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利贷平台:赵卫星同志在新区党校社会管理创新专题研修班上的报告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既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新题目。说它是一个老题目，是因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说它是一个新题目，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路。　　这几年，中央基于对我们国家全局性、战略性，包括阶段性特征的思考和把握，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放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逐渐形成了系统和整体的思路与举措。我们浦东新区除了要在改革开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方面走在前列之外，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也要有走在前列的雄心壮志和胆略气魄，这是浦东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这次研修班好多领导专家都来上课，对这一专题作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阐述，我今天就算和他们作个呼应，结合工作实际和体会，交流一些心得，和大家共享。　　（一）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　　从人类发展来讲，人类的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形态来讲，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发展形态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社会”来冠名。对任何社会形态的研究，不管主体也好，客体也好，都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从社会发展来讲，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再到青铜器时代，从蒸汽机，直至信息化时代，它有一个演变过程。从人类文明来讲，也经历了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变化。在这个演进当中，实际上都包含着深刻的丰富的社会命题。对我们国家来讲，多年来我们不断在探索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执政规律来讲着重在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命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简而言之，革命党的任务主要是破，执政党的任务主要是立。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来讲着重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所以，我们对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特别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令世人瞩目直至羡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前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模式，它有其独特的轨迹。从发展次序来讲，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道理，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变僵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经济发展中，一开始碰到的问题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分配方式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在经济基础和价值规律这方面。小平同志78年就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有个统一思想的过程，一直到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党的十四大才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好多问题，从命题的提出，到实践，到统一思想，到最后凝聚成全党的共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同时，经济发展方式也在不断转变，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能快则快到又好又快。在经济发展中，派生问题也应运而生，首先碰到的是生态问题，就有一个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现在提到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到一定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凸现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区建设的问题就摆上议事日程了。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换过程中，企业办社会难以为继，但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谁来承接，必须要回答。另外，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展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一定是经济主导的，接下来一定要考虑社会公平，有一个改革成果共享的问题，有一个和谐社会共建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和生态和社会和文化和政治要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规律。虽然发展的次序有前有后，但是到一定阶段，一定有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为此，我们必须从规律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　　恩格斯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它所产生的很多事物都会带有社会主义的因子和烙印。资本主义在自我修正的过程中，在社会政策方面吸收了很多诸如马克思等先哲们的思想，比如说社会福利。我观察过一个现象，也许不准确，就是进入新世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政党间的竞争话题，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社会政策，很多辩论主要是社会问题，比如移民、税收、就业、老龄化等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可能也是世界上一个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二）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基本共识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当前，怎么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怎么使我们国家能顺利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当前，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不断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我们现实追求的目标。这个基本共识我个人看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我国的三个基本特征没有变，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质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是我们考虑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时的基本出发点。90年代初苏东剧变时，小平同志讲过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讲得很深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个度怎么来把握，是我们制定不同政策的依据，我们要完整地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千万不能忘记，否则我们就要吃大亏。尽管我们现在的“块头”大，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同世界其他大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口众多，与印度相似。我国和美国国土面积差不多，但美国只有3亿多人，俄罗斯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人口也是3亿不到，而我们有13亿人口，这就是最大的国情。另外，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阶段，这点和前苏联相似，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虽然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毕竟处在并且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不可能一蹴而就。　　