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字算命:当代中国官本位研究（下）

　　官本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在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危害性，特别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一）官本位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思想文化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民主法治、平等正义、公平竞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思想观念，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贵族意识，官至上、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英雄创造历史的官本位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糟粕，不但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官本位思想文化妨碍人们科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观念的培育，最终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正常发展。

　　官本位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首先，由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消耗了大部分财政资金，致使我国的教育、科技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其次，由于收入分配、生活待遇、物质享受、名利地位均向官员倾斜，使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都往官场挤，而无心搞科研、搞发明创造，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大师的人才夭折[50]。再次，官本位把党政官员当作最重要的人才，科技、管理等其他方面的人才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体制不利于优秀人才施展才华，不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官本位妨碍人的全面发展，把青少年引向歧途。官本位思想文化强化人们的崇官心理，妨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理想、价值观的调查，多数人想当官，多数人不愿意搞科研，多数人不想当工人、农民。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青少年需要全面、健康发展，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管理，如果大家从小就一心想当官，谁还去钻研现代科技？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大家都不愿意当工、农，谁来种粮、织布，养活十几亿人口？公务员只占社会成员的一小部分，大家都想去当官（而且不是想做公仆，而是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只能使官场生态更加恶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贪恋权位，国家前景堪忧！

　　官本位导致我国大量人才外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观念和体制，必然使科技人才受冷落、造成人才浪费，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本来就稀缺的国内人才流向国外。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分别有80%和76%去了美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中国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150万人，归国的只有39万，滞留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51]。

　　官本位导致封建迷信盛行。由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吏治腐败，使干部的任用、晋升、去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使官场上相信宿命和封建迷信的人日益增多。有的机关、国企看风水、设神坛[52]。有些省部级、厅局级官员也在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打卦，算自己的官运如何[53]。不少地方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点，多是按官员的旨意搞的。

　　（二）官本位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破坏市场规则。首先，官本位必然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企业要上项目或到境外投资，得盖100多个公章，一年多时间办不完手续[54]。其次，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官本位导致以官领商，官商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又乱插手。再次，官本位不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而优则仕。商人宁肯把钱投向仕途买官做，也不肯扩大生产规模。大多数商人抱着见好就收的心态，一旦有机会就跳出商界而转向政界[55]。此外，贪官污吏肆意挥霍不义之财，也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造成公有财产大量流失。官本位体制下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决策屡见不鲜，决策造成的浪费石破惊天。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资产大量流失，从国家、集体流向掌权者和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有学者分析，在80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90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56]。

　　按权分配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一般认为，“橄榄形”（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最理想、最稳定，“马鞍形”社会则不公平、不稳定。2000年我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4%左右；另据李实等人研究，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15%左右，中间阶层仅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 [57]。2002年20%的存款大户占人民币存款的64﹒8%和外币存款的89﹒1%，然而富人的纳税却不到10%[58]。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富人是有权有势者和与掌权者权钱交易的暴发户，穷人都是黎民百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单位联合调查，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59]。一个国家一定时间内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的暴富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赤贫。当今中国，在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却有千千万万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此外，在入学、就业、担任公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官民不平等，必然产生官民矛盾和对立情绪，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官德失范，败坏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官员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官员队伍是社会主流，官员的行为对平民百姓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近三十年来，我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根源在于党政官员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一是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浪费。不管还有多少贫困群众，尊贵的“公仆”们也要吃山珍海味、喝最好的酒、穿世界名牌、坐高级轿车、住豪华官邸。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既出尽风头又大把捞钱[60]。二是带头赌博。业余时间赌，上班时间赌，甚至在党校学习期间也赌；在家赌，去澳门赌，去美国赌；用公款赌，用外汇赌，甚至用老百姓的养命钱去赌[61]。三是色迷心窍。包二奶（二公）、养小蜜，成为官场时尚[62]。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3市查处的102宗腐败案件，100%的官员有包二奶（二公）行为[63]，有的甚至妻妾成群。如果哪个官员没有情人，他（她）就没有魅力，属于另类。有的官员坦然接受性贿赂，频繁涉足色情场所，影响极坏[64]。四是不讲信用。有的官员长期借用公款不还[65]；有的官员吃饭不给钱，吃垮私人饭店[66]；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或部门盖办公楼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县、乡镇政府指令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承诺政府负责销路，结果不兑现，给农民造成惨重损失。五是嫌贫爱富，见困不助、见义不为、见死不救[67]。有的官员交通肇事后逃逸，找人顶罪[68]。有的官员仗势欺人，开枪打人，横行霸道[69]。有的官员一面傍大款，给富人当“马仔”，另一面却像躲瘟疫似地躲避贫困群众、上访群众。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2200亿元左右，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70]。全国平均每年“官车”消耗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元[71]，另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公车使用情况的统计：截至2007年11月30日，全国公务车5221755辆，平均每辆一年费用约为20万元，全国公务车费用逾万亿，中国人均每年要承担公车费用为798·7元[72]。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官员消耗，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向教育、科技、社保和其他公益事业，同时，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官本位在政治方面的危害

