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无人机遥控器原理图:苗振亚：汰优的年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0:13:48
汰优的年代
苗振亚
什么是好时光，什么是坏时光，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可是，如果有一个年代，它总是在无情地汰优留劣，那一定是最坏的年代。
谈论最坏的年代，要从一个并非本文主角的人说起，这个人是王一平。最早知道王一平，是在一篇谈北京大学地下党的文章中,读后并未留下什么印象。而在读了彭小莲《他们的岁月》这本书后，我就怎么也忘不掉王一平了。
事情当从反胡风运动谈起。
1955年初春，上海市委成立了“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长王一平是小组成员之一，负责彭柏山专案，但并未查出什么问题。因而，5月中旬，石西民在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问他，上海的反胡风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回答：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听后很不高兴，紧接着说：“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彭柏山是什么人？简单地说，他是一位老党员，老作家。1929年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时，他就开始了小说创作，1931年加入“左联”，担任过“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其小说处女作《崖边》曾受到鲁迅称许，发表后茅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早年投身革命，王明左倾路线时离开苏区而脱党，1935年在狱中再次入党，1937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政委，和皮定均一起参加并指挥了淮海战役，带部队打过长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第二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就是这样一位党的老干部，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反革命呢？现在看来，毛显然是看到舒芜交出的与胡风的通信中，提到过彭柏山这个名字，而这个人的身份地位，也正合他开展这场政治斗争的战略需要。
石西民从北京回到上海，当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结果，在逮捕彭柏山的问题上，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王一平。他既然负责彭的专案，当然就最有发言权。他说，在审查彭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与胡风之间有任何反革命行为。彭在三十年代，曾和胡风一起在鲁迅领导下工作过。抗战中期，他和胡风中断了九年来往，其间甚至连书信传递也没有。两个人再次来往，是在解放以后。但在彭和胡风的通信中，多是一些文艺观点的争论，而争论的内容显然都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他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彭和胡有什么反革命或其他非法组织活动，彭柏山不能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处理。他话中有话地说: “不同意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冒然采取行动。”
王一平在“钦定”的高压下，还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公然为彭柏山辨诬，这无疑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境。此时，与会领导已经明确指出他立场的“右倾”，他照样不改变立场，也不在乎。他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于是，交出案子，另请高明，调离组织部。而彭柏山也终于在几天以后的深夜时分，被警察带走，两个月后被正式批准逮捕。
王一平的坚持，没能救得了彭柏山，这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也许，王一平并不奢望自己能改变什么，他只是不能泯灭人的良知。
1956年底，中央的处理决定下来：彭柏山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使用，从监狱放回家中。宣传部把彭的妻子朱微明找去，交她一个特殊任务，要她按期汇报彭的言论与行动。作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夫妻，同是新四军老战士的朱微明，这种类似特务的行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折磨。这等于变着法子加倍惩罚。反过来，让我们看看王一平又是怎么做的。这已经是“反右”前夕了，他担心彭柏山会在整风给党提意见的时候，说出对自己处理不满的话，从而头上再加上一顶帽子。他来到彭家，语轻话重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从而让彭朱两人避过了这场灾难。需要补充的是，王与彭朱之间历史上并无渊源，平日也无朋友交往，他依然是不能泯灭人的良知，眼看一个好人陷入更大的劫难。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彭柏山再也没有碰到王一平这样的人。
1959年秋天，闲置几年的彭柏山，中央要调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彭满意这个安排，开始打点行装，准备上路。可是，几天后,市委宣传部却突然送来去青海的火车票，要他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而且还不是去教书，去做图书管理员。当时的青海还很荒凉，如此改变，有充军发配性质。而此时又赶上三年困难，青海已经在饿死人，想想这用心是多么歹毒！几个月后，彭柏山放假回上海，当一位前辈看到他瘦弱不堪的样子，问他在青海的生活状况时，他说到每月只供应一钱油，以及这一钱油如何炒在盐里食用，就被同住一栋楼的吴强汇报到宣传部里（《他们的岁月》183面）。结果，彭柏山因“散布消极言论”，“宣传阴暗面”，假期尚未过完，宣传部就通知他立刻买票返回青海。
进入1961年冬，饥荒已越来越严重，青海的情况更糟糕，各单位都开始精简人员。学院党委书记告诉彭柏山：“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带着胡风反革命分子身份的彭柏山，他能到哪里找工作？谁敢要他？他只得给周扬写了一封求救信。还好，周扬把信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建议在上海地区另行安排工作。按常情常理，有周扬批示在，给彭在上海安排个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也不要担风险，又照顾了彭的家庭团聚，这完全是个顺水人情。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常人意料，批件给宣传部长石西民压了下来（《他们的岁月》189面）。
