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乐宣简历:吴德口述：“反击右倾翻案风”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

           
                         吴德口述：“反击右倾翻案风”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年中走了极端,在江青等人的一路砍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没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独领风骚,戏台上、电影剧场里、大街上的广播器中,翻来覆去都是八个样板戏的声响。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维持下去。到1975年,毛主席曾经比较多地对之作出纠正，对电影《创业》、《海霞》都有过重要批示。早在１９７５年２月间，江青调看《创业》后，心血来潮地对它横加指责，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这么说，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就不会相反说，他们跟得非常快，使起打棍子手段，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压得拍制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抬不起头来。                         ７月初，毛主席在同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信息传出，鼓舞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同志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分别写了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能够重新上映。结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都是发生在７月里的事。毛主席讲话了，江青该听了吧，她根本不听。她对张天民敢于写信告她的状，恨之入骨，总在瞅着机会要算账。９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本没有江青的事，江青却也去了，听说还带了她心爱的马。她在大寨直接打电话发号施令，把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了大寨，要他施压力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检讨，给毛主席重新写信，承认《创业》是有错误的。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王淮湘回吉林时，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是叶帅主持的，内容我现在忘记了。我只记得陈锡联不满意地说：王淮湘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就到大寨去了。会议散后，陈锡联约我和纪登奎去找王淮湘谈一次话。陈锡联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王淮湘是十六军的。我们把王淮湘从京西宾馆接来，问他是谁让他去的大寨？为什么不经过中央办公厅？在大寨都谈了一些什么话？王淮湘拿出笔记本，向我们讲了江青与他的谈话。                         他讲完后，陈锡联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中央，毛主席刚批示过《创业》，传达江青让张天民检讨的话不合适，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陈锡联不让王淮湘传达江青的讲话。我和纪登奎是跟陈锡联的观点、态度相同的，都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说江青的讲话不对。王淮湘把我们的话当作耳旁风，回去后照样传达了江青的谈话，在《创业》的头上再次刮起冷风。在电影《海霞》上，江青他们也搞了一出。１９７５年６月，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意志，以生杀之权派人查封了《海霞》的全部底片和样片，掀起了对该片的大批判，说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帽子戴得很大。《海霞》影片原在这年春节就经周总理审看过，后来朱德、李先念等都调看过,他们都是肯定的，并认为可以用来招待外宾。江青等人之所以那样搞,矛头看来也是对着周总理等的，你说好，我就说坏,对着干。《海霞》的编导者谢铁骊、钱江忍受不住，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申诉。毛主席很快回应，也是７月间的事，批示将信印发政治局同志。毛主席批示后第三天，小平同志立即调来这个片子审看，把原来拍摄的和经过修改的两个片子都调来了。                         电影《海霞》修改的片子,改了很多镜头,重拍了很多。修改后的一些镜头,比原来拍摄的是好一些。江青后来说邓小平调片子看,一再催索，快把于会泳的家都抄了。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我记得张春桥参加了，好像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也参加了，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去了。两个片子放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很长时间冷场，没有人发言。考虑好后，我发言了。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这次政治局的讨论会，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都没有参加,纪登奎好像也没有参加。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没有参加。
                        《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风云多变，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就把这件事作为文化部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大追风源。毛远新直接插手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去过两次，后来就不去了。毛主席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谈话后，开始由政治局部分同志参加，以后是政治局全体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谢静宜、毛远新参加了，迟群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经毛远新整理的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情况，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接着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了，很难办了。这时，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毛远新、迟群他们搞了《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００问》等东西。２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人还去清华看了大字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要求转好弯子，这样形成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北京市委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                         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小平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１９７６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１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４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７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９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１月１１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从３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百万群众肃立寒街，送别总理从３月３０日算起至４月３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４月４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                         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４月３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６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４月４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２０７３个，共有１４００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４月３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２０万，５０７个单位送花圈８００多个；４月４日到广场的有８万人，４２０个单位送了４５０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６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１２点了，现在已是４月５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４月５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４月５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同时还传达了一些毛主席的口头指示，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王洪文问：能调多少？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４月８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
                        ４月８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４月５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４月７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４月８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４月５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５日下午６时广播，晚８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８点出动民兵，怎么办？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８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８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晚上１０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１１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４月６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４月７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４月７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一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同志都到达后才开始。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                         “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小。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１９８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第一，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和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４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５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４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４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