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华 中石化:知识分子的知音陶铸

知识分子的知音陶铸

       陶铸是创建新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知识分子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谨以此文纪念陶铸同志百年诞辰。
       在创建新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陶铸早就有党内才子的美誉。陶铸和知识分子有一种知音的特殊感情。许多和陶铸有交往的知识分子都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陶铸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比猪肉、花生复杂得多

　　1908年1月16日，陶铸生于湖南祁阳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中旬，陶铸到广州工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后陆续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6年5月后，陶铸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职。
　　1952年12月24日，陶铸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首先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目前的经济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配合，也是搞不好的。”他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尤其关心那些学有成就的党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陶铸不止一次地用“千金市骨”这个典故启发干部。他说，古代君王能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终于得到千里马，我们共产党人更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陶铸1950年底调来广州工作，来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起了一座在当时来说是颇具规模的科学馆。随后，陶铸亲自决定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在当时经济恢复时期，他批准拿出百万港币，从香港进口摄影设备，建起了我国华南电影事业中心。陶铸主管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全面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却对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大量日常工作，亲自过问，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繁忙的政务中，陶铸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和文化界人士见面两次，谈形势，听意见。他把这两次例会式的会见，戏称为“春秋二祭”。
　　1954年1月，陶铸在广州文艺界学习会上讲话，对文艺界的社会责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了要求。他说：“现在人民的要求是那么迫切，而我们的作品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我看这是一种危机。猪肉有过供不应求，但经过号召农民多养猪，调整一下价格，也就解决了；食油也有过供不应求，但在计划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后，也就解决了。但是文艺作品供不应求，却不是调整价格与扩大种植面积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一问题，要比解决猪肉和花生问题复杂得多。”
　　在座的知识分子听到党承认他们的工作比猪肉、花生复杂得多，都非常感动。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被斥为连普通的农民、工人都不如，因为他们既不能生产稻谷，又不能出产钢铁。陶铸接着说：“今后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就是要看创作出来的作品质量如何，这是唯一的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他的话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为了给作家提供创作条件，陶铸拍板拨款在广州为作家建起了几座创作楼。他很尊重广东的文化，特批用文教事业的盈利，把广东著名画家的精品，用当时在世界上也算是第一流的精美印刷，出版了《广东名画家选集》。对于港澳文化界、电影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夏梦等，陶铸每年都安排他们回来度假观光，和他们谈心，使他们感到祖国的温暖。陶铸到北京开会时，还在紧张的会议间隙，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关山月等画家。

率先对知识分子实行特供

　　在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陶铸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陶铸亲笔批示：
　　一、确定一个2000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以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
　　二、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三、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四、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五、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20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蒋介石曾几次派人去接陈寅恪，但是均未如愿。没能把陈寅恪这样的“国宝”带到台湾，蒋介石一直感到很遗憾。陶铸对陈寅恪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如何对待这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学者，1956年，陶铸在广东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陶铸将陈寅恪当作自己的朋友，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陶铸去看望陈寅恪时，看到他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他家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1954年，中山大学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因为不了解知识分子，尤其不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这位党委书记，并要他亲自登门向陈寅恪赔礼道歉。
　　1961年夏天，原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的吴宓到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家里“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从1961年11月起，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不慎在家中浴池摔倒，跌断股骨。陶铸闻讯，亲自去医院看望，并和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因为陈寅恪跌断股骨，只能长卧床上，陶铸指示，特为陈寅恪配备三个护士，在住房、吃饭、穿衣上，都给予特殊的照顾。两年后，又有人说：“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陶铸听后，勃然大怒，说：“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陶铸一言，暂息风波。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后来对她的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使得一批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陶铸只能尽其所能，保护那些他称之为“国宝”的知识分子。1958年，文字学家、书画家、中山大学教授容庚下放到东莞农村劳动。陶铸去东莞检查工作时，特意去看容庚。这使容庚异常感动，一个受群众批判的人，省委领导人亲临茅舍探望，让他非常感动。陶铸探望容庚之后，容庚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建国初期的中国报界，普遍以苏联《真理报》为模式，连版式都基本相同。《羊城晚报》不走《真理报》的路子，另辟蹊径。1957年6月，在陶铸的提议下，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筹办一份晚报。陶铸认为，一个城市出两份报纸，都是相同的，是很大的浪费。陶铸指出：“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们教育人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章写得风趣，不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陶铸提出，《羊城晚报》的特色应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
　　1957年10月1日，作为全国第一家大型晚报的《羊城晚报》创刊，陶铸题写了报名。创刊的第一天，《羊城晚报》就卖了8万份，比《广州日报》还多2万份，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从1965年6月起至1966年3月，陶铸对《羊城晚报》给予特别的关注，连续10次同晚报的同志谈如何办报。陶铸非常注重晚报要创造自己的特色，强调不要跟别的报纸，搞人云亦云，特别不能和日报相同。
　　《羊城晚报》的风格迅速影响了全国。读者们还特别喜爱天天出版的副刊《花地》和《晚会》，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以在此发表作品为荣，而体育和国际两个专栏也深受欢迎。报纸办得好，从中央领导到三轮车夫都爱看，报摊常常排起长队。毛泽东曾对陶铸说：“我看《羊城晚报》。”周恩来也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文革”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州市民有数万人跑到报社护报，可见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

