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商铺装修:顾准临终嘱托吴敬琏 预见中国“神武景气”终将到来

顾准像（来源：资料图）

在近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这一路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所以，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这当然是极具感召力的。“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的作用，却是科学的”。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做当前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并不是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谁掌握“终极目的”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但都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①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