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报告:世界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世界?

世界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世界?（资料图片）

    到底是世界影响着中国，还是中国影响着世界？按照诸多学者的观点，中国的出口是国内生产过剩所致，那么此时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会导致该产品世界价格水平的下降，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恶化或出口行业的利润降低，这是典型的中国经济影响世界经济的逻辑，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了实证分析，其结论如下：

    （一）世界经济增长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采用了1991年至2006年中国、美国及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并进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格兰杰因果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仍不能拒绝中国经济增长不是美国和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假设，因此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对OECD国家和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而与之相反，拒绝美国和OECD国家经济增长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假设的犯错概率却非常小，说明世界经济的增长的确是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中国的贸易失衡与储蓄投资失衡互相循环、相互影响。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两个方面，二者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传递。目前中国外部经济失衡表现在贸易顺差上，而内部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缺口上。从两缺口模型来看，贸易顺差和储蓄投资缺口相互关联，因此通过对贸易失衡和储蓄投资失衡的关系进行检验，可以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关系进行总体的判断。我们选择了1991年至2005年的进出口贸易差额数据以及储蓄投资差额数据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著支持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说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变化互相循环，互相影响。但应该看到的是，在某一时期到底是哪个因素的变化起主导作用，是储蓄投资缺口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更大，还是贸易失衡更加加深了储蓄投资缺口，我们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三）中国商品出口并没有导致世界商品价格的下降。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若是由于国内生产过剩而主动出口，那么数额巨大的产品流入世界市场必然会导致该产品世界价格的下降，说明中国对产品的世界价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否则，如果大量的出口并没有导致世界价格的下降，则说明中国商品的出口是由世界需求移动而引发的。

    结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历年主要进出口商品列表，依照最大可能代表性原则，我们首先选取初级产品、制成品各大类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具体商品。在此基础上，整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商品原始数据（数量和金额），采用帕氏指数编制了各项货物的贸易条件指数。

    从研究可以看出，出口价格指数在近十年来稳中有升，中国的大量出口并没有导致出口价格指数的恶化，而进口价格指数却有较大的增幅，尤其在2004年和2005年间增幅最快，进而导致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出口是对世界市场的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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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判断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产生于美国内部经济的失衡。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的失衡，这种判断基于如下事实：

    美国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后美国经济内部的供求失衡。在新经济增长的中后期，ICT带动了美国要素生产率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ICT行业的增长率却是持续下降的。这表明，在新经济结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是新经济时期ICT的投资增长所推动，而是由非ICT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这一变化，使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ICT部门的就业率下降，而在非ICT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深化程度加强，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增长无就业的新现象。因此，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位的最后几年中，美国用连续降息的手段来维持总需求水平，避免经济的衰退。这种政策手段自然会使美国内部经济中出现储蓄小于投资的不均衡现象，这种现象在小布什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实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而与内部储蓄小于投资相对应的自然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剧。

    全球经济失衡从全球分工格局的角度看，也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美国产业的向外转移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还包括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就造成了美国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差额，而亚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是产业的接受国，因此美国国内的消费和生产缺口主要由东亚国家来弥补。

    全球经济的失衡与美国新经济之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行为的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当跨国公司在技术投资成本很高时，其生产组织方式往往通过企业边界的跨国延伸，与此相对应，产业和产品间的贸易更多地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形式进行，而当技术投资成本下降之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方式更多的采取外包形式，以往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便会转化为普通贸易方式。新经济的特征之一是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即便是产品内部贸易，美国与亚洲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普通贸易方式。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失衡并没有引发全球商品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如果全球经济存在着合理的国际协调机制的话，这种失衡状态不会引发实体经济增长的波动。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并存。国际经济秩序的这种混乱状况，必然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和风险配置的失衡。

    首先，在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贸易顺差国家如果长期不能从中心国家获得等值的高科技产品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只能反映为美元储备的增加，而无法在实物领域中最终实现。而中心国家则可以通过国内信用手段来影响美元的币值，对其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对外债务负担进行调节。

