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广西中越边境53号界碑:杨尚昆回忆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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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万里跋涉回祖国
1931年2月，我和张闻天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张闻天长我7岁。1928年，他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员，以后又被选送到红色
教授学院深造，并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的成员。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老
师和兄长。这次回国，我们是奔向军警特务严密控制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每一步
都得十分小心，防止暴露身份。在车上，我们不谈政治。只聊聊沿途的风光：西伯
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渔情。列车经过兴凯湖，到离海参裁不远的双城子（乌苏
里斯克）时，我们下车了。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他们中有不少我们的熟人。中山大学停办后，吴老（玉章）、
林老（伯渠）和江浩等12个人由联共分派到远东工作，林老在党校担任教员，吴老
先是在伯力党校任中国部主任，苏联科学院海参崴分院成立后，他调任分院的中国
部主任。我们很想去看看他们，但是，为了保密，护送我们的交通员不允许，连上
街也不许，只好换乘驶向绥芬河边界去的列车。
在绥芬河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个设在农村的秘密交通站。先换装，把身上穿
的西服、大衣和皮鞋脱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交通站，
以免途中遇到检查时引起麻烦，连我随身带的一张李伯钊的相片，也只好付之一炬。
张闻天还把眼镜也收了起来，生怕打碎了。但细细看，我们两个人的穿戴一模一样，
连皮帽子和皮耳朵的两根带子也一样。交通站发给我们每人一根腰带，说缝在带子
里的是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这一段，使用“哈代”
（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到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
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这才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这种状况，正是
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写照，怎不令人痛心！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
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
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用。苏联同志为我们想得真是周到！
因为没有护照，我们是偷越国境。在交通站等到天黑，一个苏联向导领着我们，
坐了一段马车，然后踏着很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来到一个苏军的巡逻兵哨所。一
路上越走越冷，简直把我们冻僵了，直到进人哨所，烤了一会儿火，才暖和过来。
当天晚上10点光景，向导又带我们出哨所，从山上下来，到绥芬河附近的铁路旁。
前来接应我们的是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我们便跟着他走，张闻天在前，我在
后，彼此相隔20步，一句话都不许说。遇到中国边境的哨兵问：“哪儿来的？”向
导回答：“山后来的。”哨兵也就不再问了。我们被带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五站，这里有家卖一点香烟、火柴的小商店，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站。一进去一看，
里面的人竟是我们的同学，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苏联的。我们在小店里睡了一
晚，两个人都睡在柜台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站上的同志带我们买了去哈尔滨
的火车票，临走时嘱咐：到哈尔滨后，在道外找个小店休息，当天晚上就有车去长
春。还告诉我们路上怎样买票，要注意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我们走后不久，这个
联络站就被破坏了。
哈尔滨到长春这段路程，我们坐的是没有座位的“闷罐子”车。当时正是农历
腊月底，车上旅客特别拥挤，没有暖气设备，只在车厢中间烧一个炉子。刚上车时，
人挤人不觉得冷，开车后，风驰电掣，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快到长春时火灭了，
冻得够呛！车上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一只尿桶，又脏又臭。好在路程不远，到
长春后，改坐南满铁路，三等车，窗上有两层玻璃，我们在车上吃了一份日本式的
盒饭“便当”，一边是饭，一边有一块卤成鱼，两根卤咸萝卜，还买了一壶热茶喝，
这才舒坦过来。
在大连住了一夜，买了统舱的船票，就是船底层装货的地方，里面挤得很，进
去就出不来了。船在青岛停了两个钟头，我们也不敢上去玩。2月17日，轮船到达上
海，我们走出又问又热的统舱。这时，正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
后，一路上步履踉跄。到上海后，他活跃起来了。他是江苏南汇人，懂上海话。我
们就在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孟渊旅馆住下，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了一封信给
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就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在哪里，我们的名字他也不
知道，我就写个“杨”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秦邦宪）来接头了。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从欧洲走呢？我们说：共产国际原来也跟我们说过，只是搞护照需要
时间，我们既然决定回国了，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决定走偷越国境的交通线！
博古告诉我，李伯钊分配在上海的法南区委，做宣传工作，又到一家香烟厂里
做工人工作。她比我们先到，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但没有交通站照顾，所以更困难
一些。我和伯钊重逢以后，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周围白色恐怖下，安
了家，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
我们回到上海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王明已经上台。他的《为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米夫吹捧为忠实于国际路线的“杰作”
后，正在党内强行贯彻。他的办法，是在组织上“引进”“拥护国际路线” 的干部，
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以反“右倾”为名打击异己。在米夫的操
纵下，本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沈泽民担任了中央宣传
部部长；王稼祥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日报》主笔；博古任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长，不久又接替关向应为团中央书记。
王明进人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
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
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
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
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
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
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
我在见到博古后几天，有人带我到一个旅馆去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莫斯
科就认识我，见到了就说：你回来啦，你的工作在总工会，张国焘会找你。再过了
两天，张国焘就来了，把我带到他家里，跟别人说我是他的表弟。那时，工会工作
的处境很艰难。四中全会前，全国总工会党团掌握在罗章龙、徐锡根和王克全手里，
由于他们在四中全会前后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发展到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
员会”、“第二工会党团”和江苏“第二省委”，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确
定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为全总党团书记，我被任命为全总宣传部长，组
织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人罗登贤。那时的全国总工会是秘密组织。不久，
张国焘、夏曦、沈泽民等先后被派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去，全总党团书记由罗
登贤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便调到上海
担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饶漱石，宣传部长姓王，名字忘记了，
以后是廖承志。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是经国民党核准的“合法”组织，被我们称为
“黄色工会”，“工联会”是秘密的，称为“赤色工会”。
我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过半年，没有做多少事。因为国民党上海总工会
的力量很大，而党所领导的工联会力量微弱，一部分秘密工会又被罗章龙他们抓过
去，张国焘接手时关系就中断了。2月初，国民党在龙华杀害共产党员23人，其中有
工会干部6人，包括：全总秘书长林育南，上海工联会秘书长龙大道，秘书彭观耕，
组织部长何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同时被捕牺牲的还
有江苏省委委员李求实，“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等，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损失。
一批原来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工厂企业，如：法商电车公司、日商内外棉十三厂、闸
北丝厂、英租界的彩印厂、陈郁和廖承志工作过的海员工会等的工作，几乎全部垮
了。上海工联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秘密机关。
在搞工会那一段，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跑工厂，寻找老的工会会员，尽力把
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我第一个找到的是陈郁，他是海员工会的。以后又
到工厂去找老的工会会员，要他们发展组织，发展工会会员。那样跑很危险，因为
有时要在那里等很久，如果遇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就会出事。当时的分工，上海
工联会负责恢复电车公司、彩印厂等的工会，全总负责内外棉十三厂和闸北丝厂等。
闸北丝厂的女工戴重远，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化名黄菊英，我在莫斯科时认识她，都叫她小红。我便在工厂放工的时候到丝厂门
口去找她。丝厂女工多，等候在厂门口的有许多男人，有的是来接亲人的，有的是
来找对象的，有的是来占女工的便宜的，上海话叫“吃豆腐”。我就混在人群中间，
终于找到了小红，这样，丝厂党的组织关系就接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4月1
日，闸北丰泰、庆丰两家丝厂的工人带头罢工，提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
职工生活条件。当天下午，起来响应的有助多个厂，罢工人数达1．6万人。
但是，工厂的工作刚刚得到一点恢复，便受到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
工作上是命令主义：
第一，工作略有起色，就夸大主观力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年3月，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说：全一国12万党员中，真正产业工人不过20
00人，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赤色工会，规定在“五卅”总检阅时，
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说在两个多月内，至少要增加到1．2
万人，翻六番，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第二，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革命力量异常薄弱的情况下，每逢革命的纪念日
和节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而且所提口号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这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是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运动，包括用文字、图画、演说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
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种严峻局势下，上述这种幼稚的“左”倾要求，只能
