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拆分后单元格合并:当代中国官本位研究（上）

　　一、官本位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官本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官本位”这个名词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明明是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统治者却口口声声地说成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之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关于官本位的涵义，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价值标准（吴灿新2009）。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实质上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薛安泰2001）。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戴清亮2005）。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刘永佶2000）。……真是见仁见智。

　　我们认为，官本位是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官本位是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政治上，官员就是权力的化身，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员手里，官员的行为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在经济上，官员掌握着国家和集体的各种物质资源，当官是油水最大的职业；在价值观上，把当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在思想文化方面，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不管这个官位是怎么来的，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光宗耀祖；“英雄”--帝王将相（官员）创造历史。

　　官本位的特征及与民本位的区别。“民本位”是与官本位相对应的理念和社会形态，两者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官本位的特征。第一、民本位主张人人平等，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人格上，人们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有法外特权；官本位则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主张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保护官员特权。第二、民本位实行法治，法律约束权力，法律约束官员，法律至上，法大于权，法大于官；官本位实行人治，“刑不上大夫”，权大于法、官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法律成为官员的奴婢。第三、民本位是由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公共事务；官本位则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即官员的意志和利益是一切公务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民本位是对民负责，为民服务；官本位则是对官负责、对上司负责，为官服务。第五、民本位是由“主人”--人民大众决定“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命运，你勤政为民大家就推举你，你不好好干就随时撤换你；官本位则是官员主宰民众的命运，无论官员如何为非作歹，老百姓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二、官本位的主要表现

　　官本位本来是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东西，然而，在建党88年、建国执政60周年的今天，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乃至社会上各个领域却普遍地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官本位的表现进行了大概的分类，但有些东西很难归类）。

　　（一）官本位在文化上的表现

　　媒体宣传报道以官为中心。我国的新闻报道，不是以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为中心，而是以官员活动为中心。新闻报道的重点和先后顺序不是根据新闻价值来安排，而是根据领导职务的高低编排。一项活动（会议、展览、奠基、落成等等）能上哪级新闻，完全由参与活动的官员级别决定。正因为这个规律，各地、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搞活动，都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聘请大官光临，一方面可以说明该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更高等级的媒体报道，等于给自己做广告宣传。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官员肯定是当地的新闻明星--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河南有位县委书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都要求县电视台中断所有节目，现场直播他的活动，老百姓抱怨说：“打开电视不用看，里边全是杜二蛋”[1]。本来用人民血汗支撑的大众传媒却成了为少数官员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

　　一切行政化、官僚化。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卫向官靠，全社会都向官靠。国有企业有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都有行政级别，有些学会、协会也成了官僚机构，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培养人才、远离官场、风清气正的学术殿堂，可如今从学校等级、编制、机构设置、干部配置任免、管理运行等完全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人们形象的描述高校庞大的官僚队伍：“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高素质人才出的不多，大师没出几个，官员却出了一大帮。难怪人们热衷于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升重点，不管教学水平是否提高，反正领导干部可以升官，房子、车子、票子都跟着升。何乐而不为？！

　　经久不衰的帝王戏、宫廷戏。在近20多年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帝王戏、宫廷戏充斥着我国的各类文艺舞台和媒体；打开电视，“明君圣主”满天飞，山呼万岁、“皇恩浩荡”，使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天堂”般的皇天后土。帝王戏、宫廷戏从形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正剧”，如《雍正王朝》；一类是喜剧演绎，如《戏说乾隆》。正剧是以“正史”的面目出现的，然而，随意篡改历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力美化、颂扬封建皇帝，搞帝王崇拜。似乎每个帝王都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夙夜忧叹、日理万机……电视剧《汉武大帝》甚至赞美汉武帝“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好像封建皇帝比共产党人都胸怀宽广、品德高尚，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都功勋卓著。从内容上看，又以反映清朝的影视剧最多，乾隆、康熙、慈禧3人成了主角，其中塑造乾隆的影视剧就不少于20部（截至2002年）。中国的腐败和衰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阻挡历史潮流的时代怎能叫“盛世”？一个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朝廷有什么值得歌颂？难怪一个小孩子看了几部清朝帝王戏后，就问他爷爷：“清朝那么好，干嘛孙中山还要闹革命呢？”[2]

