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耳鼻喉在线咨询:反思民国知识分子：靠不住的历史

　　第一辑 晚清以来

　　作者自白：正常的时代应该是读书自由的时代(…

　　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我是1961年生人，今年46岁，这一生最好的时光基本过去了，以后只是打发日子。我现在才能体会，人到中年为什么通常都趋于保守。

　　1978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历史老师冯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张我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

　　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70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少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

　　邓丽君的歌声是如何传进来的，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时代，是只有革命歌声的，是只有时代最强音的。邓丽君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歌声。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磁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流行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已非当年可以想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对于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些怀念。后来也看到了邓丽君的照片还有她的传记。与如今的明星相比，邓丽君也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她本来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声非常迷人。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邓丽君恐怕不只是一个歌星，或者说，她的意义远非今日那些走红的歌星可比。邓丽君的歌声，实际有一种延续中国30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她常常让人想起周璇、白光她们，后来我还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比如过去《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个。邓丽君生长的地方，是延续中国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们这里，没有了那种文化的土壤，像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歌曲，至今还让人回想。邓丽君始终是忧郁的，她的歌声是有关爱情的，但多是惆怅的，哀怨的，虽然是通俗的，但我们还很难说她肤浅，她的歌声总有人喜欢听，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难有她那样的幸运。

　　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变革。当时21岁，像所有大学生一样，张着一双迷茫的眼睛，对周围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是一个有热情的年代，理想主义是青年的普遍气质。我虽然是一个读英文的学生，但英文在我的学习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那时我对文学着迷，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同时对政治也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右派”的后代，所以对生活中的政治变化很敏感。我在中学时候，就对北京西单民主墙非常关注。可惜，生活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城市里，我只有观望的条件。

　　作者自白：正常的时代应该是读书自由的时代(…

　　我到师专读英文时，英语远不像今天这样为所有的大学生所重视，我那时是因为数学不好，不能选择中文系，才去读英文的，当时上英语专业的人可以不算数学分数，我也只学了一年英语，就勉强上了师专。我上的这所学校，严格说不能算是大学，因为刚刚恢复，几乎没有什么办学条件，学校只有一座教学楼，老师都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多数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因为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们早没有名牌大学学生的自信和傲气了，长期的中学生活，使他们变得特别谨小慎微，学生远比他们富有热情。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他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因为是“右派”，我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没有恋爱，也就无所谓失恋;从来没有想过考研究生一类的事，也就无所谓失望;除了祖母的去世让我多少感到一点人生的无奈外，我实在想不起什么特别有印象的事。我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件事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一年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结果当然是稿子被退回来。20多年后回忆，我以为这件事在我一生中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结束了，不是说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在政治课上听过黄先生一些对领袖的分析和评价，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当时对领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虽然民间思想特别活跃，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面，对于领袖还是不敢有另外评价。

　　说来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书不在手边，这个书名可能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册子。我那时有很强的好奇心，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本小册子仔细看完了，当时感到特别兴奋。

　　我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本来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汉诺夫的书后，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我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因为这不是一本很复杂的书。我以后再也没有重看这本书，但我记得他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了公式，这个记忆特别强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位置如果被甲占据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转移到别处了。看过这本书以后的突出印象就是：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么个人崇拜，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平时有很强的写作欲望，我就以普列汉诺夫文章为依据，还结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毛主席也会有新中国》，然后把文章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那时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现在想来这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文章自然是不会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人民日报》的退稿，记得里面是一张铅印的退稿单，我估计，一个读者的来稿，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恐怕根本就没有人看过。

　　当时在学校里给报纸投稿，发表了还好，发表不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保留了许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这封退稿信或许还在家里，只是我一时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了它，会感到万分亲切的。文章肯定不行，但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

　　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有书读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在他上大学之前，把那些应该读的书都读完，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读书也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现在想，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让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译笔和当时流行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是鲁迅的作品。那时能见到最多的书就是白色封面的鲁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鲁迅的书，根本就看不懂，但对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兴趣。

　　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它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会身心健康。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是没有读过书的。不是没有能读书的人，是以后成长的年代里没有书可读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偶然看到一册私印的小册子，十六开本，约有十几页，名为《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八年来之回忆与展望》，作者潘振纲，时在1947年。潘振纲当时是黄金洞金矿的主管。我因为接触过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所以有时候在旧书市场看到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史料，也就顺手收集起来。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做法是看过就送人，在我，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一向的看法是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业余的专业是最理想的境界。

　　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的黄金开采史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行业我根本不懂。但潘振纲这个回忆中，有一则跋文，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教育家曹典球所写。潘振纲早年是曹典球的学生，二人有师生之谊。曹典球早年毕业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与陈宝箴有过交往。我要在文章最后再抄出关于陈宝箴的那一条史料，现在先发几句感慨。

　　时务学堂出过很多志士仁人，不必一一列出了。百多年后，我们评价一个教育机关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教育机关里出了些什么人，看这些人主政的时代，社会有没有蓬勃向上的风气。出人多，社会有朝气，这个教育就办得成功;出人少，或者不出人，这个教育就不成功。在乱世，教育的功用看得格外分明。在和平时代，评价一个教育机关成功与否，从时间上看，一般来说要五十年。因为五十年里，一个人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所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系统中最成功的人士，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从结果上观察，如果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定，就说明过去的教育基本是成功的。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自身不能产生对本教育系统的怀疑和批判，那么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大体上是成功的。科举制度也有许多优点，至少这个制度中产生了大胆提出要求彻底废除这个制度的人，功过可以讨论，但气度十分宝贵。平庸的时代其实是由平庸的教育造成的，或者说，坏时代都是由坏教育带来的。教育的后果要在五十年后才看得出来，今天社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教育没有问题吗?

　　陈宝箴是咸丰举人，后做湖南巡抚，极具革新精神。陈家后人，代代英贤，不能说没有原因。陈三立的爱国，陈寅恪的独立，都有家风遗韵。

　　曹典球在跋文的一开始就说：

　　清光绪戊戌，义宁陈公右铭抚湘，奉行新政，谋开矿以裕国。聘德国矿师某，探勘平江黄金洞金矿。矿师决其有丰富之储藏，以报诸陈公。时有某官言于陈公曰：“此矿既如是，中丞曷弗约湘绅集资开采之?”陈公抚案曰：“开矿原以富国，何人敢取以谋私利者?”即令矿局拟奏开采。而乡绅熊秉三、蒋少穆、黄修原、廖生陔诸君，实左右之。此平江金矿定为官采之始基也。

　　当年陈宝箴父子被革职后，曾有人捏造证据，说陈宝箴有贪赃受贿之行，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才没有得逞。从曹典球的这则回忆中，也可想见当时陈宝箴为官的清正。

　　一个教育系统中如果不能大批产生刚正清廉、谋国富民的政治精英，而到处是以权谋私、明哲保身、误国害民者，那是多么悲哀!

