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局 船员培训:关于“毛瓷”的考证

关于“毛瓷”的考证

南  海

迄今为止，市场曾炒作过的毛泽东相关文物中，影响大、价位高、最神秘的莫过于“毛瓷”。但是，市场上对这个瓷器的叫法不一，有“主席用瓷”、“中南海用瓷”、“现代御瓷”、“丰泽园用瓷”、“毛主席用瓷简称‘毛瓷’”、“7501瓷”等称谓，烧制地也传说有湖南醴陵、山东淄博、江西景德镇等曾经是历代生产御瓷的名窑，众说纷纭、神秘莫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说法，都是同一个事件，而且是唯一的；发生的时间在1975年，地点是江西景德镇而不是其它地方。只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正式版本，当时仅有的几个当事人又因严守保密纪律缄默不语，这才给民间传说有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笔者因为特殊机缘，有幸持特殊人物的亲笔信专访了真正的组织者，由他打招呼调查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加之时过境迁他们已减少了保密禁忌，才掌握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真相。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它公布于众，以澄清部分事实，为世人辨识“毛瓷”真伪、了解“毛瓷”的收藏价值和历史意义提供参考。

一、曾经流行的关于“毛瓷”缘起的说法不准确。

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三：

之一：1974年，江西、山东、湖南等历史名窑所在地政府接到中共中央文件指令，为毛主席设计制作一套生活用瓷，各地以最快的速度设计并制出样品上报中央，1975年经中央筛选后，确定由国家轻工部驻江西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承担。因为是1975年的任务，又是为最高统帅（1号人物）制作，故定名为“7501工程”。

之二：此任务是当时的“中央文革”下达给江西省革委会（即省政府），景德镇的设计方案先由江青、最终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制作。

之三：此任务是1975年1月，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关于为毛主席生产生活用瓷的命令后，下达给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调集当时最高水平的人才，不计工本，突击完成，为保密而将此任务定名为“7501”工程。

其实都不准确。首先，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这件事。第二，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为此事下达过任何红头文件，江西省革委会事前事后也并不完全知情。然而，为毛主席定制生活用瓷确有其事（准确地说是家用陶瓷餐具），而且具有相当的传奇性。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名称、代号，现在我们为叙述方便，随俗暂且称它为“7501毛瓷”（简称“毛瓷”）。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有五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国家轻工部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副所长罗慧蓉，南昌“828”招待所负责人吴成俊。

这项任务缘起于1974年12月，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待给黄庆荣的，没有任何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红头文件，也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汪的回忆录里曾确认有此一事，但他并不清楚过程细节）。黄庆荣说：“我们这个系统的工作纪律要求特别严，不准写日记，不准向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自己干什么，连家人也不能讲。接受任务全都是口头交待，一般不准纪录，特殊情况下做了记录，完成任务后必须立即销毁。有时，我事先去当面受领任务，临到执行前，汪东兴来一张字条，上面写‘任务到，按时完成’，并不留名字，因我识其字，知道是汪的命令，就立即行动。”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8年，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无与伦比，汪东兴的口令具有极其特殊的行政效力。黄庆荣作为负责毛主席到江西境内安全警卫和接待保障的直接执行人，以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坚决、绝对的精心来执行这项任务。既要按最高规格来做，又不能直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着实让黄庆荣费尽了脑子。1975年黄庆荣在李克时的支持下，秘密组织力量实施完成。完成任务之后，他和参与这项任务的核心人物，丝毫没有邀功取宠，竟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更没有向汪东兴等在毛主席身边的要人叙述制作过程。而且长时间保持了沉默，直到我去采访他之前，他没有向别人详细介绍细节经过，也没有写过任何文字材料。为了完成该项任务，黄庆荣从南昌到景德镇不知道跑了多少次，而且多是当天连夜返回，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用的是北京牌吉普车，一路颠簸劳顿之苦可想而知。黄庆荣一心想的是，给毛主席定做的这套家用餐具一定要让他老人家看了顺眼、满意，但又不能让他知道来龙去脉，所以除了高质量、高品味，还必须朴实，更要绝对保证安全。为此，他巧妙调用国家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集合了当时我国陶瓷工艺技术最高水准的设计、制作、绘画、调色配方、烧窑等各方面的高级专家和技术工人进行科研攻关，用稀有的而且储量已经枯竭的特种陶土即江西抚州临川高岭土，以“人海战术”精选出两吨作原材料，经过反复试验、多次失败，终于烧制成功，最后仅选出十箱精品。