　　纪念设施多为官员而建。在美国，近1/3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总统是谁，但对当地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却如数家珍。我国一位记者问10名初中生：屈原是谁？只有一位学生回答是解放前的人。记者问：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10名学生都答对了[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遗迹中，从皇帝到大将军绝大多数是大官的，反映科学家、艺术家的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前，各地只有刘胡兰、董存瑞等少数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近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含元帅、大将、上将）的雕像、纪念碑、纪念馆、故居等，尤其在贫困的革命老区，富丽堂皇的纪念设施与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

　　编史修志以官为核心。不论是编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党史、军史、地方志，都以官员为核心。不论是编村史、乡史，还是写县志，科学家、艺术家或其他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可以遗漏，各朝各代的大小官员绝对不能遗漏；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反动军阀，甚至汉奸卖国贼，都会留下浓重一笔，而平民百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却没有一席之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确定军事家词条时，是以大将为界限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家是以官位高低为标准来确定的。36位军事家包括5位国家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11位解放前牺牲的高级将领。世人皆知，军事家包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有军事著述的军事理论家，能征善战、战功赫赫的战术家；可是，有的人什么家也不是，就因为当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就被内定为军事家，难免令人质疑，难以经受历史检验。

　　图书出版为官服务。什么级别的官员有资格出版政治理论著作，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文章或专著作者的官位越高越容易发表，其权威越大，发行量就越大。不少报刊还专设“领导论坛”，有“省部领导论坛”、“市县领导论坛”。笔者在“百度”网站上搜索“领导干部读本全书大全”，一下子出来31800条信息，什么“干部理论学习读本”、“领导干部口才全书”、“领导干部健康大全”，等等等等，真是应有尽有，玲琅满目。历来被视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洁本，但明确规定，省军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购买[4]。诸如此类的“中国特色”不胜枚举。

　　（二）官本位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表现

　　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例如称呼，在国外，无论总统、总理还是乞丐，都可以称“先生”、“女士”，都是尊称。但在中国就完全不同，民对官必须称官职官衔，表示尊重；官对民就直呼其名，表示轻蔑。东部某市在全年2000多件行政诉讼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首长出庭[5]。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作了刑事被告后认为，北京市中级法院无权审判自己，最高人民法院才有资格审理此案。有的贪官在被告席上仍然放不下官架子，“我同意，”“研究研究”等官话脱口而出。贪官们入狱后觉得对自己“身心”打击最大的有两点：一是每次进出监舍都要向狱警喊报告，二是与盗窃犯、诈骗犯（草民、刁民）同关一室[6]。2000年，四川隆昌县一位77岁的老人去县城的路上被汽车撞伤、奄奄一息，好心的路人报警后，老人被送进县医院。然而，老人两次被送进医院，两次又被医院扔到荒天野地，医院院长的理由是“医院不是难民收容所”。当院长得知这位老人是环保局局长的爹时，又急忙偷偷地将老人请回医院，安置在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药物治疗，而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7]。有多少“小王红”因交不起押金被医院拒之门外，不幸夭折；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家等死，有的甚至死在医院门口。而大官们看病，卫生局（厅、部）长陪同，医院院长跑前跑后，比伺候亲爹还尽心，住豪华病房，请一流专家，用最好设备，吃进口药物。如果说“儿童在雨中表演、领导打伞观看、造成多名儿童感冒”，“领导在有遮荫的台上一个接一个地讲话、孩子们在烈日下暴晒当场晕倒”之类的事屡见不鲜、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的话，那么，克拉玛依特大火灾则是天下奇闻，是对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最好诠释。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剧场突然起火的关键时刻，校长高喊：“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结果，年仅七八岁、十多岁的中小学生325人被烧惨死、132人受伤，包括副市长在内的一二十位“领导”则因为“年富力强”和危急关头的“当仁不让”，得以“全部生还”！