　　虽然陈宝箴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在陈宝箴生活的时代里，它的教育系统和吏制中，曾产生过许多像陈宝箴这样有作为的封疆大吏，这也算是黑暗中的光明吧。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1)

　　今年4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基础，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后面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讲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本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本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本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 ”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宏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它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本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宏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本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本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与“口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者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以期引起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如果我们熟悉宏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它们的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一) 原始代(1) 片麻岩纪(2) 结晶片岩纪(二) 太古代(1) 康勃利亚纪(2) 希庐利亚纪(3) 叠伏尼亚纪(4) 煤纪(5) 二叠纪(三) 中古代(1) 三叠纪(2) 僦拉纪(3) 白垩纪(四) 近代纪(1) 第三纪(2) 第四纪《宏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一)始原代(1)片麻岩纪(2)结晶片岩纪(二)古生代(1)前寒武利亚纪(2)寒武利亚纪(3)志留利亚纪(4)泥盆纪(5)石炭纪(6)二叠纪(三)中生代(1)三叠纪(2)侏罗纪(3)白垩纪(四)新生代(1)第三纪(2)第四纪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二辑 民国以来

　　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

　　储安平早年出的几本书，我都曾亲见过，其中有几本还有收藏，比如他编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我十几年前在太原曾买到过一册，书品相相当不错。1936年4月，储安平二十七岁时，还在开明书店印过一本《给弟弟们的信》。这本书我留意过很久，但在旧书店一直没有遇到过，不久前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复印了一本。

　　这是一本小书，不到一百页，所谓“给弟弟们的信”，原来是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以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想法。我写《储安平与〈观察〉》时，还没有找到这本书，所以关于储安平的生平介绍中，没有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材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给弟弟们的信》书前有一句题词——“谨献于祖母之灵”，是作者表达对自己祖母的感激之情。储安平少失怙恃，依赖祖母长大，所以他的回忆文章中常有一种“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的感觉。储安平外出读书不久，祖母也去世了。他在书的“自序”中说：“我相信，一个人真心地纪念着另外一个人，一切形式都是不需要的。我每次思念到我的祖母，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我感激她，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来奉养她、报答她所给过我的不可忘怀的恩惠。我感激她，自然是她将我抚养大了。可是我并不单单因为她将我抚养大了，我觉得，单单将一个人抚养大了，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并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就整个的人类社会而言，一个人的长得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我的感激她，不仅是因为她将我抚养成了一个人，并且因为她将我教育成了一个‘人’。”

　　关于储安平生平的史料，我们现在很不易得到，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保存了储安平早年生平的资料线索，所以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透露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储安平和吴稚晖的关系。储安平在自序中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时间约在1932年秋天，第一个看到这些文稿的是他的伯父储南强。不久吴稚晖和李书华到宜兴游览，储南强把储安平的稿子给吴稚晖看了，吴稚晖不但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为储安平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不过储安平出书的时候没有把这篇序言发表出来，他说：“吴先生还另外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吴先生在他的那篇序文里，对我推誉得实在太过分，使我只觉得惭愧，承担不起。我再三考虑，决计将那篇序文自己珍藏起来，不在这儿公开。我恳求能够得到吴先生的原谅，至于吴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之意，我自然永远是心领着的。”虽然没有公开吴稚晖的序言，但《给弟弟们的信》中还是保留了三段吴稚晖的评语，分别是在《团体生活》《论政治人格》和《行》这三篇文章后面，应当说是吴稚晖的三篇短文，因为是夹在旁人的一本小书中，想来一般研究吴稚晖的人大概不会注意到，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写《给弟弟们的信》的时候，储安平还不到三十岁，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兴趣。大体可以说，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人生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储安平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在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已显示得非常清晰。他在《论政治人格》一章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节操”和西方政治中的“Fair Play”对比后，特别提出：“本来社会的改革都是缓进的。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未来的领袖;如既认清之后，我们决不再受其他势力或金钱的诱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政治场合，有他所崇仰的主义与思想。我们平时也必须‘公正’地参加任何公共事业，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浪费公帑。即使我们要从事达到我们的政治理想，但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负责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捣乱式的、暴动式的。我们必须孕成一种刚正之气，不谀诌，不阳奉阴违，不口是心非，不要以为政途可争权夺利，不要以事业为富贵的附庸。我们对于国事有所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

　　储安平后来从事言论工作，一直坚守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的这种信念和风度，他的政论风格犀利、沉着，有激情但从不失理性，有愤怒，但极少发过激之言，这与他青年时代养成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修养有很大关系。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各有不同，有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有因知识体系转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更多是因个人处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的，在这几种情况中，那种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最为坚定和最为本真，在这一点上，储安平很像胡适。

　　《给弟弟们的信》在储安平著作中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种，也是了解早年储安平思想较为重要的一本。书不在厚薄，一个青年在七十年前随意写就的一本小书，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也显示了书的生命。

　　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说起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几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主要是邹秉文、沈宗瀚、董时进等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历史连起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早期凡和美国有联系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受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特例。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做过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而是说，凡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方针上，向美国学习基本都是对的。现在国际公认台湾的农业世界一流，这固然与台湾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与台湾在农业方面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相关。台湾现在出版有大量关于“农复会”的资料，随便翻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

　　《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是一本文件汇编，1948年印刷，非卖品。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农林水利地政等二十一学术团体”。本书的来源是这样的：

　　1948年7月3日，中美两国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这就是著名的《中美双边协定》，由王世杰和司徒雷登代表中美两国签署。这个协定是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援华法案制定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稳定经济和建立和平。在这个协定中，规定援华经费中应有一个很大的比例要用于中国农村建设。吴相湘《晏阳初传》中专门讲过这件事，因为在这个协定中提到了晏阳初的名字。《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就是为落实协定中复兴中国农村的要求，由当时中国二十一个学术团体做出的计划，参加者多是当时中国各行业中著名的专家，如沈宗瀚、傅焕光、乔启明等，主要负责的是邹秉文。这个计划应当说是中国比较完善的一个农村复兴方案，也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纲要，它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在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中观察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土地改革及中国农村经济的改善。

　　1949年前，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很落后的国家，但负责农业复兴的领导和主要人才却并不落后，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非常深刻，可惜因为时代的变化，这些人都没有能在中国内地的农业中发挥作用。像沈宗瀚他们，在台湾农业方面的作用，现在是人所共知，而邹秉文他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中国早期农业方面的专家以出身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的学者为多，如邹秉文、董时进、沈宗瀚等。当时中国的农科，发展得非常好，各大学农科教授以留美学者为主，美国农科教授在中国的也很多，如卜凯等人，对中国土地和农业非常了解。

　　在《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完成的前两年，曾建立过“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当时中方的团长就是邹秉文，副团长兼秘书是沈宗瀚，美方的团长是赫济生(Claude Burton Hutchison)，副团长兼秘书是穆懿尔(Reaymond T. Moyer)——穆懿尔曾在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做过农科主任，1949年后代表美国负责和台湾的农业合作。这个代表团1946年在中国考察了近三个月，完成一本《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报告是由邹秉文和赫济生负责完成的，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合起来评价，可以说这是两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完整计划。它是建立在对现代世界农业细致观察基础上，制定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上世纪40年代初，董时进写作《中国农业政策》(商务印书馆)时，当时中国农学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基本没有分歧，台湾后来的农业道路，大体是朝着他们制定的方向发展的。

　　1946年9月出版的《观察》周刊第二期上，曾发表过徐盈以“观察特约记者”身份写的一篇通讯，对当时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工作有许多批评。那时徐盈已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的看法自然不奇怪。这篇通讯的题目是《中美农业合作：赫济生、穆懿尔、邹秉文、沈宗瀚的中国农业观——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徐盈这篇通讯充满了对美国的不信任，主要观点已没有必要复述。但当时徐盈提的几个问题，今天看来还有学术意义。

