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食品公司策划书:李可和他的......_龙跃苑_回龙观文化讨论区

尹鸿伟
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并认可“彭子”对于中医复兴的价值。
　　汽车向东北方向，驶出山西灵石县城区约15分钟，进入静升镇不远，就是号称“晋中第一宅院”的王家大院，巨大的景区宣传牌就立在公路边。记者要去的，却是镇上一处叫做三官庙的地方。
　　“这就是三官庙。”当地司机补充了一句，“告诉你还不信，啥也没留下。”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车到张嵩村，连问两个老乡之后，沿着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记者终于站在介庙前。眼前是一处建筑工地，修到一半的几幢仿古建筑兀立在坡上的农田和荒草之间。背后，绵山起伏；一箭地之外，隐约可见的一处荒丘，就是介子推的墓。
　　
　　为什么找他
　　“1925年，绵山医院在张嵩村介庙建立(后迁静升三官庙)，彭承祖(县长)兼任院长，设内、外、妇科，另设有中医研究会。有医生5人，1927年停办。”这是《灵石县志》里，关于1925年时任县长的彭承祖，唯一的一段记录。
　　1980年代初，重修县志时，时任当地中医院院长、被喻为“中医的脊梁”的著名老中医李可，曾和顶头上司卫生局长大吵一架，就是因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人、一件事，竟只寥寥一语带过。
　　在李可心目中，—直尊称彭承祖为“彭子”，“因为他是中医复兴之父，是继医圣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中圣人。他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命宇宙整体观’、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阶梯……为古圣继绝学，为后世创新篇，保存古中医学火种，彭子厥功甚伟!”