　　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深刻感知我国的官本位，不妨看看外国。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诚邀爱因斯坦出任第二任总统，遭到断然拒绝。爱因斯坦说：“我当不了总统，对于自然科学，我还了解一些；对于社会，我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当好总统呢。” 法国人就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民族英雄选举，结果科学家巴斯德名列第一，名震遐迩的拿破仑大帝只夺得亚军。英国人也十分崇拜科学家，牛顿去世时，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及大法官。德国前总理科尔更是自豪地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胜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8]。而在中国，本科生对村官职位趋之若鹜，硕士对乡镇长职位趋之若鹜，博士、博士后对县处长、司局长职位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总统（国家元首）职位了，哪有不想当的道理？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知晓率最高、最受青少年崇拜的都是大官，而知晓率最低的是科学家。

　　两院院士学术水平再高、贡献再大，你是平头百姓，你只有做奉献的份儿，没有任何特权；乡长、镇长级别虽低，那是官员，实惠多多、地位显贵、不可一世。农村老人凑在一起，提起谁家的儿子当了官，都挑大拇指，夸其有出息。同学、战友、老乡聚在一起，中心话题离不开“谁升官了，谁发财了”。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喜欢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聚会；没有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尽量回避这种场合。大学、中学搞校庆，邀请的重点对象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大官，其他没当官的校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把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一大标志而大肆渲染，有的机构还搞出了出大官最多的高校排行榜[9]。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2006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近百万，比上年增长1倍，平均录取率50：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2014：1。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为104万，比上年增长20万，平均录取率78：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远远超过往年。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有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热门的职位4080：1[10]。2008年，广州大学一个毕业班38人，有25人报考公务员。有的人同时参加中央、省、市3级公务员考试，考了一年又一年，大有范进考举人的劲头。缘何千军万马拥挤独木桥？除了就业难的原因外，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收入高、待遇好、有保障、有前途，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考上了公务员就是当了官，就有了不同于平民百姓的高贵身份和社会地位。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指某些官员的官经，即宁可当级别低点儿的“一把手”，也不当级别高点儿的“副手”。这里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宁可当有实权的乡镇党委书记或公安局长，不愿当无实权的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一把手”一言九鼎，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不论级别高低都爽不可言。二是宁可当有实权的县级干部（如交通局长、组织部长），也不愿当副厅级巡视员。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虽然级别上去了，因无实权，就不好捞钱了。三是宁可当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愿当富裕县的县长。虽然书记、县长同属于正县，但是，县长得看书记的脸色，因为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当然书记说了算。批发官帽最多的也是书记。

　　入仕升官成了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中小学生争当班干部[11]，大学生争着入党（为日后当官做铺垫），大学毕业生在自荐信中假冒学生干部，众人拥挤独木桥--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热[12]，各地竞聘科、处、厅级领导干部时的火爆场面，西北某高校多位教授、3位博导竞聘一个副处长岗位[13]，《成长》杂志和网站在对2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理想调查中69%希望当官“有权”[14]，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城市居民择业调查显示：做官为首选[15]，跑官、要官、买官、骗官，……这一切都证明：入仕、升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水平高低、真理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在中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官越大水平越高、真理越多。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必须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不得有丝毫怠慢，否则就是对领导的不敬，就会遭殃。前些年，当评委的还是真正的专家学者；近年来有高级职称的人多了，当评委也得有官衔，什么局长、司长、处长、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没有官衔的人水平再高也沾不上边。各类研究课题申请书、奖励评审表、专家评审表均设“行政职务”一栏，同等情况下官员优先。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基金相关文件规定：重点课题只能由省级以上机关、科研机构承担，并且须由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同样水平的书法作品，出自平民百姓就不值钱，如果出自党政官员就立刻身价百倍。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墨宝”一个字少则一万，多则八万，仅此一项两年半内就收入200万元[16]。

　　（三）官本位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生活待遇（衣、食、住、行、娱、医、葬）按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衣、食、住、行、医、葬等等都有标准，确定标准的依据就是官位高低。例如，服装费、招待费、就餐费、差旅费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员分配多大面积的住房，哪一级官员可以住几星级宾馆，哪一级官员配备什么规格、品牌的轿车（甚至车牌号码），哪级官员可以乘飞机、坐软卧、坐头等舱，都有规定；哪一级官员可以配厨师、警卫、秘书，哪一级官员出行可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都有讲究，因为那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例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逝世后尽管骨灰也放在了八宝山，却不能和丈夫的骨灰放在一起，据说其丈夫是高官，杨的“级别”不够。又如，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晚年生病，因为级别不够不能住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形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的大师搬到了高干病房。可惜为时已晚，宗先生最终死于“三级教授”的级别上[17]。