　　当徐盈问邹秉文对华北的粮农有什么看法时，邹秉文回答：“农民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不能加以限制。”

　　徐盈和赫济生谈到中国农场太小的问题时，问道：“你是不是同意金陵大学教授布克博士的土地利用的分析呢?”赫济生做了肯定的回答。

　　徐盈又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华农学会谓，三千年来中国农业不能由手工过渡到机械化，是由于官僚制度的作祟，你以为?”赫济生以自己中国的知识不够为由，没有回答。

　　徐盈本人是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应当算是卜凯的学生，但对美国的态度却是“左倾”的，这也很令人深思。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前年秋天，在南京新识的朋友邓伍文、罗建送了我一本他们的著作《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我过去知道的极少，特别是前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从南京回来后，我细读了他们的这本书，很受启发。邓、罗二位，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却做了专业史学的工作。读他们的书时，我想到的是史学研究中知识的增量问题。我认为，我们写文章做研究，要以知识增量为基本目标。所谓知识增量，就是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能不能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研究意义何在?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都应当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就有意义，没有增量的就没有意义。

　　这本《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的价值，因为涉及专业，我不好评价，但这项工作，在知识增量上肯定有意义，因为他们提出和发现的许多史料，都是第一次。这本书的核心人物中有一个名为黎天才的人，他是早年的中共党员。本书引述的黎天才的回忆中，曾提到他当年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后来收在著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这个材料恰好我曾买到过，后来送给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黎天才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这个报告曾受到过李大钊的表扬。我在南京时曾和邓、罗两位提到这套材料，希望他们能查一查。当时黎天才用的名字是李渤海，我后来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查到了他早年的那个报告。邓、罗两位当时没有想到去找这个报告，我后来查到了。我以为对于研究工作，找到这个报告就是知识的增量，虽然增量很小。因为黎天才，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李维城。

　　李维城的个人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中，也有他的回忆。但他有一本日记，好像从没有被人提起，至少在网上查不到，而这本日记我早些年曾买到过。日记的名字叫《狱中四百十一天》，1949年9月在湖南长沙初版，是自印本，所以流传不是很广。这本日记是李维城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关在重庆监狱里所写，时在1938年。后来经程潜向蒋介石作保，李维城才出狱。这本日记主要记述的是当时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经历，涉及的大事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对政治犯的态度及待遇。在这本日记的前面，有李维城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黎天才。

　　李维城1949年后曾写过一篇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我一时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篇。日记中这篇回忆，对于西安事变前的一些情况，有一些线索，其中曾特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李维城说：“延安共产党方面，主张对日抗战，本不后人，加以近接西安，局部同情默契，已非一日，发动之时，明朗参加，周恩来、林伯渠两氏，常驻西安会商大计。共军并有向西南商洛行动的决议，张、杨、共成为三位一体的结合，声势浩大，咸信可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治方面，组设计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高崇民、卢广绩、吴家象、应树人、车向忱、黎天才、申伯纯等任委员，余亦参加其中委员之一，高崇民任主席，大小事件，必经详议，然后由张、杨执行之。在没有送蒋回京以前，工作很是紧张。军事方面，也组织委员会，张任主席，杨副之，但尚未具体，力量尚且发挥。”(第15页)

　　1949年后，高崇民的地位很高，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朋友中，高崇民是很得信任的一位，“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本《狱中四百十一天》，书名起得不好，如果将来再有重印的机会，我以为叫《李维城日记》为好。如果作者另有日记以示区别，也可称为《李维城狱中日记》。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第940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第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第941页)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杨静远是一位翻译家。我过去读过她的《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那本书是她和恋人间的通信。我研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中得到许多有力的材料，特别是当时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急剧“左倾”，她那本书信集中有很生动的例子。杨静远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她是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的父母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重要成员。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到了四川乐山。杨静远和恋人的通信时间约在1945到1948年间，这次出版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则是1941年到1945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这本《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因为日记是第一手的材料，所以看起来很生动，它的价值一般说来要高过回忆录好多倍。这本日记对了解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很有帮助。现在有些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对当时的大学生活描写太离谱，就是因为不注意看日记这一类的材料。学生的日记与成人还不大相同，主要是有思想变化。像杨静远这本书记，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而对共产党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日记，研究者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研究中国4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有三种材料比较可信。一是当时出版的年级纪念册，二是当时的校刊，三是学生的日记。这三种材料对看起来才能还原当时学生的生活，在这方面，一般的回忆录只能参考。举一个例子。

　　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第79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作为智力活动，如今学术研究中最少见的就是才气，因为大家都喜欢从直接文献中看材料，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更容易偷懒了。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燕京大学研究院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三十二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院，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及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我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他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时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

　　1939年度，在读的研究生有四十六人，这四十六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锺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庭燧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道：“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二十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印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既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借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老师，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她们的老家。

　　今日《西风》何在

　　在旧书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零散的《西风》杂志，成套的我也在上海和北京的旧书店里见过，但索价甚昂，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西风》是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两人主编的，请了林语堂作顾问，抗战前在上海创办。黄嘉德是上海圣约翰出身，所以这大体决定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它主要是想在中国提倡英美杂志的那种文体，是一本海派风格的杂志。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都不好，黄嘉德到了山东大学，黄嘉音被打成“右派”，死在宁夏监狱里。

　　说《西风》是一本轻松的杂志，好像还不很确切，有时它上面也有很重的东西，比如有一期上就有篇《爱因斯坦论原子弹》。不过大体说来，它是一本注重趣味和知识的杂志，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的方式，而是真实展示生活的状态。它特别关心真实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它曾一度征文要青年来写文章控诉教育制度对他们的伤害。《西风》要青年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来，比如张爱玲得奖的那次征文比赛中，就有一篇凌茵的《我做舞女》，作者就是一个舞女，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情状，当时排名第七，远在张爱玲之上——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只是荣誉奖的第三名。不过张爱玲真是了不起，她那么小的年纪，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就让人记住了她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这个感觉只有贵族的后代才会捕捉到，旁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西风》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欧美杂志上翻译过来，就是漫画也多摘自《纽约客》和《笨拙》，它的创作也大部出自欧美留学生之手，极重知识和趣味，是给有文化的青年读的。

　　我常常想，如今会英文的青年人这么多，能不能也办出一本像《西风》那样的杂志?想了想感觉还是有困难，因为虽然是一本青年读物，但它的文化趣味和格调，有时还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陆灏兄在上海办《万象》，很得《西风》的真传，但《万象》还不是《西风》。兰州的《读者》倒是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但趣味土了些，尤其想教育青年向上，格调就偏了。早年沈昌文先生办的《读书》也有一点《西风》的味道，但也还不是《西风》。这三个杂志的优点加起来，离《西风》就差不多了，但谁有这个本事呢?今天会英文的人不少，但会到林语堂和黄氏兄弟那样的，又有多少?还得加上汉语好这一条，所以也只能一再感叹昔日《西风》今何在了。

