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网pppoe拨号:浙江众多富豪为何「衣锦离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5:36:01
8月,温州人张忠青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举家迁往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并没想过迁移,这次下决心迁居的因素很多。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道,他告诉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

如今,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著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这些富裕人群为何要衣锦离乡,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温州柳市,以电器工业闻名于世,每年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十万人赖以谋生。但是,已有大批的乐清人,连家带口,和企业一起搬到了上海。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屠昌忠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一开集团也是中国内地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屠昌忠在接受专访时坦言:「人生和企业的转折点都是在走出柳市,迁移到上海之后。」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很快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当时,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可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他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屠昌忠想到,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大厂的支持,仅仅1年不到,屠昌忠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20多万元飙升到800多万元。他认为,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质量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据屠昌忠介绍,有大批乐清电器企业搬迁到上海,除了人才、技术和品牌之外,商务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对我们这些外来投资的政策是三免两减半,如果继续在柳市投资,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们企业所在的奉贤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像柳市这样群体性大规模的富人迁移,当然只是在富人迁移行动中的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搬迁都是富豪离乡。

屠昌忠说:「在柳市企业家中,真正企业重心在上海,企业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企业,他们只是在上海设了一些生产基地和科研机构等等。」

富豪离乡除了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之外,还有许多考虑。

已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到上海发展,之后改制,成为现在的保集集团。

裘东方说:「作为宁波人,企业和自己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业务伙伴、私人关系,当时我们看到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苗头,而企业单靠化工科技产品似乎很难长期盈利,因此,那时候我们就迁到了上海。」

像裘东方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随企业迁移的案例很多。以长三角为例,不少知名企业家都走过这样的迁移之路,如温州已故企业家王均瑶、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神秘低调的宁波富豪郁国祥兄弟等等。

对于新兴富人而言,离乡可能意味著更多的成功、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质量。但离乡之路并非坦途。也有的企业,总部迁移到别的城市后,核心产业反而衰退。

金华人黄青松曾在老家事业有成,除了有几家商舖外,还在两家工厂里有较多股份。2001年前后,黄青松在一次招商会上认识北方某省一个农业县的副县长。到当地考察之后,他发现该县尽管经济比较落后,但消费能力强的人和机构并不少,当地上档次的酒楼却不多。经过一番考察后,黄青松决定去那里投资一家酒店。开业不久,他发现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到酒店消费较多,但很多是赊账……

黄青松告在那个县经营了2年,每年都亏损上百万,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得歇业回家。而原本打算打官司的他最后还是作罢:「这个县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全,估计怎么告也算不清这笔账了。」

除了普通的民营小企业外,巨无霸型的大型民企,总部迁移之后也未必就一帆风顺。1999年1月,曾长期坐稳中国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杉杉认为他们的迁移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资产规模也从18亿元增长到42亿元,在高科技、投资等许多领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讳言的是,杉杉集团的主业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时期,杉杉集团曾占有中国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场,但到了2004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已下降到不足5%。

与此同时,1999年之前在业内比杉杉集团规模略小的雅戈尔集团,却走上中国男装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西服还是衬衫。2005年,雅戈尔衬衫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1.8%,连续11年排名同行业第一;而雅戈尔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高于12%,连续6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除了扎实的主业之外,雅戈尔还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地产商之一,市场占有率达到25%。

宁波当地许多评论者认为,雅戈尔能成为宁波首席地产商,和宁波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与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主业服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假如杉杉留在宁波,他们会取得什么政策优惠,雅戈尔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