　　政绩工程，瞎折腾。上级对下级考核的内容“德、能、勤、绩”，只有“绩”看得见、摸得着。俗话说：“粉往脸上擦，金往脸上贴”。假如投资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得到若干年后才能见成效，远水不解近渴。为早出政绩、多出政绩就要搞大广场、宽马路、上大项目、做大GDP，于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官赏工程”、“首长工程”应运而生。据报道，某海滨城市拟搞跨海交通，专家论证海底隧道比海上大桥成本更低更安全，但是，市委书记却拍板建跨海大桥，这是典型的“显绩”思维。搞政绩工程没有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向企业摊派，强迫公职人员集资，完全不考虑投资风险和还贷、还债负担。例如，河南灵宝县豫灵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创造“政绩”和“形象工程”，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致使这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镇负债竟高达1亿多元，以目前的还债速度，这笔“政绩债”要还100多年[18]。目前，恐怕一个县负债几个亿、一个市负债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并不少见。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出了一幅对联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

　　一个地方如何发展，本来都有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都是经过人代会（或党代会）表决通过的，但是，只要中途一换新书记，立马会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以表示新的领导有魄力、有创新、大手笔。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瞎折腾”。

　　官员的灰色收入。从工资单上看，党政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大型国企老总、“三资企业”高管，但党政官员的工资含金量高。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省有这样一句形容官员的民谣：“饭基本不在家吃，日用品基本不用买，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中，几乎每人都有一笔查不到贪污、受贿证据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被称为灰色收入。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100多万元，每年送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几万元，岳父病故就收入几十万元。”因此，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才敢跟审判人员叫板：“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19]。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案发后，在其悔过书中对现实中“钱对权的渗透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20]。

　　优先保障官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待遇。工人下岗只能拿几百元的低保生活费，官员提前离岗或退休工资福利一分钱不少，有的地方还给连增几级工资。有的地方规定，官员想“下海”的可以带薪，实在不行的还可以再“上岸”。有的地方贫困群众生活都没有保障，可是，官员照样买高级轿车[21]。有的农村受灾歉收，农民生活困难，但照样得保证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等各项收入。有的国企亏损、停产，厂长、经理们照样公款吃喝玩乐。

　　有的人利用公共财产管理权谋私。不论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还是其他公共财产，都掌握在少数党政官员手里。一个工程项目，不论造价多少，官员想让谁做就给谁。国有资产及其股份的出售、转让，不良资产的核销，国有企业的拍卖、破产等等，均由官员说了算。因此，党政官员靠一句话、一张纸条、一个电话、一个批示、一个公章就可以上万、上十万、上百万地捞钱。

　　一些地方和部门公职人员给自己乱发补贴、津贴，如饭补、房补、防暑费、取暖费、书报费、洗理费等等五花八门，有的超过法定工资数额，而且不缴个人所得税[22]。一些地方在年终考核后，还给领导干部发奖金，如2008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对被评为优秀档次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奖励1万元[23]。有网友披露，在发达地区（如苏南）一位局长的年终奖达到一二十万元。企业改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党政官员的亲属摇身一变，成了私企老板；国有股减持，几十万、上百万地无偿向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们配送，千千万万的公共财产变魔术般地落入少数人的囊中。

　　有的人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权获利。土地、矿产、水面等各种自然资源都控制在官员手里。集体的土地，村官、乡官愿意让谁承包就给谁[24]。煤矿、铁矿，党政官员愿意让谁开采就给谁；给谁开采谁就发财，不给我好处谁给你，好处给少了谁给你？或者一手拿钱、一手拿证，或者“权力入股”，有的党政官员给违法、违规、违章的黑心矿主提供保护伞。山西灵石县公安局副局长史双生为煤老板提供保护伞，他从煤老板那里拿“干股”、“分红”3300多万元[25]。有的安监局让煤老板给自己买轿车，有的土地局让开发商给自己盖办公楼，当然都是少给钱或不给钱的。