二、黄庆荣亲口叙述 “毛瓷”的缘起

黄庆荣，男，1920年出生，1935年在延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保卫局通信员，曾给周恩来当过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第四野战军，历经数次重大战役、有战功。1949年江西解放，来到南昌工作。1953年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下面是笔者为考证“毛瓷”缘起，专程到黄老家采访的纪录，同时在场听黄老回忆的有：吴成俊、罗士暹（原江西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书记）、张国荣（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侄子）、黄一中（黄庆荣的儿子）。

江西赣南井冈山是毛泽东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地方，毛泽东对江西这片老区及其人民有着特别的情怀。建国以后，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到江西巡视的次数算是比较多的，据统计约有14次。

1971年9.13事件后，1972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决定各省成立省委警卫接待处。鉴于我在延安时期就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担任过警卫工作，建国后又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上面觉得我可靠而值得信赖，又有一定的经验，于是我就被任命为江西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兼省公安厅副厅长。当时省委分管的领导是省委副书记黄智真。毛主席每次到江西，我们就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

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器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

我从湖南接警卫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醒目招人的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他们说不出什么，我也没敢进一步再问。我凭直觉隐约领悟到，由于毛主席平时对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收受地方领导馈赠东西，因此如果让毛主席知道专门为他烧制生活用瓷，多半要挨批、做不成。我出于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心情，感到伟大领袖用餐竟然没有一套看了顺眼的瓷器，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暗暗定下决心，要毫不声张地执行这项任务，并且一定要做出高质量的、朴素优雅、让毛主席看了喜欢的瓷器餐具。当时湖南的同志要我带走一套他们生产的瓷器作参考，我谢绝了，只拿了两件。

回到江西后，这件事要不要向省委领导汇报？我考虑了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决定暂时不报告。

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对他说：“我们来干一件历史上会留名的事，不过现在不准对外讲，说出来要掉脑袋的，你有没有胆量干？”由于我们平时相处很熟，李就说：“你讲吧，我跟你干。”我说：“给毛主席定做一套家庭餐具。”李说：“这好呵。”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当时我正忙于指挥“828”工程，那天后半夜就赶回了南昌，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 - 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 - 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

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共产党员），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麽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大小与我所带的样品差不多，不能太大。”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我笑着说：“做我的这个事比你的其他事情更有意义。人手不够你可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当晚确定，以陶研所为主，调集景德镇最拔尖的陶瓷科研人员和三级以上技工40余人，从设计、画画、拣土调泥、制作，直到烧瓷，全部配套运作，独立核算。当晚我就回了南昌。此后三天，我听说还没有动作，立即又去景德镇。一查原因，说是别的单位不给人。我找李克时商量，考虑到我们不便正式下达红头文件，于是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由他出面，以市委组织的名义给各单位电话通知，限期三天报到。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这样总算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

在此后的近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仅在这个环节上就反复了不知多少个回合。记得我拍板定型的是“翠竹红梅”。虽然从艺术工艺角度讲，“双面绘芙蓉花”在当时堪称一绝，但略嫌“艳眼”，同时耽心内壁的彩釉含铅超标，没有采纳。最后在“水点桃花”和“翠竹红梅”两种图案中选，相比之下“翠竹红梅”更显得淡雅朴实，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一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

