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冬泉谷在哪刷怪:文化频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8:02:18
1 一九九九年是德国大文豪歌德诞生二百五十年的“整日子”，德国是不消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纪念活动，我们中国也搞了相当规模的纪念活动，歌德作品的若干中译本也隆重再版。
我想问一声：是哪位中国翻译家，率先将Goethe译为“歌德”的？为什么不采用“哥德”或“戈德”的译法？我们都知道，西欧有一种古典建筑，我们通译为“哥特式建筑”，而不是“歌德式建筑”，其实那发音很接近。
因为是译作“歌德”，所以有位年轻人跑来问我：“这位德国老前辈作家是不是特别地会歌功颂德？”我不是研究歌德的专家，而且连汉译的歌德作品也读得不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大体上知道，这位歌德老前辈，他的命特别的好。他出生在小康以上的家庭。一九八四年，我曾到当时的西德访问，在法兰克福参观过他的故居，那座建筑物及其庭院或许难称豪宅，但也相当地宽敞幽雅，记得我还在其花园中的小喷水池前拍过“到此一游”照。歌德十几岁就离家到德国东部上学。那似乎并非是因为家道中落，他从小就没受过苦，而且后来的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堪称“芝麻开花节节高”，二十多岁后，他成为魏玛公国的官员，后来更荣登相当于大臣的位置。他一生顺顺遂遂，国君（魏玛公爵）、同僚以及民众似乎都没怎么难为过他。他极有艳福，养尊处优，以八十三岁的高寿而终，被隆重地埋葬在魏玛。
中国有句古话，叫“文章憎命达”，似已成为了一条不容颠簸的“公理”，但“命达”的歌德却偏写出了流传于全世界的浩荡文章，这真令人羡慕，甚至嫉妒。
歌德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著有等身的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文艺理论，而且他还是画家、剧院经理、新闻记者、教育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可以说是得以尽兴释放出了全部才华的大文豪。
2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魑魅喜人过”，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魑魅”并非什么具体的魔鬼，而是所谓“险恶的人心”。中国古诗里还有“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说法。事实也确实如此。有的人尽管生前备极荣耀，死后却引出争议，甚至被人诟病，乃至唾弃——倘仅是被淡忘，那还算较幸运者。
歌德呢？似乎连“魑魅”也不怎么挑他的过错。对他，人类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说好话，起码是好话居多。对他的评价，从来很高，至今不见掉价。
当然，“歌德”么，这个译名的用意，我想至少潜意识里，是将他定位于“御用文人”了。他确实是一位魏玛朝廷里的御用文人。凡“御用”必糟糕么？未必，像我们中国唐朝的李白，他被“御用”时所写出的《清平调词三首》，难道不是至美的绝唱么？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就完成在“御用”期里，但他这部伟著并不“颂圣”，而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的奥秘。
歌德不是“革命作家”而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倘给他定阶级成分，那恐怕要定得比“御用文人”更高一点，他根本就是个“反动官僚”。但这并没有使他遭到历代革命者们的唾骂。我一九八五年参观歌德故居时，也曾想到他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但他的墓地在魏玛，而那时德国尚未统一，我只得到西德的邀请和签证，没有东德的邀请和签证，无法去位于东德境内的魏玛在他墓碑前献花。不过，尽管那时候东、西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以至东德有修砌“柏林墙”之举，但对歌德，墙两边的德国人，从政治家到普通老百姓，一样地尊他为圣人。在东德治下的魏玛，歌德的居所、墓地、雕像、档案馆，都得到了精心的保护。据说“二战”时魏玛遭到过联军的猛烈轰炸，许多建筑物都被炸成一片废墟，但轰炸时却也命令飞行员特别地避开有关歌德的古迹。
有趣的是，有人注意到，即使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外古今的文豪都遭到了严厉批判，所谓“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对歌德，却几乎可以说是“秋毫无犯”，那恐怕是因为，用德文写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经常引用同胞前辈歌德的名言警句，虽然他们二位是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家，对歌德也少不了必要的批判，但总体而言，是高评价、大赞佩。比歌德晚生十年，又早逝二十七年的席勒（为何当年不译作“喜乐”，以与“歌德”匹配？），是歌德的忘年交，那可是个苦命的人儿，出身成分极好，社会经历和写作遭际却十分坎坷，作品如《强盗》《阴谋与爱情》，一看那题目就充满了革命性，又是后来被贝多芬用在第九交响乐最末一章谱曲的诗歌《欢乐颂》的作者，可是恩格斯在评价他的创作时，却嫌他太直奔主题，并不因为他的不“御用”和反抗性而把他置于歌德之上；虽说歌德、席勒常被人们并举，歌德的成就总是被列在前面，且少有嫌其艺术性逊色的。歌德在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赢了个“大满贯”。
