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国辰机器人怎样:曾国藩为什么没有黄袍加身？

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南京。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占据中国半壁河山，曾国藩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人，他们约集 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的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眼睛冒火热切的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历史书写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吗？

    就这件事，历史上有这样的说法：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 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再说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事情正是曾国藩预感那样的。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侯，并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慈禧太后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候，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令要求从速复命。危机之潜伏，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破坏纲纪等8条罪状，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重要的人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一些事情涉及到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恭亲王奕。工于心计的慈禧太后不去碰曾国藩，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杀鸡给猴看敲山震虎。

    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曾国藩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则写得明明白白。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裁减了湘军的军饷，户部居然也准了。要知道，江西总督巡抚，可是曾国藩辖下之人啊。他要向朝廷以明其志 。

    一位熟读四书五经之人。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然能真正能把握其关键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多少权臣，伍子胥、韩信、都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他写下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裁？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

毅然决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 3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常怀临深履薄之惧 ，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1872年 3月 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无疾而终，

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之道可称大智慧。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他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清代名相，也是个清官。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

曾国藩一生是极其成功的，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遗嘱：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1、太平天国大乱甫定，作为一个儒家讲究“仁恕”的人物，何忍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而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要知道，内战中主要死的都是汉人。
　　2、 曾氏对成功毫无把握。曾国藩能真正掌握的不过是曾国荃的部队和彭玉麟等人的水军，左、李等未必会起来响应，对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军事集团，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是为别人火上取粟。如果这样，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将自相残杀，这又岂是兴汉之道？不要忘记洪秀全等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
　　3、 汉满关系在当时也逐渐演进为一种吴越同舟的关系。什么叫“吴越同舟”？也就说吴、越虽为世仇，但在惊涛骇浪中撑同一条船时，也只能先把宿仇暂放一边，最起码要控制一下竞争的烈度，否则，船翻了，大家都玩完。1840年后的中国实际已处于近代化列强的汪洋大海之中，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随时都有被列强吞并、蚕食的危险。如果为反满而反满，不顾本民族眼前紧迫的生存课题，这岂是为民族而谋啊？
　　4、 表面尊清而实际上逐步扩大汉族的权力是一种更高明的复国法。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满清的殖民地，如果蒙元一样。把殖民者都赶走是一种复国法，朱元璋就是这样做的，但他最终所得也只过是恢复故土而已，而且付出了多年内战（许多战争都是在汉族军事集团内部发生的），大批生灵涂炭的代价。朱元璋时代还没有列强环伺，内战再烈也还不至于被豆剖爪分。另一种复国法是替代的方法。也就是通过逐步扩大本民族在殖民政府中的实际权力，最后取而代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隋代北周就是这样的方法，不过当时民族意识还没那么强而已。这种方法不需经过大的内战，还可以把整个殖民疆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最善之策。缺点是较缓，进程也会有反复，因为殖民者岂是甘心自己的权力被逐步蚕食，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争夺权力，这其中的关健是如何应付。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历史正是汉民族权力逐步扩大的历史，以至于到最后慈禧因义和团事件号召勤王而各地汉族督抚公然拒绝，慈禧想废皇帝也应一些督抚反对而作罢的程度。
　　5、 晚清的军权、相当大的财权其实都已掌握在汉人手里，对这样的事实有些自己不知倒也罢了，还要斥人无知，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之事？是的，晚清皇帝是可以决定高层人事的去留，但实际替代者还是另一个汉人，而且决定之时不能不顾及各地督抚的反应。像军权，皇帝虽有名义上的军权，但实际上淮军离开了李鸿章就指挥不灵，袁世凯的新军离开袁世凯也是指挥不动。辛亥革命之时，不是叫个贵族去指挥新军吗？可指挥得了吗？还不是得请老袁出来。老袁的时代已与曾国藩的时代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汉族势力已相当强大，所以最后袁世凯通过与革命军讨价还价而最后取清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曾国藩所开创的湘军事业的最后成果。当然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完全说成是清庭内部汉族实权人物的功劳，应该说是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6、 湘淮军在晚清为汉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湘淮军作为汉族军事力量的存在保证了汉族已取得的权力不被反取回去。其次，湘淮军为了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保证汉民族的权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左宗棠率领湘军平定西北回乱，将大批汉民从回族的屠刀下解放出来；再比如，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复新疆，为中国，最终也是为汉民族保住了新疆的大批国土。关于晚清军政的两段话作出了很好的概括，这一时期（晚清），政治格局的以一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有满族贵族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族在地方和中枢的实力增长，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事。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仍有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权利的总督、巡抚手里。清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 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的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故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清廷。
　　而太平天国后，“‘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两江总督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自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1860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他们握有地方军政财大权，不仅为汉、满势力消长的关健，也为汉、满权力消长的关健。当然中央的一纸命令，仍可决定疆吏的去留，但事实上不能不有顾虑，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7、 其实曾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最料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见曾的幕客赵烈文的著作）。但既然曾国藩选择了这样的复国道路，那么他一时表达对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他这样做从民族立场上看自会使他的名声蒙垢，然而，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为民族干实事的人，是可以为民族任劳任谤的人，这难道不更值得我们的钦敬吗？
　　8、 “辛亥革命”作为种族革命的意义是存在的，但这主要是由于清贵族倒行逆施，不甘心权力的丧失引起的，并不能说晚清社会是个清贵族把握主要权力的社会。“辛亥革命”的更意义还在于生产关系上的革命。袁世凯与孙中山之争从实际看更像是汉人强力集团之争的主导权之争，而不是维护满清之争。当然我倾向孙中山，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
    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在曾国藩的劝进行列中，第一位且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湖南著名才子王闿运。他在经、史、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注重学以致用，特别是想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的机会。最初，王闿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曾的重视。此后，他又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但曾国藩把其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优礼甚之，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新朝廷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侯，并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如；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辛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闿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曾国藩不听劝进，

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当这个皇帝
    首先，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
    第二，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第三，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第四，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
    第五，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也正因为以上原因，他才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辛菩萨藩的劝进行列中，第一位且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湖南著名才子王闿运。他在经、史、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注重学以致用，特别是想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的机会。最初，王闿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曾的重视。此后，他又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

        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

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闿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

学者，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

        曾国藩不听劝进，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当这个皇帝：

    第二，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第三，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才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传统文化忠君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二是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三是独善其身，安于自保，做个张良、诸葛亮似的忠臣。评价曾国藩，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这句话一语中的。所以说，即使他想了也是偷偷地想，不敢高声语，不敢向楚霸王那样雄视天下，他也只是一个书呆子。

李次清赤裸裸的直接挑明：“王侯无种，帝王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