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北碚二手房出售: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百年潮》在线阅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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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作者：■ 何祚康 编译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高级讲师保罗·温格罗夫得到不列颠科学院的资助，在莫斯科阅读了苏联外交部档案和俄罗斯人的回忆录，对高岗与苏联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高岗与苏联的关系远比人们所想像的要密切得多，而中国领导人也多次与苏联领导人谈及高岗的问题。他在《共产主义研究与转变的政治杂志》中所写《高岗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苏联的证据》一文颇有些新资料，大多数以前未曾透露过。
作者根据苏联外交部档案，认为陈健与杨奎松在1999年的书中所写中国领导人很少向苏联人士谈高岗一事不是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多次与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及高岗事件。虽然毛与尤金的谈话，语多晦涩，但他要刘少奇与周恩来多次详细地向尤金通报了高岗事件的细节。
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赴杭州向毛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的尤金暗示了高岗事件。毛听取尤金的介绍后问了几个问题，表示苏联揭露贝利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后谈到中国党内也有类似苏共的问题。尤金回忆说：
“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但由于这现象涉及中央委员，因而不可能不注意这现象。毛泽东说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详细通报，点了高的名字，相当详细地谈到事件经过。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的军事传统的地位，诬蔑刘少奇等。周说在全会上，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与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详细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漱石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作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到3月9日刘与周再次向尤金通报时，上述会议已开过，他们与尤金谈了5个半小时，详细通报了对高的指摘，内容基本与以前相同。
几周后，在3月毛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他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时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使他令高受党的全会批判的原因。尤金回忆到：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六七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都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继续说，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份子有联系。”然后毛又给高的错误增加了令人惊异的一条，这一条也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到：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任领事的列多夫斯基写道，7月7日苏联外交官瓦斯科夫转达苏方要求中方派一名高级官员赴莫斯科了解苏共最新情况。第二天，周恩来通知瓦斯科夫，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名高岗赴莫斯科。列多夫斯基怀疑中共的用意，他说：“为什么选中了高岗？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高岗)的敌人的诡计。”
列多夫斯基在高岗访莫斯科的48小时内与高会晤了两次，一次是在高即将返回北京时。他说高的情绪低落，感到“云层正在他身边聚积，这次旅行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尤金认为毛暗示高与苏联新领导有分歧，并说“了解了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处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道路。”这等于说如果苏共能将贝利亚清除掉，那么，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岗，两党均不应过问别党的事。
尤金说：“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编译者注)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我是否看到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我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作者认为毛的这个评论所传达的意思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毛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满洲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两个月后，毛与尤金的谈话中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
“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原文为“影子”——编译者注)人物张门远(音译Zhang Menyuan)，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接着，毛在谈到1953年12月苏联副部长捷沃相访华时使尤金大吃一惊。这次毛(攻击)的目标似乎包括尤金本人：
“毛同志说高岗在捷沃相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由于李富春感冒，高岗有机会和捷沃相一起去。”
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相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这点毛肯定是知道的。尤金吓了一跳，为自己辩护说：“我回答毛同志，我也是与捷沃相同志一起去东北的。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基本上是谈苏联的计划的，并没有与我们接近的特别行动。”尤金在报告中评论说：“毛同志谈到高与捷沃相一起出差，显然想要说明高想要与访华的苏政府负责人接近，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消息。”事实上尤金所提到的这两次谈话的官方记录里根本就没有对谈话者不利的材料。
5月25日的谈话是毛与尤金谈到高岗事件的最后一次谈话。
