刊上积极从事反党活动。这些人最终未能脱离托洛茨基的罗网，相继跌入了托洛茨基匪帮；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提出了南下的战略计划，要求在荒无人烟的西康地区建立苏维埃基地，想成为地方公爵。在长达数月与党中央争论中，他仍然推行破坏党的路线，尔后又开始南下，甚至另立中央。只是由于红二军团的监督，这些部队才得以突向西北……最终，张国焘只身叛变投敌，成为托洛茨基匪帮。 　　毛泽民随之气愤地写道：“无须再列举事实了！这些机会主义者时至今日已经变成了托洛茨基匪帮在中国的助手了。他们是相同的败类，还有什么可说的？！” 　　痛斥王明用“天方夜谭”欺骗共产国际 　　为了便于毛泽民了解更多的情况，共产国际干部部向他提供了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毛泽民一一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当看到米夫、王明等人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竟编造出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他气愤之极，便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以“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为题，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毛泽民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 　　毛泽民还更正和澄清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发言中，列举的多处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和数字。但马努伊尔斯基援引的实例和数字是留有余地的，他都用了“根据王明同志所说”这样的字眼儿。 　　毛泽民质问：这些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究竟在干什么？！他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的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天方夜谭”，给予不留情面的“回敬”。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毛泽民针锋相对，戳穿了王明的谎言：“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都要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对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有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毛泽民动怒了！在他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从米夫著书到王明的报告，绝不仅仅是单纯数字上的误差，而是通篇的谎言。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他愤怒的用词：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虚假的、不可信的、骗人、说谎、狡猾、愚蠢。 　　在这一节的最后，毛泽民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结束语，综上所述，我可得出如下结论： 　　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 　　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比延安整风早了三年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延安整风———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前了近3年的时间。据一位老同志回忆，直到1942年，在华北前线纪念抗大成立6周年的大会上，与会代表人手一册的纪念品还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可见，毛泽民在莫斯科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深刻认识和纯熟分析，更显得弥足珍贵。 　　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韶山农民，一个始终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工农干部，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从未有研究者关注到他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有何作用和建树。毛泽民本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曾说过：“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因此，我所知道的，也仅上述那很少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他在莫斯科对党的路线和政治斗争的脉络能梳理得这样清楚，分析得这样透彻，叙述得这样流畅？ 　　毛泽民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接受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中共负责人李立三和中共临时中央的直接领导，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复杂斗争环境。他本是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加之兄长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党内问题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从1932年到遵义会议长达3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严重排挤。毛泽东曾经说过：“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长杨至成、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去毛泽东那里最多的还属毛泽民。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对“左”倾错误路线的痛恶，以及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毛泽民心里是最清楚的，最感同身受的。 　　1939年12月，毛泽民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李德的会议。随后，他又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参加了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主持的讨论中国党干部问题的会议。离开莫斯科前，毛泽民郑重坦诚地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三点书面意见：关于中国党组织纪律问题、关于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教训。并尖锐指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 　　共产国际干部部对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在迎接建党九十周年的今天，重温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斗争并胜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艰难历程，最新解密的毛泽民的《读后感》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