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试纸测艾滋病准确么:盛衰兴亡：中国历史的七次大转折

如果有人拿五年时间周期总结出来的地球气候变化历史规律，给我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规划指导时，你能相信吗？显然不会。为什么？时间太短了，肯定不靠谱。那么，以一百年、以一千年乃至万年以上的历史周期来观察年呢？无疑，时间周期越长，总结观察出的规律就越靠谱一些，这也就是地质地理生物与气候考古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其实，经济生产生活等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这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识天文而化人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眼前所遭遇的楼市泡沫、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及生态灾难等困惑迷惘，即是由于未能提请明察和很好地把握历史规律所致。

我们回头来看中国，同样必须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历史回望有多远，未来前瞻就能看多远。问题是我们的习惯思维定势，就像遮蔽视野的无形高墙，导致我们常常最多只能回望2000多年，并进而以这2000多年的周期来观察和总结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自盛唐巅峰转衰，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跌入谷底，便是这样的思维影响的结果。我们今天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期，认真观察和准确把握中国盛衰兴亡的历史规律，更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突破2000历史的惯性思维，跨越更大的历史时空来观察中国，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悟呢？

通过网闻博报《寻源华夏华胥州》、《舞动中华文化采风录》和《华夏寻根启示录》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历史不是2000年，也不是5000年，而是长达上万年。这其中，从“华胥古国”时代到伏羲时代，再到黄帝时代乃至大禹时代，中国曾经历了三个2000年盛衰周期长达6000多年的“大公”社会历史，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氏族公社与部落联盟时代。在那个人人平等、公有公享和“大道惟公”的时代，就连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都要以社会公众的民意公选公举公推为基础，最后经过“禅让”正式完成前后任的交接班。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即父位开始，中国才进入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制等级社会，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奴隶制社会。因此，中国私有制等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距今也只有4000多年。而将私有制等级社会礼教化的历史，起自于公元前134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汉国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孔子之术”把中国等级社会礼教化的历史，距今才是2000多年。因而，尽管中国文化的本源主脉“大道之学”，已经在2000多年前的那次文化浩劫中被“罢黜”而“灭息”，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代以后的《易经》等“大道之学”典籍版本，均是被儒家弟子按照儒家理念修编“斧正”后的“作品”。但6000多年的“大道之学”和“大道惟公”的民族历史记忆，绝不可能被彻底抹灭。万年承传至今，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公道、公理、公德、公正、公平、公信、公义、公利、公心，如此等等的“公”字诀口头禅，即是“大道惟公”时代万古不绝的袅袅余音。

中国“大道惟公”的“大道之学”与“等级礼教”的“孔子之术”的根本差异，其实首先就在于“大公”精神与“自私”思想的矛盾，在形式上体现为“平等”与“等级”的观念对立。儒家弟子挟强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恶行，就是其“自私”思想与“等级”观念的霸道表现。其次，在“公”与“私”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便相应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知识体系。像儒家文化，就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及“五部六艺”之类，后来还被假称为“国学”。最后，就是这两种文化知识体系对人的人格塑造及心智成长产生的不同导向。概而言之，公则全，偏则私。“大公”思维的指向是开放、创新、包容、辩证和促进运动循环。而“自私”思维的指向是封闭、僵化、狭隘、偏激和固守现状格局。因此，“道兴，则中国盛。儒昌，则中国衰。”这就成了中国最近2000年历史的“第一文化定律”。

公则全，偏则私。公为善之门，私为恶之源。但由于自私是人类源自动物的本性，如随波逐流不发自行。公道是人类社会后天修炼的智慧之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不可能一劳永逸。人类自私本性与公道智慧的角力，将必然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化过程，也必然时刻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成长。

如果我们以辨公私明善恶的“大道之学”思维来观察就可发现，万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盛衰兴亡，先后曾出现了一下七次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转折：“华胥古国”的崛起与华夏民族的发源。距今上万年前，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中下游的“华胥之州”，华胥部族“华胥古国”的兴起，标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横空出世，绵延万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由此拉开了大幕。

中国历史第二次大转折：“伏羲画八卦”。大约距今8000年前，“华胥生伏羲”、“伏羲画八卦”及“伏羲出潼关”，标志着中国从“华胥古国”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同时，中国人“识天文而化人文”的“大道之学”进入符号化表达阶段，华夏文明开始向秦晋豫“黄河金三角”更大地区范围发展播迁。