久久等不到上海消息，彭柏山知道有问题了。无奈之下，只得写信向老战友皮定均求救，并内附一封给叶飞的信。皮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叶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很谨慎，立即请示老首长陈毅副总理，获得同意；他就拿到常委讨论，又有同是三野的副省长贺敏学（贺子珍的胞兄）的推波助澜，一致同意接收。后上报中宣部，分管人事与组织的周扬正好就此下台阶，立即下调令，调彭去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看见省里那么多头头都是彭柏山的朋友，厦大的校系领导也另眼看彭。彭因学问好，上课的效果也好，深受学生爱戴。直到多年后，已成为大学者的刘再复还说，是彭老师教会了他写作；已成为散文名家的陈慧瑛也说，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能不说是受彭老师的影响。可是，到了1962年以后，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彭的处境也就渐渐糟糕起来。先是连墙报也不准登他的稿子；再是不能留中文系教现代文学了，将其转外语系教写作；最后是连厦门大学与厦门这个地方也不能叫他呆了。
那时，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福建进入一级战备。因为彭柏山是打过仗的，有作战经验，有一天，几个教师就问他：“台湾会打过来吗？”他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彭的判断。可当时正在密切注意彭的动向的人，把这句话汇报上去，校系两级党组织有了“罪状”。说彭柏山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战备思想，破坏战备。”连这共产党的天下都是彭柏山打的，如今他竟然要“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想想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多么险恶的栽赃！接着，学校写报告直接递到中宣部，中宣部在内刊《宣传通讯》登出，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他们的岁月》197面）。罗那时正是权要之人，他说“不适合”，那就要挪窝。
1965年10月中旬。由中央教育部下令，调彭柏山去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就要他立刻走人,不准通知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河南是个有极“左”遗风的地方，彭柏山的生存环境自然更加不堪。况且到河南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彭柏山这样的“胡风分子”身份，更是难逃厄运。 1968年4月3日，他被造反派打死，打死了还落得个“畏罪自杀”之名。
胡风夫人梅志在与彭小莲谈话时，颇有感慨地说：彭柏山如果不调到河南，是不会死在那群野兽之手的。诚然如此。但这话还可以向前说：调到河南，那是因为有罗瑞卿的批示；罗瑞卿批示，那是先有厦门大学的报告；而彭柏山所以会来到厦门大学，那既要追溯到当时由兰州改派青海，也要追溯到周扬的批件被石西民压下。而这一切，皆源于毛泽东主席那句定谳的话。如果我们在探究彭柏山悲剧的源头时，也考察一下悲剧的全过程，就会感到，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王一平，那悲剧的程度就会大不一样。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在那个年代，好人和好事总是一次次地被无情地战胜和淘汰，那是一个汰优的年代。
苗振亚
什么是好时光，什么是坏时光，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可是，如果有一个年代，它总是在无情地汰优留劣，那一定是最坏的年代。
谈论最坏的年代，要从一个并非本文主角的人说起，这个人是王一平。最早知道王一平，是在一篇谈北京大学地下党的文章中,读后并未留下什么印象。而在读了彭小莲《他们的岁月》这本书后，我就怎么也忘不掉王一平了。
事情当从反胡风运动谈起。
1955年初春，上海市委成立了“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长王一平是小组成员之一，负责彭柏山专案，但并未查出什么问题。因而，5月中旬，石西民在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问他，上海的反胡风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回答：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听后很不高兴，紧接着说：“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彭柏山是什么人？简单地说，他是一位老党员，老作家。1929年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时，他就开始了小说创作，1931年加入“左联”，担任过“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其小说处女作《崖边》曾受到鲁迅称许，发表后茅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早年投身革命，王明左倾路线时离开苏区而脱党，1935年在狱中再次入党，1937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政委，和皮定均一起参加并指挥了淮海战役，带部队打过长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第二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就是这样一位党的老干部，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反革命呢？现在看来，毛显然是看到舒芜交出的与胡风的通信中，提到过彭柏山这个名字，而这个人的身份地位，也正合他开展这场政治斗争的战略需要。
石西民从北京回到上海，当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结果，在逮捕彭柏山的问题上，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王一平。他既然负责彭的专案，当然就最有发言权。他说，在审查彭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与胡风之间有任何反革命行为。彭在三十年代，曾和胡风一起在鲁迅领导下工作过。抗战中期，他和胡风中断了九年来往，其间甚至连书信传递也没有。两个人再次来往，是在解放以后。但在彭和胡风的通信中，多是一些文艺观点的争论，而争论的内容显然都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他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彭和胡有什么反革命或其他非法组织活动，彭柏山不能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处理。他话中有话地说: “不同意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冒然采取行动。”