　　罗家伦的《黑云暴雨到明霞》

　　这些年谈论罗家伦的文章很不少，特别是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情况，人们已耳熟能详。他早年的著作也偶有出版，前几年上海学林出版社还专门印过他一本随笔集。

　　罗家伦是名符其实的五四健将，著名的《五四运动宣言》就出自罗家伦之手。五四一辈文人学者，多已用白话文写作，但因为他们早年有文言的底子，所以一般都是文章高手，特别是“宣传性”的文字，后辈很难写过他们。白话文中用四六句子，这是宣言、广告一类文章中必用的办法，但用得好很不容易，一般说来，没有文言底子的人是不敢在这方面出手的。从文言到白话，其实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现代作家中，凡文字好的作家，多数有文言的底子。胡适他们虽然不用文言做文章，但对文言的感觉始终存在，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文章作者的文言功夫。周汝昌当年在燕京用文言写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胡适就劝过他不要再用文言写文章，因为周汝昌的“古文功夫太浅”。虽然周汝昌不很服气，但我感觉胡适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旧文化中出来的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胡适说过陈寅恪学问极好，但文章不高明，想来也有他的道理。

　　《黑云暴雨到明霞》是罗家伦抗战后期出版的一本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出，书中的文章多数是抗战前后罗家伦的随感。这些随感，对后人深入了解抗战期间中国的情况有帮助。虽然这些文章也属于时论性质，但因为所涉都是大事，几十年后再看，还是很有文献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许多当年的人物、事迹和相关言论，对研究历史非常有参考作用。

　　抗战期间，罗家伦的见识很高。他早年游学欧美，丰富的经历使他具有世界眼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使他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同时又有切实的中国生活经验，所以后人读他的抗战言论，不能不由衷佩服。比如他对抗战期间一种现象的概括是：“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对此有许多评判和分析，这对我们今天评价落水的文人和学者还多有启发。另外罗家伦对抗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也了如指掌，他对美国、日本和苏联的观察非常深入，对当时中国军队的能力也很清楚。他有一篇《现代军人对于现代战争应有之态度》，专门对中国军人所应当具有的现代战争智慧和科学头脑做了分析，此文极有远见。

　　除了见识高明外，我还特别喜欢罗家伦的文章。他的这些短文，篇篇都有激情，而又不乏文采。1936年冬天，罗家伦代表中央大学师生到绥远看望抗日将士，写了一篇《告绥远将士书》。文章不长，抄在下面：

　　绥远前线各军武装同志：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的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的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罗家伦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绥远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1)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锺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锺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既然钱锺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锺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锺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锺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锺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锺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锺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锺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锺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锺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锺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锺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锺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锺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 这更说明钱锺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锺书，因为钱锺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锺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锺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锺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锺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锺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

　　钱锺书在这里叙述时用了一个“作人作文“，其实已暗示了这位小说人物的来历。至于这位陆伯麟的言论，在钱锺书笔下，就更让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陆伯麟说：“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钱锺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锺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

　　钱锺书写《猫》是在1946年，当时绍兴确实在杭甬铁路线上。“某籍某系”是著名的“闲话事件”中陈源的说法，主要指当时北大国文系中的浙籍“太炎门生”(如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这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由此判断，《猫》为钱锺书对周作人的讽刺，完全有史实依据。

　　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锺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锺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也和钱锺书持同样的看法。钱锺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这也反映出钱锺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述钱锺书的小说《灵感》时提道：“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气愤难遣;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

　　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锺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忽然发现，忘了问钱锺书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锺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赵瑞蕻曾回忆说，1983年6月，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开会时，赠给钱锺书自己的一本书《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并请钱锺书指正。赵瑞蕻说：“钱先生说他已大体上看了我送给他的书，说很不错，对年轻人读懂鲁迅这篇东西很有帮助。他同意我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述。”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据说钱锺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 3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锺书对鲁迅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锺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锺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锺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钱锺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锺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锺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锺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 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锺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锺书的小说，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锺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民主的看法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早年做过驻华公使的保罗·S.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育读本，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

　　所谓“平民政治”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区别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或者宪政。蒋梦麟在序言中说：“芮先生在中国多年，多与我国人士往还，对于中国抱十分希望，我国人民对于先生感情亦极厚。芮先生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又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如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宪法的性质是什么，国家的各种机关是如何组织的，如何运行的，中国实行平民政治，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人翻译)，我看这过本书。回忆录还是西人写得好，这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的这本书，因为他在1919年后半年就离开中国了。我估计这本《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他回到美国后完成的。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和北洋时代许多政要和名流的往来，比如梁启超、傅增湘和蒋梦麟，其他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孙中山等。在他笔下，各种人物都非常真实，政见各不相同，角色时时变换，但作为个人，这些人物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是读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感觉。芮恩施离开中国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之类大事不断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北洋政要和学生之间的许多细节。芮恩施是真正了解中国的。

　　罗家伦翻译的这本书非常通俗，那时白话文的地位还刚刚确立，但能运用得如此自如，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白话文的发展，也很有启发。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当时翻译作品中白话文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芮恩施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平民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说是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的，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

　　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说：“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的生活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功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二，选择领袖，中国人也有经验。不过他们的选举不用投票，而是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在乡村之间，用自然的程序，推举年事较长，对于讨论本地的事务很有智慧，很能解决本地争端的人，经共同的同意，认为领袖。这当属投票选举内层的原理，关乎公共的讨论，中国人也很适宜。他们对于讨论公共的事是很有兴趣，而且是在公共场中很能说话。

　　芮恩斯对中国实行平民政治的看法是：“所以若是自由平等国家与代议政府的理想，真能彻底地被人民抓住，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能干、有势力的政治的社会，这种材料就在手中。只要有领袖能将他们自身专心致志在这个目的，他们将来很能成就一种永久的事业，远过于任何私人的利益和财产之上，因为只有经过他们，这很大的人口，才能渐渐地成为真正快乐的和兴盛的，且含有一种人生的满足，这个满足，只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庄严高尚而有正当势力的国家中之一分子，方可得到。”

　　芮恩施的这本书，在中国早期政治学学科形成中，也应当有一定的地位，虽然是一个通俗性质的读本，但也自成体系，举凡现代政治学所涉及的内容，大都在其中。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重印过这本书，可惜我没有看到过。

　　由殷海光一本旧作说起

　　我手边有一本殷海光的旧作《逻辑学讲话》，1943年10月重庆初版，1946年4月上海再版，列在“青年文库”丛书里面。这套丛书很大，约有近七十本，多数是很专业的著作，如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孟森《清史讲义》、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等，也有如范存忠《英语学习讲座》、陈之迈《读书指导》等通俗读物，殷海光这本也属此类。丛书由当时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丛书的主编是朱云影、程希孟、赵纪彬。编审委员会有方东美、冯友兰、洪谦、陈大齐、宗白华、黄建中、范寿康、汤用彤、梁漱溟、贺麟。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1942年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本来金岳霖想让他留校任教，但最后没有成功。他到印度参加远征军，但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这本书可能就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在序里说：

　　这本书是为一般人而写的，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多少得到真实的“逻辑之感”以及逻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之确切的体会。