还有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主要矛盾，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讲起，但是当中动摇过，就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变成主要矛盾，但后来拨乱反正，重新认识这个主要矛盾，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要使群众各方面的生活更好些，社会各方面的生活更健康些，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更满意些。比如我国老龄化问题就很突出，出师未捷身先老。就拿我们浦东老年人口来说，已占总人口的22.3%了，有61万户籍老年人口。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现在我们是5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到2030年将会是2.5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把敬老为老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和谐一大块。还有一个怎么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经济活力，选择了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发展到今天必定要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个公平和效率并重的阶段，这个阶段大概也需要10年左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解决一些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紧迫问题，就会使一些社会矛盾不会那么集中。所以，公共政策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特征就不展开说了。　　另外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对我国现在所处时代的三个基本判断没有变，一是战略机遇期，二是黄金发展期，三是矛盾凸显期。20世纪末，我们党综合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提出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战略机遇期。通过这10多年的检验，这个判断非常正确，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一是加入了世贸组织，扩大了对外开放；二是把握了世界局势的变化，赢得了快速发展的良机；三是根据全球经济走势，取得了走强的地位。今后10年、20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判断准确，应对得当，黄金10年、黄金20年还是大有希望的。　　矛盾凸显期这一特征也用不着回避。当然矛盾也有阶段性特点，过去我们的矛盾是在平均主义的条件下，现在则是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条件下；过去我们的矛盾是在城乡两元结构相对固化的条件下，现在则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员流动频繁的条件下；过去的矛盾是在信息资讯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现在则是信息资讯高度发达且快速传播的条件下。过去讲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为了消除“剪刀差”，采取的是平均主义、一大二公的做法，再不行就搞阶级斗争。看上去矛盾解决了，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危机。现在讲差别主要是贫富差距，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个差别还包括人群、地区和城乡差别。我们只能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发展来解决矛盾，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三）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全球治理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只是我们在研究探索，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现在大家议论较多的就是伦敦骚乱。骚乱这种社会现象是有普遍性的，不仅仅贫穷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一样有。这种骚乱的形式，过去洛杉矶和巴黎都曾发生过。这是一个信号，也许会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演变成骚乱，甚至是动乱。在全球来讲，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政策左右难支。过去我们比较羡慕西方的福利政策，特别是北欧，但他们的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比如芬兰，税收占GDP的45%。但是现在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难以为继，产生了社会活力下降、公共成本高涨、社会效率缺乏等弊端。比如瑞典，病假补贴要占到公共财政支出的16%，有400万雇工是长期休病假的。英国6200万人口中，200万是从来不工作的，140万人过去10年一直是吃救济金的，2009到2010年申请救济金的有500万人口。英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80年代是600亿英镑，现在增加到1600亿英镑。他们这种从摇篮到坟墓全保障的模式，导致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年轻人没有动力，对国家的贡献度不够，社会的竞争力也不够。第二个是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一个是青年问题，从突尼斯，到埃及，到伦敦，一开始闹事的都是年轻人，这些青年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主要都是跟失业连在一起。突尼斯年轻人的失业率要达到30%，埃及更是达到40%，年轻人感觉没有希望没有奔头，但他们精力又旺盛，整天在街上游荡，就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有一段是讲青年的。我们也常说一句话：谁赢得青年，谁赢得未来。所以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激发青年的活力，一定要让青年人觉得有奔头有希望，比如现在搞的青年人才公寓就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都市里的村庄问题，“贫民窟”现象，谈得比较多的是印度的孟买，包括这次伦敦的托特汉姆区，就是个典型。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城中村”、“厂中村”，也要防止类似情况的出现。国外这种地方往往还参杂着种族、移民、宗教等非常突出的问题。第三个是社会问题骑虎难下。社会问题也是把双刃剑，比如网络管控，美国一直是把网络公开透明当做它实现政治意图、宣传其价值观的主要武器，但这次伦敦骚乱他们也尝到苦头了，在纽约他们也采取了临时关闭火车站附近网络通讯的做法防止骚乱，这个就是他们的双重标准。互联网的出现是当代媒体最为深刻的革命，它集合了报刊的生动丰富、电视的有声有色，具有即时性、瞬间性、互动性、广泛性、隐蔽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容易以小搏大、以弱搏强、以点搏面。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互联网，重视虚拟社会，否则就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再比如，极端右翼分子的抬头也是西方社会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也不展开讲了。　　（四）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我国当前十分紧迫的突出任务　　在这里，我想通过前不久富士康坠楼事件这个案例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这起事件实际上是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政策的综合反映，至少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地区差别。外来工离乡背井来到沿海地区，工作环境十分艰苦，虽然能赚取比留在农村多得多的收入，但几乎天天都得加班，整天和机器打交道，一天所有能见到阳光的时段都在车间里度过；二是承受能力。第二代外来工大多属于“80后”，甚至“90后”，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受关爱较多，对艰苦条件的忍受力不及父辈；三是企业文化。富士康企业文化中，对员工的心理关怀不够，在人力管理上粗放、冷漠，再加上员工涉世不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从社会层面看，社会服务、关爱、支持、援助也不够；四是聚集效应。富士康“12连跳”是典型的“模仿自杀”，这种连锁效应往往发生在青少年聚集的地方。　　富士康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折射出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放大的话，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好好思考。一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分化，这是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比较权威的是社会科学院搞的十大阶层，是根据占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源禀赋来划分的，第一是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第二是经理层，第三是私营企业者，第四是专业技术人员，第五是个体户，六是办事人员，七是产业工人，八是农业劳动者，九是商业服务者，十是失业半失业人员。