第一个提出为知识分子“摘帽”

　　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知识分子一直成为运动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等大帽子，让他们觉得挺不直腰、抬不起头。与此同时，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观点广为流传，知识分子们被排斥在社会文化中心之外，他们心怀畏惧，情绪低落。
　　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评论陶铸说：“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要说不‘左’是不可能的。只有跟得快一些、改正得慢一些，和‘左’得慢一些，改正得快一点之分。陶铸就是属于后一种。”在60年代初，当国内的政治气候稍一宽松，陶铸第一个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由于经济困难，中国发热的头脑，不得不冷却下来。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陶铸参加会议返回广州后，就雷厉风行地对在运动中斗错、批错的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是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雨”的座谈会。陶铸说：“12年的实践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陶铸的讲话，铿锵有力，充满感情，当他说到他代表中南局向台下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时，受过委屈的老专家们，都当场流下了热泪。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时期，知识分子们不仅有心结，而且物质条件也严重匮乏。中小学及幼儿园老师工资粮食定量很低，孩子吃饱了，老师饿肚子。作协的专业作家分不到一点副产品照顾，连著名作家欧阳山每月也只发12到15包香烟。
　　陶铸在讲话中讲到了两种关心，一是政治上的关心，二就是物质上的关心。首先要改善工作条件。当时，不仅科研书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是开会太多，搞业务的时间不多。陶铸很明确地表示要少开会。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时间不够、助手不够或不合要求，资料供应有问题。工作环境不好，我们要注意帮助解决。”
　　其次，要解决生活问题。在座谈会上，海南石碌铁矿工程师黄冠民说：“矿里很久没有食油供应了，工程师除了每月有一斤猪肉，一条普通香烟外，再没有什么东西照顾。”对此，陶铸表示：“要完全解决物质生活现在还有困难，大家还要吃两年苦。不过，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稍加改善是可以的。现在大家的要求不高。中山大学一位老先生只要求给他的面粉里不要有沙子，鱼不要是死的，这个要求不高嘛。”
　　在这次座谈会上，陶铸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知识分子听到陶铸这个讲话后非常高兴。有人甚至说听这个报告，比吃了两斤猪肉还好。大家觉得，摘除了帽子，就离党更接近，心情更舒畅。
　　1962年3月5日，全国剧协会议和全国科学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指导。周恩来和陈毅对陶铸为中南地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十分赞赏，尤其对他提出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的真知卓识，尤为赏识。这次会议，在陶铸的积极参与下，周恩来、陈毅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为文艺工作者去除“紧箍咒”

　　1965年七八月间，中南区举行戏剧汇演。此时，政治风云处于“文革”前夕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陶铸针对当时文艺界普遍感到彷徨和忧心的一些创作问题，以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提出了他的看法，回答了作家们最为关心，最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如什么是歪曲工农兵形象？什么叫方向性问题？什么叫才子佳人戏？什么叫毒草？什么叫中间人物等等，他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参加演出的3000多戏剧工作者，听到陶铸的这番讲话，一扫心头的阴霾，受压抑的精神大振。
　　在这次中南区戏剧汇演中，陶铸敢于顶住压力，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在当时，湖南花鼓戏《补锅》引起不少争论。《补锅》写一名农村少女与一名青年补锅匠恋爱，女方的母亲看不起补锅的，而她家的锅又坏了，于是这两个青年乘机设计了一些喜剧性细节，来促进老妈妈思想的转变。老妈妈最后觉察到了真相，问道：“你们俩个演的甚么戏啊?”二人同时回答：“湖南花鼓戏。”故事就以喜剧形式结束了。
　　有人认为，《补锅》是新的“才子佳人戏”，是毒草。还有人讲，李谷一表演的那个小姑娘，表演动作“不够庄重，有点色情味道”。有人一听“才子佳人”的大帽子“扣”下来了，也噤若寒蝉，不敢表态了。正在争论不下的时候，陶铸出来说话了。他是湖南人，最懂得湖南花鼓戏。他在讨论这个剧目时说：“《补锅》是一出很好的戏，怎么能说是新的‘才子佳人’戏呢？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正大光明的恋爱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高中学生，一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劳动，互相爱慕，那是很自然的，而且爱的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补锅匠。”陶铸以十分赞赏的口气，出人意外地肯定这出戏说：“这出戏提倡这种革命的爱，阶级的爱，我赞成。”
　　接着，他对李谷一表演的那个小姑娘，也作了表演艺术上的肯定。他说：“有人讲那个小姑娘表演动作不够庄重，我看这个批评不恰当。相反，我认为：她把角色演得天真活泼，有青春的活力，非常可爱，这个戏在湖南演了两千多场，很受群众欢迎，这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叫好，难道这些人都有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吗？如果《补锅》就是新的才子佳人戏，那革命现代戏就只好表现老头子、老太太了，所有的人物都道貌岸然，脸孔绷得紧紧的了，这难道合理吗？”陶铸讲到这里，全场三千多编剧演出人员，顿时发出一阵欢笑，接着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