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全国劳动模范事迹:自省?自律自强??共识共进共赢

自省 自律自强  共识共进共赢

——关于文交所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一、文交所的缘起及概念提出

     文交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诞生之日就备受舆论的关注。以上海文交所挂牌为星星之火，一发而不可收，迅速在全国蔓延，以至烧到了香港、法国等地。由中国人自主创新的一种新理念、新业态是如何产生的呢？今天借这个场合我来公布一下谜底。06年初我与吕敬人老师相约去雅昌万捷处拜会，席间不经意聊起这个话题，即围绕艺术品的产权进行切割，以降低投资门槛，增加流动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奇思妙想，是缘于92年，我在南昌设计并发行了一期房产投资受益券和我的金融证券从业经历。顾名思义，房产投资受益券就是把一个大体量的商品房拆分为每个平方由老百姓来投资并享受收益。在建设期该受益券可在指定证券公司流转。既然成套的商品房可以拆分买卖与投资，从经济学原理上说艺术品也是可以的。随后我把这个想法分别与杨淦、熊澄宇、马保平、郭梓林、王昱东及吴小求作了沟通和探讨。在他们的帮助与鼓励下，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供借鉴的条件下，我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艺术品投资市场大有可为——破解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做大GDP的难题》的论文。时间是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并在北京市版权局登记备案。（01-2007-A-0964号）。

     这可能是迄今最早一篇，有案可查的系统且完整阐述文交所概念、理论依据和建设思路的论文。其核心内容为八个字“权益拆分、份额交易”。强调“拆则细、细则流、流则通、通则活、活则大、大则强”的运作思路。此后又与雷原、叶强、余丁就这种交易模式作了广泛的交流和学术的研讨。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对创建艺术品投资平台的战略思考》及《创新业态，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大众参与，守望民族精神家园——文化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增长极》两篇报告，分别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进行了宣讲，并明确提出艺术品交易所就是以艺术品为载体，以产权为核心，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交易理论及风险流动理论为基础，借鉴证券和产权交易的成熟商业模式并运用高科技、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让大众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能有序进入、公平交易、合理收益、安全退出的一个要素市场。是一个集金融科技和成熟商业模式为一体的艺术交易平台；是一个政府调控下正确引导国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投资平台；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有利于行业规范和发展的政府管理平台；是一个在相同规则下，东西方艺术品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国际竞争平台；是一个既非完全实物，又非完全虚拟的新型概念市场。在09 年初的两会期间，我的一份《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市场机制——建议成立中国文物产权交易所》提案再次成为两会热点。

    在社会实践方面，随着深圳文交所的挂牌及《杨培江》第一个艺术品资产包的推出，标志着中国艺术品资产证券化序幕的拉开。而后以天津文交所为代表的《白庚年》艺术品资产打包上市流转，掀起了大众参与艺术品投资的新高潮。此后各地纷纷效仿，据不完全统计已成立开业和即将开业的文交所近60余家，发行资产包金额达17亿，燎原之势已然形成。虽说理论的形成是在北京，可实践远远落后于全国各地，但据我们所知，北京还是人才济济，在对文交所的发展方向和新型模式的探索上一直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二、文交所诞生的背景和意义

    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文交所也不例外，她在中国大陆横空出世，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因素：人类历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人类的需求也经历了从地表到地下和空中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过程。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蒸气时代和电气时代。在这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以消耗物质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遭遇了不可持续的挑战。二是以追求幸福指数为目的的生活方式，促使人的需求开始由胃向脑转移，由外在向内心转移。尤其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我们对原有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及增长方式的思考。人类想要和地球长期共存，就要降低自身的物质欲望。代之以可承载的循环经济理念，以文化精神享受来满足人类更高的追求。这不是想不想或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必然。从武力竞争到政治竞争，再到经济竞争，最终走向文化竞争。文化经济的到来是历史与现实的唯一选择。而作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没有中断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史转折的排头兵。