“我尊称他为彭子，还因为他是骨头最硬，脊梁最直的铁杆中医。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资本集团垂涎中国四万万人的医疗市场，以办现代医院、庚子赔款培养青年西医，诋毁、弱化、消灭中医……在中医生死存废的历史关头，彭子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为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山西、湖南、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所到之处，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中医后继人才。”
　　《中国各民族英杰》第四卷是这样评价的：“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今年6月，彭承祖生前先后经30余次修订完成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终于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时成为中医界的盛事。为此，记者起程开始了迟到大半个世纪的寻找。
　　彭承祖，字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白族，著名中医学家。著名文献学家、云南方志学家方树梅作有《彭子益传》，收在《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文中言：“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
　　据《云南辞典》所载，彭子“幼习医学，游京师，充太医院医员，遂得读内府医书，学益进……1949年，越南海防市长慕名延往治病，卒于客寓。”
　　然而，昔日的学校所在地介庙已悉数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眼前停工的建筑工地，是当地个体老板投资旅游业失败的现场。记者至此，已完全接受斯人斯事在山西杳不可寻的结局，只好转赴云南。
　　
　　彭子其人
　　按照其人原籍的线索，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州鹤庆县，彭承祖的祖籍即为彭屯村。
　　鹤庆位于滇西北高原，南距大理，北离丽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至元明清时期，该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等名医，还涌现出《洞天秘典》、《续千金方》等大量医书。
　　“我们多方查阅地方文献，又联络县内中医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甚至查阅了现存的彭氏家谱，但没有寻访到彭承祖的踪迹。”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按照本地传统，一个人必须成年之后才能人家谱，如果彭承祖18岁以前离开老家，他的名字没有人家谱是正常的。其次，一个人在世时不可能在志书中为他列传，而彭承祖去世于1949年，后历经各种运动和“文革”，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直到1980年代才开展，而此时知道其人其事的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再者，彭承祖没有直系后代生活在鹤庆，直接影响到他的事迹在家乡传承。”
　　按照方树梅所录，彭子益父亲曾在贵州省为官，其从小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其后游学京华，人京都清廷太医院，“名著于都中”。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太医院解散。早闻其名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914年邀其入晋，先后署理汾西、霍州、介休、灵石、平陆县政，《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他的文章“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致山西医学会理事长书”。当时彭氏医名远播，慕名求医、拜师者众多，彭氏尝以县署为医馆，治病授课。
　　除在灵石创办的中医院和研究会外，彭氏并于太原开设中医专门学校，办传习班、专门班5期，培训500余名学员遍及山西各地。
　　抗战开始后，山西失守，彭子益遂去南京做“中央国医馆编辑员”，后馆长焦易堂先生设80人的特别研究班，彭子益由陈立夫推荐出任该班系统学教授。曾有“中国四大名医之首”称誉的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将彭子益聘为顾问。
　　南京沦陷，彭子益回到了云南。时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丁又秋聘他为师，召集省会昆明有志医学者先后400余人听其讲授医学。彭子益把所授内容编成讲义印发学生，“口讲指授，罄其蕴而后已，犹不自满”。每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彭子益保护讲稿甚于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力柬云南应设立中医院，使学生们有临床学习的机会，教学效果才会更佳。
　　由于在云南的教学计划未能如愿，彭子益先后前往著名中医吴棹仙创办的重庆巴县国医学校、四川国医学院(成都)讲学，教授学生无数，其著述成为四川国医学院的讲义。
　　创建于1936年的四川国医学院，至1949年停办，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四所中医大学之一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年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其许多师资、学术文本或教学方法等均源自四川国医学院。后来的著名中医彭履祥、凌一揆、李介明、余仲权和郭贞卿等均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
　　1942年，云南学子再次诚邀彭子益返乡教学，但由于女婿在广西桂林患病奔赴照料而未果。随后，彭子益就留在了广西，数年间在桂平、博白和合浦等处讲学。1949年，应邀前往越南海防市，意外病故异国，享年78岁。云南的弟子们闻恶讯，无不悲痛万分，所幸他的毕生著作均被其弟子陈治皆收藏。
　　据陈治皆所述，彭子益生前无论在四川或是广西，每治愈一例危重病人，总结
得到一剂良方，都会写信告诉作为弟子的他，并随时与同行进行交流。“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
　　彭子益关于脉法的论述，被台湾著名中医临床家马光亚在其所著《台北临床三十年》收录，马认为“其脉法确有可采之处”。
　　“我们的寻访工作还会继续，下一步要做的事，是组织文史工作者搜集彭子益的事迹，并不失时机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在编修地方志时，将其事迹纳入其中。”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
　　
　　遗著的寻找
　　其人已逝，其书可传?凝聚彭承祖毕生心血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此前一直流散民间。
　　云南名医吴佩衡之子吴生元先生对记者说：“建国后，父亲曾专门组织人手收集其遗稿《实验系统古中医学》，希望能够结集出版，遗憾由于资料不齐及随后的“文革”冲击等因素，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
　　1942年，74岁高龄的彭子益身在广西期间，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著，并说明“此书自民国10年(1922)起历充太原、北平、成都、重庆医学教本，南京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教本，前后20余年，新旧同学2000余人，一致欢喜，认为确能使人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增加功效，缩短学程之本，共修正过30余次，此书原名系统学，从同学诸君之请，改名《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此番遗著的出版，据主持点校工作的李可老中医称，“经半个世纪苦苦搜求，遍访山西全境、南北七省而不可得。终于在2005年夏末，由山东孔乐凯、广东梁健、广西刘加申提供信息，山西李洪渊亲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成碟(残本)，云南姚钧、北京陈璞无私献出珍藏秘本，又经七个月汇集各种版本，互补遗缺，终使彭子遗书基本搜集齐全。……彭子遗书的问世，将引起国家领导人与中医界高层的沉痛反思，将引导老、中、青三代中医走出误区与迷阵。”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最早版本名为《实验系统医学》，印于山西省立中医专校，线装石印。李可在十年动乱“破旧”运动中冒险保存了其中的《伤寒理路篇》、《杂病根源篇》《温病汗泄篇》《系统药性篇》，虽非齐全，但属全书精华。
　　后在伤寒网和民间中医网的大力宣传下，终于找到了云南特别研究班讲义《惟物论的系统医学》、四川成都国医学院讲义《系统的古中医学》，以及彭子益年74岁时最后一版《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上编。伤寒论坛网友自发义务参与研究整理工作，回贴率、点击率在这个国内目前访问量最大的中医网站上，一度排名第一。
　　“中医的经典是一棵有生命力的大树，而现代学院里的中医教材只是从这棵树上取下的枯枝。堆积再多，如果没有中医的灵魂，在临床上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失败的根源所在。我本人从事了十多年中医教学管理和临床教学管理，看到99％的中医学生一直到毕业都掌握不了辨证论治，而扭转这一危局要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我相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是最恰当的。”该书整理委员会主编李洪渊对记者说，“原书的下编和其他版本还在整理当中。”
　　(本刊记者刘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转自 南风窗->2007年第14期

[ 本帖最后由 黑糊糊 于 2007-7-22 11:30 编辑 ]
梁知行 发表于 2007-7-21 21:04

回到古中医的路上——李可专访
刘　阳　发自山西灵石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许多病人称呼您“救命先生”，还有人说您是“当代张仲景”。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态度非常极端，要么是庸医，要么是神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可(以下简称李)：救过一些人是事实，但“当代张仲景”的称号绝不是我们这种凡夫可当的。我本是一介山野村夫，成天和农民滚在一起，特殊的环境使我所学甚杂，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均有涉猎。

　　所谓庸医，其实就是现在学院派的中医离开现代手段不会看病，不懂得望闻问切，连省级中医院的病床前也吊满了输液瓶，这些人能叫中医吗?一家大型中医院的院长请我去他那里，我说如果你办一个纯粹的中医院，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结果他不敢吱声了。

　　至于说神医，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中医。擅治急症是中医学固有的传统，历代不乏“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时下世人皆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

　　《南》：您是怎么学习中医的?

　　李：60年代，我最早在民国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里看到四逆汤能治27种病，受到启发，30年后才知道，左是引用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观点。后读民初实验系统医学派创始人彭子益的遗著，从此入医圣张仲景之门，奠定了“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两本的认识，牢记：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南》：彭子益的书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您是怎么接触到的?