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和党组织的脱离群众。比如：五一节那天，国民党通令禁止游
行示威，党组织发动的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都遭到残酷镇压；“五卅”纪念日前夕，
国民党又宣布“特别戒严”，省委和“工联会”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又被军警驱散。
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说：上海市只有14个支部能经常开会，在“红五
月” 内只发展了31名党员，五一纪念在群众中“未造成热烈气氛”，拥护红军和苏
维埃“未成为政治运动”；更加严酷的事实是：4月下旬，全总秘书长谭寿林和恽代
英，因叛徒告密，遇难于南京雨花台。
第三，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强调要“打倒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建立
“赤色反对派”。当时，全国估计有产业工人300万人，同党有联系的只有3000人，
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被称为“黄色工会”，全国的“黄色工会”，据1929年
统计，有100多个，会员号称170万人。双方力量悬殊，在斗争中却根本不讲究策略。
有一次，光华染织厂的工人为了反对压迫工人的厂规而罢工，出版、邮务、法电等
“黄色工会”起来声援光华厂的斗争，这本来是促进工人阶级联合、壮大斗争力量
的很好机遇。但是，王明主持的江苏省委却提出“打倒黄色工会”、“拥护红军和
苏维埃”等口号，结果，斗争的目标不是集中于指向压迫工人的国民党当局，而是
转移到反对正在声援光华染织厂罢工的“黄色工会”上去。这年7月间，为了配合反
对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江苏省委又强调要“组织一、二个胜利的大斗
争，瓦解一、二个主要的黄色工会，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然，这又是一纸玩弄革
命词句的空头文件。当时，邮务工会等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他们为工人的经
济利益而斗争比较重视，负责人是朱学范。解放后我见到他时说：“我们在上海时
专门和‘黄色工会’斗争，那时候政治上幼稚啊！”
第四，当时有的同志曾批评这种“左”的错误政策说：“飞行集会和示威是立
三路线的产物。”省委立刻接二连三地作决议。发指示，严厉批判说：这是“机会
主义的抵制”；指责我们上海工联会“反倾向斗争开展得不充分”，提出要“改造
工联党团”，“选真正勇敢的工人组成工联常委，领导工作”；并继续要求“加紧
开展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特别是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
务的决议中指责：中共不能在非苏区发动强大的运动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
非苏区“要全力以赴地组织强大的保卫苏区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
这些“左”倾的空谈进一步助长了王明的冒险主义。
从全总到上海工联党团，大约半年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忙恢复工会组织，发展
党员和工会会员。但刚恢复点组织，就要我们发动罢工，实际上搞不起来。后来，
担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种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
组，每个组里有几个赤色工会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呼：
“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捕
和厂警赶来弹压，就都回去了。像这样的罢工，不知搞了多少次。结果，首倡罢工
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党员暴露，组织瓦解。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遭受
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飞行集会呢？就是从闹市区，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
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个购物中心）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马路上
的行人围拢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
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每次行动的结果，总有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遭受
损失。工作的过程总是：恢复组织——搞罢工、冲厂——遭受破坏——重新恢复组
织，形成如此的恶性循环。有的同志反对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但上级作
了决定，只好服从。我那时候还没有从路线上、策略上认识这样做的不对，只觉得
工作非常难做，群众很难发动。
193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全总党团书记。我在莫
斯科时认识少奇同志，他回上海是我去接的。我在工会的工作有一段是他领导的。
少奇同志一回来就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他主张白区职工运动的策略应该是“防御与
反攻”的，不应该不顾主观力量，不计后果。他提出要彻底转变工作方式，要善于
把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不要脱离工
人的日常斗争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记得那时候，职工国际传来一本《罢工与作战》
的书，内容是讲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赤色反对派怎样闹搞垮黄色工会的。少奇同志不
赞成这本书的观点，没有印发。可惜少奇同志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
回国的，虽然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临时中央对他并不重视，一般的政治局会议
不通知他参加。所以，职工运动仍然继续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愈演
愈烈。
关厂主义的严重恶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举国为之震动，群
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全力
对付共产党，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
大力推行特务政策，加紧搜捕共产党人。那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
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不但掌握很多中央机关和负责
人的地址和机密，就连一般共产党干部所住房子的陈设，他也大体上看得出来，比
如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凳子，有时连柜子也没
有，没有一个住家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紧
急布置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干部搬家。大概有一个星期，停止了一切活动，就是忙搬
家。省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给一张顾顺章的照片，让大家认清这个叛徒的模样，
提高警惕，又规定白天不要上街活动，以防被叛徒指认出来。我们搬家很简单，一
个铺盖卷，一只手提箱，雇一辆“黄包车”就解决了，困难的是租房子，二房东不
愿把房子租给光棍汉。因为李伯钊在莫斯科进过护士学校，为了适应反“围剿”战
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这方面的人才都要到苏区去，所以她1931年三四月就进人
苏区，比我先走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便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对二房东说：一
个月以后，我把太太接来住。到了期限，再搬家。有些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就以假
夫妻作掩护。
6月底，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国民党中
央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7人。
周恩来决定进人中央苏区，王明要去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
一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建立以博古为首，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
云、王云程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同志化装成法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外国人开
的旅馆里，有半个月没有出来。以后情况缓和了，他才走的。
这时，我从上海工联会党团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
整：书记由临时中央成员王云程兼任，王是武汉的工人，所以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
担任过有名无实的副校长，这时当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孔原（即陈铁铮、陈子
坚），我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蔡泽民先后任秘书长，陈资平任军委书记，帅孟
奇为妇女部长，外县工作设徐海蚌特委，刘瑞龙为书记。因为形势险恶，省委很少
集中开会，平时开会，实际上就是3个人：王云程、孔原和我。政治局同江苏省委联
系的是张闻天，我们3个人开会，他经常来参加。在我们3个人中间，我只知道孔原
住的地方，孔原只知道王云程的住址，只有王云程知道孔原和我住的地方，所以组
织是很严密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
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越来越不得人心，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一
些地方实力派也呼吁“停止剿共，请缨抗日”。但临时中央这时却仍强调：目前中
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江苏省委也发出紧急通知，规定了
对“满洲事变”的具体斗争策略，继续严重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第一，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上，“将这一大会转变到我
们的领导之下来”，也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要立刻夺取领导权。9月26日，由虞
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
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组织却认为是反
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怎么夺取呢？便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
众，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
卫苏联”等口号，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10天以后，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成
立，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
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
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
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1月28日，
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面对日本的严重挑衅，“抗日救国会”召开各
界代表会议。“民反”率领所属各团体代表160多人，拥人会场，事先未经洽商，提
出要“接管”抗日救国会，双方引起争执。市商会、市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纷纷
退席。那时，上海民众要求抗日的热情很高，华界的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往租界
跑，街上睡满了人，学生也停课了。学校的党组织恢复了一些，比较强的有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学生是反日的。我们还办了一份日刊《民反》，有公开
的办事处，形势很好。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一点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联合这些“
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教育争取群众，是非常有利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冲突的结
果，力量互相抵消，足以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二八事变后 3天，临时中央竟
然在《宣言》中称：“一切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国民党各派军阀
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黄色工会及大商人的组织（市
商会、同业公会等）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只有共产党也惟有共产党所
指出的道路是惟一的挽救中国、救中国劳苦群众的道路”这种骂倒一切的架势，结
果只能是失去群众，孤立自己。
第二，把正在抗日的十九路军的将领作为打击对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
路军将领蔡廷改蒋光点等，自动率部起来抗击日军，各界群众奋起支援前线．慰劳