    其次，与经常性项目顺差相伴随，“资本供给悖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外一个特征，它是指作为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贸易顺差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却充当着资本供给者的角色，这与资本因流向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而获取高资本回报的原理是相冲突的。实际上是贸易顺差国为了实现其比较优势而采取的被动选择，即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来分享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当这部分资本流入美国之后，通过美国金融市场的配置，以资本外流的方式重新流回到劳动禀赋优势的国家，并获取投资收益。资本的这种双向循环的结果是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收益，因而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的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三）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已经到了调整的拐点。

    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世界经济的这种失衡的增长方式最终是需要调整的。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过程立即就会出现的迹象。

    从美国自身的情况来看，１、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受益者，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占到美国GDP的6.2%，但是美国的资本收益到目前为止依然很高。2、对任何国家而言，对外部经济不平衡进行调整，无非是运用汇率或财政政策手段，尽管在2002年至2004年间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水平一共降低了25%，如此大幅度的汇率变动理应对美国的外部不平衡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美国自2001年以来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抵消了汇率变动对外部失衡的调节效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对其外部不均衡进行任何政策性的改变。

    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国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

    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不排除在金融领域出现突发性事件给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更本性的逆转。

    从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来分析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其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2）对全球经济失衡性质的判断。（3）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对外平衡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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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特征

    （一）对外贸易领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环境中，中国的贸易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进步不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同时也表现为正在出现的质的变化。

    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经结束了靠政府动员资源发展贸易部门的时代，贸易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国际资本市场的需求刺激，与此相应，贸易的增长方式也由政策主导转向了市场主导。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的变化上。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走出了靠初级产品贸易顺差来弥补工业制成品进口逆差的“以出养进”阶段。1995-2006年以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一直为逆差，逆差额达到4294.82亿美元；而同期工业制成品贸易则为顺差，顺差额达到9856.01亿美元。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逆差快速增长，2001-2006年这一逆差达到3877.23亿美元，占1995年以来初级产品进出口逆差总额的90.28%。而同期工业制成品的顺差则达到7776.96亿美元，占1995年以来工业制成品顺差总额的78.91%。对比1995-2000年和2001-2006年两个阶段的贸易顺差数据，我们发现，1995-2000年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和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之和为1661.46亿美元，而2001-2006年间这一数额达到3899.73亿美。最新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上述趋势进一步扩大。2007年1-6月，初级产品进出口逆差为795.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顺差则为1920.6亿美元。这种发展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级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

    其二，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逐步上升，对发达地区和国家市场的渗透力明显增加，2005年美国制造业出口总计7325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290亿美元，而2000年为126亿美元。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制造业2501亿美元，占其制造业进口的20.2%，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10.2%（美国从世界进口制造业产品9691亿美元）。2005年欧盟（25）制造业出口3240.3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566亿美元，而2000年为239亿美元。2005年欧盟（EU25）从中国进口制造业1876亿美元，占其当年制造业进口总额的6.2%（总额为30422亿美元），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3.2%（EU15从世界进口制造业17836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为1583亿美元、1406亿美元和1100亿美元，分别增长30.9%、17.4%和14.4%。欧盟仍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仍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仍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从市场占有率来看，1980年欧盟、美国和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分别是0.7%、0.5%和3.1%，2000年其比例分别为6.2%、8.6%和14.5%，而到了2003年分别增加到8.9%、12.5%和18.5%。因此，总体上，中国与发达地区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渗透力明显增加，尤其是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为中国外贸带来大量的顺差。其中，美国和欧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

    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既反映为正在出现的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的规模经济优势，同时，全球经济新的格局中，中国仍然巩固和强化了国际垂直分工链中的传统地位。