　　李：1967年，一位中医朋友也被批斗，他被抓之前交给我4本麻纸的小册子，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的4篇。他告诉我这是中医的根基，有朝一日一定要争取出版。我连夜把书看完后，用一堆尿布和婴儿襁褓裹着它藏起来，结果第二天我就进了看守所，所幸搜家时没被发现。后来直到1994年灵石大拆迁，收拾老房子时才又找到。当时那种状态下，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力反而更强，一夜所读，受益匪浅啊。

　　《南》：您又是怎么发现中药剂量这一关键之秘的?

　　李：1962年，我32岁时治疗一个老年心衰妇女，每剂药用45克附子。当时家属已经在准备后事，媳妇不懂得，把3副药一起煮了，在3个小时里一勺一勺都给婆婆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老太太就醒过来了，第二天儿子跑来要求再抓几副。此前，我用9克、18克、30克附子的病人都没有救过来，30克的可以多活一段时间。这次误打误撞，使我意识到剂量问题是疗效的关键。从此遍查医书，看到宋朝就有人怀疑过经方的剂量问题，写过《普济本世方》《伤寒九十论》的许叔微，著有《本草衍义》的寇宗爽，都曾探讨过。伤寒论的方子为啥后人用起来没效，就是因为剂量不够。

　　此前因为没有掌握剂量，有6个人没能救回来。从那以后，经我手治疗的心衰、肺衰、肾衰病人，没有死过一例。

　　1981年，汉代度量衡器的考古发现，修正了古今方剂的换算标准，完全验证了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剂量正与仲景原方用量相符。

　　《南》：您在急危重症救治中经常要使用附子，您不担心这味药的毒性吗?近年关于中药中毒的说法也有很多。

　　李：我在灵石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因为病人太多，身体实在吃不消，心脏出了问题，从房颤转成室颤，心跳260次／分。我躺在心电图室里，把药方告诉徒弟，他煎好药我喝下去就睡着了，醒来心跳已经正常了。这次中风，也是按照仲景小续命汤之方意。我开给自己的附子用量，恐怕会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了。

　　我平生用附子超过5吨，经治病人过万，人服已用，未见一例中毒反应。附子乃纯阳之品，其毒性正是救命的仙丹。仲景原方中，炙甘草正可克制其毒。

　　中药中毒事件，多是病人不经中医辨证诊治，盲目按西医思路服用中药所致，是对中医无知造成的。中药是治病用的，不是营养品，不然要医生干嘛?

　　《南》：您曾给学生题字：“学中医先要有菩萨的心肠，还须要英雄肝胆，为救人命敢用霹雳手段!”您认为这是学习中医的必备素质吗?

　　李：名医章次公曾以16字赠朱良春先生，“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可做医家的座右铭。

　　《南》：彭子益的“古中医学”，与您所主张的回到古中医学概念一致吗?中医不需要创新吗?

　　李：古中医学指的是汉代以及汉以前的中医，那是中医的正统；彭子益的书对仲景学说的解读是最正确的。中医历史上在魏晋时代出现断层，到金元四大家，违背了内经的主要观点，其办法用于治表，偶尔尚可，但见效后长期用又会对身体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其中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的“阳长有余，阴长不足”的观点，最有问题。在张仲景那个时代，中医是无病不治的。后世许多中医按照错误的路子治了一辈子肺结核、糖尿病，治好过几例?

　　中医当然需要创新，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继承都没做到，谈什么创新?简单地认为近世的东西就是先进的，这十分浅薄。

　　《南》：这与提倡、重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派有什么区别?

　　李：后世搞伤寒论的就叫经方派，但其实所谓的经方派，走偏的居多，大都违背了医圣原意。像有人就说，一立春就不能给病人用附子了，这哪是仲景本意啊?这些错误见解的流传，误导了很多人。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灵魂，微言奥义，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重要奥秘，只有四个字：保护阳气。

　　《南》：南怀瑾先生让您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留待后世。为什么您不多写几本书，把经验总结出来?

　　李：那得把我拉到深山里关上3个月。我上—本书(指《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就是躲在水利局培训班的课堂上，谁也找不着我，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我在阅读医案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一个不小心把错误写进书里，简直贻害无穷啊。上星期，河南地方民政局的一个公务员来信说，父亲急性心衰，紧要关头他不顾一切，照着书里的方子给药，竟然把老父亲救过来了。我接到信后打电话询问了情况，因为他父亲的病情略有不同，所以方子需要调整。这类情急之下看书治病的电话，我每年都能接上40几个。所以我更对写书的事非常谨慎，医书事大，人命关天啊。

　　《南》：您排斥西医吗?您如何认识中西医的关系?

　　李：西医的确能解决不少问题，有它的优势所在。但中西医只能是互补的关系，而不能结合。西医发展至今不过150年，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大瘟疫，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发生过欧洲等地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这无疑是中医的功劳。在外国，西医已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因此主动到中医这里“拿来主义”，国内连最基本的对抗生素的滥用和副作用的反省，做得都很不够，更无法就西医的不足进行理性的讨论。

　　《南》：您觉得中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了吗?

　　李：中医命运和国家命运是一体的，眼下中华文化复兴是好兆头，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彭子益这本书的出版正好顺应时势，其读者对象就是有志于中医的现代青年。

　　国家应该尽早成立中医药部，中医要立法，不受卫生部的干扰。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阻力。中央要想清楚，是要医院救人还是要它赚钱?要赚钱引进设备、进口西药最快了。政策上要松绑，不然在西医的紧箍咒下，中医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您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李：哪里，没啥，兴许他们前生都救过我呢。

　　《南》：啊，那么多人救您，那您得犯多大的错误啊!