　　有的人将部门管理权变为谋私手段。有些官员将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变成为本部门或少数人的谋私手段[26]。如滥用审批权、处罚权。有的部门下达罚款指标，有的部门把会议、培训当“唐僧肉”，有的甚至在立法中争部门利益。一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把收费当管理，把罚款当执法。英语四、六级考试、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考试、各种资格考证考级，都要收费。一个省的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一年考试、考证、考级的收入就有数百万上千万，但是，这些钱是上交了财政还是进入了小金库，老百姓无从知道。难怪有的地方预算外收入超过预算内收入。武汉有一位市民到江岸区房管局查询自己的购房评估报告，复印其中几份文件共8页纸，竟被收取咨询服务费119元[27]。

　　总之，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现实生活中却处处体现按权分配（或按资分配）。一是掌权者制定利己的分配规则，二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劳动成果，三是权力进入市场[28]。此其一。其二，除现金交易外，有些官员把权力当资本“长线投资”，搞“权力期权”：你商家不是要盖公章、拿批文么，好，我这厢为你开绿灯，但你的公司得给我留一个副总位子，以便我弃官从商时来坐。一位私企老板请求政府官员帮忙贷款50万，官员却慷慨答应100万，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将来到这家私企任职[29]。其三，更有甚者，权力剥削。一部分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无偿地占有或挥霍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少劳多获、不劳而获，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30]。

　　（四）官本位在政治方面的表现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胡锦涛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将现实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固步自封、庸碌无为。二是作风飘浮、工作不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三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四是随心所欲、自搞一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害国家利益，侵犯群众利益。五是心态浮躁、追名逐利，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六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七是明哲保身、患得患失，不开展批评，不让人批评，甚至压制批评。八是贪图享受、奢侈浪费，追求低级趣味。九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先考虑小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甚至中饱私囊。十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31]。

　　官民不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权力（权利）向官员倾斜、集中，各种义务（责任）向平民倾斜、集中，权力（权利）与职责（义务）不对等、不平衡、不协调、不统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上被少数官员垄断，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平民代表凤毛麟角。知情权、发言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都与官员级别高低、权力大小成正比。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法律解释权都掌握在官员手里。在立法上，对平民处罚重（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对官员处罚轻（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几个月就能制定出来，如《集会游行示威法》，限制官员权力的法十几二十年也出不来，如《反腐败法》、《新闻法》、《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等。在执法、司法中，对平民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重从快，对官员则层层保护、大事化小、宽大无边。现行《刑法》已取消类推，但是想对百姓治罪仍然搞类推，如许霆案；而对官员的性贿赂，从来不类推。平民百姓抢劫3块5毛钱被判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32]；黑龙江马德案涉及官员260多人，新市委“抓大放小”，对贪污、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不再追究[33]。平民百姓达到法定犯罪数额（如盗窃金融机构10万元）肯定判死刑，但是，官员贪污受贿超过法定数额几十倍、几百倍、上千倍却能保住性命。美容院老板杜益敏因非法集资7亿元，被浙江丽水市中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挪用社保基金158．56亿元、受贿160万元，数罪并罚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34]。农民工为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需要开膛破肚，而官员们开封证明信就能证明自己是“科级干部”、“离休干部”，进而享受相关待遇。

　　干部选拔任用上的长官意志，官中选官。干部竞聘、面向社会招聘是一个进步，但在操作中存在官本位。如竞聘厅局级职位必须已任副厅局级职务若干年、竞聘县处级职位必须已任副县处级职务若干年（依此类推），这就把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平民百姓排除在外。党中央一再强调，选拔干部要上级组织信任与群众认可相结合。然而，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顾群众意见，完全依照个人好恶任用干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于是，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一把手以干部年轻化为由，安置亲信，排斥异己。无怪乎人们将“升官秘诀”概括为“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由此产生官场怪相--“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本事”。

　　夫贵妻荣，福荫子孙。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当农场场长时，将其妻子符荣英从普通护士提拔为专职妇女委员；戚任乐东县委书记，符被提升为该县国土局副局长；戚任东方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符当上中国银行东方市支行行长[35]。“亲家局、夫妻科，外甥打水舅舅喝，侄子开车叔叔坐”--这是百姓对官场近亲繁殖的一种描述。实际上，在中央出台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之前，夫妻部（国防科工委）、亲家厅、兄妹局都不新鲜，有些国有企事业单位成了家天下。一些党政官员（包括老革命）一心向往的是“五子登科”（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有的甚至公开伸手向组织要。哪些老革命的后代可以当部长、将军，哪些大官的子女可以当司局长、国企老总，虽无明文规定，却似有潜规则。上行下效，中下级官员也争相把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设法弄进官场，或将子女进官场、提职提级作为自己提前离岗或退休的交换条件。党政官员的子女在自己的地盘内，可以上最好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可以选择最好的单位就业，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36]。