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化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对她说：“假如让你在这个地方住一晚如何？你还怕不怕了？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并告诉她：“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

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十套精品分装成十个箱子。

我和吴成俊开警车到景德镇陶研所把这十箱瓷器拉到了南昌“828”招待所。

由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组织进行的，完成以后也只是报告了省委分管警卫接待工作的副书记黄智真，处理得非常低调、淡化，知情范围控制得非常非常小。考虑到一方面是没有那么多的原材料，另一方面成本太高也做不起，三是怕扩散面广了引起麻烦，不敢讲。所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一个也没有送。

这十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3箱、××× 1箱。

进中南海的4箱，由吴成俊送到北京：2箱给毛主席，另两箱分别给×××和×××。送给×、×各一箱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他们怀疑我搞不出来，为了证明我们的能力，给他们看看我们做出的瓷器确实是一流的、最高水平的。

我们为毛主席烧制家用餐具瓷器，完全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和爱戴的心情，当作一个光荣而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绝对是毫无私心的。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只要是为毛主席，就可以做到赴汤蹈火，毫不犹豫，贡献一切。也正因为是在这种背景下制作的瓷器，其“精工细作”的程度达到了超一流的水平，是精品中的极品，无论是设计、用料和制作工艺，都是前无古人，后人难及的。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

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做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

三、罗慧蓉、吴成俊亲口叙述“毛瓷”的品质和数量

“毛瓷”究竟有多套？每套数量是多少？产品种类、质量是否都一样？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众说纷纭，也需要澄清。首先需要对“毛瓷”做出定义。笔者以为，1975年黄庆荣根据汪东兴指令组织景德镇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攻关研制，烧制成功的最后那一窑瓷器似可以称之为“毛瓷”，从中挑捡出来的十箱是“毛瓷”的精品。从收藏的角度讲，是否入到中南海，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界限。具体如何定义“毛瓷”，如何评定收藏价值，当是历史学家和鉴赏专家们的事，笔者的责任是提供确凿的事实。

笔者曾经亲自打开送入中南海4箱“毛瓷”中的一箱，点验了数目并给每一件（头）量了尺寸（H为高度，D为直径）。每箱总数是38件59头。现抄录如下（因箱内没有任何说明资料，为叙述方便，笔者简单进行了分类）：

（一）茶杯---“胜利杯”型

每件由杯体、杯盖、杯托三头组成           5件15头

尺寸：H总=14cm

1、杯体--- D=8.5cm; H=9.5cm;

2、杯盖--- D=内7.8cm、外9.5cm；H=3.5cm

3、杯托--- D=14cm；H=3cm

（二）盖碗---上盖大于碗口

每件由碗体、碗盖二头组成                 5件10头

尺寸:

1号--- H总=10.3cm

    碗体--- D=15.3cm；H=6.5cm

    碗盖--- D=内14cm、外15.6cm

2号--- H总=9.2cm

    碗体--- D=13.8cm；H=5.6cm

    碗盖--- D=内13cm、外14.5cm

3号--- H总=8.8cm

    碗体--- D=13cm；H=5.3cm

    碗盖--- D=内12cm、外13.6cm

4号--- H总=8cm

    碗体--- D=12cm；H=5.2cm

    碗盖--- D=内11.1cm、外12.5cm

5号--- H总=7.8cm

    碗体--- D=11cm；H=5cm

    碗盖--- D=内10.1cm、外11.5cm

（三）合器---上盖小于碗口

每件由盆体、盆盖二头组成                  3件6头

尺寸：

1号--- H总=9cm

    盆体--- D=20.5cm；H=4.5cm

    盆盖--- D=17.6cm

2号--- H总=8.3cm

    盆体--- D=18cm；H=4cm

    盆盖--- D=15.2cm

3号--- H总=7.5cm

    盆体--- D=15.5cm；H=3.5cm

    盆盖--- D=13.2cm

（四）汤盅---上盖大于盅口

每件由盅体、盅盖、盅托组成                1件3头

尺寸：H总=10.2cm

1、盅体--- D=11.5cm; H=8cm

2、盅盖--- D=内11.5cm、外12cm

3、盅托--- D=5.3cm；H=1.6cm

（五）大汤盆---上盖小于盆口

由盆体、盆盖二头组成                      1件2头

尺寸：H总=13cm

1、盆体--- D=25cm(带耳30.5cm); H=7.5cm

2、盆盖--- D=23.8cm；H=5.5cm

（六）大汤匙---椭圆体、长条把流线上翘型     1件（头）

尺寸：L=21cm；D=9.5×7.8cm；H=6.5cm

（七）中碗---“正德”圆型                    5件（头）

尺寸：D=12cm; H=5cm

（八）小碗---“正德”圆型                    5件（头）

尺寸：D=10cm; H=4.6cm

（九）小汤匙---椭圆体、短把直线上翘型        5件（头）

尺寸：L=13.3cm；D=4.8cm；H=4cm

（十）餐佐小碟---“正德”圆型                5件（头）

    尺寸：D=9.9cm；H=2.3cm

（十一）烟缸---长方形（边为椭圆曲线）        2件（头）

尺寸：L=14cm；W=10cm（两端：8/7.5cm）；H=4.2cm

总  数：                                  38件59头

为进一步证实上述情况，笔者专门采访了罗慧蓉和吴成俊。

罗慧蓉，女，江西省吉安人，1935年11月15日出生，1963年毕业于江西工学院，分配到国家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当技术员。1975年初接受为毛主席制作生活用瓷任务时，任该所副所长。因有当年保密纪律的约束，罗慧蓉不愿意接受外界的采访，经黄庆荣亲自给她打了电话，才对笔者讲了一些情况。罗慧蓉说：“很多人劝我将此事写成回忆录发表，我没有写，原因很简单，首先是当时接受任务时很保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有些情况的细节记不大清楚了；二是这件事从黄厅长那里下来，是很多人一起做的，一个人记不全。如果我单独写回忆录有贪功之嫌。”

通过笔者和罗慧蓉的问答，有几点是确定的：

1、这项任务，确实是由江西省公安厅黄庆荣副厅长单独向我当面下达。黄通过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找陶研所所长方综，方综分配我去做这件事。黄厅长从一开始就直接找我联系，以至后来都记不得有方综其人了。

2、初始，方综安排我去接受任务时并不知道事件的真相，黄厅长也没有完全向我交底，我虽然也猜到一点，但不敢说。后来黄厅长给我交了底，要我绝对保密，但是，我私底下还是透露给了方综，因为他毕竟是所长。

3、这项任务是以陶研所为主完成的，当时陶研所人才很齐全，从外单位调的人不多。为完成这项任务陶研所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攻关组要什么给什么，有专长的人才随叫随到，最后一段时间，陶研所干脆停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直至完成。

4、为毛主席制作家用餐具瓷器，全部是新构思、独特造型设计，新工艺半薄胎高白瓷釉下彩，工艺制作极为精细，手工在瓷胎上直接绘画，一次烧制成功。优点：摄氏1400度一次烧制而成，光洁度好，色彩鲜明，不会变色，含铅量极微，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因为全部是专家手工制作绘画，同一规格的尺寸虽不如机械、印刷的那样完全一致，却使每个产品独具个性灵气。

5、最后烧制成功以后，陶研所从中精选了十套装成十个箱子。因为是家用餐具，所以每一套里面的碗和茶杯都只有5个，总数大概是3-40件，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质量全部是最好的一级品，没有一点瑕疵，每箱的品种、数量完全一样。