3 童年的不幸，少年时代的家道中落，青壮年时期的家国之恨，以及伴随终身的坎坷挫磨，都是作家的宝贵生命体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苦难出作家”，“文章憎命达”，“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这些是我们重复过很久并一再引伸的“公理”，已成为“写作须知”的ABC。
“公理”要尊重，ABC不能忘怀。但世界之大，现象之多，特别是人类历史之久，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使得我们懂得，“公理”的概括力也有限，ABC之外也至少还有另外二十三种情况存在。二百五十年后回望歌德，他童年幸福，少年得志，青年成名，壮年顺遂，老当益壮，甚至在高龄时还有艳遇激情；他二十六岁后一直定居魏玛直到逝世，之前之后其足迹似也只延伸到过法国和意大利，书读得或许还不少，却难称行了万里路；他恐怕是深入生活有限，而静坐冥思极多，他的优势恐怕不在“为时代写照”上，而在探索自我和人类灵魂深处的情愫奥秘时很细很深很生动很得心应手；他的许多作品，可以说是坐在象牙塔里写的，而且写得如同象牙雕刻般玲珑剔透，而又有大象般的雍容，以及大象在大林莽中奔跑的宏大气派。
歌德告诉我们，文学要直面灵魂。《少年维持的烦恼》故事多么简单，然而那对青春期情爱心理的深入探索，其文字冲击力所达到的震撼度，至今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歌德又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把心灵想象的空间展拓到何等辉煌壮美的境界，《浮士德》便是其昭示于人类的扛鼎之作。歌德告诉我们的，也是“公理”，也是ABC。
4 我不太清楚当年的魏玛公爵是怎么对待歌德的“业余创作”的，或许容许他自由自在地创作也便是魏玛公爵的一种乐趣？他领导歌德的创作吗？或者，不用“领导”这个词儿，而另用“指导”、“引导”一类的词儿？他干预过歌德的创作吗？起码是，绝没有“横加干涉”吧？他听取过《浮士德》写作提纲的汇报吗？审查过原搞，提出过修改意见吗？我想，人类有了歌德，有了歌德留下来的那么多内容醇厚、形式优美的作品，魏玛公爵是多少有份功劳的吧？或许，该对他颁发一个“不干预奖”。而且，从某种角度说，他对歌德实行“养起来”、“由他去”的政策，相当于是一种对有才能的人的变相“赞助”吧？
总之，我觉得歌德的福气是，他赶上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阶段，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他不必“代圣贤立言”，更不必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焦虑，他就是安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其实也并没怎么“歌功颂德”，当然，也并不去搞“过把瘾”式的粗鄙“缺德（暴露）”，他追求尽可能深刻的人性探索，尽可能完美的文本形式。他真是做到了“泱泱海阔凭鱼跃，朗朗高空任鸟飞”，驰骋在艺术的宇宙中，得大自在、大悲欢！唉，唉，歌德呀歌德，我们几身修得到此？
我想问一声：是哪位中国翻译家，率先将Goethe译为“歌德”的？为什么不采用“哥德”或“戈德”的译法？我们都知道，西欧有一种古典建筑，我们通译为“哥特式建筑”，而不是“歌德式建筑”，其实那发音很接近。
因为是译作“歌德”，所以有位年轻人跑来问我：“这位德国老前辈作家是不是特别地会歌功颂德？”我不是研究歌德的专家，而且连汉译的歌德作品也读得不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大体上知道，这位歌德老前辈，他的命特别的好。他出生在小康以上的家庭。一九八四年，我曾到当时的西德访问，在法兰克福参观过他的故居，那座建筑物及其庭院或许难称豪宅，但也相当地宽敞幽雅，记得我还在其花园中的小喷水池前拍过“到此一游”照。歌德十几岁就离家到德国东部上学。那似乎并非是因为家道中落，他从小就没受过苦，而且后来的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堪称“芝麻开花节节高”，二十多岁后，他成为魏玛公国的官员，后来更荣登相当于大臣的位置。他一生顺顺遂遂，国君（魏玛公爵）、同僚以及民众似乎都没怎么难为过他。他极有艳福，养尊处优，以八十三岁的高寿而终，被隆重地埋葬在魏玛。
中国有句古话，叫“文章憎命达”，似已成为了一条不容颠簸的“公理”，但“命达”的歌德却偏写出了流传于全世界的浩荡文章，这真令人羡慕，甚至嫉妒。
歌德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著有等身的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文艺理论，而且他还是画家、剧院经理、新闻记者、教育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可以说是得以尽兴释放出了全部才华的大文豪。
2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魑魅喜人过”，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魑魅”并非什么具体的魔鬼，而是所谓“险恶的人心”。中国古诗里还有“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说法。事实也确实如此。有的人尽管生前备极荣耀，死后却引出争议，甚至被人诟病，乃至唾弃——倘仅是被淡忘，那还算较幸运者。
歌德呢？似乎连“魑魅”也不怎么挑他的过错。对他，人类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说好话，起码是好话居多。对他的评价，从来很高，至今不见掉价。