    对于2001年以来中国贸易增长的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因此， 中外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国际分工的定位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出口产品低廉的价格，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分工地位的确定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产品生产能力和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出口产品的价值链已向上游延伸，并由此显示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如果我们结合近些年中国出口产品种类迅速增加的情况，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贸易产业链的延长和规模经济优势的体现可以从行业的进出口关联度来衡量，进出口关联度越低，说明生产出口商品是主要利用了国内的资源，商品出口的优势体现了国内行业配套齐全的增提规模优势，而进出口关联度高则说明出口国在垂直分工体系中所具有的禀赋优势。为此，我们选择了在进出口的十一大类中进行相关性检验，以判断中国产业分工的变化情况。

    其结果表明，2001年以来，7类产品的进出口相关系数明显下降，这7类产品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类别，而工业制成品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类、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类及其制品类及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类4类产品的进出口相关系数上升。这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初级产品贸易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规模经济，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中，中国也能通过其劳动力禀赋优势，开始进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

    总之，中国近些年的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它符合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也顺应了国际间产业资本的跨国转移的趋势，在全球经济失衡不出现调整拐点的判断下，不存在低成本的解决中国贸易顺差带来的外部不平衡问题的短期措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自发决定的。

    （二）资本跨境流动总体规模增大流动性增强，金融风险正在积累

    2000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的加剧，中国的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深化和调整期。贸易体制、外资政策、资本账户管制政策、国内产业政策、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管制政策、外汇体制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等都面临转型和调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银行体系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本的跨境流动性，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的积极影响，以促进国内特定产业的资本形成、推动国内金融深化、带来技术外溢效应等。另一方面，资本跨境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大量外资的流入，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和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工贸易型FDI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过度膨胀、非贸易品行业发展滞后，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结构失衡和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大量非贸易、非FDI资金的流入，与特定的外汇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高速积累，强化了货币政策的约束；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银行信贷膨胀、资产价格高涨和通货膨胀压力，隐藏着金融失衡不断积累的风险。这无疑对我国的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统计下的资本流动情况看，经常性项目下的贸易顺差成为外汇储备积累的主要来源；FDI保持较为稳定的净流入状态，证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处于逆差状态，两者相互抵消，导致资本和金融项下的私人资本趋于平衡，对外汇储备积累的贡献程度显著下降。

    2003年以来，中国月度贸易收支和FDI流入的波动性增加，但是我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贸易余额、贸易总额还是FDI流动，其波动性增加都是规模效应作用的结果。FDI和贸易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投机性因素，特别是FDI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和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变动，这表明了我国FDI流入的加工贸易特征。

    既然经常性项目和FDI流动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投机性，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构成较大压力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应该主要是借助于非贸易和非FDI的资金流动渠道。我们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非贸易和非FDI的资金流动受到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显著影响，具有典型的追逐纯金融收益的投机性特征。结合我们对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统计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证券投资是净流出，而包括贸易信贷和银行信贷等在内的资本流动的总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净流动规模很小。所以可以初步判断，正规统计口径中的经常项下非贸易收支和正规统计口径之外的误差遗漏项逐步成为投机性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

    资本流动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已经呈现过度发展的状态，以制造业为归属的FDI的持续流入，将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从而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加剧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的冲突，也就是说，以长期增长潜力的损失为代价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中国当前资本流动结构的潜在风险之一。

    不断提高的资本流动性，特别是资本跨境双向流动性的提高，与我国特定的外汇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这使得我国货币当局在除了人民币升值问题时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抑制投机性资金流入，央行必须允许人民币进行更大幅度的升值；而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央行外国资产的人民币价值下降，即出现所谓的“资产价格损失”。此外，币种错配的问题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面对很多现实宏观经济问题时的操作空间被严重侵蚀。一方面，在信贷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总量控制下，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导致央行控制信贷和基础货币的主动性严重下降，往往是跟随资本流动而被动投放；另一方面，由于币种错配，利率政策的操作也面临很大的风险，调控利率的政策会导致国内外利差的变化，既能够改变央行资产的收益结构，也会导致资产方收益与负债方利息成本之间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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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内外失衡需从结构入手