王一平在“钦定”的高压下，还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公然为彭柏山辨诬，这无疑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境。此时，与会领导已经明确指出他立场的“右倾”，他照样不改变立场，也不在乎。他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于是，交出案子，另请高明，调离组织部。而彭柏山也终于在几天以后的深夜时分，被警察带走，两个月后被正式批准逮捕。
王一平的坚持，没能救得了彭柏山，这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也许，王一平并不奢望自己能改变什么，他只是不能泯灭人的良知。
1956年底，中央的处理决定下来：彭柏山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使用，从监狱放回家中。宣传部把彭的妻子朱微明找去，交她一个特殊任务，要她按期汇报彭的言论与行动。作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夫妻，同是新四军老战士的朱微明，这种类似特务的行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折磨。这等于变着法子加倍惩罚。反过来，让我们看看王一平又是怎么做的。这已经是“反右”前夕了，他担心彭柏山会在整风给党提意见的时候，说出对自己处理不满的话，从而头上再加上一顶帽子。他来到彭家，语轻话重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从而让彭朱两人避过了这场灾难。需要补充的是，王与彭朱之间历史上并无渊源，平日也无朋友交往，他依然是不能泯灭人的良知，眼看一个好人陷入更大的劫难。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彭柏山再也没有碰到王一平这样的人。
1959年秋天，闲置几年的彭柏山，中央要调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彭满意这个安排，开始打点行装，准备上路。可是，几天后,市委宣传部却突然送来去青海的火车票，要他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而且还不是去教书，去做图书管理员。当时的青海还很荒凉，如此改变，有充军发配性质。而此时又赶上三年困难，青海已经在饿死人，想想这用心是多么歹毒！几个月后，彭柏山放假回上海，当一位前辈看到他瘦弱不堪的样子，问他在青海的生活状况时，他说到每月只供应一钱油，以及这一钱油如何炒在盐里食用，就被同住一栋楼的吴强汇报到宣传部里（《他们的岁月》183面）。结果，彭柏山因“散布消极言论”，“宣传阴暗面”，假期尚未过完，宣传部就通知他立刻买票返回青海。
进入1961年冬，饥荒已越来越严重，青海的情况更糟糕，各单位都开始精简人员。学院党委书记告诉彭柏山：“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带着胡风反革命分子身份的彭柏山，他能到哪里找工作？谁敢要他？他只得给周扬写了一封求救信。还好，周扬把信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建议在上海地区另行安排工作。按常情常理，有周扬批示在，给彭在上海安排个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也不要担风险，又照顾了彭的家庭团聚，这完全是个顺水人情。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常人意料，批件给宣传部长石西民压了下来（《他们的岁月》189面）。
久久等不到上海消息，彭柏山知道有问题了。无奈之下，只得写信向老战友皮定均求救，并内附一封给叶飞的信。皮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叶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很谨慎，立即请示老首长陈毅副总理，获得同意；他就拿到常委讨论，又有同是三野的副省长贺敏学（贺子珍的胞兄）的推波助澜，一致同意接收。后上报中宣部，分管人事与组织的周扬正好就此下台阶，立即下调令，调彭去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看见省里那么多头头都是彭柏山的朋友，厦大的校系领导也另眼看彭。彭因学问好，上课的效果也好，深受学生爱戴。直到多年后，已成为大学者的刘再复还说，是彭老师教会了他写作；已成为散文名家的陈慧瑛也说，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能不说是受彭老师的影响。可是，到了1962年以后，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彭的处境也就渐渐糟糕起来。先是连墙报也不准登他的稿子；再是不能留中文系教现代文学了，将其转外语系教写作；最后是连厦门大学与厦门这个地方也不能叫他呆了。
那时，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福建进入一级战备。因为彭柏山是打过仗的，有作战经验，有一天，几个教师就问他：“台湾会打过来吗？”他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彭的判断。可当时正在密切注意彭的动向的人，把这句话汇报上去，校系两级党组织有了“罪状”。说彭柏山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战备思想，破坏战备。”连这共产党的天下都是彭柏山打的，如今他竟然要“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想想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多么险恶的栽赃！接着，学校写报告直接递到中宣部，中宣部在内刊《宣传通讯》登出，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他们的岁月》197面）。罗那时正是权要之人，他说“不适合”，那就要挪窝。
1965年10月中旬。由中央教育部下令，调彭柏山去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就要他立刻走人,不准通知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河南是个有极“左”遗风的地方，彭柏山的生存环境自然更加不堪。况且到河南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彭柏山这样的“胡风分子”身份，更是难逃厄运。 1968年4月3日，他被造反派打死，打死了还落得个“畏罪自杀”之名。
胡风夫人梅志在与彭小莲谈话时，颇有感慨地说：彭柏山如果不调到河南，是不会死在那群野兽之手的。诚然如此。但这话还可以向前说：调到河南，那是因为有罗瑞卿的批示；罗瑞卿批示，那是先有厦门大学的报告；而彭柏山所以会来到厦门大学，那既要追溯到当时由兰州改派青海，也要追溯到周扬的批件被石西民压下。而这一切，皆源于毛泽东主席那句定谳的话。如果我们在探究彭柏山悲剧的源头时，也考察一下悲剧的全过程，就会感到，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王一平，那悲剧的程度就会大不一样。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在那个年代，好人和好事总是一次次地被无情地战胜和淘汰，那是一个汰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