将士。“民反”也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队，买来一批毛竹，锯成竹筒，上面开个口子，
写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队”字样，组织许多学生深入到闹市区和车站
码头劝募。所得的款项购成物品，派人送到前线，直接分送给十九路军士兵。临时
中央却号召“愤激” 的群众，组织和发展工农自己的武装，派得力同志“打入”包
括十九路军在内的国民党武装组织中去，使这些武装组织“转入我们的影响之下，
成为我们武装组织的一部分”。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
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鼐等是“假抗日，真出卖”，号
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
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安居在莫斯科的王明
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鼎蔡廷谐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
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
降帝国主义”等等。这无异是发动正在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起来兵变。十九路
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闸北。退到南翔一带，省委宣传部根据临时中央
决议中提出的为取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的指
示，在发布的口号中竟提出：“掉转枪头向不抵抗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长官开火！”
省委还布置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准备在上海建立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3月初，
省委在闸北召开200人的民众“大会”，号召占领闸北，建立抗日政权，发动城市游
击战争。会场被国民党军警100多人包围，当场逮捕十余人，主持大会的军委干部孙
小保被当场击毙。更荒唐的是，还布置十九路军中的秘密党员，站在马路边的邮筒
上发表演讲，鼓动士兵不要离开阵地，掉转枪口去打下令撤兵的军官。这些党员和
积极分子因此被国民党的军警捕去，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
位叫韩进的，头被打伤了，但没有死，后来到《新华日报》工作。回忆这些往事，
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在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同时，提出“要与改组派、第三党、人权
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作无情斗争”，“夺取他们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
按照临时中央的说法，这些派别“绞尽心血”，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国民党的统
治”，“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后来，这些政治派别中的
许多人，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影响下，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加深了，他们提出
“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的口号，有利于我党反对日本和蒋介石。至于宋庆龄、
邓演达等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始终反蒋不反共，是十分值得尊敬的。1931年8月，邓演达宣告成立“第三党”
后不久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临时中央却把“第三党”称为“中国最危险的东
西”。当时，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
湘沪战争爆发后，闸北、南市等华界大批难民拥人租界。上海30多家日本纱厂
宣布关厂停业，上海工人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一时有30万工人失业。他们无衣无
食，有的露宿街头巷口。我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上海各业工人反
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反”），并在《申报》刊登募捐通告，学生也帮助在街
头募捐，用募得的钱，先在沪西工厂区买米熬稀饭，一日两餐，帮助失业工人维持
生活，叫开“大锅饭”。这件事，受到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长的少奇同志表扬，有
一次他还带我去向临时中央汇报。但是，经费不足，人多粥少，即使是从苏区的工
农中也募得一部分捐款，仍难于持久。有一天，薛暮果跑来找我，一进门就说：
“我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工作，有件事不好办。”薛暮果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
在莫斯科时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早就认识他。他说：“孙夫人要我送两千元钱给
你们，可是中央不赞成，怎么办？”我想这是好事情，我们正愁没钱开“大锅饭”
哩！宋庆龄对十九路军抗日积极支持，曾经冒着炮火的危险亲临吴凇慰问十九路军
将士，又和何香凝一起在交通大学设立可容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我没有把她
看成是“中间势力”。对薛说：“孙夫人支持我们，我表示感谢，但我得让省委通
过一下才行。”一讨论，省委同意。事后，我们在“民反” 的小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这件事，临时中央没有批评我们。但康生在批评少奇同志时，指责他“以工团
主义观点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充满了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是“实际工作里的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决定撤了少奇同志中央职工
部长的职务，由康生接任。“工反”是“民反”的团体会员，这项批评，也间接地
涉及到我们。
到5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
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同我们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
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也是赞成复工的。省委却决定继
续坚持罢工。4月22日，我们宣传部发了传单，上面写道：“从上海事变以来到现在
还坚持反日罢工的沪西纱厂工友，正表示工人是反日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他们英勇
的斗争，正是我们全上海以及全中国工人的好个模范”，“我们必须同沪西……工
友一致起来，继续反日罢工！以我们工人武装来领导继续反日革命战争！”
为了这个事，我还到沪西小沙渡路去说服罢工委员会，惟一的理由就是反日要
反到底！工人回答说：“共产党号召我们罢工，时间这么久，大锅饭又不能吃了，
还不准我们上班，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小范围的围攻积极分
子。到5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80多天，大锅饭已开不下去，大
部分工人坚持不了啦，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
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 的威信一落千丈。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
“民反”在公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开“追悼会”，参加的有几千人。会后，抬着棺
材在公共租界里转了一圈。喊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得到群众的同情。游
行队伍在最后想冲过外白渡桥，进人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本人对空开了一排枪，
队伍便散了，抬棺材的学生把棺材放在马路上也跑了。到夜里，我们派车去把棺材
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做得好，结尾不好，说明当时还是
“左”得很。
这时，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也找到“民反”办事处来了。“一二八”前一天，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了讨好日本，曾下令取消一切抗日组织，租界的工部局也曾宣
布封闭“民反”的办事机构，但是，战端一开，上海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上海
市民的抗日洪流下，工部局也就眼开眼闭，“民反”的办事机构照常公开活动。停
战协定签订后，巡捕房派人来查封。他们进来还是很客气的，说：中国政府已和日
本签了停战协定，你们在租界里反对和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不好办；请你们搬
到华界去活动！来了一手“礼送出境”。查封的时候，我去了，但进不了那个房子
只能在街上和他们交涉。王云程也去了，还有中央宣传部的凯丰。他们对我说：老
杨，号召群众冲进去。我一看街上没有多少人，就拒绝了，说为了避免损失，你冲
了就闹僵了。当晚我们找了几人，里面有李漠华，他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的，
一起去找巡捕房的头头，要求启封，他们不答应。我们又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里面有我们的东西，有桌子，还有文件什么的。巡捕房的头头说：准许你们把东西
搬出来，但只许利用晚上的时间搬。“民反”是一个群众团体，搬到国民党统治的
华界，就无法公开活动了！到5月底，省委决定，将“民反党团”与“上海反帝大同
盟党团”合并，由洪灵菲为党团书记，刘英任组织委员，吴驰湘任宣传委员。我在
“民反”的工作告一段落。
关于“伍豪事件”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所谓“伍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是和国
民党特务的一场复杂的斗争。
‘伍豪”是五号的谐音，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学参加觉悟社时所用的代名，党
内文件中有时也用这个代名。1932年2月16日，周恩来同志进人中央苏区后的3个月，
上海的树报等登载了一则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内称因不满共产国际对
中国革命的指导而退出中国共产党。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除“伍豪”
一人署名外，其余242人都没有列出名字。这是非常恶毒地诬陷周恩来同志的政治阴
谋。为了辟谣，临时中央代拟了《伍豪启事》，准备在《申报》刊登。但《申报》
广告处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便刊登为伍豪辟
谣的启事。
这件事，我也经手过。为了尽快地揭露敌人的阴谋，2月20日，江苏省委决定，
以我们宣传部名义发一份政治传单，传单明确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
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
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
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宣传部的传单是直接发到党支部的，它的作用在于迅速地
在党内揭露敌人的阴谋，不受他们的欺骗。
接着，2月27日，上海出版的《实报》第十一期上，既刊登了揭露敌人阴谋的
《伍豪启事》，又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谴责国民党“以卑
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
国共产党”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党还以重金委托《申报》的常年法律顾问、法
国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在《申报》代登一个启事，公开辟谣。
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了澄清事实，粉碎国民党特务的
谣言，也特地署名在苏维埃区域专门发了布告。
谁知道，事隔30多年，lpe7年，天津的“红卫兵”从报上查到敌人伪造的启事
后，不明真相，抄送江青。“四人帮”企图陷害周恩来总理，把材料送给毛主席。
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文革”开始，我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利用“伍豪事件”大作文章，我是
后来知道的。当年，在处置“伍豪事件”时，我曾经手过以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
发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所以就我所知，在这里说一下。
向陈云周定报警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半月，蒋介石着手部署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联手对付共产党。
过去，华界的警察不许在租界捕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叛徒，上街指认，发现地
下党员后，就上前寻衅和你打架，把你扭送进巡捕房，经国民党当局与捕房交涉后
送往南京。1933年后，他们搞了个“引渡协定”，一发现地下党员，就被架上黑色
的警车，押解给中国当局。凇沪战事紧张时，“民反”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所以
有许多人认识我，连巡捕都知道我，称我为“杨先生”。形势变化后，许多同志活
动就困难了。七八月间，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不换人，书记由章汉夫担任，