　　李：呵呵。


来源:<<南风窗>>
梁知行 发表于 2007-7-21 21:06

“救命先生”李可和他的弟子们
□刘　阳


上篇

古语云“大医不出，苍生可济”，而今，大医不出，中医学如何正确传承，谈何复兴?

　　“可能要推迟几天，中风了，半身发麻，口齿不清。不要紧，我给自己开了几副药，恢复得不错。对，在家多休息几天。”第一次见到李可老先生还是在一年以前，当时，记者对他的满头银发印象深刻，开玩笑说，“中医外表就该像您的样子”。眼前，从矍铄的步态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一个月前刚刚中风的78岁老人。

　　7月3日一早起来，老人步行去离家不远的诊所，“有几个香港的病人今天要赶过来”。只要人在山西灵石，就少不了要跑到诊所，这已是他行医的第51个年头。

　　电话里被推迟的会面，是原定于7月中旬到深圳的一个“美国代表团”——因为李老曾用30副药治愈过一例美国面赤症患者，痊愈后的病人回到美国，口耳相传之下，分散在全美各地的病人们竟然自发组织了来华求医团。美国有—大批深受此病困扰的病人，严重的甚至导致自杀。这些被当地医疗手段宣布治疗无效的患者，以及部分心衰症病人，约定每次十几个人，分批来华求诊。

师母的不同意见

　　7月的山西，中午已经有些闷热。诊所和几间汽配零件门市并列在公路边，偶有火车从百米开外的铁路桥上呼啸而过，窗户上满是灰尘，整排房子的破败程度倒是符合人们对这个内陆产煤省份的县城面貌通常的想象。经常有慕名前来的病人惊讶得睁大眼睛，无法把“李可”的名字和眼前的这间诊室联系在一起。老人对此不以为意，“弄它干啥呢，又不想骗人’。

　　与时下许多善于就传统文化侃侃而谈的人相比，老人话不多。“晋以后，以儒治医，流弊就在尚空谈，不重视临床，对内经等经典多有违背、夸夸其谈，以为读过两本医书就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实际误人不浅。”

　　2002年随着《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出版，不断有后学执弟子礼从各地登门。尽管李老强调“临床家要多做现身说法，培养学生敢治大病的胆识与能治大病的功力”，但其实自从1992年他从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以来，—直缺少一个合适的平台有效地传承经验。

　　年初几名弟子赶到灵石，就是想劝老师正式出山，到广东主持一所中医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只要老师答应出山，他们就正式开始实质性的运作。

　　“我不同意他去!”坐在窗边的师母一开口，两个徒弟都没声了“他现在要是60几，我不拦着他!早两年，晚上熬夜，早上出去接着看病，啥也不耽误。年纪大了，一旦有个啥事情，儿女不在身边哪能行呢!，'

　　“呆在家里就够他累了，每天光电话就要接60多个，有的病人可罗嗦呢，让我们帮着买药，他还跑上街去给人家寄药。有一次半夜1点多电话响，他窝在沙发上跟人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烦了，着急了，就不去交话费，让电话停一阵!”师母越说越觉得老伴辛苦，显然动了感情。

　　“师父太累了，晚上就别接电话了!搞中心就是想搭一个平台，师父每年抽段时间去指导一下，讲讲课，带着我们查查房。一般的病就交我们处理。”一名弟子说。

　　“唉，越是半夜打电话的病人，越是急症，哪能不接啊。”师父在旁边轻声道。

　　午饭时师母不在，李老跟弟子们交了底：“这个事你们尽快去做。我上次见南怀瑾，问他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老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我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快到了!”看到徒弟们的眼神，他解释说：“许多人以为李可这个老汉怎么怕老婆呀，其实不是，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她，现在老了，不想让她再担惊受怕的。”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我就被抓进去关了1年零4个月。呆在外面很难受，常被揪去戴铁帽子游街，进去就舒服了，没人折腾你。看守所长每次把我提出来给人看病，还给准备一包烟。家里人在外面可受罪了，大队把口粮停了，全靠我老伴在县鞋帽厂打零工纳鞋帮，买回一些不算粮食的吃食养活4个孩子。她跟着我没少受苦。”

　　离休的赤脚医生

　　“我们原来还是同行呢。”李老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少年李可初中没毕业就毅然从军，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1949年，人西北军大艺术学院文学部学习，毕业后在第3军的《前进战士报》做编辑。西北全境解放后，他转业到甘肃河西走廊及庆阳地区工作。

　　1953年，他被上级抽调参加工作队开展“三反运动”，得罪了一些官员。当时，胡风在《甘肃日报》做记者的一个学生，恰好与李可同一个工作队，到了1955年，他就‘名正言顺”地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关押了2年7个月。1961年，他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