　　官管一切，官至上。“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要经官同意，才能去做；民众的品质和才能要由官来鉴定；民众做出了什么发现或发明，都要经官肯定，才能推广；民间好人好事，也要经官表扬，才会被认可”[37]。商品质量、信誉、品牌等，得由官方评价，许多民商事行为（活动）得经官方许可；对现实和历史问题、事件、人物的评价，都以官方为准；谁的水平高低、谁可以当专家、谁可以享受政府津贴，科研课题让谁搞、成果如何、能否获奖，由官方说了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官管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机构重叠臃肿、官员队伍膨胀，公共权力泛滥、民众的权利自由被挤压，形成大政府、小社会。官至上必然伴生特权，官员我行我素，不受媒体和公众监督，成为特权阶层。

　　有的一把手专断，卖官鬻爵。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一些党政一把手却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把人、财、物权抓在手里，不是想多为人民做好事，而是为了以权谋私。一是重大决策一人说了算。重大决策本应经过常委会、党委会、党代会或者政府（及部门）全会、人代会集体讨论议决，可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却由一把手定夺。即使找专家论证，也是看着长官的脸色论证，论证长官意见的正确性。二是事无巨细一人说了算。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就是典型的家长作风，一言九鼎，使若干名副检察长形同虚设。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连翻修街道马路的小工程都直接插手，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增添政绩，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拿回扣、索贿、受贿。三是干部使用一人说了算。“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官场潜规则。往哪跑？给谁送？当然是对干部使用说了算的一把手。于是，如何取悦于长官，如何给长官送钱、送礼成为中国官场“学问最大”的官经。每到年节，给长官送礼的车队排起长龙，颇为壮观。一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成了官帽批发商，马德就把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了官帽批发部，仅卖官一项就获利600多万元。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帽明码标价，科级官位多少万，处级官位多少万，因地区贫富程度不同、职位油水大小而各异。

　　对官负责，为官服务。虽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要求各级党政官员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但因体制弊端，他们只能对上级负责、对长官负责，小官向中官负责，中官向大官负责。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官员利益高于人民利益，长官意志高于人民意志。官员们干工作、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否符合上级或长官的意愿，而不管群众是否高兴、满意、拥护。对长官的事，下属们已经钻到长官的潜意识中，长官还没有想到的，下属们已经想到了，甚至弄好了；对老百姓的事，官员们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长官的事，“公仆”们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全心全意、两肋插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群众的事，敷衍塞责、推三阻四、能躲则躲、能拖则拖，一起并不复杂的冤假错案可以折腾当事人十年八载。对长官的衣食住行精心照料、百般呵护，唯恐有半点不周；对黎民百姓的死活却冷若冰霜。为了保官升官，官员们不仅用人民血汗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而且用公款在各种媒体上大搞“政绩”广告宣传，用公款向上级行贿，每到年节都形成“公贿”奇观。官员需要文凭，国家给办班或送到国外培训，学费公家报销。有的官员想要硕士、博士证书，高校网开一面，提供一切便利。有的官员喜欢明星，就用公款追星、捧星[38]。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绝非偶然，令人深思！

　　官大于法，以权代法。在法治国家里，立宪、修宪是非常严肃的事，对重要问题不仅得国会多数通过，还要全民公决。不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政党领袖，所有的官员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违宪、违法就换人。在我国，大官一句话就可以修宪、改法、立新法，可以因人设事、因人设法。此其一。其二，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本来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的事，官员们仍要请示上级，上级指示优于法律。以至于搬倒一个下层官员（如“三盲院长”姚晓红），非得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其三，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官员可以决定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以“红头文件”限制、违反、对抗法律法规的事例屡见报端。其四，有的党政官员对《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的态度是：“什么自治不自治，我怎么讲，他就该怎么治”[39]。其五，有的官员对举报自己的人打击报复、以权压法、出入人罪，将无罪的人投进监狱或劳教所（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迫害郭光允，原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迫害吕净一）。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70%的举报者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有的惨遭杀害[40]。其六，法律规定和领导人讲话都是“有贪必肃”“一查到底”，然而实际操作却大有文章--虽有举报或线索，查不查，由长官决定；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由长官说了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由长官定夺。