　　为求适合目的，一方面我用了如本书里所表现的体裁，另一方面我必须从常识出发，因此，这本书内所讲的既说不上是古典逻辑学又说不上是现代逻辑学。

　　假若我是忠实于逻辑学，那么我应该承认因为被这本书底性质所限制，使我在此重大地牺牲了逻辑学的谨严。

　　可能出于通俗读物的缘故，殷海光后来很少提起这本书。我断断续续看过台湾桂冠出版社出版的《殷海光全集》，不知道书里是不是收了这本，但看国内出版的关于殷海光的传记，对这本书也不注意。汪幸福《殷海光与蒋介石》中提到陶希圣向蒋介石引荐殷海光时，给蒋送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普及逻辑知识的《逻辑学讲话》”。

　　这本书是用两个虚构人物严明与石威的对谈方式讲授一般逻辑学知识，非常简洁，文笔生动流畅。两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严明”和“石威”，大概是取“严密思维”的谐音。从纯粹写作的角度看，这本书展示了殷海光的写作才能。作为一本普及逻辑知识的通俗读物，今天还有重印的价值。因为偶然看到了殷海光的这本书，也就想起了一些关于他的研究情况。

　　好多年前就听说章清、王中江两位先生各有一本殷海光传在台湾出版，但一直没有看到。最近内地出版了王中江的《炼狱——殷海光评传》(群言出版社，2003年10月)，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关于殷海光，近几年内地有不少人在研究。前两年湖北汪幸福先后出版了《殷海光传》和《蒋介石与殷海光》，应该说是内地比较系统的关于殷海光的传记研究。还有贺照田先生也在从另外的角度研究殷海光。

　　内地关于殷海光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完整的资料。湖北虽然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殷海光文集》，但作为研究使用是远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内地研究殷海光局限性还是比较大，因为对这样的历史人物，目前的评价尺度还受到较大限制。我所看到的内地关于殷海光的研究成果，都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可以理解，但必须清楚，有些限制如果不突破，研究就深入不下去。

　　要研究殷海光，先要研究当年的西南联大，要研究西南联大，就要先研究20世纪的左翼思潮，在这个背景下观察殷海光的出现就有了新的意义。关于西南联大的传统，目前的研究也还有很大局限。一般来说，除了它的革命传统和学术传统近年得到肯定外，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后来的成长道路，一时还难以说清。另外，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和最后选择以及个人的悲剧命运中，到底有哪些是属于时代的，而哪些是属于个人性格和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这些东西只有在完全开放的学术研究中才能进行深入探讨。殷海光在台湾的遭遇，可以和比他年长近十岁的储安平好有一比。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这两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曾与胡适有过许多联系，但最终在思想和实践上，他们两位都与胡适有差异。而殷海光的命运和储安平的命运也完全不同，殷海光没有停止思想也没有停止奋斗，但储安平什么都做不成了。可不可以说，在对时代总体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断上，殷海光在离开大陆时与胡适有同样的眼光，但到了台湾以后，殷海光却又重走了当年储安平的路，没有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

　　历史有时候要从后来的结果看，思想和政治之间有没有平衡点要看一个人对时代的直觉。早年储安平和殷海光都有这个直觉，但没有把这个直觉保持下去，这方面他们还是都不及胡适。殷海光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他要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下努力倒退，只有他还在前进不已。话说得极其坦诚，但又稍嫌简单。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一味被理想和激情驱使，有时候思维会变得极端，李敖晚年的变化，让人们对那种完全靠激情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持了一些距离。

　　储安平的时代有《观察》，殷海光的时代还有《自由中国》。这些杂志都是他们自己办的，应该说，作为言论自由的前提，他们得到了相当的空间，但他们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把握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当然责任不在他们，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周作人的一篇序言

　　我在北京一家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两本青木正儿的书，没有犹豫就买下了，因为极便宜。青木正儿是日本有名的汉学家，与王国维、胡适多有交往。青木正儿的汉学著作，人们常提到的是《中国文学概说》和《中国近世戏曲史》。我这次看到的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好像提到的人不多，书名是钱玄同题写的。记得子善兄在评论《周作人年谱》的修订本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子善说：“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我回家翻看这本书时，发现序言也是周作人写的。我查手边张菊香《周作人年谱》，果然没有著录。又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中也没有查到关于周作人这篇序言的记录。我手边没有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这篇序言没有，我想应该有这篇序言。从子善兄上面的话中可以判断，他好像没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儿的这本书，如果看到了，他会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这篇序言后标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时间会比书出版的时间稍晚，可理解为是书排好版以后，才有这篇序言的。

　　我对这篇序言的兴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这篇序言对于理解周作人后来的经历可能会有帮助，主要是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在序言一开始就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需多去攀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地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

　　接下来，周作人举了当年夏曾佑和钱玄同的哥哥钱恂在日本时的观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日本汉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压力。周作人说：“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周作人认为，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需积极地加以注意才对”。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周作人的这篇序言写在“九·一八”以后，他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和他后来的选择可以解释出某种关系，这对于我们走进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第三辑 近期以来

　　“批判者继承现象”(1)

　　所谓“批判者继承现象”，是指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一般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在中国已发生过的学术批判运动(如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双反运动”等)中，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如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李泽厚与朱光潜，章培恒与刘大杰，袁行霈与林庚，袁世硕与冯沅君等);二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没有出于批判的原因发生完全决裂(洪子诚回忆，受到批判后的王瑶后来没有揶揄讽刺他的学生);三是继承者在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贡献没有超越被批判者。

　　此类现象在当代中国各学科学术发展中有一定普遍意义，我想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对林庚文艺思想的批判说起。

　　1958年中国各高等院校发生的“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是“反右运动”以后对没有成为“右派”但在学术思想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又一次批判运动，这次运动持续大约一年时间，运动后期成为“拔白旗”运动。

　　具体到中国高等院校，一个主要标志是对各学科领域学术权威的批判，参与批判者以学生为主，少量的教师也有参与，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当时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套《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后一些国内出版社曾以此为基础公开出版过相当数量批判文章的论文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批判对象是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朱光潜等，对外校的学者如刘大杰、郑振铎、陆侃如、钟敬文等也有涉及。

　　“双反运动”发生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大跃进”中的所有特点在学术上均有表现，以厚今薄古和鼓励新生力量打倒学术权威为基本追求目标。当时的学术追求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了为无产阶级报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贯穿着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这是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的标志。中文系科学研究工作将不再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则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58年，林庚还不到五十岁，在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恰好属于壮年一代。林庚在1949年前，已是有名的诗人，并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完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1950年到北京大学后，他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以及《盛唐气象》等重要著作和论文。他与上一辈的学者比较起来，在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

　　现在我们将要分析的是在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并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学术权威都成为了批判对象，比如吴组缃、季镇淮、川岛等人，在“双反运动”中也曾写文章批判林庚或者其他教授。那么何以会选择把林庚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呢?我想与林庚当时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关。另外林庚在他的文学史中很推崇中国古代“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思想实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肯定，这显然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极大差异。