　　在狱中他开始自学中医，回老家后正赶上3年大旱，他给上门来的病人开出的方子都有补中益气汤，效果很好，“不是这个方子能治百病，而是人们饿得太过，体虚则百病生”。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其实我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因为条件不允许，谁要跟我接触多一点就会被叫去谈话审查，拜师不是害人嘛!只能自己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民间验方。农民很可怜，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我只好现学现卖，急用先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而由于农村患者家贫，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到的多是急危重症，自创破格救心汤，将100多例西医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病人悉数救回。

　　当时，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的“右派”心血管专家董威被下放到灵石中学做校医，他看到李可抢救心衰的方法很惊讶，认为其水平已超过西医。“我看过你们中医的药典，附子用量超过9克就是非法的(注：2005年新版药典规定附子用量为3～15克)，你却用到200克，如果出什么差错患者告你，你肯定会进监狱，当地也有其他中医，为4Uz,只有你这样治?”李可回答：“那些农民就是两个字——可怜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救一救吧，根本没考虑风险的事情。”

　　等到1978年，恢复全国统考，他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进入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做了名普通的中医大夫。那是他最忙的时候，从8点看到下午2点，“没有办法，因为大都是外县来的农民，拖到第二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钱。药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见，我只好自己出钱请他们吃饭”。

　　救治心衰病人，需要医生亲自煎药，患者服药40分钟反应正常后医生才能离开。对那些缺乏中医知识的农民患者，李可有时需要上门帮着熬一次，让病人家属看一遍学会了才放心，并记下姓名、住址回访。

　　“你问我，为什么我的4个孩子都不学医，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看多了，觉得医生是个最倒霉的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农民太穷了，许多病人没钱拿药就记在我的账上，最后只能给免了。一来二去，孩子们都抱怨，说我除了留着自家的房子住，连房底下的宅基地都卖了贴给病人了。2005年，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病人给的钱，合人民币大约60多万，我都捐给一所大学的中医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后他终获“平反”，于1983年牵头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10年。“那是我最苦恼的阶段，病不能不看，杂事不得不管，太浪费精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我中医院可能办不起来，但事情闹成以后我急流勇退就对了。”

　　1992年离休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一个月2000多元的离休工资，在县城里生活不愁，钱贴多了儿女还是有意见。老伴其实一直支持我。有一次午休，徒弟挡住了一个外地病人，她看见了很生气，觉得人家病成那个样子，大老远跑来，挡在楼下不近人情。”

　　ICU里的中医

　　一听说几个弟子运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会设在一所西医医院下面的一个部门里，师母一下子激动起来。“不是我胆小，你一搞急救就影响人家的收入，病人进ICU，一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你一副中药才一两百块钱，惹人恨得很。那会儿就我们两个老家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电话线就被他们拔了3次，连跟家里报个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后，李老经常穿州过省给人诊治，网上关于李老的行踪随时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样，也跟着他到处跑。师母说的就是李老被请到某地讲学、治病时的经历。当地一名中医学校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下在这间医院的ICU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虽然是中医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医。当李老看完病人，开出治疗方案后，西医一方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质询”。焦点是病人高烧反复不退，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整。西医已经用上了透析机、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四五种吊针，却无法退烧。

　　唯有李老注意到，“病人这几天总是在半夜2时左右体温升至39度以上，这正是厥阴循行的时辰，且病人时而手足厥冷，时而高热，若非厥阴病还有何可能呢?当院长问到李老病人喝了他开的药会有那些可能的坏情况出现时，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坏下去’。”

　　终于李老的药用上了。病人服药后，体温由38度多降至37．4度，没有发生心衰，血压正常，初步显效。“可恶的是，交班时那个医生竟说，‘病人体温曾升至39度，但经冰敷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一开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医生是怎样纪录病程的，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中医在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医要走的路是何等艰巨！”

　　李老说，院方后来决定停用中医，病人最终没能救回来。“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主持灵石中医院时，是纯粹的中医手段，心、肺、肾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从未失手。现在却每每遇到我刚把人救过来，回头就被西医的ICU收进去出不来。大家还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人说是西医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灵石调查探访，李老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数以千计，“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时下各医院都是急救找西医、中医靠边站，而李老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任职期间，“……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广州离休干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广州某医院ICU抢救无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医手段，把脉拟方，病人服药后8小时，起来吃了一小碗面。几天后转院，因为没有交代清楚，上午一进ICU值班医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阳气刚刚恢复，这时候绝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凉的东西”。下午病人开始昏睡，再没醒过来。李老回忆起这些，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师母的不同意见

　　7月的山西，中午已经有些闷热。诊所和几间汽配零件门市并列在公路边，偶有火车从百米开外的铁路桥上呼啸而过，窗户上满是灰尘，整排房子的破败程度倒是符合人们对这个内陆产煤省份的县城面貌通常的想象。经常有慕名前来的病人惊讶得睁大眼睛，无法把“李可”的名字和眼前的这间诊室联系在一起。老人对此不以为意，“弄它干啥呢，又不想骗人’。

　　与时下许多善于就传统文化侃侃而谈的人相比，老人话不多。“晋以后，以儒治医，流弊就在尚空谈，不重视临床，对内经等经典多有违背、夸夸其谈，以为读过两本医书就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实际误人不浅。”