6、精选的十箱瓷器全部交给黄厅长拉走了，陶研所一箱也没有留。黄厅长下令将剩下的残次品全部销毁，陶研所没有完全照办，而是将其中一部分封存起来。我专程跑到公安厅请示黄厅长，要求保留图纸，将剩下的产品部分留给陶研所作研究用，其余发给参加试制工作的人员留作纪念。黄厅长开始没有答应。经我再三请求，黄厅长松了口。当时，要我退到外面走廊上等候，看到他给北京打了电话，我猜大概是向汪东兴请示。后来，就同意了。我高兴极了，立即打电话将好消息告诉所里。当我从南昌回到景德镇时就已经分完了，我也得到几件。

7、留在陶研所的一套图纸因保管不善已在1980年前的变动过程中丢失了。陶研所为上级制作过很多瓷器，1978年由上级正式下任务，参照1975年的图纸制作了一批，我没有参与，只是听说，品种和数量比1975年的多得多，全部是釉上彩。

吴成俊（当年警卫系统中的许多老人叫他“小炮”，久而忘其真名，故又名吴小炮），男，河北晋县（现晋州市）人，1929年11月11日出生，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参军，同年8月调入中央警备团在西柏坡担任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工作，1949年6月随方志纯南下到江西省政府警卫科任人保干事，1971年任省公安厅警卫处负责人，1972年任南昌“828”负责人、党支部书记，1980年调离。长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执行“特供”任务，毛主席到江西巡视，他参与警卫接待工作。

黄庆荣秘密组织制作“毛瓷”的过程，事先并没有告知吴成俊。但是，黄是他的顶头上级，虽不知其详，他从黄的行迹中，已经猜出定是非常之事，后来才知道了部分真相。据吴成俊回忆，他知其大概的时间大约是当年的7月份左右，具体日子记不得了，反正是夏天，当时天气很炎热。这与黄庆荣带罗慧蓉参观“828”的时间大致吻合。没料到他竟成为“毛瓷”最重要的见证人。那一年，他看到黄经常到景德镇去，大多是连夜返回南昌；罗经常从景德镇来向黄请示、送审，又连夜返回去。“毛瓷”做成功以后，是吴成俊随同黄庆荣一起到景德镇陶研所去拿的，拉到南昌“828”以后，又由吴一个人负责送到北京。笔者采访吴成俊的时候，他说：“我们搞警卫、特供工作，有一条纪律，下达任务，做完之后一切都烧掉，不准留存，所以当时去取的时间细节记不准了，大概是国庆节前后。”根据笔者的提问，吴老证实了以下几点：

1、那天，我随黄厅长同坐一辆小车去景德镇，带了一部面包车。

2、十套瓷器由景德镇陶研所精心检验挑选出来装箱，箱子很普通，但是防震防碎的木质刨花非常好，黄厅长和我验收。装箱后体积不大，外包装全部一样，没有任何分别，而且上面没有陶瓷研究所的标识。

3、送北京的瓷器总共四箱，和往常一样由我专程带到北京。中央警卫局张树迎安排我入住“工农兵招待所”（现名“金坛饭店”），通报中央警卫局的供应科长王延昌。当晚，负责毛主席生活的周福明即来招待所取走两箱。第二天，我将其余两箱带进中南海，分别送到×××和×××家里。

4、那个时候，我执行“特供”任务，凡从江西调北京给毛主席用的东西全都是我负责送，毛主席去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每个星期要往返北京2 - 3次。在我的“特供”生涯中，往中南海送瓷器只有这么一次。

5、在南昌“828”的六箱瓷器的分配去向：给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1箱；另3箱留在“828”。