    其次是经济的因素。中国是文化大国，但近现代的经济落后导致文化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连续30余年的2位数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经济基础已十分强大。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要一同分享这道盛宴，其文化价值必然会有一个爆发式地增长，以求和经济基础相匹配。并且与经济相互作用，向文化经济转型，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一。另外，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造成商品外销，货币回流，形成货币流动性过剩，而货币的趋利性决定了其对优质资源的占有和追逐，长期沉寂，价值低估且需求上升的文化自然成为首选。十几年连续高涨的拍卖市场，一再证明了这一规律。中国已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中心是不争的事实。

    再次是社会的因素。中国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但近代屈辱的经历一直是笼罩在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奋起直追，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跟跑一朝领先后的迷惘和话语权、定价权旁落的无奈。国家之核在创新，创新之核在文化。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解放文化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十二五规划中将文化列为支柱性产业的举措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都变得顺理成章。此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与投资需求，以及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人民群众对文化经济活动的参与权、分享权催生了文化产权交易新模式的出现。

    最后是文化产业自身的因素。从表面看：存在市场混乱、价格扭曲、暗箱操作、不讲诚信、中介缺位、真假难辨、缺少大众的参与和分享机制、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合理的游戏规则、与金融对接无门、后劲乏力、科技运用程度低下、政策法规落后于市场需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缺失、评估体系不健全且没有纳入财政的总体框架等问题。进一步分析，这是由观念落后、业态陈旧、体制僵化、管理多头造成的。但真正问题的核心出在产权上，产权的不清晰必然带来交易与管理的混乱，也必然抑制创新的动力。没有产权的资产是空心化的资产，没有产权的产业是边缘化的产业。优秀的文化资源只有通过一次产权的革命才可能成为新时期的优良资产和大众财富。只有文化版图与文化版权的双向扩张才能支撑起文化经济的脊梁。所以围绕文化产权的创新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让文化经济的话语权、定价权回归中国也是历史的宿命。

    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把文交所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力度之大，热情之高也是催生这一新生事物的政治因素。

    综上所述，基于文化产权的创新交易模式和品种的不断涌现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增加人民群众投资渠道和国家盘活资产、回收货币，促进文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进而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三、文交所当前存在的问题及误区

    纵观三年来文交所的改革创新，问题暴露不少。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模式上：五花八门，既相互模仿又标新立异。虽然概念上屡屡创新，在原理上我心依旧。但基本上都是基于份额化的资产包模式，过分借鉴和依赖证券模式，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创新思维。且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艺术品资产包的价值开发上，二级市场的价值流转开发鲜有突破。此外，资产包内容的审核、作品的身份锁定、价值评估的公信力、资产包的现金流、份额价格的参照体系建立及资产包的整体退出及文交所相互联动等问题也未见有上佳方案。总的来说，路子“走窄了”，模式过于单一且单薄。大家纷纷抱住艺术品这一棵大叔，却忘了身后大文化、大产权这一片森林。

    2、基础上：底子薄、基础差是艺术品市场的现状，任何创新绕不开这个现实。无论是确权体系还是评估鉴定体系，无论是担保机构还是托管机构，无论是政府管理机制还是市场诚信机制，乃至法律法规建设及专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多事是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逐步完善的，中介组织也有一个跟进的过程，而作为独立第四方的交易所单兵冒进，自己铺一条简单的跑道就强行起飞，要么机毁人亡，要么难以降落。“走急了”是这个行业整体特征。

    3、政策上：我一直强调文交所是制度经济学的产物，没有相关政策的配套，单从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入手，将会是寸步难行。在外面看风光这边独好，有人比喻文化是黄金，资本是飞机，可谓遍地是黄金，满天是飞机，唯独缺跑道。于是乎，大伙一个劲地全扎进来了，进来后却发现，步步是陷阱，处处有红线。想解决问题一个部门找不着，要查问题相关部门全来了。现实情况是代表生产力的文交所走快了，而体现生产关系的相关配套政策却明显“走慢了”。在一个即将发射的火箭上空布满了天花板，创新空间被极大压缩。如果在管理上和政策上不跟进，要么法不责众、乱象环生；要么偃旗息鼓、胎死腹中；要么举家出走、墙外开花。开不开口子，开多大口子，这一切都得取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决心。