　　2002年随着《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出版，不断有后学执弟子礼从各地登门。尽管李老强调“临床家要多做现身说法，培养学生敢治大病的胆识与能治大病的功力”，但其实自从1992年他从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以来，—直缺少一个合适的平台有效地传承经验。

　　年初几名弟子赶到灵石，就是想劝老师正式出山，到广东主持一所中医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只要老师答应出山，他们就正式开始实质性的运作。

　　“我不同意他去!”坐在窗边的师母一开口，两个徒弟都没声了“他现在要是60几，我不拦着他!早两年，晚上熬夜，早上出去接着看病，啥也不耽误。年纪大了，一旦有个啥事情，儿女不在身边哪能行呢!，'

　　“呆在家里就够他累了，每天光电话就要接60多个，有的病人可罗嗦呢，让我们帮着买药，他还跑上街去给人家寄药。有一次半夜1点多电话响，他窝在沙发上跟人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烦了，着急了，就不去交话费，让电话停一阵!”师母越说越觉得老伴辛苦，显然动了感情。

　　“师父太累了，晚上就别接电话了!搞中心就是想搭一个平台，师父每年抽段时间去指导一下，讲讲课，带着我们查查房。一般的病就交我们处理。”一名弟子说。

　　“唉，越是半夜打电话的病人，越是急症，哪能不接啊。”师父在旁边轻声道。

　　午饭时师母不在，李老跟弟子们交了底：“这个事你们尽快去做。我上次见南怀瑾，问他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老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我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快到了!”看到徒弟们的眼神，他解释说：“许多人以为李可这个老汉怎么怕老婆呀，其实不是，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她，现在老了，不想让她再担惊受怕的。”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我就被抓进去关了1年零4个月。呆在外面很难受，常被揪去戴铁帽子游街，进去就舒服了，没人折腾你。看守所长每次把我提出来给人看病，还给准备一包烟。家里人在外面可受罪了，大队把口粮停了，全靠我老伴在县鞋帽厂打零工纳鞋帮，买回一些不算粮食的吃食养活4个孩子。她跟着我没少受苦。”

　　离休的赤脚医生

　　“我们原来还是同行呢。”李老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少年李可初中没毕业就毅然从军，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1949年，人西北军大艺术学院文学部学习，毕业后在第3军的《前进战士报》做编辑。西北全境解放后，他转业到甘肃河西走廊及庆阳地区工作。

　　1953年，他被上级抽调参加工作队开展“三反运动”，得罪了一些官员。当时，胡风在《甘肃日报》做记者的一个学生，恰好与李可同一个工作队，到了1955年，他就‘名正言顺”地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关押了2年7个月。1961年，他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

　　在狱中他开始自学中医，回老家后正赶上3年大旱，他给上门来的病人开出的方子都有补中益气汤，效果很好，“不是这个方子能治百病，而是人们饿得太过，体虚则百病生”。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其实我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因为条件不允许，谁要跟我接触多一点就会被叫去谈话审查，拜师不是害人嘛!只能自己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民间验方。农民很可怜，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我只好现学现卖，急用先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而由于农村患者家贫，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到的多是急危重症，自创破格救心汤，将100多例西医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病人悉数救回。

　　当时，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的“右派”心血管专家董威被下放到灵石中学做校医，他看到李可抢救心衰的方法很惊讶，认为其水平已超过西医。“我看过你们中医的药典，附子用量超过9克就是非法的(注：2005年新版药典规定附子用量为3～15克)，你却用到200克，如果出什么差错患者告你，你肯定会进监狱，当地也有其他中医，为4Uz,只有你这样治?”李可回答：“那些农民就是两个字——可怜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救一救吧，根本没考虑风险的事情。”

　　等到1978年，恢复全国统考，他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进入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做了名普通的中医大夫。那是他最忙的时候，从8点看到下午2点，“没有办法，因为大都是外县来的农民，拖到第二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钱。药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见，我只好自己出钱请他们吃饭”。

　　救治心衰病人，需要医生亲自煎药，患者服药40分钟反应正常后医生才能离开。对那些缺乏中医知识的农民患者，李可有时需要上门帮着熬一次，让病人家属看一遍学会了才放心，并记下姓名、住址回访。

　　“你问我，为什么我的4个孩子都不学医，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看多了，觉得医生是个最倒霉的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农民太穷了，许多病人没钱拿药就记在我的账上，最后只能给免了。一来二去，孩子们都抱怨，说我除了留着自家的房子住，连房底下的宅基地都卖了贴给病人了。2005年，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病人给的钱，合人民币大约60多万，我都捐给一所大学的中医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后他终获“平反”，于1983年牵头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10年。“那是我最苦恼的阶段，病不能不看，杂事不得不管，太浪费精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我中医院可能办不起来，但事情闹成以后我急流勇退就对了。”

　　1992年离休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一个月2000多元的离休工资，在县城里生活不愁，钱贴多了儿女还是有意见。老伴其实一直支持我。有一次午休，徒弟挡住了一个外地病人，她看见了很生气，觉得人家病成那个样子，大老远跑来，挡在楼下不近人情。”