宣传部长由陶铸担任。“民反”组织合并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我奉中央之命隐蔽
起来，不出来活动，连上电影院也不许。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复活》。
后来陈赓同志在电影院门口被捕，组织上要大家检查。我说：我也看过电影，就是
陈赓被捕的那家影院，不是同一天。结果，给了我一个警告，当然是口头的。
隐蔽起来后，我先在杨树浦租了一间“灶破间”。这是石库门中式民居的小厨
房，只有五六平方米，能放一张小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挂一个竹制的碗柜；房租
很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后门由我掌握，进出方便。
6月中旬，沪西遭到一次大逮捕。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筹备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
临时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指定我和徐冰（邢西萍）等负责筹备工作。18
日，省委在比较偏僻的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召开代表大会，公开
的名义是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设自由市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场
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先后逮捕95人，全部押送到南京。9月底，13人被国民政府高等
法院判处死刑遇难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18年；只有12人
交保释放。这是上海的又一次大破坏，损失惨重。这次大逮捕时，我正患疟疾，前
后躺了十来天，不然也难以幸免。
过了些日子，组织上派华少锋（华岗）通知我搬到原来中央宣传部机关去住。
有一天，突然碰到张闻天。他对我说：“我要到外边工作去了，不久我们还会见面。”
他没有具体说，我也不便问。后来才知道，临时中央已决定张闻天等进人江西苏区。
他是中央宣传部长，想把我留在上海当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也没有管，因为连个机
关也没有。不久，临时中央组织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我管宣传工作。我开始和“左联”、
“社联”的同志，如徐冰。欧阳继修（阳翰笙）、夏衍、冯雪峰、朱镜我、王学文
等有些接触。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先让我去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很快又让我
去满洲。我便关起门来看了半个月满洲的材料，组织上又告诉我不去了，让我到中
央苏区。这样折腾了大概一个月，最后才走。
在这段时间内，12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
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于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
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钧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
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时，组
织上已通知我进人苏区，中断在上海的一切联系，正等候秘密交通安排起程。由于
情况紧急，不得不派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向陈云同志报警？因为我做救济失
业工人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他的住处。我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
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这件事那样重要，我责无旁贷，回答说：“我可以闯
一下。”
陈云同志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离开我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那时，
他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不着西装，住在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同
住的是一对假夫妻，女的叫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一天，下着瓢泼
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子放下。
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
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
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
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
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回来时，我在离住地较远的地方下车，生怕后面有“尾巴”，故意绕了几个圈
子才进屋。见中央来的同志还守在那里，我顾不得脱下被雨淋湿的衣服，便向他复
了命。后来听说，陈云同志回来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
这件事，后来在延安时见到陈云同志，他还记得，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
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
我在上海工作的两年，情况是很复杂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民众
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退让的蒋介石威信扫地。中
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所以，一二八事
变以后的5个月内，上海的党团组织和工联，互济会人数都有所增加。特另在知识界
中，“左联”、“社联”、“记（者）联”和“教联”等团体空前活跃。但是，
“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的政策，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因此，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些“左”的东西，思想上渐渐产生反感，情绪上比较消沉，行
动上开始徘徊；在局部问题上，开始萌发出应该实事求是的想法，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次：
第一次，是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回国不久。他对工人运动提出了“防御与反
攻”的正确策略，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是最早起来向左倾教条主义
的挑战。
第二次，是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前夕。针对九一八后，临时中央推行的极左
策略，江苏省委就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党的策略及工作路线，发出了第二号通告。
《通告》认为：上海的工人斗争已“开始了复兴的形势”，但是“不可过分估量”，
“我们不要闭着眼睛说大话，我们要认清事实”。客观事实是：从革命的主观力量
来说，由于“四一二”以后的“恐惧心理非常之深”，历史上党的错误政策“如盲
动、强迫罢工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给群众不好的影响，“至今不易发动起来”，以
致党的“组织力量非常弱”，“工人斗争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大企业方面来……推
动整个阶级战争就缺乏中心的力量。”从革命的对立面来说，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
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合法观念在群众中正在“一天
天生长起来”，黄色团体正在发展等。否认或者轻视这些事实，就是在“客观上”
帮助敌人，麻痹自己。《通告》进一步指出：和1925年“五卅”时不同，“那时是
民族联合战线的形式，现在阶级的结合关系已有剧烈的转变了，我们亦不应该图谋
单纯的来做。”即要“再来一个‘五卅’”。因此，《通告》主张：“目前主要的
策略路线，仍是六次大会所给予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路线’。”今后斗争的发展
“必然是曲线的、艰苦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来领导推动目前的形势”，
那么必然可以促进复兴的形势更快发展。此时此刻，《通告》强调六大制定的“争
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无疑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
第三次，是1932年秋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央
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两篇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张闻天任中宣部部长，经常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指导工
作，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
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
鼓动形式，切莫要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前一文发表在 11月初出版
的《斗争》第 30期，尖锐地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
窄的秘密范围的最大的障碍物”；强调文艺界要“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
且严厉批评了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论”，和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等
观点。后文发表在9月中旬出版的《斗争》第31期，文中提出的“党八股”是我第一
次听到的新概念。他借喻江湖艺人出场所念的“十八套”套语，或十八句口诀，来
讽刺我们宣传工作中不问场合，不看对象，张日闭口公式化的老一套话语。他说：
“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
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
都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
法子吸引群众。但他仍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
纪律上必须服从上级，二是自身还缺乏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所以，只要莫斯科的
指示一来，他还是认真体会，加以阐述、论证、注解，难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这是我们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人的悲哀，贤者如闻天同志也没有例外。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愈演愈烈时，我正在第一
线工作；当党的工作遭受孤立、缩小、下降时，我也在；但由于我缺乏实际斗争经
验，又在莫斯科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些仍不能从根本上识别。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以实事求是精神对“左”倾错
误的一些冲击，使我很受启发。比如，我当宣传部长，所有宣传品都要写“武装保
卫苏联”，“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都得那么写，群众根本不能接受，
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是不行的。又如，一个工厂里只有三个积极分子，要我去组织罢
工，感到实在没有办法，下意识地觉得这种办法是搞不赢的。有一段，我也比较消
沉。但当时我对“城市中心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
也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认为打着国际招牌的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
法其实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实践是鉴别是非、催人深省的最好的老师，我
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认识清楚，但现实斗争中由于不顾实际情况的蛮干而一次
次失败的惨痛事实，使我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成为此后进一步接受客观真理的起
点。
1935年，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给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革命者描述
了一幅政治漫画，指出他们的策略是：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
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
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
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
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
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
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
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他的这些话真是人木三分，令人折服。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下，国民