    中国当前所出现的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内部结构性特征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这在根本上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失衡状态的结果而出现的，又由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状况是国际分工体系动态调整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国际分工体系没有出现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无法通过单方面的政策或战略调整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过去几十年中的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在过去几年中的经验都表明，我国不能、也不应该进行强行的政策调整，更不能单纯地为了实现宏观经济平衡而调整。

    但是从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来看，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在单一方向上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调整是必需的。但是如前所说，中国单方面的、单纯为了恢复平衡而进行的短期政策性调整是不可行的，所以，针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和多边框架下的调整。首先，针对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应该围绕着长期可持续增长和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和外资政策。综合利用汇率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数量手段，引导进口和出口结构的提升与调整；配合以外资政策的调整，改变FDI的产业归属。通过这些调整，引导和配合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利用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以及美欧之间的竞争关系，促成多边调整进程的启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地理结构的变化，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区，并且欧元区在2006年以后总体贸易收支从顺差转变为逆差。这就为中国利用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启动多边框架下的调整，创造了可行条件。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政策调整应该在秉承上述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可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结构。通过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一方面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配合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降低进口成本，降低国内产业升级和新产业成长的成本。与此相关联的是FDI政策的调整。在过去几年中，我国FDI来源越来越集中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FDI的技术含量。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提升FDI的技术含量。首先是完善国内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内对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和FDI的吸收能力。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和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口产品和FDI的技术含量。其次是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为提高进口产品和FDI的技术创造有利的国际市场和政策环境。注重从资本和技术存量丰富的国家进口。通过完善国内法律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营造一个稳定、低交易成本的大环境。

    第二、在外贸战略和政策方面，必须摆脱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通过出口退税、补贴或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引导国内生产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关税和非关税政策的变化，并配合一定的进口鼓励政策，促进高技术含量的资本设备、中间产品的进口，以满足国内传统产业改造和新产业成长的需求。此外，通过有选择地利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协商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的政策压力，降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对待贸易摩擦的态度，既并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能因为所牵涉的贸易金额很小而完全忽视它的存在。而是应该利用贸易摩擦的协调过程和争端的解决过程来启动多边调整过程。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既有的各种资本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这反映为我国名义金融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性的大幅提高。所以，资本账户和外汇管理体制应该进行深刻调整。在资本流入的管理政策上，简单地限制流入的政策事实上已经失效，所以应该转向强调资本流入管理的规范性，特别是规范境内外关联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本流动行为、经常项下投资收益流入和流出行为、跨国公司内部信贷资金和其他资金调拨行为。在资本流出方面，必须保持有效的管制，而不能出于缓解短期升值压力而轻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从目前的情况看，除FDI以外，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其他项目基本是净流出的。一旦市场预期发生变化，资本将大规模外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市场预期是很容易逆转的，升值压力很容易在极短时间内转变为贬值压力，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有效性。

    政策调整除了遵循上述原则并配合国内结构调整需求，还要注意缓解和消除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因为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本流动性更多地表现为总规模的增加，而净流入趋于减少，所以在传统资本流动渠道上表现出来的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单方向压力并不大。但是在特定外汇管理体制下，资本流动性提高最终却表现为货币当局资本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一方面增加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汇率暴露风险，另一方面严重侵蚀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济失衡的能力下降。外汇投资公司的出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货币当局资产的收益结构，降低汇率波动导致货币当局收益结构与成本结构不协调的风险，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当局资产负债币种结构失衡的问题。所以，汇率和外汇管理的主体应该进行调整，央行应该逐步从汇率管理职能中摆脱出来。在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过程中，汇率风险将逐步从货币当局转回私人部门，汇率风险的“私人化”要求加快推进外汇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远期、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发展。

    （本文为东海证券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所联合课题组2007年第三季度联合宏观经济发布会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