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细说张学良: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蒋介石的承诺没全部兑现

时代周报：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

杨奎松：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日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

时代周报：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

杨奎松：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但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此处指宋子文、宋美龄。—编者注）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的。

时代周报：但是，放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承诺。

杨奎松：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撤出东北并非没放一枪

时代周报：前一段时间流传一种说法，好像是从李敖开始，认为张学良放弃东北不抵抗，是蒋介石下的令。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

杨奎松：张学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蒋介石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密令。

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挑动跟日本之间的冲突。因为你挑动的话，关东军马上就能够占领东北。他们对冲突的结果都很清楚，所以内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衅也一定不能打，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张和蒋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电报在这之前就有。

时代周报：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日军真的对东北进行占领时，也不抵抗？

杨奎松：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张学良后来讲过，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趁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他开始认为是个局部的事件。东北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发生的好几起事件，像过去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

时代周报：但是等到东北军撤出东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放一枪？

杨奎松：也不能那么说。后来马占山部在黑龙江不就抵抗过吗？但第一，东北军的作战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因为张学良也害怕硬拼会把整个东北军全部牺牲掉。张学良毕竟还是一介军阀，在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部队你就一钱不值了，如果还有较多的本钱，万一日本在当时“国联”的干预下撤回到南满铁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回东北去了吗？第三，因为他早就归顺了国民党政府，东北丢了也不是他东北人自己的事，是整个中国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想让国民党政府帮助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一直在向“国联”控告，“国联”也一直在压日本撤军。这也是他不愿意东北军自己去打的一个原因。

蒋介石一直暗中抵抗

时代周报；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日的思路是什么？可以说他不抵抗吗？

杨奎松：也不是，蒋介石其实一直在暗中准备抵抗。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问题是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在和各种分裂、分立势力打内战。“九一八”前后光是分裂的中央政府和分立的国家就有好几个。蒋介石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因此他的准备工作很困难。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各方面条件相差很远，经济和实力都无法和日本对抗，蒋在1932年指挥过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过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都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包括想要采取联合苏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时代周报：蒋介石当时的思路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

杨奎松：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前提，但安内不只是对共产党，包括对国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西南几省军阀，国民党中央军就是通过追剿中央红军趁机解决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能够退守西南，坚持八年，这就是蒋当年谋略的一个成功之处。今天看蒋介石1934—1935年的一些文献，他确实在当时就已经把西南几省当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来经营了。西南几省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全会和五大上发表了很强硬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对日政策最后的底线就是华北不能丢。日本如果在华北发动进攻，他一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