党统治区的工作是怎样被断送的呢？我在上海时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1931年2月，我和张闻天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张闻天长我7岁。1928年，他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员，以后又被选送到红色
教授学院深造，并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的成员。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老
师和兄长。这次回国，我们是奔向军警特务严密控制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每一步
都得十分小心，防止暴露身份。在车上，我们不谈政治。只聊聊沿途的风光：西伯
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渔情。列车经过兴凯湖，到离海参裁不远的双城子（乌苏
里斯克）时，我们下车了。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他们中有不少我们的熟人。中山大学停办后，吴老（玉章）、
林老（伯渠）和江浩等12个人由联共分派到远东工作，林老在党校担任教员，吴老
先是在伯力党校任中国部主任，苏联科学院海参崴分院成立后，他调任分院的中国
部主任。我们很想去看看他们，但是，为了保密，护送我们的交通员不允许，连上
街也不许，只好换乘驶向绥芬河边界去的列车。
在绥芬河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个设在农村的秘密交通站。先换装，把身上穿
的西服、大衣和皮鞋脱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交通站，
以免途中遇到检查时引起麻烦，连我随身带的一张李伯钊的相片，也只好付之一炬。
张闻天还把眼镜也收了起来，生怕打碎了。但细细看，我们两个人的穿戴一模一样，
连皮帽子和皮耳朵的两根带子也一样。交通站发给我们每人一根腰带，说缝在带子
里的是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这一段，使用“哈代”
（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到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
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这才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这种状况，正是
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写照，怎不令人痛心！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
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
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用。苏联同志为我们想得真是周到！
因为没有护照，我们是偷越国境。在交通站等到天黑，一个苏联向导领着我们，
坐了一段马车，然后踏着很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来到一个苏军的巡逻兵哨所。一
路上越走越冷，简直把我们冻僵了，直到进人哨所，烤了一会儿火，才暖和过来。
当天晚上10点光景，向导又带我们出哨所，从山上下来，到绥芬河附近的铁路旁。
前来接应我们的是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我们便跟着他走，张闻天在前，我在
后，彼此相隔20步，一句话都不许说。遇到中国边境的哨兵问：“哪儿来的？”向
导回答：“山后来的。”哨兵也就不再问了。我们被带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五站，这里有家卖一点香烟、火柴的小商店，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站。一进去一看，
里面的人竟是我们的同学，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苏联的。我们在小店里睡了一
晚，两个人都睡在柜台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站上的同志带我们买了去哈尔滨
的火车票，临走时嘱咐：到哈尔滨后，在道外找个小店休息，当天晚上就有车去长
春。还告诉我们路上怎样买票，要注意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我们走后不久，这个
联络站就被破坏了。
哈尔滨到长春这段路程，我们坐的是没有座位的“闷罐子”车。当时正是农历
腊月底，车上旅客特别拥挤，没有暖气设备，只在车厢中间烧一个炉子。刚上车时，
人挤人不觉得冷，开车后，风驰电掣，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快到长春时火灭了，
冻得够呛！车上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一只尿桶，又脏又臭。好在路程不远，到
长春后，改坐南满铁路，三等车，窗上有两层玻璃，我们在车上吃了一份日本式的
盒饭“便当”，一边是饭，一边有一块卤成鱼，两根卤咸萝卜，还买了一壶热茶喝，
这才舒坦过来。
在大连住了一夜，买了统舱的船票，就是船底层装货的地方，里面挤得很，进
去就出不来了。船在青岛停了两个钟头，我们也不敢上去玩。2月17日，轮船到达上
海，我们走出又问又热的统舱。这时，正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
后，一路上步履踉跄。到上海后，他活跃起来了。他是江苏南汇人，懂上海话。我
们就在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孟渊旅馆住下，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了一封信给
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就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在哪里，我们的名字他也不
知道，我就写个“杨”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秦邦宪）来接头了。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从欧洲走呢？我们说：共产国际原来也跟我们说过，只是搞护照需要
时间，我们既然决定回国了，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决定走偷越国境的交通线！
博古告诉我，李伯钊分配在上海的法南区委，做宣传工作，又到一家香烟厂里
做工人工作。她比我们先到，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但没有交通站照顾，所以更困难
一些。我和伯钊重逢以后，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周围白色恐怖下，安
了家，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
我们回到上海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王明已经上台。他的《为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米夫吹捧为忠实于国际路线的“杰作”
后，正在党内强行贯彻。他的办法，是在组织上“引进”“拥护国际路线” 的干部，
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以反“右倾”为名打击异己。在米夫的操
纵下，本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沈泽民担任了中央宣传
部部长；王稼祥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日报》主笔；博古任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长，不久又接替关向应为团中央书记。
王明进人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
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
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
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
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
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
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
我在见到博古后几天，有人带我到一个旅馆去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莫斯
科就认识我，见到了就说：你回来啦，你的工作在总工会，张国焘会找你。再过了
两天，张国焘就来了，把我带到他家里，跟别人说我是他的表弟。那时，工会工作
的处境很艰难。四中全会前，全国总工会党团掌握在罗章龙、徐锡根和王克全手里，
由于他们在四中全会前后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发展到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
员会”、“第二工会党团”和江苏“第二省委”，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确
定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为全总党团书记，我被任命为全总宣传部长，组
织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人罗登贤。那时的全国总工会是秘密组织。不久，
张国焘、夏曦、沈泽民等先后被派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去，全总党团书记由罗
登贤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便调到上海
担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饶漱石，宣传部长姓王，名字忘记了，
以后是廖承志。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是经国民党核准的“合法”组织，被我们称为
“黄色工会”，“工联会”是秘密的，称为“赤色工会”。
我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过半年，没有做多少事。因为国民党上海总工会
的力量很大，而党所领导的工联会力量微弱，一部分秘密工会又被罗章龙他们抓过
去，张国焘接手时关系就中断了。2月初，国民党在龙华杀害共产党员23人，其中有
工会干部6人，包括：全总秘书长林育南，上海工联会秘书长龙大道，秘书彭观耕，
组织部长何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同时被捕牺牲的还
有江苏省委委员李求实，“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等，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损失。
一批原来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工厂企业，如：法商电车公司、日商内外棉十三厂、闸
北丝厂、英租界的彩印厂、陈郁和廖承志工作过的海员工会等的工作，几乎全部垮
了。上海工联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秘密机关。
在搞工会那一段，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跑工厂，寻找老的工会会员，尽力把
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我第一个找到的是陈郁，他是海员工会的。以后又
到工厂去找老的工会会员，要他们发展组织，发展工会会员。那样跑很危险，因为
有时要在那里等很久，如果遇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就会出事。当时的分工，上海
工联会负责恢复电车公司、彩印厂等的工会，全总负责内外棉十三厂和闸北丝厂等。
闸北丝厂的女工戴重远，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化名黄菊英，我在莫斯科时认识她，都叫她小红。我便在工厂放工的时候到丝厂门
口去找她。丝厂女工多，等候在厂门口的有许多男人，有的是来接亲人的，有的是
来找对象的，有的是来占女工的便宜的，上海话叫“吃豆腐”。我就混在人群中间，
终于找到了小红，这样，丝厂党的组织关系就接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4月1
日，闸北丰泰、庆丰两家丝厂的工人带头罢工，提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
职工生活条件。当天下午，起来响应的有助多个厂，罢工人数达1．6万人。
但是，工厂的工作刚刚得到一点恢复，便受到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
工作上是命令主义：
第一，工作略有起色，就夸大主观力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年3月，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说：全一国12万党员中，真正产业工人不过20
00人，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赤色工会，规定在“五卅”总检阅时，
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说在两个多月内，至少要增加到1．2
万人，翻六番，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第二，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革命力量异常薄弱的情况下，每逢革命的纪念日
和节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而且所提口号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这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是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运动，包括用文字、图画、演说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
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种严峻局势下，上述这种幼稚的“左”倾要求，只能
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和党组织的脱离群众。比如：五一节那天，国民党通令禁止游
行示威，党组织发动的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都遭到残酷镇压；“五卅”纪念日前夕，