　　法外特权，不受民意制约。依法治国已经写入我国《宪法》，按照法治原则，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个法不是由自己定，而必须由民意机关来定。我国规范官员行为的立法很少，很多事情都是以内部红头文件的形式自己给自己定的。一方面，很多内部规定就是违法违宪的；另一方面，在执行中往往超过内部规定标准。例如，县处级干部的住房标准也就是百八十平米，可是媒体曝光的都在200平米以上（如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商城县官别墅、长沙“特派员别墅”、江西景德镇市民政局别墅、河南信阳市国土局别墅等等），不仅面积超标、装修豪华，而且只花1/10的钱，甚至不花钱。据悉，文件规定正部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和专职秘书，可是实际上科级（县政府局长）以上官员都配了专车，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官员都配了秘书。再说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又是中国特色。在外国，除了外交国务活动，根本没有这笔开支，谁想吃、谁想游，自己掏钱。在我国，从村长、村支书往上，层层吃、天天吃，“官家吃，吃官家，官想吃”。公费出国旅游成了一种官员享受的待遇，哪一级官员一年可以出国几次、去哪些国家、逗留多长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上行下效，现在有的乡镇干部都公费出国旅游了。中考、高考加分也成了官员们的特权，2008年深圳市中考加分政策之一：“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41]。2009年浙江绍兴一中73名高考加分的考生家长中，有30名为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领导[42]。腐败分子是怎样被“带病提拔”的？人大选举前，书记或组织部长亲自给党员代表做工作，要求大家与党委保持一致。如果在人大选举中落选，则通过党委直接任命。例如，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曾经在两次人大选举中落选，但通过党委任命他照样当上了正厅和副省级干部。

　　官威八面，影响久远。山西临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生之子被打，他要求打人的7名青年，给他儿子磕3个响头[43]。云南孟连县一中15岁的女生小艳（化名），被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该校学生肖思（化名）带领7名同学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其间小艳的嘴被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外衣被脱下丢进粪坑，整个过程长达10分钟。施暴者还用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44]。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在一次喝酒时，一位下属因不认识他对他失敬，他一怒之下掀翻了酒桌。李真的专车经常闯红灯，老交警不敢得罪他，睁只眼闭只眼。一位新上岗的交警不认识李真的专车，将其拦住，被其大骂一顿，还被吐一脸唾沫。重庆市有位副厅级官员在给自己修的活人墓墓碑上刻着“官爵至五品”[45]。有的官员为庆祝自己升官、为抖威风，竟然模仿国家元首，劳民伤财搞“大阅兵”[46]。

　　封官是最高奖赏。在中国，不论做出什么成就，不论获得什么荣誉称号、物质奖励，都不如被授予官职荣耀，因为这才是最大的褒奖、真正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如有的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荣任体委副主任、副局长、体育中心主任。有的省以“副省级待遇”为条件吸引两院院士。原国家人事部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破格规定：“海归”人员可以担任司局级领导干部[47]。有的地方明文规定，来本地投资若干万元的、每年纳税若干万元以上的，可以获得副县长、副乡镇长、副局长的官位，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主获得了县法院副院长、县政府副局长、副乡镇长的头衔[48]。

　　官本位的极致--官位（权力）拜物教。多数年轻人把进党政机关当官作为最理想的目标，人们把入仕、升官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有的父母不惜花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在党政机关给子女谋个职位，有位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的梦想而自杀，官场上为了保官升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雇凶杀人[49]--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官位（权力）拜物教。官位（权力）能给人带来名利、地位、待遇、享受、无边的好处，光宗耀祖，但官位的获得与升迁却具有极大的或然性，因此给人们造成神秘感，那些想入仕升官的人不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一边绞尽脑汁溜须拍马、取悦于长官，一边求仙拜佛、抽签算卦，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官位永固，祈求神灵助自己一臂之力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