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黄帝命仓颉造字”。大约距今6000年前，经伏羲氏和神农氏世代传承，至“炎黄联盟”、“黄帝战蚩尤”及“黄帝合九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氏族公社与部落联盟时代。同时，中国的“大道之学”和“黄帝之学”进入了文字化表达阶段，中华民族进入超越血缘关系的“大道之学”文化认同融合发展阶段。此后，戎狄同文则华夏，蛮夷同道亦华夏，兼容并蓄，协和九州。

中国历史第四次大转折：“夏启世袭继国”。大约距今4000年前，经大禹之前的历代“禅让”制后，大禹之子启承继父位立国为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制时代。中国6000多年的“大公”时代的结束，等级社会私有制时代的开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一次“公私”文化的历史性分水岭。此前，“大道惟公”是社会的最高道德是非标准和主流文化。此后，“大道惟公”即成为社会的非主流文化，而“等级惟私”则取而代之，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特权强势阶层主导的主流文化。

中国历史第五次大转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儒经大师董仲舒献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道之学”及其它“春秋百家”学说等“邪僻之道”则一概被“罢黜”而“灭息”，标志着中国社会“等级惟私”思想进入礼教化时代。自夏朝和商朝以后，到周朝末年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大道惟公”思想逐渐开始强势复兴，“等级惟私”思想因腐朽落伍而普遍被人们抛弃，最后终于导致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旧制崩溃。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新制，“汉承秦制”并奉行“大道之学”的“黄老之说”达七十余年，从而使“文景之治”为大汉帝国奠定了民殷国富的雄厚根基。而儒家弟子挟强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等级惟私”思想“灭息”中国的“大道惟公”传国精神，却使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误区。

中国历史第六次大转折：“隋唐盛世”的衰落。无秦之雄则无汉之强，无隋之强则无唐之盛。因此，古来即有“秦砖汉瓦”或“隋唐盛世”之说。儒之独尊最终导致大汉衰亡后，“五胡乱华”，中国分崩离析，直至公元581年“华胥之州”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杨坚，才使中国重归一统。如秦之为汉奠基，盛唐之基又奠之于隋，史称“唐承隋制”。而隋唐之盛的文化根源，还是在于“儒”与“道”的此消彼长。尽管此时的“道”，已经只是部分继承了“大道之学”思想的道教。隋文帝屈尊“儒”而擢升“道”，唐皇室进而将道教尊奉为“祖教”。而“儒”与“道”此消彼长的背后，则是“大道惟公”与“等级惟私”思想的社会进退角力。中唐以后，随着“孔子之术”的“四书五经”对“科举制度”的“文化绑架”取得成功，通过“学而优则仕”，儒家弟子又实现了挟强权推行“等级惟私”主流文化的世代夙愿。至宋明理学的繁荣，儒学渐昌而极盛。与此同时，却导致盛唐转衰、宋亡于蒙元、明亡于满清、清败辱于西方列强，中国一步步滑落到衰败的谷底。而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黑暗开始走向复兴和昌盛，转折点正是在中国的宋元之际。儒之殃民误国，遂成中华千年之憾。

中国历史第七次大转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公元前13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所形成的2000多年的思维定势和文化误区，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惑。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确把中国文化已经等同于儒家文化，最起码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主脉和代表。因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即强国复兴之路，始终在“等级惟私”的儒家文化思维陷阱里打转转。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救国”，到北洋水师的“强兵救国”，到“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到宪制变法的“维新救国”，以至到“辛亥革命”后西学中用复兴“国学”，最后还是跳不出“孔子之术”的手心。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弟子及精神信徒又挟新强权，缔结起了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权阶层联盟，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披上了中国文化的时尚外衣。但“等级惟私”的儒家思想本质毒害，依然还是在加重着中国的民族灾难。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部分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起来揭穿儒家文化的千年骗局。最后，大公无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追求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中国，中国才真正迎来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机遇。

以上的中国历史七次大转折，盛衰兴亡的深层文化根源，就在于“大道惟公”精神或“等级惟私”思想。这是已经尘封于昨天沧桑岁月的历史轨迹，但也是对明天的中国历史的昭示。

为天下人谋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社会一律人人平等，还是划分成上中下等级阶层；崇尚“大道惟公”，还是信奉“等级惟私”；传承复兴“大道之学”中国文化本源主脉，还是固守“孔子之术”缔结特权富贵阶层联盟。万年中国文化史，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盛衰循环和进退角力过程。“道兴，则中国盛。儒昌，则中国衰。”这就是最近20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第一文化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