国民党又宣布“特别戒严”，省委和“工联会”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又被军警驱散。
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说：上海市只有14个支部能经常开会，在“红五
月” 内只发展了31名党员，五一纪念在群众中“未造成热烈气氛”，拥护红军和苏
维埃“未成为政治运动”；更加严酷的事实是：4月下旬，全总秘书长谭寿林和恽代
英，因叛徒告密，遇难于南京雨花台。
第三，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强调要“打倒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建立
“赤色反对派”。当时，全国估计有产业工人300万人，同党有联系的只有3000人，
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被称为“黄色工会”，全国的“黄色工会”，据1929年
统计，有100多个，会员号称170万人。双方力量悬殊，在斗争中却根本不讲究策略。
有一次，光华染织厂的工人为了反对压迫工人的厂规而罢工，出版、邮务、法电等
“黄色工会”起来声援光华厂的斗争，这本来是促进工人阶级联合、壮大斗争力量
的很好机遇。但是，王明主持的江苏省委却提出“打倒黄色工会”、“拥护红军和
苏维埃”等口号，结果，斗争的目标不是集中于指向压迫工人的国民党当局，而是
转移到反对正在声援光华染织厂罢工的“黄色工会”上去。这年7月间，为了配合反
对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江苏省委又强调要“组织一、二个胜利的大斗
争，瓦解一、二个主要的黄色工会，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然，这又是一纸玩弄革
命词句的空头文件。当时，邮务工会等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他们为工人的经
济利益而斗争比较重视，负责人是朱学范。解放后我见到他时说：“我们在上海时
专门和‘黄色工会’斗争，那时候政治上幼稚啊！”
第四，当时有的同志曾批评这种“左”的错误政策说：“飞行集会和示威是立
三路线的产物。”省委立刻接二连三地作决议。发指示，严厉批判说：这是“机会
主义的抵制”；指责我们上海工联会“反倾向斗争开展得不充分”，提出要“改造
工联党团”，“选真正勇敢的工人组成工联常委，领导工作”；并继续要求“加紧
开展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特别是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
务的决议中指责：中共不能在非苏区发动强大的运动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
非苏区“要全力以赴地组织强大的保卫苏区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
这些“左”倾的空谈进一步助长了王明的冒险主义。
从全总到上海工联党团，大约半年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忙恢复工会组织，发展
党员和工会会员。但刚恢复点组织，就要我们发动罢工，实际上搞不起来。后来，
担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种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
组，每个组里有几个赤色工会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呼：
“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捕
和厂警赶来弹压，就都回去了。像这样的罢工，不知搞了多少次。结果，首倡罢工
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党员暴露，组织瓦解。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遭受
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飞行集会呢？就是从闹市区，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
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个购物中心）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马路上
的行人围拢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
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每次行动的结果，总有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遭受
损失。工作的过程总是：恢复组织——搞罢工、冲厂——遭受破坏——重新恢复组
织，形成如此的恶性循环。有的同志反对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但上级作
了决定，只好服从。我那时候还没有从路线上、策略上认识这样做的不对，只觉得
工作非常难做，群众很难发动。
193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全总党团书记。我在莫
斯科时认识少奇同志，他回上海是我去接的。我在工会的工作有一段是他领导的。
少奇同志一回来就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他主张白区职工运动的策略应该是“防御与
反攻”的，不应该不顾主观力量，不计后果。他提出要彻底转变工作方式，要善于
把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不要脱离工
人的日常斗争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记得那时候，职工国际传来一本《罢工与作战》
的书，内容是讲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赤色反对派怎样闹搞垮黄色工会的。少奇同志不
赞成这本书的观点，没有印发。可惜少奇同志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
回国的，虽然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临时中央对他并不重视，一般的政治局会议
不通知他参加。所以，职工运动仍然继续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愈演
愈烈。
关厂主义的严重恶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举国为之震动，群
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全力
对付共产党，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
大力推行特务政策，加紧搜捕共产党人。那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
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不但掌握很多中央机关和负责
人的地址和机密，就连一般共产党干部所住房子的陈设，他也大体上看得出来，比
如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凳子，有时连柜子也没
有，没有一个住家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紧
急布置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干部搬家。大概有一个星期，停止了一切活动，就是忙搬
家。省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给一张顾顺章的照片，让大家认清这个叛徒的模样，
提高警惕，又规定白天不要上街活动，以防被叛徒指认出来。我们搬家很简单，一
个铺盖卷，一只手提箱，雇一辆“黄包车”就解决了，困难的是租房子，二房东不
愿把房子租给光棍汉。因为李伯钊在莫斯科进过护士学校，为了适应反“围剿”战
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这方面的人才都要到苏区去，所以她1931年三四月就进人
苏区，比我先走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便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对二房东说：一
个月以后，我把太太接来住。到了期限，再搬家。有些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就以假
夫妻作掩护。
6月底，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国民党中
央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7人。
周恩来决定进人中央苏区，王明要去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
一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建立以博古为首，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
云、王云程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同志化装成法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外国人开
的旅馆里，有半个月没有出来。以后情况缓和了，他才走的。
这时，我从上海工联会党团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
整：书记由临时中央成员王云程兼任，王是武汉的工人，所以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
担任过有名无实的副校长，这时当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孔原（即陈铁铮、陈子
坚），我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蔡泽民先后任秘书长，陈资平任军委书记，帅孟
奇为妇女部长，外县工作设徐海蚌特委，刘瑞龙为书记。因为形势险恶，省委很少
集中开会，平时开会，实际上就是3个人：王云程、孔原和我。政治局同江苏省委联
系的是张闻天，我们3个人开会，他经常来参加。在我们3个人中间，我只知道孔原
住的地方，孔原只知道王云程的住址，只有王云程知道孔原和我住的地方，所以组
织是很严密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
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越来越不得人心，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一
些地方实力派也呼吁“停止剿共，请缨抗日”。但临时中央这时却仍强调：目前中
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江苏省委也发出紧急通知，规定了
对“满洲事变”的具体斗争策略，继续严重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第一，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上，“将这一大会转变到我
们的领导之下来”，也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要立刻夺取领导权。9月26日，由虞
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
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组织却认为是反
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怎么夺取呢？便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
众，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
卫苏联”等口号，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10天以后，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成
立，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
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
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
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1月28日，
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面对日本的严重挑衅，“抗日救国会”召开各
界代表会议。“民反”率领所属各团体代表160多人，拥人会场，事先未经洽商，提
出要“接管”抗日救国会，双方引起争执。市商会、市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纷纷
退席。那时，上海民众要求抗日的热情很高，华界的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往租界
跑，街上睡满了人，学生也停课了。学校的党组织恢复了一些，比较强的有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学生是反日的。我们还办了一份日刊《民反》，有公开
的办事处，形势很好。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一点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联合这些“
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教育争取群众，是非常有利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冲突的结
果，力量互相抵消，足以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二八事变后 3天，临时中央竟
然在《宣言》中称：“一切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国民党各派军阀
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黄色工会及大商人的组织（市
商会、同业公会等）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只有共产党也惟有共产党所
指出的道路是惟一的挽救中国、救中国劳苦群众的道路”这种骂倒一切的架势，结
果只能是失去群众，孤立自己。
第二，把正在抗日的十九路军的将领作为打击对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
路军将领蔡廷改蒋光点等，自动率部起来抗击日军，各界群众奋起支援前线．慰劳
将士。“民反”也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队，买来一批毛竹，锯成竹筒，上面开个口子，