　　ICU里的中医

　　一听说几个弟子运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会设在一所西医医院下面的一个部门里，师母一下子激动起来。“不是我胆小，你一搞急救就影响人家的收入，病人进ICU，一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你一副中药才一两百块钱，惹人恨得很。那会儿就我们两个老家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电话线就被他们拔了3次，连跟家里报个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后，李老经常穿州过省给人诊治，网上关于李老的行踪随时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样，也跟着他到处跑。师母说的就是李老被请到某地讲学、治病时的经历。当地一名中医学校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下在这间医院的ICU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虽然是中医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医。当李老看完病人，开出治疗方案后，西医一方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质询”。焦点是病人高烧反复不退，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整。西医已经用上了透析机、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四五种吊针，却无法退烧。

　　唯有李老注意到，“病人这几天总是在半夜2时左右体温升至39度以上，这正是厥阴循行的时辰，且病人时而手足厥冷，时而高热，若非厥阴病还有何可能呢?当院长问到李老病人喝了他开的药会有那些可能的坏情况出现时，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坏下去’。”

　　终于李老的药用上了。病人服药后，体温由38度多降至37．4度，没有发生心衰，血压正常，初步显效。“可恶的是，交班时那个医生竟说，‘病人体温曾升至39度，但经冰敷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一开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医生是怎样纪录病程的，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中医在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医要走的路是何等艰巨！”

　　李老说，院方后来决定停用中医，病人最终没能救回来。“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主持灵石中医院时，是纯粹的中医手段，心、肺、肾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从未失手。现在却每每遇到我刚把人救过来，回头就被西医的ICU收进去出不来。大家还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人说是西医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灵石调查探访，李老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数以千计，“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时下各医院都是急救找西医、中医靠边站，而李老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任职期间，“……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广州离休干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广州某医院ICU抢救无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医手段，把脉拟方，病人服药后8小时，起来吃了一小碗面。几天后转院，因为没有交代清楚，上午一进ICU值班医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阳气刚刚恢复，这时候绝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凉的东西”。下午病人开始昏睡，再没醒过来。李老回忆起这些，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下篇

　　好病人难找


　李老这次中风，主要是因为一个月前的广东之行，“看病看得太疲劳，气候也不太适应，瘦了3斤，体重只剩下87斤。现在咱俩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瘦子”。他边说边笑着拍拍记者的肩膀。

　　尽管中心已经运作得颇有眉目，师母还是担心师父的身体经不住辛劳。“还有建西、乐凯他们呢!这些孩子们都不错，在现在这个医疗环境里左突右冲，挺不容易的。”李老宽慰师母。

　　而他所说的“不容易”，是指目前许多对中医的管理规定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如果按照药典的用药规范，李老这大半辈子竟然现在“非法”行医。那些谨尊师命在各地脚踏实地、治病救人的徒弟们，免不了也时常受此困惑。

　　有一个笑话：两个医生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人是怎样死的?答曰，死就是死嘛，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啊。那人便告诉他，人是被折腾死的。

　　福建漳平市中医院的李建西对此深有所感。“现在好病人难找啊!我自己常琢磨，为什么师父当年处理很多危急情况，一副药下去就形势立转?现在的病人，轮到中医手上的，都是经过西医无数折腾后没有效果的烂摊子，中医要收拾这个局面得比以前费数倍的力气和周折。一旦效果不好，还要背上中医治死人的骂名。”

　　带艺投师、自认“在李老处得见中医精髓”的李建西，去年明就遭遇了一场风波。一乳腺癌患者慕名而来，建西见她双臂麻木、双下肢无力，确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椎，诊断后他药方中开出附子90克，服后因癌细胞扩散迅速，势难遏制，导致截瘫。其夫是名乡医，认定妻子病情加重全因用药过度，遂与医院及李本人发生纠纷。后经省市两级医疗鉴定，证实患者病情变化与用药量无关。甚至有医生讥讽他开药是“神经病”。因此，他在自己的诊室门口，贴了一份“药典告示”，明白无误地告知患者，“重药克重病”，“以毒攻毒”。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重病、大病患者，医患之间几乎都没有第二次机会，李建西同样承担着风险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明哲保身和抢救生命之间，“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病人的信任也因此格外宝贵，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就建立在医生平时积累的医术和医风的口碑之上。

　　因为老药工的炮制技术濒临失传，药材质量缺乏保证，“我没事就去医院的药房转悠，不是我喜欢，而是因为我怕，最怕中药的就是中医”。记者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小壶，就是专门用来试煎、试尝中药的。

　　疗效决定一切

　　对于中药的使用，熟知西医规范的孔乐凯认为：“西医的规定里，急救时对许多药物的使用可以超出常规用量数倍，中医药典却不分情况一刀切，比如附子超过9克就可以找你麻烦。重症急症的用药量理应放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规定。目前的规定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只允许西医急救，而不允许中医急救。而西医手术、介入、甚至部分药物运用等治疗都需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用中药重剂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时是否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另外重要的一点，应该建立中药质量评价体系，对药量的规范必须以药材质量为基础，生药主要成分含量不同，用量自然不同。”

　　孔乐凯原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生理学硕士。读了8年的西医核心课程之后，他觉得西医理论无法解答他对人体和疾病的许多疑问，转而自学中医，2001年考取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博士，20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学校附属医院做一名内科大夫。

　　“读博士时我一度很郁闷。我放弃了13年的西医探索，转到中医领域，却发现中医临床拿不出效果来，博士有什么用!在最苦闷的时候，遇见了李老。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师父指给我一个方向，这才是正路。怎么证明?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之前，我和社会上那些我接触的中医大夫没有本质区别。”

　　“现在学生好找，李老这样的临床大家做老师，难求。李老身上最宝贵的一点在于他敢于治病，遭遇急危重症敢用雷霆手段，这源于他的能力和自信。中医院校的老师自己对临床都没有信心，怎么教学生?”

