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味糕点视频:张爱玲精心创作《连环套》遭傅雷严厉批评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因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起了深刻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连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六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的五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伦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他同时也写文论，但哪一篇恐怕也没有评张爱玲的这篇名气大。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是关注，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五月的《万象》上登出。

一面在发作者的小说，一面又登批评作者的文章，在柯灵看来，这并不冲突。所谓“开明”二字，无非就是容得下人家批评。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六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一般说来，杂志都有两个月的组稿、编辑周期，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认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而后，她又辩解道，自己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现代人的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意思是说，傅雷没看出她小说中的人性复杂来，以为她真的很欣赏小市民的浮华和虚伪。

这些观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被中国的文学界普遍认同。当时她说的这些话，大概没几个人能懂。

其实傅雷先生的文章里，对张爱玲写作的技巧还是很欣赏的，也批评了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批评还涉及到了巴金作品，只是在发表时被柯灵删掉，如果原样照登，也许张爱玲受的刺激要小得多。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写作的人，大抵都很敏感，受不了这样“强力”的批评。张爱玲的创作转入低落期，傅雷文章所起的作用相当大。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直到1976年《连环套》这篇小说被人“淘”出，才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的《张看》中。其时，张爱玲还特别在《张看》自序里说:“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两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两篇文章，一褒一贬，一时瑜亮，令张爱玲成了聚光灯下的人物。

胡兰成本不以文论见长，这篇算是门外谈文，所谈的文学技巧问题较少，倒像是在分析张爱玲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该文有太多的抒情味，部分段落极像何其芳先生早期的散文诗，但其间也有高论，比如:“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据研究者考证，他是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文中对张爱玲创作“从政治走回人间”的评价，显然来自张爱玲自己的意思。

文中有一些观点很值得注意。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言外之意，是说张爱玲的写作态度冷漠、自我，不关心他人疾苦。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在这个意义上，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和鲁迅所不同的是，“她不开（药）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此外他对鲁迅的评价，也相当透僻。他说:“时代的阴暗给于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胡兰成对鲁迅，一直是很景仰的。他二十几岁在广西，曾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后来他到南京时，恭恭敬敬给鲁迅寄去了一本。此事，《鲁迅日记》1933年4月1日有记载:“得胡兰成由南京寄赠之《西江上》一本。”

胡兰成后来在给台湾作家朱西宁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我乃想起战时在上海许广平对我说的一节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不懂。’”（见朱天文《花忆前身•；忏情之书》）

这话不是泛泛之论。由此，有学者认为胡兰成极有可能见过鲁迅（见刘铮《胡兰成交游考》）。

比较诡异的是，他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三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四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持不同政见”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这样做，是想以此为将来铺垫一条后路。

在南京期间，有人曾去过胡宅，见到胡、张两人一同打网球归来，此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张爱玲“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钟灵的活力。”（古之红《往事哪堪回味》）

这个印象，当然不错。这一年的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的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没想到对色彩的偏爱也有遗传。”（《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四天内一销而空。九月份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弢、董乐山、施济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名声如日中天，就鼓动张子静去找他姐姐索稿。

张爱玲听弟弟讲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又略有些歉意，随手拿了一张她自己画的素描，交给弟弟，允许他拿去做插图。

张子静失望之余，在同学的怂恿下，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发在自己刊物上，里面说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张爱玲后来看了也没有生气，一笑置之。

这文章，提到了张爱玲说的一段话:“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的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好还是坏人，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倒有些像《三国》曹操的世界观了！不过，考察张爱玲的创作手法，她完全可能这样想。潘柳黛后来关于张爱玲穿衣喜欢招摇的一段话，很可能就是由这段话“化用”而来。

这一时期，又发生了一个“灰钿”事件，宣告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公开破裂。

张爱玲七月份腰斩了《连环套》，《万象》编辑室很被动，连续两期不得不向读者再三解释，但是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再加上《传奇》没给中央书店做，而给了《杂志》出版，老板平襟亚有气，于是在一份小报《海报》上，发表署名“秋翁”文章《一千元的灰钿》，称张爱玲在1943年底预支《连环套》稿费时，双方讲好每期一千元，先交两期稿件，第一笔预支两千元，下年一月开始连载，以后每月预支一千元。依此累计预支了七千元，到五月份时已将第七期稿费支走，可是第七期的稿子没有交，就此腰斩，这就等于多支了一千元未退还。

张爱玲不认这个帐，先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又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二期上同时刊出。

据张爱玲说:“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平襟亚话说得也很硬，说一共领取了七期的稿费，都有张爱玲的收据在:“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该文还附了稿费清单，笔笔清楚。特别是有异议的第一次预支的两千元，“秋翁”先生写明，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帐可以查对”。

在发表两方声明的同时，钱公侠做了和事佬，以编者身份称:“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这笔“灰色钞票”，张爱玲到底拿了还是没拿，当时就这么以糊涂官司收场。

在“争吵”中，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很冲，可见火气很大，除了对秋翁小题大做有气外，估计也是对《万象》登载了“迅雨”的文章耿耿于怀。

平襟亚也是有气难消，后来有刊物约请十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题目为《红叶》，轮到平襟亚，他便借题发挥，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家园中观赏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所指再明白不过。

接下来，轮到著名的“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郑老先生觉得即便这是戏谑，也颇为不妥，便一笔荡开，岔到别处去了。

对于“迅雨”文章和“灰钿事件”，胡兰成在1945年6月，又以“胡览乘”为笔名，在《天地》月刊发表《张爱玲与左派》一文，对张予以声援，他针对“迅雨”说:“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针对“灰钿事件”他说:“她认真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

“灰钿事件”后来经人考证，曲在张爱玲，直在平老板，大概是张爱玲少年时“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过至今也有一些“张传”作家坚信张爱玲无辜，认为她“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当此大红大紫之时，忽然受到这许多“攻击”，张爱玲虽还不至于龇睚必报，但也一句软话没说。她生性冷傲，现在更不管是什么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