当然，“歌德”么，这个译名的用意，我想至少潜意识里，是将他定位于“御用文人”了。他确实是一位魏玛朝廷里的御用文人。凡“御用”必糟糕么？未必，像我们中国唐朝的李白，他被“御用”时所写出的《清平调词三首》，难道不是至美的绝唱么？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就完成在“御用”期里，但他这部伟著并不“颂圣”，而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的奥秘。
歌德不是“革命作家”而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倘给他定阶级成分，那恐怕要定得比“御用文人”更高一点，他根本就是个“反动官僚”。但这并没有使他遭到历代革命者们的唾骂。我一九八五年参观歌德故居时，也曾想到他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但他的墓地在魏玛，而那时德国尚未统一，我只得到西德的邀请和签证，没有东德的邀请和签证，无法去位于东德境内的魏玛在他墓碑前献花。不过，尽管那时候东、西德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以至东德有修砌“柏林墙”之举，但对歌德，墙两边的德国人，从政治家到普通老百姓，一样地尊他为圣人。在东德治下的魏玛，歌德的居所、墓地、雕像、档案馆，都得到了精心的保护。据说“二战”时魏玛遭到过联军的猛烈轰炸，许多建筑物都被炸成一片废墟，但轰炸时却也命令飞行员特别地避开有关歌德的古迹。
有趣的是，有人注意到，即使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外古今的文豪都遭到了严厉批判，所谓“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对歌德，却几乎可以说是“秋毫无犯”，那恐怕是因为，用德文写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经常引用同胞前辈歌德的名言警句，虽然他们二位是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家，对歌德也少不了必要的批判，但总体而言，是高评价、大赞佩。比歌德晚生十年，又早逝二十七年的席勒（为何当年不译作“喜乐”，以与“歌德”匹配？），是歌德的忘年交，那可是个苦命的人儿，出身成分极好，社会经历和写作遭际却十分坎坷，作品如《强盗》《阴谋与爱情》，一看那题目就充满了革命性，又是后来被贝多芬用在第九交响乐最末一章谱曲的诗歌《欢乐颂》的作者，可是恩格斯在评价他的创作时，却嫌他太直奔主题，并不因为他的不“御用”和反抗性而把他置于歌德之上；虽说歌德、席勒常被人们并举，歌德的成就总是被列在前面，且少有嫌其艺术性逊色的。歌德在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赢了个“大满贯”。
3 童年的不幸，少年时代的家道中落，青壮年时期的家国之恨，以及伴随终身的坎坷挫磨，都是作家的宝贵生命体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苦难出作家”，“文章憎命达”，“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这些是我们重复过很久并一再引伸的“公理”，已成为“写作须知”的ABC。
“公理”要尊重，ABC不能忘怀。但世界之大，现象之多，特别是人类历史之久，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使得我们懂得，“公理”的概括力也有限，ABC之外也至少还有另外二十三种情况存在。二百五十年后回望歌德，他童年幸福，少年得志，青年成名，壮年顺遂，老当益壮，甚至在高龄时还有艳遇激情；他二十六岁后一直定居魏玛直到逝世，之前之后其足迹似也只延伸到过法国和意大利，书读得或许还不少，却难称行了万里路；他恐怕是深入生活有限，而静坐冥思极多，他的优势恐怕不在“为时代写照”上，而在探索自我和人类灵魂深处的情愫奥秘时很细很深很生动很得心应手；他的许多作品，可以说是坐在象牙塔里写的，而且写得如同象牙雕刻般玲珑剔透，而又有大象般的雍容，以及大象在大林莽中奔跑的宏大气派。
歌德告诉我们，文学要直面灵魂。《少年维持的烦恼》故事多么简单，然而那对青春期情爱心理的深入探索，其文字冲击力所达到的震撼度，至今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歌德又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把心灵想象的空间展拓到何等辉煌壮美的境界，《浮士德》便是其昭示于人类的扛鼎之作。歌德告诉我们的，也是“公理”，也是ABC。
4 我不太清楚当年的魏玛公爵是怎么对待歌德的“业余创作”的，或许容许他自由自在地创作也便是魏玛公爵的一种乐趣？他领导歌德的创作吗？或者，不用“领导”这个词儿，而另用“指导”、“引导”一类的词儿？他干预过歌德的创作吗？起码是，绝没有“横加干涉”吧？他听取过《浮士德》写作提纲的汇报吗？审查过原搞，提出过修改意见吗？我想，人类有了歌德，有了歌德留下来的那么多内容醇厚、形式优美的作品，魏玛公爵是多少有份功劳的吧？或许，该对他颁发一个“不干预奖”。而且，从某种角度说，他对歌德实行“养起来”、“由他去”的政策，相当于是一种对有才能的人的变相“赞助”吧？
总之，我觉得歌德的福气是，他赶上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阶段，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他不必“代圣贤立言”，更不必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焦虑，他就是安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其实也并没怎么“歌功颂德”，当然，也并不去搞“过把瘾”式的粗鄙“缺德（暴露）”，他追求尽可能深刻的人性探索，尽可能完美的文本形式。他真是做到了“泱泱海阔凭鱼跃，朗朗高空任鸟飞”，驰骋在艺术的宇宙中，得大自在、大悲欢！唉，唉，歌德呀歌德，我们几身修得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