　　谈起去年网上签名呼吁“废除中医”，孔乐凯倒是毫不激愤，而是坦言：“我觉得那些签名者或许曾经深受其害，受中医缺乏疗效之害。一个病，西医能看的，中医勉强；西医不能看的，中医也不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外力的保护、扶持有什么用?没有疗效的医学只有死路一条，把医疗交给市场，市场自然会去选择。”

　　孔乐凯认为国家应鼓励有能力的中医大夫创办中医研究、医疗、甚至中医教育机构。目前国内中医研究的现状是以西解中，而各级中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按西医的模式运行。这样的体制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高水平中医大夫的成长。“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生活方式是白天看病，晚上看书，收入靠诊金，职称靠病号量!你是医生啊，你得治病，你不是实验室里摆弄老鼠的科研人员。”

　　早有业内人士对记者戏言：“现在的体制留不住好中医。医院养活的人要呆在医院里，养活医院的人最好是出来。”

　　记者赶到济南当天，正逢孔医生出诊。“外地来的优先，上年纪的优先，剩下的人才按挂号顺序。”病人见记者面露不解之色，解释道：“这不是医院的规定，是孔医生自己定的，挂他号的都知道规矩。”

　　小救命先生

　　一直忙于为传承师父的经验而在广东成立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奔走的吕英，这些天终于松了口气。与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合作的课题——“李可破格救心汤救治难治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终于在6月底正式上报广州市科技局。虽然审批结果要等到9月才能揭晓，但准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只要吕英医生出诊，人们常常看到天河区妇幼保健院一楼—大早便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一家台湾人看病，连4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凌晨3点也被妈妈用背蓝带着一起排队，因为医院规定一个人排队只能挂一个号。

　　自2001年，吕英的日门诊量就超出100人，她坦言，“那时候是以数量取胜，虽然人多，但病种单一，主要都是一些常见多发病。”2005年，吕英被广州市选拔为优秀中医临床骨干，为了保证理论培训和临床跟师的时间，经院办决定，她的挂号量减为日70人。

　　拜入李可师门后，接手的大病越来越多，2007年，挂号量减少到最低的60个，但她却感觉比以前累很多，因为“对付这些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有时光是看西医诊断资料就要十几分钟，虽然这些对我只是参考，但这也是对病人的尊重。越是重病号，你越要跟他耐心解释，尤其是三阴伏寒的患者，用仲景原方原量会出现不同的身体排毒、排寒反应。医生是给者，病人是受者，双方的沟通、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病人自己抗病信心的增强，对治疗效果往往帮助极大”。

　　“我经常推荐病人看一些中医的普及读物，有些病人刚开始还以为我是推销书的。”吕英笑着说。“但现在不会了，许多哮喘患儿的痊愈使他们的母亲纷纷加入自学中医文化的行列。”

　　之所以空军医院同意合作立项，还与吕英的一个徒弟有关。原广东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许天祥身患肺癌，渐并发脑、肝及胰腺等多处转移，今年经肿瘤医院与空军医院会诊后确定了治疗方案。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后病人出现全身衰竭，神志不清，仅余一丝呼吸，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已有心理准备的家属便通知亲友赶来告别。

　　其中一个朋友见老许气喘不继、痰声碌碌，实在辛苦，于是介绍吕医生。家属抱着“至少可以让病人走得少点痛苦”的想法，找到吕英。当时她刚好去山西看望李老，于是让自己的一个徒弟出诊。

　　徒弟把诊治情况告诉她之后，她只在破格救心汤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药量，并加入小半夏汤，以期挽救性命后避免痰液赌塞气管而功亏一篑。结果病人服药次日下午3点，已经可以连续说话。

　　空军医院的领导非常震惊，一个20多岁的小徒弟就能救人于濒死，这就是双方合作意向开启的契机。李老知道后，在饭桌上对着小徒孙呵呵一笑：“就叫你小救命先生吧!”

　　随后的40多天里，病人停用一切西医手段，恢复正常饮食，偶尔还可以坐轮椅外出半小时。最后虽因病情过重去世，但是在睡眠中安详离开。

　　目前，东莞、珠海等地的医疗机构也正积极与李老联系，建立临床经验传承与研究的基地，短期内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另有马来西亚和澳门欲开办中医学校，邀请李老及其弟子前往讲学。

　　“建西，今年会有大变化!”“师父，是今年的五运六气要出现大变化吗?”“乱讲。你准备举家迁到广东吧，形势变好了，中医发展需要人啊!”李老忙着把消息通知散在各处的弟子们，急切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