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zhan: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新京报 2007-11-23)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11-23 9:39:00 · 来源： 新京报

三常委中无为而治的校长，在联大期间保持“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
蒋梦麟
(1886—1964) 著名教育家。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新教育》月刊。“五四”时代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后改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代理校长。后栖身学政两界，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政治分会秘书长，中山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长，北大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常委等职。194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调任国民政府委员暨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年病逝台北。著有《中国教育原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孟邻文存》等。

北大走上制度化、正规化的现代大学之路，就是在蒋梦麟手中完成的。
两段记载不同的史料
据叶公超回忆，当年教授们到了长沙，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就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当时蒋梦麟听了这话，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蒋梦麟在之后的西南联大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具体表现，西南联大时期关于蒋梦麟的记载，我只是在《梅贻琦日记》中零散看到的，其中蒋梦麟对于西南联大的态度与这个传说颇有不同，参照阅读也许别有意趣。
梅贻琦的日记如其人，多数寥寥数言，极为简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1941年3月24日，梅贻琦日记记载：清华“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这一信息，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过了两天，蒋和梅之间就有了如下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在这里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著”。如何看到这两段颇有出入的记载？我觉得，第二条是出自梅贻琦日记，属实当无疑问，那么是否第一段记载就不真实，我看也未必。以蒋梦麟的政治身份来看，说出那样的话来，合情合理。但是何以又会出现梅贻琦日记那种“分头推进”的记载，我觉得，这是蒋梦麟出自现实利益考虑的“欲擒故纵”之法，北大经费短缺，惟有如此，才能由清华拿出钱来，作为联大的研究费。蒋校长为何对于钱看得如此重要，这还要从头说起。
在北大的校史上，蔡元培真正在校治事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五年有半”，其在职不在校期间，行政事务大多都是蒋梦麟代理的。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正好赶上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没有经费怎么办？”常常是蒋代理校长的感叹。这也许就是蒋梦麟日后在合组联大时比较在意经费的原因所在。
“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
与当时众多的大学校长不同，蒋梦麟是正宗教育科班出身的教育家。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期间，第一次拜访孙中山，给孙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在以后的五四运动时期，孙又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语，评价之高，实为罕见。正是有受过西方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背景，在其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之后，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并且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可以说，北大走上制度化、正规化的现代大学之路，就是在蒋梦麟手中完成的。
关于蒋梦麟对北大的贡献，傅斯年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是办事却比他们高明。胡适全集中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正好可以验证蒋梦麟的高明：“话说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用国币100万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去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样的做法，放到今天，大概要被人说成迂或者傻，但在过去那个时代却是公认的高明。时代风气的转变在这样的小事中就可见一斑。
说到做事，蒋梦麟说自己是“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无贬意，指以科学精神办事。蒋复璁也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说辞文雅了一些，但是是一个意思。
□本报记者 陈远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蒋梦麟是科班教育出身的教育家，其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回国后曾经创办《新教育》杂志，其目标就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中。
蒋梦麟认为，“教育家必先知当时学术思想之大势，与夫时代之精神，非此不能谈教育也”。反过来，教育对于时势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为随时势而施教育，曰顺势是也，一方面为纠正时势而施教育，曰变俗是也。”教育家必须善于观察时势，适应时代要求，不能徒事消极破坏，还应从事积极建设。当时的时代潮流，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中国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蒋梦麟敏锐地把西方欧美文化的精神归结为两点：“一、科学之精神，近世西洋学术莫不具科学之精神。科学之精神云者，好求事实，使之证明真理是也。”“二、社会之自觉，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腊之个性主义。个性主义云者，发展个人固有之能力，不使外界所压迫，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是也。”而这两点精神，也正是蒋梦麟从事教育的主要目标。
蒋梦麟认为，“欲解决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非尊重个人价值不为功，欲养成适当之特才，非发展个性不为功。”“教育有种种问题，究其极，则有一中心问题存焉。此中心问题惟何？曰做人之道而已。做人之道惟何？曰增进人类之价值而已。故欲言人类之价值，当先言个人之价值，不知个人之价值者，不知人类之价值也。”
蒋梦麟追求个性自由的教育理念深得其师杜威新个人主义的精髓，沿袭着杜威的内在理路，蒋梦麟并非简单地重复与回应。当杜威倡导儿童中心的时候，更多的是着眼于教育的改进与发展，而蒋梦麟则立足于教育救国的立场，力图培养健全个人，以创立理想社会。纵观北大校史，这位科班出身的校长在北大制度建设上出力良多，这在其他校长身上并不多见。
□孙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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