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回合制游戏:王丽萍：微政治与社会情绪管理

日期： 2011-09-27  信息来源： 学习时报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丽萍日前在《学习时报》发表《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一文，提出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的微政治概念，并对微政治现象的社会原因进入了深入分析，从多方面论述了政府应当如何应对微政治现象，做好社会情绪管理工作，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文章发表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凤凰网、光明网、中国文明网、共识网、和讯网、21世纪网、东方早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引起广泛关注。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而微政治则涉及政治的内涵，并需要不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新的界定。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氛围，并可能使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脆弱。在现代社会，由焦虑这一现代社会病症笼罩下的民众不安情绪，不仅表现为比较普遍的敏感、多疑、脆弱等公众心理特质，还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文化逐渐演化为与之相伴生的治疗（型）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进而催生了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因此，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治疗文化中，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的特征。
治疗文化的氛围已然弥漫全球。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在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堕胎、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经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特别是政治沟通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不断丰富和拓宽言论与沟通渠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日益明显的趋势。
社会普遍的情绪化还在不断改变着公民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识，并使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在不断向冲突的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和思维倾向，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是现代人焦虑不安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微政治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对社会情绪的有效管理，则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规则，也有助于确立管理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有效方式。其中，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以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对于有效的情绪管理在微政治时代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为一致的判断，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倾向于作出类似的反应和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共有的社会价值的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和逆境，并在具有反思性的情绪公共空间对个人际遇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以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之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微政治时代，对于权威的复杂心态和不切实际的认知常常使人们迷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真实与虚妄之间困惑、挣扎。权威不一定必然带来秩序，但离开有效的公共权威，人类正常生活的秩序一定无从产生。在微政治时代，无论是正式的公共权威，还是非正式的公共权威（特别是媒体），作为重要的情绪工作者，对于情绪管理特别是良性情绪的培育和不良情绪的消解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一个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琐碎问题的关切，不需要对民众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而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之。其中，政府除了作出扎实有效的努力之外，还应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
纵使微政治已经出现，治疗（型）文化、治疗（型）国家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以概括和描述今天的社会文化特性和国家角色定位，社会情绪空间和私人生活领域始终只是社会问题产生或得到解决的一个领域或关键领域，而不是社会问题产生、发展和解决的最重要的场域和唯一场域。因此，温情的微政治终究不能完全取代有关制度、价值等传统的政治思考，也不能因微政治时代对民众具体生活需求的关注而模糊了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诸多方面问题特别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与思考。
2012年1月1日，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将正式实施。它将对中国的电视业产生深远影响。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迈入“微政治时代”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但30年来，这个共识和默契，终于快走到了尽头。很简单，物欲的狂欢实在是欲壑难填，而且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中，只会越来越造成更多人的失落感，而解决失落感的方式，一定是政治的。要控制其产生的风险，就必须遏制它的继续恶化。
而暗中鼓励民众专注于利益和物欲狂欢，采用的是“隔离法”，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由政治来决定利益分配的世界。对于政治认同来说，“隔离法”实在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吸引民众，更能让他们产生政治认同。
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
微政治时代与校园周边“禁黄”
汤嘉琛专栏
tangjiachen1984@gmail.com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在官方网站发布文件，“禁止在中小学校200米内开办网吧，禁止在学校周围设立电子游艺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和成年人性用品商店。”在此之前，虽有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开展过校园周边“禁黄”行动，但中央部委直接发布相关禁令并不多见。
校园周边“禁黄”规定正式登台，有两个大背景。一个是中国人历来耻于谈性的文化传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性教育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盲点，也是被刻意回避的雷区。另一个背景是，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文化”这个词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因此，这条禁令是作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措施而出台的。
文化传统因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它在未来或许仍将使得许多家长和老师视“涉性”的物品为洪水猛兽；而后一个背景则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能反映新时期社会管理的一个侧面。在管理者眼中，“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内涵的词，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因此也能被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集合概念。就这个角度而言，将防止社会“毒草”侵害校园纳入文化建设范畴，也不难理解。
如果从政治治理的层面来看待校园周边“禁黄”，可以将它解读为“微政治时代”的一种表象。“微政治时代”的概念源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之语。在她看来，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清理学校周边的成人用品店，就是对一种琐碎诉求的回应。思想观念的革新和社会风气变化，使得教育领域确实出现了未婚先孕、学生堕胎等新问题，一些家长和学校管理者总是试图让复杂问题简单化，将问题归咎于诸如成人用品店之类的存在恶化了学生成长的环境。虽然校园“涉性”问题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但抓住成人用品店这一个影响因素，不仅可以给社会一个交代，还能暂时掩盖或转移更深层次的矛盾。
这种社会管理思路在微政治时代其实并不鲜见。然而，通过清理成人用品店的方式来捍卫校园的纯洁，事实上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愿景。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只要厘清孰因孰果即可——到底是成人用品店逼近校园，学生的性观念才变得开放？还是因为学校已经成为成人用品市场的新成员，成人用品店才出现在学校周围？
微政治时代似乎会故意回避“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它让社会管理者将视野局限于“微”的层面，寄望于通过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但任何社会问题都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不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问题终究还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