　　林庚认为：“寒士与权贵之间的矛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里难道寒士不是站在进步一面吗?”林庚在自我批判中还承认，反礼教、反权贵、反庸俗等，这些封建时代中正面的形象，必然会产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一类概念。林庚认为这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林庚自己和他的批判者都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价值，但现在看来，林庚早年推崇“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重要命题。后来余英时研究中国文化中“士”的价值时，就曾特别提出：“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以道自负之人，不甘自贬身价去入仕。温和者尚自许为王侯的师友，激烈者则拒斥一切政治权威。”(《士与中国文化》，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林庚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体现出的这种价值，与当时改造知识分子的时代主流完全相悖，他成为批判对象也是必然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学者成为批判对象，政治因素是关键，但也常有学术环境中人际关系恶化后的矛盾激化，或者二者结合，借政治强力改变学术关系，也是基本模式。但我们从后来对林庚的回忆及评价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所以大体可以认为，林庚成为批判对象，主要是由于他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士”传统的过分推崇，这一点从学术角度观察，那些批判他的学生倒是没有走眼。袁行霈认为林庚中国文学史研究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主要原因是“1956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动口号一时叫得很响。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适宜的气候，顿时身份百倍”。1958 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现在看来虽然多数没有道理，但在当时表现出的态度还不算激烈。虽然个别文章对老师的人格和学术有伤害，比如许多学生对王瑶的批判就有涉及人格的地方，但主体还是以批判学术思想为基本目标，所以在批判文章中，通常学生对老师还是以“先生”相称，虽然在学术上已轻视老师，但在行文中还较为客气。

　　我倾向于把“双反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理解成是一种学生青春期反叛行为在学术上的表现。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具有反抗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与学术准备间的关系是气质决定学术，而气质主要受流行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青春气质、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这三者之间，主要起作用的可能还是青春气质，所以后来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学者，较少计较学生当时的行为，可能也是意识到了在流行政治文化中学生青春气质的焕发，所以被批判的学者也较少从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上责备学生。

　　一个简单事实是，在当时批判林庚的学生中，后来普遍在学术上有贡献，比如袁行霈、程毅中、卓如、康式昭等。在这些人后来的学术成就中，他们反而倾向于认同自己早年批判过的对象。这说明在政治运动和学术训练中保持了一些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批判的一个附作用是批判者在熟悉批判对象时，受到了被批判者学术的影响，当流行的政治观念过时后，批判中熟悉的学术专业会保持下来。单从学术训练角度说，批判者的政治立场随着政治运动的过去不再彰显，但在批判中养成学术兴趣并得到学术训练也是事实，不然后来人难以解释为什么当年的批判者较容易回到学术中来，这当中并不排除有投机行为，但当青春气质为学术兴趣代替后，学术常常成为他们基本的追求。

　　早年批判过自己老师的学生，再回到老师身边时，老师多以原谅待之，这个习惯为中国学术保留了一些命脉。我们不敢说那时的政治运动没有对老师造成伤害，但在批判中熟悉了老师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风格，是特殊时代学生延续老师学术的变异方式，虽是无意的结果，但对学术人才的训练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批判林庚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用九天的时间完成一本《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由集体署名的专书，显然比林庚自己学生的批判更为激烈，但也更空洞无物。这本书系统批判了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苏式文艺理论，本书认为：“林庚数十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主要的还是在于散播反动思想的毒素。他写过两本贯穿着唯心主义史观的中国文学史，和几篇形式主义的‘研究’文章，教了二十多年书。但所有这些，都起了引诱青年读者脱离现实的作用。他的‘滴水微功’，不能弥补他糟蹋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的错误。他过去也写过不少的诗，但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娱乐’品!旨在帮闲，实在不值得一提。”

　　林庚在北京大学和学生的关系应该说还比较好，1957年北大学生主办的《红楼》杂志创刊时，林庚写了贺诗，可见学生是信任他的。

　　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起当年对林庚的批判，人们愿意忘记过去，忘记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些批判者当时显示出的对林庚的轻蔑，那种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风气，最终没有撼动林庚文学史研究的地位，他们没有超越林庚，他们还得回到林庚的学术道路

　　上来，但只能望其项背了。

　　林庚在北京大学受到学生批判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有时候会出现另外的相似现象，当年批判林庚的学生，后来在学术上基本退回到了林庚早年的道路上，批判者成了继承者。袁行霈后来成了林庚的助教，清华出版林庚文集的时候，袁行霈写了总序。2006年，林庚去世后，北大中文系要袁行霈代系里拟一副挽联，以此联寄托他以及北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林先生的悼念。

　　从范文澜的一封信说起(1)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旧书摊上得到一些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我主要使用过当时高教部报送中央的长篇报告《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个材料我还复印分送过几个同样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个材料中，我引用较多的是关于钱锺书50年代的言论，主要是钱先生对当时一些政治问题和领袖人物的评价。文章发表后，我通过几个渠道听到了杨绛先生的一些意见，大体是说那些说法不实，是当时一些人谗害钱先生的说法，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因为我是正面引述材料，以钱先生言论是钱先生真实说过的话为逻辑起点，然后推论钱先生的人格，作出了正面评价。因为没有细加分辨，可能引起一些误会。

　　钱先生早年的言论本身，今天看来可以认为是一种卓见，但在当时却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作为历史材料，我以为我们在使用时应当这样判断：

　　第一，钱先生当时说没有说过那样的话，现已不可对质，但从钱先生一生的言论风格观察，我认为他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谗害他的人别有用心，是罗织罪名，但作为一种史料，不能说它没有意义，至少对我们研究钱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言论和思想是一个角度，这是当年谗害钱先生的人所不曾想到过的。

　　第二，历史已经过去，钱先生的言论是不是事实本身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言论要放在钱先生身上?陷害钱先生的人肯定存在，他们为什么要谗害钱先生?

　　第三，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是正式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印发的，既然是正式报告，说明得到了当时主管此事的官员认可。

　　第四，高教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以一般的行政习惯判断，肯定来源于北京大学，也就是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肯定有一个初始的源头，不然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言论会写进上报最高当局的报告中。

　　当时上报这个会议的报告相当多，我亲见过约十几份，从文件的编号判断，会议的文件至少在一百件以上，多数是作为会议简报发下来的。《杨尚昆日记》中对此次会议有这样的记载：“1月16日至19日：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这四天每天下午3时起，都是大会讨论。每天大约是四小时，有时也在五小时以上，发言不算很精彩，好的内容不多。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六十余人，还有二十多篇稿子决定付印，不再讲了。这几天很紧张，每晚必须安排明日的发言，催稿、看稿、交印，总是要到下半夜才能睡下，而第二天早上又要应付许多临时的事。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较以前几次都较乱。”(第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如果当时有人认为钱先生的话不属实，从会议的简报判断是可以更正的，更正本身也要发简报。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此次会议的完整文件档案，所以只能根据同样的事例来做一个推断，这就是我要说的范文澜的一封信。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简报中，有一份范文澜的信。信的内容是为一个同事辩诬。范文澜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所长，他参加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看到会议印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之五”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中第三页第十四行有以下的话：“发表反动言论，政治上有重大嫌疑，如周遂宁(女)……”针对这段话，范文澜写了说明：

　　周遂宁于1954年11月由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据她自己写的材料和我们从旁了解的材料，此人情况如下：

