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饶漱石发牢骚：被整得厉害主要是陈毅报复

2011年12月06日 07:56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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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材料对饶漱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代表认为，这是饶漱石暴露出来的又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对敌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下了罪恶，杨帆的后台就是饶。尔今杨帆已入狱，饶也应该治罪。

党代会秘书处印发的两个材料，有如炸弹引爆，产生了令人震惊、震怒的轰动效应。这时的饶濑石，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差点把全党给蒙了，饶的问题远远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下了极大的罪恶。事实说明党内确实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些代表由此产生了对饶漱石政治历史的怀疑，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并非他所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成功收买敌连长”，而是被俘后变节由敌人派返党内的。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气氛下，高饶问题被重新提到了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与以前大不相同的讲话，首先重提了高饶联盟反党的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来看，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接着，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

毛泽东的勃然动怒，宣告了饶漱石政治厄运的到来。在这次会议上，“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成为定论。饶漱石被宣布开除党籍。

事情的进展还不止于此。相隔1个月后的4月2日，又冒出了一个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是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听了毛泽东讲到“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这对他震动很大，加之杨帆“反革命案”的发生，与他这个当时主抓上海社会治安的常务副市长有关联，因此心理压力更大。为了向党表明心迹，4月1日，潘汉年找到上海市长陈毅，报告自己与饶漱石工作交往的情况。因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饶漱石，同时这件事也是潘汉年隐藏多年的心病。那是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从利于工作起见，经匆忙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这件事他怕受到组织的误解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

陈毅觉得这件事情不小，便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认为潘汉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多年，现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由于潘汉年的问题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一起，这样，饶又成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毛泽东这样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经过毛泽东的“拍板”，饶漱石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审讯。

1955年4月3日上午，饶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忧郁而坐，公安部的警车开到，公安干部宣读中央的逮捕令后，一双手铐铐在了时年51周岁的饶漱石手上，押上警车解走了。

问题恶化后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饶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后，公安部成立了“饶漱石问题专案组”，对他进行审讯。专案组经过将近一年的内查外调，对于怀疑饶漱石被捕后变节一事予以否定。证据表明饶在皖南事变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围困，当时确由警卫员用钱成功地买通了敌连长才得以脱险。建国初期杨帆实行“以特反特”的方针，除找到饶漱石请示同意实施外，具体的人和事与他牵连不上。至于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但饶漱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已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结案报告中，仍然确定“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同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闭幕报告中谈到关于党内斗争时指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饶漱石又一次被党中央、毛泽东划入“不可救药的人”之列，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但对于这样一个“罪不可赦”的反革命首犯，还是没有杀他。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这么一段话：“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

此后，饶漱的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直到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到这时，从被捕之日算起，饶漱石已经服刑10年。因为长时间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虑到饶漱石过去的革命经历和有过的革命功绩，由公安部上报中央，经过毛泽东批准决定对他予以假释。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从狱中出来，安排到一个农场，但不让他参加劳动，把他养起来。在生活待遇方面，中央给予了饶漱石极大的优待，配了服务员、厨师各1名，每月生活费200元。这在当时干部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数目，足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饶漱石在农场正好生活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7年9月，饶漱石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当时冲击一切的动乱年代，饶漱石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很有可能被红卫兵批斗、殴打而死掉。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狱中去世，终年72岁。

1978年下半年，陈云兼任重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见汪”的问题。经过反复核查档案材料，最终证实，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伪内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并非潘的个人行为。至于被李士群拉着去见了汪精卫，那也不是什么过错，也向中央请示过，而且中央当时对这些都是了解的，曾对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汉年的问题得到甄别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又查实，杨帆的问题，纯粹是江青插手在里面搅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她过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饶漱石批准使用“以特反特”的方针并无原则错误。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饶潘杨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得以平反昭雪。既然这个“反革命集团”都不存在，那么饶漱石的“首犯”帽子也应该摘掉。为此，中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错定为内奸”与错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两项罪名平了反。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于第436条注释中这样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发表的注释，实际上以独特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