　　官本位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中央编委规定，县级机构人员最多不超过750人。但据北京大学社会学所1995-1996年的实地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实际人数约为1000人；在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局、委、办”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300人[73]。宁夏同心县是贫困县，仅33万人口，吃“皇粮”者竟高达1·1万人，超编2800人。马勇任同心县委书记期间，将其4个子女“招工”、“转干”，没上过一天班，却总共领到工资2·35万元！在该县，5岁女童当“干部”，9岁男孩“吃皇粮”，“20个官太太看着3个死人”（县民政局所属的烈士陵园只有3座墓碑，因为是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夫人、儿媳都聚集在这里）。群众说：“这哪里是烈士陵园，简直是官太太们的疗养所”[74]。科升处、处升局、局升部，盲目升格；一个局裂变两三个局，不断扩张；一个市（县）设十几个副市（县）长，一个市（县）政府配二十几个副秘书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些公务员上班无事可干，上网聊天、炒股、做生意。由于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有名、有利、露脸的事各部门都争着抢，出人、出钱、出力、担责的事各部门都往后缩。一天能办妥的事，可以拖你一周；一个月能办完的事，可以拖你半年。没有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同利益集团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官本位体制下，这种改革必然最大限度地体现官僚阶层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取向，改革成果必然更多地惠及官僚阶层，这就促使我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75]。由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过去那种类似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现在变得日益紧张，甚至经常对立，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明证。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务不公开，不讲真话，不讲诚信，愚弄百姓，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地削弱和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加剧政治腐败，加大变质危险。在未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官本位体制必然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达到疯狂程度。有学者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4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在13﹒2%--16﹒8%之间[76]。此外，有约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人民血汗500多亿美元[77]。5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于扶贫，它可以使全国的一亿多贫困人口全部解决温饱；它等于清王朝给列强赔款总和的6倍[78]。古人云：“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由于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催生了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即劣胜优汰：一些被老百姓痛恨的官员一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一边被提拔重用--越腐败越优秀；而一些受群众拥护的、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心系群众、不跟贪官同流合污的人却在官场上站不住脚，被淘汰出局[79]。政治腐败催生黑社会组织，腐败官员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有的黑社会组织钱、枪、权都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无恶不作[80]。自2006年2月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已打掉黑恶势力1285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7万多名，缴获枪支2500多支，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黑恶势力却似乎逆势发展，难以遏制，主要原因就是有官员当保护伞。重庆市自今年6月打黑以来，已有64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被捕，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抓，469名逃犯被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查获向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党政官员数十人，其中包括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区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被捕的黑老大中，多人戴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81]。

　　由于腐败，整个社会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由于腐败，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使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前苏联也是官本位：官就是利、官就是特权、官就是价值、官就是正确[82]。前苏联社科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的占85%[8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垮台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感到惋惜，反而兴高采烈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