6、因为在“毛瓷”做好之后毛主席没有再来南昌，所以，直至毛主席逝世，放在“828”的瓷器一直没有人动过。毛致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到“828”和客人吃饭，招待所因拿不出上档次的餐具，才第一次打开“毛瓷”用了一下，当时我们缺乏文物意识，且对内情知之不深，加之“毛瓷”本是家庭餐具，其品种和数量不适合宴会用，除了觉得它很精致好看而外，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其后这几箱瓷器放在“828”仓库里很长时间无人问津。1980年我被调回省公安厅行政处任职，再往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注：关于送给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毛瓷”的下落，笔者调查了当事人，原湖南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肖根如，他说，那时，长沙六所3号和韶山滴水洞里给毛主席用的瓷器都是省委到醴陵定做成套的，对江西送来的2箱瓷器，由于不知其中的来龙去脉，觉得很不以为然，数量也怪怪的，不好用。打开后就拿到餐厅去当作一般瓷器用了，不知所终。）

四、关于“毛瓷”历史价值的思考

“毛瓷”揭秘之后，曾引起一定的轰动。海内外收藏界不少人称之为当代的“官窑御瓷”。虽说有点不确切、不合适，但是，从收藏价值角度看不无道理。试分析如下：

中国古代历来有“官窑”和“民窑”之分，是封建社会的特定产物，其区别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官窑”通常集中了当时天下可考之最优秀工匠，运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工艺进行生产，故其产品比较能够成为一个时代陶瓷制作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而“民窑”中虽然也不乏人才、技艺，但因分散难成气候，很少阳春白雪。二是，“官窑”产品是为特定对象使用而定向专门制作，其造型、图案都有特定的含义，等级分明、个性强，艺术水准可达到尽可能高的层次，特别是“御瓷”为皇家专用品，更要标新立异、卓尔不群；而“民窑”则面对社会大众，着眼于普通流行，有些方面即使能力所及也还要受到一定的等级限制。三是，“官窑御品”为求品质独特超群，在制作时通常有一个相当于现代说法的科研试制过程，最后在众多的实验中选定一种，在制成品中好中选优，其余则销毁，故其成本无法计数；而“民窑”则是面对流通市场将本求利，不可同比。简而言之，“官窑”产品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为特定对象定制、不计工本。所以，收藏界对“官窑”和“民窑”瓷器的价值认定上差别极大。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没有了官窑体制，瓷器产品也就没了“官窑”、“民窑”之分。“毛瓷”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凑合在一起，恰好符合“官窑”产品的基本特征，而且从具体制作过程上看，应该比历代“官窑御品”更为珍稀。

首先，“毛瓷”的缘起是一个出自最高层、由上而下的指令性事件。历代官窑瓷器通常是每年例行生产，而“毛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唯一的一次。

其二，当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期，中国社会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够理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亦见逊色，为毛主席赴汤蹈火尚且踊跃争先，区区烧瓷，何惜工本？事实也确实做到了。

其三，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美誉，国务院轻工业部陶瓷科技研究所是当时唯一的集科研、生产于一身的国家级陶瓷科研机构，集结了当代许多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其中包括民国时期景德镇“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代表了“景瓷”的最高水平。据罗慧蓉讲，经常有中央机关单位到该所定制瓷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所具有乃至胜过历史上“官窑”的技术工艺。

其四，产品数量极少。“毛瓷”是陶研所在特殊政治背景下进行陶瓷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产品，其设计和科研性试制次数多得无法统计，成功率相当低。据当事人回忆，烧制用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专用窑炉，比较小，每炉可烧几百件，只有最后一次是正式成功的，为正品，从中挑出十箱后，所剩无几，其余均不合格为残次品。所以，真正能称得上“毛瓷”的当属那十箱正品，每箱38件59头，总共380件590头，以及这一窑装箱后剩下的件数。狭义认定，如以进入中南海为收藏极品（相当于古代的“御品”），则只有四箱。放宽标准，原本应该销毁而保留下来的残次品总约2千件左右，可不可算“毛瓷”？需专家评说和市场接受。

