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子沛：美国矿难追责的启示

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保护。如果只把信息公开仅仅解读为公众对政府一种单方面的监督，是狭隘的、片面的。这次美国矿难追责，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通过信息公开有效地获得了社会的信任，从而在矿难中免责，这种信息公开，对矿工、煤矿公司甚至整个社会同样也是一种保护。

作者：涂子沛

近期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国矿难追责的文章后，我收到了不少反馈，甚至有读者来信和我探讨矿难发生的原因、信息公开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4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发表了专门讲话，对西弗州的矿难作了基本结论。他认为，一是梅西公司管理不善；二是复杂冗长的申诉制度纵容了生产隐患长期存在。奥巴马督促国会立即研究新的法规，堵塞煤矿公司利用申诉制度来拖延处罚、继续生产的漏洞。在谈到政府监管时，他要求煤矿安全健康局积极检视当前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以确保煤矿安全。

几经峰回路转，至此尘埃落定：29名矿工失去了生命，煤矿公司有待追究法律责任，立法机关要查缺补漏，唯有政府监管部门没有人为此丢官受责。乍一看，不公平。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美国煤矿安全健康局何以脱责？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解释这个原因。诺贝尔奖得主、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现，掌握信息多的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前者可以通过向后者有偿转让信息来获取利益；无偿出让，则收获“善意”；只有信息自由流动，各方掌握相同的信息之后，彼此才能建立完全的信任。

考察回放整个事件的细节，不难发现，在矿工、煤矿公司、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互动博弈中，关注的焦点就是煤矿是否安全的信息。政府作为全部公民的代表，以合法的手段可以获取任何信息，是社会的信息枢纽。煤矿公司处于政府和矿工之间，为了追求利润，它有强烈的动机制造“信息不对称”，向矿工隐瞒真相；但当它面对政府的监管时，它也害怕“信息不对称”，在煤矿安全健康局截留检查报告时，它喊出了：“只给罚款结果，不公布整个调查过程报告，这不公平！”矿工群体则处于斯蒂格利茨描述的不利地位：信息链的底层，极度需要足够的信息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美国煤矿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信息公开都是为了保护矿工的安全。煤矿安全健康局每次履行监管职能之后，都依法公布检查结果的数据记录。这种免费、及时、主动的信息公开，不仅改变了矿工群体“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还向全社会传达了一种善意、营造了一种信任。这种善意最终使煤矿安全健康局能在舆论追责中化解压力、度过信任危机。

由此来看，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保护。如果只把信息公开仅仅解读为公众对政府一种单方面的监督，是狭隘的、片面的。这次美国矿难追责，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通过信息公开有效地获得了社会的信任，从而在矿难中免责，这种信息公开，对矿工、煤矿公司甚至整个社会同样也是一种保护。

既然信息公开能使博弈的三方甚至整个社会都从中受益，为什么还有阻力？如何才能克服这种阻力？

透过美国矿难追责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阻力还是来自于政府。奥巴马上台以后，通过推行数据民主等一系列措施加大了政府公开的力度，但煤矿安全健康局并没有顺势主动公开煤矿安全检查报告，还是固守陈规，在“不公开”的惯性轨道上继续滑行，间接导致了矿难的发生。《煤矿安全与健康》杂志的主编史密斯(Ellen Smith)对此痛心疾首。对于政府固有的机械、冷漠和消极作为，她在接受采访时举出了更多的例子。煤矿安全健康局的现任局长梅恩(Joe M ain)，曾经是美国煤矿工人工会的领袖，两人为了煤矿安全，多年来一直共同奔走呼号。2000年，梅恩被任命为美国煤矿安全健康局局长。史密斯满怀希望向他提出公布煤矿检查报告的要求，但梅恩的回答却给她泼冷水：“这涉及到隐私问题，我以前也没想到”。史密斯回忆说，“当他在工会工作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后来写道：我们要记住，无论何党当政，何人主政，政府总是有设法掩盖事实的倾向，信息公开不会自动发生，公民要争，争一个客观的、良性的、有效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制度。

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史密斯是对的。政府和其它组织一样，甚至和煤矿公司一样，有它的利益、惰性和谋求信息不对称的动机，一个和谐阳光的社会，必定有一个制度对此进行制约和监督。这个制度，不能寄望于一党一人，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的争取，即使建立以后，还需要不断地维护、改进，使它不致熄灭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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