写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队”字样，组织许多学生深入到闹市区和车站
码头劝募。所得的款项购成物品，派人送到前线，直接分送给十九路军士兵。临时
中央却号召“愤激” 的群众，组织和发展工农自己的武装，派得力同志“打入”包
括十九路军在内的国民党武装组织中去，使这些武装组织“转入我们的影响之下，
成为我们武装组织的一部分”。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
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鼐等是“假抗日，真出卖”，号
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
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安居在莫斯科的王明
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鼎蔡廷谐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
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
降帝国主义”等等。这无异是发动正在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起来兵变。十九路
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闸北。退到南翔一带，省委宣传部根据临时中央
决议中提出的为取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的指
示，在发布的口号中竟提出：“掉转枪头向不抵抗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长官开火！”
省委还布置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准备在上海建立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3月初，
省委在闸北召开200人的民众“大会”，号召占领闸北，建立抗日政权，发动城市游
击战争。会场被国民党军警100多人包围，当场逮捕十余人，主持大会的军委干部孙
小保被当场击毙。更荒唐的是，还布置十九路军中的秘密党员，站在马路边的邮筒
上发表演讲，鼓动士兵不要离开阵地，掉转枪口去打下令撤兵的军官。这些党员和
积极分子因此被国民党的军警捕去，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
位叫韩进的，头被打伤了，但没有死，后来到《新华日报》工作。回忆这些往事，
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在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同时，提出“要与改组派、第三党、人权
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作无情斗争”，“夺取他们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
按照临时中央的说法，这些派别“绞尽心血”，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国民党的统
治”，“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后来，这些政治派别中的
许多人，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影响下，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加深了，他们提出
“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的口号，有利于我党反对日本和蒋介石。至于宋庆龄、
邓演达等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始终反蒋不反共，是十分值得尊敬的。1931年8月，邓演达宣告成立“第三党”
后不久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临时中央却把“第三党”称为“中国最危险的东
西”。当时，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
湘沪战争爆发后，闸北、南市等华界大批难民拥人租界。上海30多家日本纱厂
宣布关厂停业，上海工人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一时有30万工人失业。他们无衣无
食，有的露宿街头巷口。我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上海各业工人反
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反”），并在《申报》刊登募捐通告，学生也帮助在街
头募捐，用募得的钱，先在沪西工厂区买米熬稀饭，一日两餐，帮助失业工人维持
生活，叫开“大锅饭”。这件事，受到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长的少奇同志表扬，有
一次他还带我去向临时中央汇报。但是，经费不足，人多粥少，即使是从苏区的工
农中也募得一部分捐款，仍难于持久。有一天，薛暮果跑来找我，一进门就说：
“我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工作，有件事不好办。”薛暮果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
在莫斯科时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早就认识他。他说：“孙夫人要我送两千元钱给
你们，可是中央不赞成，怎么办？”我想这是好事情，我们正愁没钱开“大锅饭”
哩！宋庆龄对十九路军抗日积极支持，曾经冒着炮火的危险亲临吴凇慰问十九路军
将士，又和何香凝一起在交通大学设立可容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我没有把她
看成是“中间势力”。对薛说：“孙夫人支持我们，我表示感谢，但我得让省委通
过一下才行。”一讨论，省委同意。事后，我们在“民反” 的小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这件事，临时中央没有批评我们。但康生在批评少奇同志时，指责他“以工团
主义观点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充满了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是“实际工作里的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决定撤了少奇同志中央职工
部长的职务，由康生接任。“工反”是“民反”的团体会员，这项批评，也间接地
涉及到我们。
到5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
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同我们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
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也是赞成复工的。省委却决定继
续坚持罢工。4月22日，我们宣传部发了传单，上面写道：“从上海事变以来到现在
还坚持反日罢工的沪西纱厂工友，正表示工人是反日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他们英勇
的斗争，正是我们全上海以及全中国工人的好个模范”，“我们必须同沪西……工
友一致起来，继续反日罢工！以我们工人武装来领导继续反日革命战争！”
为了这个事，我还到沪西小沙渡路去说服罢工委员会，惟一的理由就是反日要
反到底！工人回答说：“共产党号召我们罢工，时间这么久，大锅饭又不能吃了，
还不准我们上班，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小范围的围攻积极分
子。到5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80多天，大锅饭已开不下去，大
部分工人坚持不了啦，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
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 的威信一落千丈。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
“民反”在公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开“追悼会”，参加的有几千人。会后，抬着棺
材在公共租界里转了一圈。喊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得到群众的同情。游
行队伍在最后想冲过外白渡桥，进人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本人对空开了一排枪，
队伍便散了，抬棺材的学生把棺材放在马路上也跑了。到夜里，我们派车去把棺材
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做得好，结尾不好，说明当时还是
“左”得很。
这时，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也找到“民反”办事处来了。“一二八”前一天，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了讨好日本，曾下令取消一切抗日组织，租界的工部局也曾宣
布封闭“民反”的办事机构，但是，战端一开，上海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上海
市民的抗日洪流下，工部局也就眼开眼闭，“民反”的办事机构照常公开活动。停
战协定签订后，巡捕房派人来查封。他们进来还是很客气的，说：中国政府已和日
本签了停战协定，你们在租界里反对和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不好办；请你们搬
到华界去活动！来了一手“礼送出境”。查封的时候，我去了，但进不了那个房子
只能在街上和他们交涉。王云程也去了，还有中央宣传部的凯丰。他们对我说：老
杨，号召群众冲进去。我一看街上没有多少人，就拒绝了，说为了避免损失，你冲
了就闹僵了。当晚我们找了几人，里面有李漠华，他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的，
一起去找巡捕房的头头，要求启封，他们不答应。我们又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里面有我们的东西，有桌子，还有文件什么的。巡捕房的头头说：准许你们把东西
搬出来，但只许利用晚上的时间搬。“民反”是一个群众团体，搬到国民党统治的
华界，就无法公开活动了！到5月底，省委决定，将“民反党团”与“上海反帝大同
盟党团”合并，由洪灵菲为党团书记，刘英任组织委员，吴驰湘任宣传委员。我在
“民反”的工作告一段落。
关于“伍豪事件”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所谓“伍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是和国
民党特务的一场复杂的斗争。
‘伍豪”是五号的谐音，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学参加觉悟社时所用的代名，党
内文件中有时也用这个代名。1932年2月16日，周恩来同志进人中央苏区后的3个月，
上海的树报等登载了一则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内称因不满共产国际对
中国革命的指导而退出中国共产党。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除“伍豪”
一人署名外，其余242人都没有列出名字。这是非常恶毒地诬陷周恩来同志的政治阴
谋。为了辟谣，临时中央代拟了《伍豪启事》，准备在《申报》刊登。但《申报》
广告处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便刊登为伍豪辟
谣的启事。
这件事，我也经手过。为了尽快地揭露敌人的阴谋，2月20日，江苏省委决定，
以我们宣传部名义发一份政治传单，传单明确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
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
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
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宣传部的传单是直接发到党支部的，它的作用在于迅速地
在党内揭露敌人的阴谋，不受他们的欺骗。
接着，2月27日，上海出版的《实报》第十一期上，既刊登了揭露敌人阴谋的
《伍豪启事》，又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谴责国民党“以卑
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
国共产党”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党还以重金委托《申报》的常年法律顾问、法
国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在《申报》代登一个启事，公开辟谣。
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了澄清事实，粉碎国民党特务的
谣言，也特地署名在苏维埃区域专门发了布告。
谁知道，事隔30多年，lpe7年，天津的“红卫兵”从报上查到敌人伪造的启事
后，不明真相，抄送江青。“四人帮”企图陷害周恩来总理，把材料送给毛主席。
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文革”开始，我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利用“伍豪事件”大作文章，我是
后来知道的。当年，在处置“伍豪事件”时，我曾经手过以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
发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所以就我所知，在这里说一下。
向陈云周定报警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半月，蒋介石着手部署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联手对付共产党。
过去，华界的警察不许在租界捕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叛徒，上街指认，发现地
下党员后，就上前寻衅和你打架，把你扭送进巡捕房，经国民党当局与捕房交涉后
送往南京。1933年后，他们搞了个“引渡协定”，一发现地下党员，就被架上黑色
的警车，押解给中国当局。凇沪战事紧张时，“民反”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所以
有许多人认识我，连巡捕都知道我，称我为“杨先生”。形势变化后，许多同志活
动就困难了。七八月间，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不换人，书记由章汉夫担任，
宣传部长由陶铸担任。“民反”组织合并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我奉中央之命隐蔽
起来，不出来活动，连上电影院也不许。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复活》。