其五，艺术成就独特，极具鉴赏价值。“毛瓷”的设计方案凝聚了陶研所十几位著名陶瓷艺术大师的创作才华，从毛泽东诗词中吸取了创作灵感，充分反映了毛主席作为革命者、诗人的伟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从众多的设计方案中先筛选出三个，经反复推敲最后选定“釉下彩翠竹红梅”。整个过程充满了传奇故事，可圈可点。历代“御品”囿于皇家规制，其艺术品位往往跳不出既有定式，而“毛瓷”出在革命时代，其浪漫洒脱独领风骚。

其六，工艺技术为前所未有、后人难以仿造。例如：1、当年制作“毛瓷”所用的临川高岭土矿体已经枯竭，尚未发现具有同类特性的可替代之原料。2、“毛瓷”全都用手工制作而成，是众多艺术大师坐在一起集体流水创作的精品，如梅枝是王锡良、竹叶是戴荣华、水点红梅是徐亚凤……等等，全部手工制作，极具神韵而又做得模印出来似的一致，其精良高超实属旷世罕见。然而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他们的聚首创造已成绝响。3、釉下彩是用高温1400℃一次烧成，由此带来很多技术难关需要攻克，仅为梅红色的用料配方，经多次试验成功，还报废了两窑产品，后来成立专门小组攻关才得以解决。……类似情况不甚枚举。

其七，具有综合学术价值。综上所述，“毛瓷”有它独特的历史意义，高超的艺术成就，物以稀为贵的收藏价值，必然引发专家学者和收藏家们的关注、考证、研究和学术讨论，其间的传奇故事也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讲到“毛瓷”的历史价值，后人肯定会提到汪东兴、黄庆荣、罗慧蓉、李克时、方综、吴成俊等人；也必然要联想到当年制作“毛瓷”的艺术大师和能工巧匠们。很遗憾，笔者只能录下十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是：王锡良，汪桂英，徐亚凤，刘平，戴荣华，彭肇县，张炳祥，稽锡贵，许作荣，辛青山，康家忠，余彬。对他们的简历、传承和艺术成就等等，恕不在此展开介绍。

五、“毛瓷”的辨识。

收藏必先辨伪。笔者不是陶瓷艺术鉴赏和收藏人士，对“毛瓷”的认识也非常肤浅，在辨识真伪上没有资格谈什么见解，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将所掌握的客观情况如实奉献给世人。上述文字，笔者完全是据实直接描述，丝毫没有修辞夸张，不附带推测、推理，凡是落笔的均有出处、并经推敲论证，没有根据的决不采信入文。对有些方面难以核准的细节干脆不写，留下了悬念，这不是笔者故意卖关子，而是实事求是。笔者将不断学习，深入考证，有必要的话，可再撰写续文。相信这些事实的披露，对1975年江西景德镇“毛瓷”的定义，鉴赏、收藏与辨伪，等级划分与价值评定，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希望能够引起有关专家们的关注。除此以外，笔者在此要附带提供一点信息，即1978年景德镇国家轻工部陶瓷科技研究所正式奉命生产过一批陶瓷，使用了1975年制作“毛瓷”的设计稿，三种方案都做了，而且增加了很多品种，如油盐酱醋壶钵、胡椒粉瓶、装香烟缸、烟灰缸、笔筒、牙签通、酒壶、果盘、痰盂等等，一套过百件。参与这次制作的绝非原班人马，所用的原材料与1975年的也有相当的差别，产品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由此也衍变出与“毛瓷”相关的很多故事，产生一些误导。社会上流通的所谓“毛瓷”真品，很可能是1978年那批产品。由于“毛瓷”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虽然发生在当代，但是要仿制却非易事。只要了解了当时的背景细节，具体鉴别1975年瓷和1978年瓷以及各种各样的仿制品，应该不是难事。这项工作，如果我们当代人不做，那末，留给后人的很可能就是永远也理不清的糊涂官司。

（2002年12月）

附：有关照片资料

1、笔者采访黄庆荣的照片

2、“毛瓷”的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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