    4、人才上：更是奇缺，真正懂文化、懂金融、懂技术又懂交易所制度设计的复合人才是凤毛麟角，集中起来都不够用。因为交易模式和制度的设计属于高端产业的顶层设计，其严密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简单地模仿和照搬无济于事，关键在整体的制度性创新。而现实情况是有限的人才分散到各个文交所，各搞一套，形不成合力。人才“走散了”，以至影响到行业创新整体水平确是不争的事实。

    5、数量上：求量不求质。多不代表好，只代表了一种参与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同质化的竞争是反交易所逻辑的。交易所的设立是为了要素市场的快速流通，有效配置，而不是资源的划地为牢；交易所要的是信用的叠加而不是相互抵消；交易所需要交易量放大的支撑，而不是化整为零。重复开发，成本加大，人才分散都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从总体上说，交易所盲目追求数量这个路是“走反了”。重组、合并将会是一个必然。

    6、方向上：我认为“走偏了”。各地文交所过分关注文，而缺少对化的理解。文化文化，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文物化成。就我国文化产业而言是文有余而化不足，美国是文不足化有余。一个米老鼠卡通形象化出了天文数字的文化产业，这就是差距。这也正是文交所的天职。巨大的文化存量资产，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都等待去开发。只有把文化和产业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文化价值的拉动系数，才能促使传统产业转型，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与投资需求，唯如此才能体现文交所的价值，才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不找到方向，不摆正位子，文交所前途堪忧。

四、文交所的基本原理与逻辑

    文交所虽是新生事物，但仍属交易所的范畴，也理应遵循交易所的一般规律。

交易所就是提供交易场地和交易规则的专业机构，俗称开场子的。但不同于一般集贸市场，而是市场的高端化形态，做的是促成各类相关要素与经济环节的对接（包括产品、产业及资本市场等）。其主要任务就是优化交易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约束交易行为和增加交易信用。其市场定位是有别于买卖双方及中介机构的独立第四方。产权交易所的盈利模式：就是交易双方为保护与流通产权所付出的成本。

    产权交易所的思维逻辑：项目束思维，公开的平台，合法的程序，增信的机制，确权的体系，定价的原理，审慎性原则。具体说来就是“三公、三定、三增”。三公是指：公开、公平、公正。三定是指：定权、定质、定价。三增是指：增信、增量、增值。

    交易所最大的资产和最大的风险是信用。交易所是靠信用来吃饭的，一旦信用被掏空，就只剩下关门一件事了。交易所是整个交易过程中的把关者，但把的是程序性审核，不是实质性审核。在做制度及业务设计时要注意：交易所永远不承担终极兜底的责任。我们设计的交易规则要把交易链中的风险给拉开，配置给不同的市场主体。法律风险由律师事务所来承担，财务风险由会计师事务所来承担，鉴定估值风险由专业评估机构来承担，权属问题由所有人及认定机构来承担。交易所只作合规性程序审核，永远要把自己隔离在风险之外，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对文交所而言，文是基础，化是目的，是文的价值转化和实现途径。所以我常说文化之精在文，文化之妙在化，文有价值，化为支撑。文交所的天职就是找到好文促其转化，是实现“守文化之正，出经济之奇”的特殊转换平台。守正不守旧，出奇不出格应成为我们制度创新和业务创新的底线。

    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一下文化产权。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交易的核心，也是产权交易所安身立命之本，风险控制之基。产权是一种契约，是一种占有，是一种权力。文化产权之和对内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则构成国家文化主权。不厘清产权，交易一定混乱，不流通产权，拥有者就没有收益。不保护产权，就会抑制创造产权的动力。不宣示产权，主权就必然流失。文化产权交易所必须围绕文化产权做文章，文化产权的混乱与无序对文交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文交所应该配合有关部门为明晰和规范文化产权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之核在创新，创新之核在文化，文化之核在产权，产权之核在定价，定价之核在交易，交易之核在信用。这就是我对文交所业态的一个肤浅理解。