　　周遂宁，女，现年二十八岁。她父亲周津时是民主人士，1949年在重庆被蒋匪杀害，她自己于1948年由天主教神甫毛振祥介绍获得天主教学校奖学金及出国护照，到美国那萨芮斯学院学习，后到辛城大学研究院，51年回到香港，在港与蔡国衡结婚。同年7月回到北京，因发现怀孕，不久又回到香港。1952年10月随丈夫到英国，并入曼彻斯特城的曼城艺术学校为临时学生，53年7月随丈夫到欧洲大陆旅行，同年8月回到香港。54年7月回国，经上海到北京。她丈夫蔡国衡原来是金陵大学学生，现在香港英商合义公司当职员，思想很落后，往来的人很复杂。据周本人讲，她和蔡离开的原因是蔡的思想与她的思想不同。

　　周遂宁到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来，思想一般表现要求进步，如和丈夫的关系，要求离婚，曾到法院联系办理离婚手续，未得到法院同意，现仍准备离婚。一年多来周不断向组织上反映她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积极要求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她与香港的通讯情况也经常向组织交代。

　　周虽然工作能力较差，对工作也生疏，但态度表现积极，愿意学习理论。

　　依现在情况来看，此人很幼稚，生活经验不多，历史相当复杂，但是没有发现有反动活动，更没有反动言论。这一点我们所了解和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是相同的。

　　周与她丈夫蔡国衡的联系，目前仍不断通讯，因为蔡每月寄港币一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她女儿的教养费(她带有一个三岁女孩)。

　　因此，关于留学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周遂宁的一段话应请予考虑更正。

　　范文澜

　　1956年1月13日

　　因为我没有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完整文献，所以不敢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说明，如果有类似范文澜这样的说明，那当时就可以证明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能说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很不严肃。如果将来有一天会议档案解密，我们会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可能当时就有人出来作了说明，而我没有看到这个材料。从钱先生后来的经历判断，那些写在报告中的言论并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与当时这个会议的主调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改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对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好像并没有太计较。因为就我所见到的报告来观察，当时写在报告中的有类似钱先生情况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对孙以丰、赵民义，就是对华罗庚也评价不高。对北大的许多教授如唐钺、周炳琳、贺麟、沈履、梁启雄等都有批评，倒是对季羡林非常满意，报告认为：“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见报告第48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在当时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检讨、汇报、揭发都有其时代特点，后人在使用当时的材料时，应当多加分析和尽可能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

　　每次读《围城》，看到方鸿渐写给唐晓芙的信，就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它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这段感情要给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钱锺书平生学术愿望中有一个追求，就是他希望寻找出人类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的共同规律。他的学术研究中，凡提一个问题，无论大小，总有一个古今和中西的比较视野在其中，他总是努力通过自己的广博阅读，把古今东西相似的文艺现象和创作规则探索出来。他的《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能发现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者和不同形式的作品，在故事基本结构同一性中表现出来的特质。钱锺书的这种学术追求，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其实人类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确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别是情感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类似于爱情这样人类固有的情感表达，虽然因社会文化和风俗的不同有差异，但这种情感的表述深处，总离不开共同的规律：向时间发誓。就是钱锺书自己，也不能例外。

　　《围城》中方鸿渐对唐晓芙的爱情达到极致时，他给唐晓芙写了这样一封信：

　　晓芙：前天所发信，想已寓目，我病全好了;你若补写信来慰问，好比病后一帖补药，还是欢迎的。我今天收到国立三闾大学电报，聘我当教授。校址好像太偏僻些，可是还不失为一个机会。我请你帮我决定去不去。你下半年计划怎样?你要到昆明去复学，我也可以在昆明谋个事，假如你进上海的学校，上海就变成我唯一依恋的地方。总而言之，我魔住你，缠着你，冤魂作祟似的附上你，不放你清静。我久想跟我——啊呀!“你”错写了“我”，可是这笔误很有道理，你想想为什么——讲句简单的话，这话在我心里已经复习了几千遍。我深恨发明不来一个新鲜飘忽的说法，只有我可以说只有你可以听，我说过，我听过，这说法就飞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第二个男人好对第二个女人这样说。抱歉得很，对绝世无双的你，我只能用几千年经人滥用的话来表示我的情感。你允许我说那句话么?我真不敢冒昧，你不知道我怎样怕你生气。

　　我不知道《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是否受到了钱锺书《围城》的影响，但我们比较二者行文的语气和所使用语言的方式，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共同规律。男人对女人爱情的表达方式离不开那三个字，而且表达的深意一定是向不可能的“时间”发誓。

　　我们对比方鸿渐给唐晓芙写信的口吻和《大话西游》经典台词的口吻，没有任何区别。钱锺书的幽默和讽刺到了《大话西游》中，还是那样具有魅力，不过方鸿渐发誓的时间是“几千年”，而到了《大话西游》中则成了“一万年”。至尊宝就是当年的方鸿渐，至少在表达爱情方面他们是同一个人。

　　和胡风有关的北师大两个助教

　　我最早听到黎风这个名字是在1987年，那年我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做编辑。这一年，阎晶明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毕业，也到了杂志社，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我曾问及他在陕西师大的导师，他告诉我说是黎风，并特别提醒我说：早年曾是胡风分子。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印象中晶明兄对他的导师非常尊敬，但在交往方面并不特别密切。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晶明兄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他的师兄李继凯的电话，说黎先生去世了，晶明马上赶到了西安。后来我曾见过晶明兄一篇短文，回忆他和黎先生相处的日子。前几年，晶明兄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每年我们也总要见几面，但来去匆匆，很少有时间安静下来再谈过去熟悉的人物或者学术问题，但他导师黎风先生的经历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2001年，我曾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段，见到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史料，其中我比较留意的还是自己相对熟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情况，特别是记忆中有印象的熟人，见到相关资料，也就顺便收集起来。前一段寻找一本旧书，偶然翻阅，见到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忽然想到晶明兄离开太原已好多年，我也到了厦门教书，想到当年在山西作协漫无边际的闲谈，真有一些伤感。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我想以后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还有一点帮助，就抄下来并略作说明。

　　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留意中国政治运动中的相关史料，并不断提醒研究者注意它的特殊价值。

　　关于黎风的这个材料，是当时新华社的一个秘密报告中提到的，登在《内部参考》1955年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关于新华社的这份内部材料，我已多次说过，不再重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现有两个助教和胡风有过关系

　　[北京分社二十八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二十四日下午举行了胡风问题漫谈会，会上该系的两个助教——黎风(一九五零年在师大毕业，原系党员，一九五二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因历史问题，交待不清，脱党)和祝宽(一九四八年在师大毕业，原是党员，面粉统购统销时因套购面粉，被开除党籍)谈出了一个情况。据他们说，泥土社的前身是师大中文系青年人组织的泥土文艺社的刊物。该刊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创刊，共出六期，第六期出刊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该刊从第四版起就开始变质，稿件大都由上海寄来，作品都是柏山、舒芜、阿垅等包办。祝宽、黎风都曾和胡风有信件来往。黎风的发言并说到他在抗美援朝时曾写过一首诗，他写信给胡风，胡风回北京后还曾写信要黎风去看他，但他因为自己的诗写得不好，“主观战斗精神不够”，所以没去看胡风。祝宽谈到他在中学时受胡风影响很深，他也曾接到胡风给他的两信。但他们的发言谈得都很模糊。对此两人情况，校党委正在查究中。(丁宝芳)

　　“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广阔，个人命运在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如何变化，今天人们并没有完全解析清楚。黎风和祝宽——这两个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助教，就因为这点和胡风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则史料还提醒我们，当年一般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多数曾作为秘密情报上达，这一点恐怕当事者有时候还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原因之一。