虽然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一样，但决不能形成社会阶层之间割裂的局面，要粘合起来，要提倡共同的价值取向，要有柔性的利益整合，要有平等的机会待遇，要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要培育共同的文化生活共同体，使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二是社会政策滞后。主要是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过去有些碎片化，有些区域化，但现在社会保障法出台了，不再是碎片化了，变成顶层设计了。在外来人口管理、卫生医疗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这些涉及千家万户的政策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但从整体上看，我们有些社会政策的出台还有些滞后，现在我们在尽量避免。社会政策哪些是整体性的，哪些是区域性的，哪些是需要超前谋划的，哪些是需要适时出台的，这都需要统筹研究。三是社会问题积累。有的是长期性的，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历史遗留产生的，有的是处理不当引起的。我经常说起，我们非常佩服上海上世纪80、90年代做信访工作的同志，他们把当时非常棘手的社会矛盾都处理得相当干净。比如80年代，百万计的知青大返城，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涉及千家万户，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再加上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昭雪，信访问题堆积如山，但这些难题都解决了，为什么？我个人以为，一是文化认同，当时大家都有个统一的价值取向，那就是相信党相信组织能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二是从事信访工作同志的使命感责任感特别强，用感情做事容易打动人。90年代，上海面临着再就业、动拆迁、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管理等问题。那也是天大的难事，但是也处理得比较干净，为什么？我以为同样也是这两条，比如那个时候人们的价值观是统一的，就是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组织，舍小家为大家。从事信访工作的同志除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强之外，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建立再就业中心，加强社区建设等，所以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最主要的是社会多元，利益多元，比如我们经常讲“红利”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起点较低，法制不健全，规范没跟上，产生了所谓的“红利”现象，但现在随着法制健全、操作规范，这种“红利”空间就越来越小，比如劳动力的“红利”，到今天，劳动力开始紧缺，用工荒的出现标志着劳动力的“红利”已经改变了。还有资源方面的“红利”、政策方面的“红利”等，都有这样的情况，这同样也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四是社会诉求叠加。我们每年的信访量很大，有正常访，也有非正常访，大多数是个人诉求，也有政策建议。今年我们新区网信建议类比例首次超过了诉求类，是个可喜的变化。诉求的内容也是有规律的，有的是对政策差异有意见，有的是对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噪音、高压线等带来的影响有意见，有的是对空气、水源、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有意见，还有医患纠纷、劳资纠纷等等，这些诉求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就必须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耐心做工作，积极做工作，使之逐步并彻底得到解决。五是社会心态变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心态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是阳光的，是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同时也有我们不赞成、或者不太赞成的。北大一个教授提到当前几种不良的社会心态，概括为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暴戾、冷漠等，就冷漠而言，最近几件事颇有代表性，“孤岛心态”是很有破坏性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心态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极大的杀伤力，这其中和价值、法制、文化、伦理、道德都有关系，也需要整体考虑。　　（五）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浦东实现二次创业的重要目标　　首先，要弄清楚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社会做什么?我个人以为，可不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我只是点个题，就是社会是一种契约、一种秩序、一种共识、一种文化认同，一个生活共同体。按照不同的标准，社会可以分为8小时内的社会与8小时外的社会、城市社会与郊区社会、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相对固定的社会与相对流动的社会等概念形态。当然不一定对，可以引起大家讨论并形成共识。　　其次，怎么加强社会管理？我以为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是要提高人的素质和水平。人是社会系统的第一要素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虽然社会管理也包括对财、物、事的管理，但其之所以成为社会管理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人创造的，体现和包括着人的关系。因此，对人的管理才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重要实践。　　再次，从浦东的情况来说，浦东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区域大，面积14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二是功能齐，7加1生产力布局，一般情况下，这种功能很难在一个区的框架内得到展现。三是形态全，主要是指城市形态，有高度城市化地区、快速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还有城乡结合部、郊区、农业地区等；从社区来分，有国际化社区，开发区社区，商品房社区、动迁房社区、安置房社区、农村社区等等。四是结构多，主要是人群丰富，新区56个民族都有，五大宗教也齐全，各种类型的人才都有。　　在加强新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两个结合：一个是结合中央要求的“三个最大”，即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活力。另一个是结合区委明确的“三个导向”，即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项目导向，最终实现“三个度”，从而使新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各项任务真正落地，达到走在前列的要求。这其中可能包含着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增强群众的幸福度；第二个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以问题为导向，消除安全隐患，努力建设平安浦东，增加群众的安全度；第三个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活力，以项目为导向，大力加强管理创新，大力加强政社互动，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具体的工作路径我想可以简单归结为四条：　　一是管理网格化，包括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有个网格化管理平台，社会管理方面有网络化工作平台，世博经验长效机制等；二是服务便捷化，包括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的要素，要形成公共服务的好平台、大平台。社会事业要均衡化发展，在均衡化的基础上要与优质化相辅相成，普及化的服务和高端化的服务也要相辅相成；三是共治社会化，这是浦东的特色，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政社合作，政社互动，引进第三方，发挥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包括“镇管社区”，这都是好的经验。比如陆家嘴金融城也在引进业主管理，业主共治，这和伦敦金融城有相似的地方。要做到共治的社会化，就要把小政府大社会做得更好；四是自治民主化，一定要体现群众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还有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比如当前我区很多小区面临物业管理费收缴难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让大家来讨论，共同来解决。当然，在自治的过程中，管理是不能放松的。管理要讲效率，服务要讲便捷，共治要讲规则，自治要讲民约。　　综合以上几条，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路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不断探索，不断实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