五、对文交所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

    善取势者，事半功倍。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这两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一是众人皆挤在艺术品份额化这条独木桥上寻求突破。二是在天津模式上修修改改不断完善，但于事无补。三是仓促上马，互相模仿，朝令夕改，短期行为严重，信用一再被透支。说白了，大伙全是奔着艺术品证券化而去的，都想拔得头筹，抱回一个金娃娃。但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形成大好局面，反倒把“文交所”三个字做烂了。在这里我可以非常清醒地告诉大家，如果不从行业标准上、制度设计上、中介培育上、市场主体形成上和相关政策突破上解决诸如资产包现金流问题；风险隔离问题；金融工具利用问题；产权认定全覆盖问题；真假及身份锁定问题；科学定价问题；市场稳定性与活跃性问题；参照体系与统一指数建立问题；多空机制与风险控制问题；资产包退出通道与接盘问题；交易过程的重复征税及优惠问题；200份、连续交易及公开募集的政策红线等问题，在现阶段要奢谈艺术品证券化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是此路不通。除了政策性、基础性和技术性因素外，文化资产有其特殊性，大量以无形价值体现，因此必须遵循：无形化-产权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这一进化路径。任何想违背这一规律或跳过阶段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

    那么，文交所的出路何在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思考：

     第一必须讲政治、顾大局。凡做大事者必有大局观，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把创新置身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高举大文化、大产权、大产业、大经济的旗帜，顺应潮流，调整方向，主动对接，服务大局。在文化上下功夫，在产权上做文章，在产业上助提升，在经济上促发展，走一条文而化之，化文为产，化虚为实，化成天下造福苍生之路。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文交所的发展与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目标相对接；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与投资需求相对接；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具体措施相对接；与文化要素、金融工具、科技手段、资本市场相对接；与争夺未来文化经济话语权、定价权的国家战略相对接。文交所只有融入文化的大发展、经济的大发展，前途才会一片光明。

     第二必须讲团结、促合作。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但对各地文交所而言并非春光明媚，前期文交所的混乱局面和短期行为深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六中全会公告中提到发展重点文交所绝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在等着我们，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我们都要有整体危机意识，单兵作战受地域、人才、资金、资源的限制，成本高、收效低、能量小、创新难。并且大伙都在做大量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工作，既不经济也不明智。与其孤军奋斗，不如抱团取暖；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团结与合作是大势所趋，是当前第一要务。只有大气方成大器。齐心协力、分工协作，在理论层面奠定扎实基础；在交易模式与交易制度上联合攻关；在市场结构上形成整合与分层；在系统建设上做到资源共享、成本分担；在收费标准上统一尺度；尤其在政策上争取税收优惠和创新支持。至少要说服有关部门同意在重点文交所试点。在这场针对生产关系的文化体制大改革中，为了解放被束缚的文化生产力，一切皆有可能，对此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夯实基础，奋力拓展生存空间，才能共同迎接明天的太阳。

     第三必须讲规矩、求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交易所就是讲规矩的地方。诚信是交易所最大的资产，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和信念。而要树立诚信的形象，我们首先一定要坚持第四方定位，绝不涉及标的物持有或代理，着力培育市场主体，推动中介机构的完善。其次，要切实做到信息公开，明码标价，拒绝暴利，合规经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不搞暗箱操作，不说过头话。克服短期行为，公布诚信守则，涵养市场，做大规模，建立互信。再次，迅速成立行业协会，约束和规范会员行为，树立整体形象，严惩害群之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新秩序，打造政府领导、行业指导、市场引导、专家辅导、企业主导的新格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自律一定被它律。只有自省、自律、自强，才能共识、共进、共赢。

     最后以十八字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语并与诸位共勉：“借东风，合众力，造大船，涉深水，破巨浪，助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