　　黎风是不幸的，但他晚年在陕西师大招的研究生却很出色：和晶明兄一届的李继凯早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曾做过陕西师大中文系主任，而晶明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成就也早为人熟知。黎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特别突出，但他的经历和见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弟子，何时见到继凯和晶明兄，我当和他们再议黎风先生。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1)

　　朱水涌、王烨主编的《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2006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鲁迅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所收文章多出自国内鲁迅研究界主要专家之手。选择在厦门大学召开鲁迅研究的国际会议，本身就说明鲁迅与厦门关系的文学史叙事，还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这本论文集中关于鲁迅与厦门的文学史叙事，让我再次想到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是指，当鲁迅成为某种意识形态高度认可的伟大形象时，凡与鲁迅早年生活有过联系的区域中，都有一种将鲁迅形象无限制抬高的倾向。这种鲁迅与某一区域间关系的文学史叙事，随着政治风潮的变化而变化。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最短，也最不愉快，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却能不断回避鲁迅与他生活环境的冲突。过去这种文学史叙事能够成立，建立在否定鲁迅对立面且对立面不可能回应的前提上。现在文学史叙事的难题在于，要保持鲁迅绝对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不能再伤害他曾经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历史人物，包括这个环境本身。在改革开放前的鲁迅研究中，伤害鲁迅的对立面不成为问题，贬低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也不成为问题，但当历史变化之后，既要保持鲁迅的正面形象同时也要肯定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及其他相关历史人物，难题就随之出现了。鲁迅生前没有说过厦门大学一句好话，但厦门大学却很早就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并为鲁迅塑像，现在厦门大学的校名题字也选择了鲁迅手迹。解读这个历史的吊诡，对鲁迅研究不无启发。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由下列文献共同构成：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汇编《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内部印刷，1976年)，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编《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内部印刷，1978年)，张震麟编文、翁开恩绘画《鲁迅在厦门》(连环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逸飞、魏景山为《鲁迅在厦门》所作的三幅油画(见《鲁迅在厦门》修订本)，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49年后的鲁迅研究，作为一个政治和学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它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鲁迅无风险，只要不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研究鲁迅可以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收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文学评论家，几乎都曾涉及鲁迅研究，从李希凡、李泽厚到姚文元、余秋雨等;二是凡早年与鲁迅不和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出局的各种人物，都以承认鲁迅完全正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历史失误，郭沫若以及所谓的“四条汉子”莫不如此，他们都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如郭沫若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题写馆名;三是凡与鲁迅早年不和的人，不可能再公平陈述自己早年真实的历史，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成为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基本模式;四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的东西恰好与鲁迅的观点重合，如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鲁迅与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当时出版的类似著作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在杭州》《鲁迅在上海》《鲁迅在厦门》等，凡鲁迅停留过的地方，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出现。在鲁迅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鲁迅与厦门的关系是最简单的，他与厦门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他在厦门大学只有一个学期，但后来厦门大学依赖对鲁迅政治态度的高度认同，反而在简单的历史关系中，通过鲁迅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厦门叙事”。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并不是一种先有成熟预设的学术构想，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时，学者的偶然选择，这种选择中暗含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同时也成了一种学术潮流。1949年前，关于鲁迅在厦门生活的经历，只有两篇简短的文字，一篇发表在《北新》杂志上，一篇发表在《鲁迅先生纪念集》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鲁迅与厦门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典型的“厦门叙事”。可以想象，一个学者在一地简单的四个月校园生活，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史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历史叙述要包括纪念馆、塑像、相关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工程，而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恰好完成了。

　　1954年出版的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是“厦门叙事”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后来“厦门叙事”的成型，基本建立在陈梦韶学术工作的基础上。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他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厦门叙事”的史料基础，虽然他的立场在鲁迅一面，偶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敬之语，但并没有出于这个原因而对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有意贬低或者对当时厦门大学的校政作过多负面评价。可惜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最终没有沿着陈梦韶的路径前行，而是越来越向偏离历史事实的方向行进。

　　1957年，曾在厦门大校任教的川岛写了一篇《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在赞扬鲁迅在厦大工作的同时，对厦大校长林文庆进行了贬低，说他“长的样子像从前日本大学眼药的商标，或者不如说大学眼药的商标像他。在新加坡以行医致富，中国人而是入了英国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1……早期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中主要采取的是对历史人物和事实的回避态度，因为当时和鲁迅在厦门共事的同事基本都还健在，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物已处于边缘，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人物，比如顾颉刚等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厦门大学是中国旧大学中极少的延续到1949年后而没有变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学之一，加之陈嘉庚始终是获得正面评价的侨界领袖，这样早期完成的“厦门叙事”对于旧厦门大学基本也取回避态度，因为完全否定厦门大学的历史和其他教员的工作，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又不尊敬陈嘉庚，但又要同时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工作的时代意义，这就决定了早期鲁迅研究中“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决，因为此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否定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同时也可批判厦门大学。但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是建立在违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逻辑上缓解了“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但在历史事实上却走得更远了。

　　1976年9月，几乎同时完成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和《鲁迅在厦门》，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厦门叙事”的模式。在这两本著述中，《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的学术价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对当时厦门大学与鲁迅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使这本资料集的生命力长存，在所有关于“厦门叙事”的建构中，这本史料集和陈梦韶的著作最有学术意义。而《鲁迅在厦门》及它的修订本，则基本以虚构历史和随意拔高鲁迅为基本叙事方式，而书中出现的陈逸飞和魏景山的三幅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油画，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思维上。到了《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委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到了《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完成时，一时就很难再找到与这种形式相比的赞誉方式了。

　　当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经历长久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整合后，这种叙事模式就成为一种习惯，至于其中的真实历史事实，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续下来的“厦门叙事”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经由叙事者主观选择而造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今天还有它的惯性。王富仁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中认为：“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就感到与其他教授共同进餐时的谈话是很无聊的。应该说，他的这种体验并不是没有一点内在根据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他的脾气古怪……在厦门大学这座文化教育的孤岛上，情况就有了些不同。不论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还是当时的校长林文庆，重视的都是中国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教育问题。他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随顺潮流的，对像鲁迅这样的文化‘激进派’‘先锋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种无意的漠视。”

　　这个判断建立在既成的“厦门叙事”前提下，就逻辑本身判断，都很严密，但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合，因为要追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比较并判断这些历史人物思想状态的高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海外专门研究陈嘉庚和林文庆的学者，恐怕很难认同王富仁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还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文化战士来理解，并以文化战士所应当具有的先进思想作为“厦门叙事”的逻辑起点。这个思维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认为鲁迅到厦门来完全是为思想文化奋斗并以此为自己的职志，其实历史哪会这样简单。把一个常态社会中正常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矛盾，上升为思想文化的冲突并明确分出正负甚至敌我的判断，其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合。近年鲁迅研究的“厦门叙事”虽然已去政治化而转为学术化，但“厦门叙事”的基本思维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厦门叙事难题”的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这种叙事如果还建立在以完全否定其他历史人物和厦门大学校政的前提下，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像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21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涵。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得一往情深。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他的印象。

　　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第167页，院史资料室编)

　　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7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