后来陈赓同志在电影院门口被捕，组织上要大家检查。我说：我也看过电影，就是
陈赓被捕的那家影院，不是同一天。结果，给了我一个警告，当然是口头的。
隐蔽起来后，我先在杨树浦租了一间“灶破间”。这是石库门中式民居的小厨
房，只有五六平方米，能放一张小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挂一个竹制的碗柜；房租
很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后门由我掌握，进出方便。
6月中旬，沪西遭到一次大逮捕。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筹备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
临时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指定我和徐冰（邢西萍）等负责筹备工作。18
日，省委在比较偏僻的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召开代表大会，公开
的名义是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设自由市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场
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先后逮捕95人，全部押送到南京。9月底，13人被国民政府高等
法院判处死刑遇难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18年；只有12人
交保释放。这是上海的又一次大破坏，损失惨重。这次大逮捕时，我正患疟疾，前
后躺了十来天，不然也难以幸免。
过了些日子，组织上派华少锋（华岗）通知我搬到原来中央宣传部机关去住。
有一天，突然碰到张闻天。他对我说：“我要到外边工作去了，不久我们还会见面。”
他没有具体说，我也不便问。后来才知道，临时中央已决定张闻天等进人江西苏区。
他是中央宣传部长，想把我留在上海当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也没有管，因为连个机
关也没有。不久，临时中央组织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我管宣传工作。我开始和“左联”、
“社联”的同志，如徐冰。欧阳继修（阳翰笙）、夏衍、冯雪峰、朱镜我、王学文
等有些接触。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先让我去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很快又让我
去满洲。我便关起门来看了半个月满洲的材料，组织上又告诉我不去了，让我到中
央苏区。这样折腾了大概一个月，最后才走。
在这段时间内，12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
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于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
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钧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
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时，组
织上已通知我进人苏区，中断在上海的一切联系，正等候秘密交通安排起程。由于
情况紧急，不得不派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向陈云同志报警？因为我做救济失
业工人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他的住处。我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
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这件事那样重要，我责无旁贷，回答说：“我可以闯
一下。”
陈云同志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离开我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那时，
他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不着西装，住在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同
住的是一对假夫妻，女的叫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一天，下着瓢泼
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子放下。
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
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
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
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
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回来时，我在离住地较远的地方下车，生怕后面有“尾巴”，故意绕了几个圈
子才进屋。见中央来的同志还守在那里，我顾不得脱下被雨淋湿的衣服，便向他复
了命。后来听说，陈云同志回来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
这件事，后来在延安时见到陈云同志，他还记得，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
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
我在上海工作的两年，情况是很复杂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民众
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退让的蒋介石威信扫地。中
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所以，一二八事
变以后的5个月内，上海的党团组织和工联，互济会人数都有所增加。特另在知识界
中，“左联”、“社联”、“记（者）联”和“教联”等团体空前活跃。但是，
“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的政策，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因此，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些“左”的东西，思想上渐渐产生反感，情绪上比较消沉，行
动上开始徘徊；在局部问题上，开始萌发出应该实事求是的想法，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次：
第一次，是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回国不久。他对工人运动提出了“防御与反
攻”的正确策略，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是最早起来向左倾教条主义
的挑战。
第二次，是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前夕。针对九一八后，临时中央推行的极左
策略，江苏省委就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党的策略及工作路线，发出了第二号通告。
《通告》认为：上海的工人斗争已“开始了复兴的形势”，但是“不可过分估量”，
“我们不要闭着眼睛说大话，我们要认清事实”。客观事实是：从革命的主观力量
来说，由于“四一二”以后的“恐惧心理非常之深”，历史上党的错误政策“如盲
动、强迫罢工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给群众不好的影响，“至今不易发动起来”，以
致党的“组织力量非常弱”，“工人斗争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大企业方面来……推
动整个阶级战争就缺乏中心的力量。”从革命的对立面来说，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
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合法观念在群众中正在“一天
天生长起来”，黄色团体正在发展等。否认或者轻视这些事实，就是在“客观上”
帮助敌人，麻痹自己。《通告》进一步指出：和1925年“五卅”时不同，“那时是
民族联合战线的形式，现在阶级的结合关系已有剧烈的转变了，我们亦不应该图谋
单纯的来做。”即要“再来一个‘五卅’”。因此，《通告》主张：“目前主要的
策略路线，仍是六次大会所给予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路线’。”今后斗争的发展
“必然是曲线的、艰苦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来领导推动目前的形势”，
那么必然可以促进复兴的形势更快发展。此时此刻，《通告》强调六大制定的“争
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无疑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
第三次，是1932年秋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央
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两篇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张闻天任中宣部部长，经常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指导工
作，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
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
鼓动形式，切莫要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前一文发表在 11月初出版
的《斗争》第 30期，尖锐地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
窄的秘密范围的最大的障碍物”；强调文艺界要“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
且严厉批评了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论”，和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等
观点。后文发表在9月中旬出版的《斗争》第31期，文中提出的“党八股”是我第一
次听到的新概念。他借喻江湖艺人出场所念的“十八套”套语，或十八句口诀，来
讽刺我们宣传工作中不问场合，不看对象，张日闭口公式化的老一套话语。他说：
“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
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
都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
法子吸引群众。但他仍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
纪律上必须服从上级，二是自身还缺乏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所以，只要莫斯科的
指示一来，他还是认真体会，加以阐述、论证、注解，难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这是我们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人的悲哀，贤者如闻天同志也没有例外。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愈演愈烈时，我正在第一
线工作；当党的工作遭受孤立、缩小、下降时，我也在；但由于我缺乏实际斗争经
验，又在莫斯科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些仍不能从根本上识别。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以实事求是精神对“左”倾错
误的一些冲击，使我很受启发。比如，我当宣传部长，所有宣传品都要写“武装保
卫苏联”，“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都得那么写，群众根本不能接受，
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是不行的。又如，一个工厂里只有三个积极分子，要我去组织罢
工，感到实在没有办法，下意识地觉得这种办法是搞不赢的。有一段，我也比较消
沉。但当时我对“城市中心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
也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认为打着国际招牌的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
法其实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实践是鉴别是非、催人深省的最好的老师，我
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认识清楚，但现实斗争中由于不顾实际情况的蛮干而一次
次失败的惨痛事实，使我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成为此后进一步接受客观真理的起
点。
1935年，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给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革命者描述
了一幅政治漫画，指出他们的策略是：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
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
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
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
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
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
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
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他的这些话真是人木三分，令人折服。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下，国民
党统治区的工作是怎样被断送的呢？我在上海时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