作者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结论说，毛对高的背叛和与苏联的含混不清的关系感到恼火。从科瓦廖夫和列多夫斯基的材料看，苏联官员的确非常喜欢高。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一名官员费丕才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在1949年)出卖了高岗，高是‘真地忠于苏联的’。”作者还认为高是自找灭亡的，他与斯大林的“奇怪的和相当危险的友谊”，与苏联官员的批评(中国的)谈话再加上1953年的权力斗争使毛有充分理由整肃高岗。作者认为1954年中苏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但高岗事件可能对中苏的分歧有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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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作者：■ 何祚康 编译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高级讲师保罗·温格罗夫得到不列颠科学院的资助，在莫斯科阅读了苏联外交部档案和俄罗斯人的回忆录，对高岗与苏联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高岗与苏联的关系远比人们所想像的要密切得多，而中国领导人也多次与苏联领导人谈及高岗的问题。他在《共产主义研究与转变的政治杂志》中所写《高岗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苏联的证据》一文颇有些新资料，大多数以前未曾透露过。
作者根据苏联外交部档案，认为陈健与杨奎松在1999年的书中所写中国领导人很少向苏联人士谈高岗一事不是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多次与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及高岗事件。虽然毛与尤金的谈话，语多晦涩，但他要刘少奇与周恩来多次详细地向尤金通报了高岗事件的细节。
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赴杭州向毛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的尤金暗示了高岗事件。毛听取尤金的介绍后问了几个问题，表示苏联揭露贝利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后谈到中国党内也有类似苏共的问题。尤金回忆说：
“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但由于这现象涉及中央委员，因而不可能不注意这现象。毛泽东说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详细通报，点了高的名字，相当详细地谈到事件经过。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的军事传统的地位，诬蔑刘少奇等。周说在全会上，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与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详细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漱石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作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到3月9日刘与周再次向尤金通报时，上述会议已开过，他们与尤金谈了5个半小时，详细通报了对高的指摘，内容基本与以前相同。
几周后，在3月毛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他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时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使他令高受党的全会批判的原因。尤金回忆到：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六七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都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继续说，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份子有联系。”然后毛又给高的错误增加了令人惊异的一条，这一条也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到：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任领事的列多夫斯基写道，7月7日苏联外交官瓦斯科夫转达苏方要求中方派一名高级官员赴莫斯科了解苏共最新情况。第二天，周恩来通知瓦斯科夫，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名高岗赴莫斯科。列多夫斯基怀疑中共的用意，他说：“为什么选中了高岗？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高岗)的敌人的诡计。”
列多夫斯基在高岗访莫斯科的48小时内与高会晤了两次，一次是在高即将返回北京时。他说高的情绪低落，感到“云层正在他身边聚积，这次旅行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尤金认为毛暗示高与苏联新领导有分歧，并说“了解了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处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道路。”这等于说如果苏共能将贝利亚清除掉，那么，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岗，两党均不应过问别党的事。
尤金说：“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编译者注)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我是否看到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我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作者认为毛的这个评论所传达的意思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毛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满洲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两个月后，毛与尤金的谈话中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
“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原文为“影子”——编译者注)人物张门远(音译Zhang Menyuan)，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接着，毛在谈到1953年12月苏联副部长捷沃相访华时使尤金大吃一惊。这次毛(攻击)的目标似乎包括尤金本人：
“毛同志说高岗在捷沃相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由于李富春感冒，高岗有机会和捷沃相一起去。”
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相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这点毛肯定是知道的。尤金吓了一跳，为自己辩护说：“我回答毛同志，我也是与捷沃相同志一起去东北的。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基本上是谈苏联的计划的，并没有与我们接近的特别行动。”尤金在报告中评论说：“毛同志谈到高与捷沃相一起出差，显然想要说明高想要与访华的苏政府负责人接近，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消息。”事实上尤金所提到的这两次谈话的官方记录里根本就没有对谈话者不利的材料。
5月25日的谈话是毛与尤金谈到高岗事件的最后一次谈话。
作者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结论说，毛对高的背叛和与苏联的含混不清的关系感到恼火。从科瓦廖夫和列多夫斯基的材料看，苏联官员的确非常喜欢高。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一名官员费丕才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在1949年)出卖了高岗，高是‘真地忠于苏联的’。”作者还认为高是自找灭亡的，他与斯大林的“奇怪的和相当危险的友谊”，与苏联官员的批评(中国的)谈话再加上1953年的权力斗争使毛有充分理由整肃高岗。作者认为1954年中苏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但高岗事件可能对中苏的分歧有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