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生成树配置: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地辅导-成人高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西方诸多的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其中尤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容强大而引人注目，它以理论见解独到、学术成果卓著和不忽视历史学的现实关怀而突出于国内外学术界。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步甚晚，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但毕竟近二十年来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日渐得到添补，这又不能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给史学界带来的宽松学术环境，使新时期人们的思想逐渐有所解放并敢于畅所欲言。总的来看，大陆史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继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涌现了一批研究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其成果大概集中于一些编著的专门论述和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编著方面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书①中的专门研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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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如沈汉的《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等等文章①，各自研究专题的不同又表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因受时代影响，翻译作品时有出现但数量不多，包括陆续刊于国内外中文刊物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本人的文章、中国学者翻译的专著和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译著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20世纪通史《极端的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译丛2000年9月刚出了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如有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与历史认识》②等等，这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中文材料。国外研究者的如日本的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③等等，这些既是外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又成为中国学者理解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窗口和第二手材料。

据笔者管见所及，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是以英国为主，部分学者涉及法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为多，我们以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大体能说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强大的阵容和一系列突出的理论成果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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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希尔与英国革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1期、《论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密里本德》，《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1期、《评爱德华汤普森的新作〈民众的习惯〉》，《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史学巨擘杰出一生悼念爱德华汤普逊》，《世界历史》1994年1期、《希尔与英国革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1期；姜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1期、《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于国际史坛》，《史学理论》1987年3期；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变迁》，《学习与探索》1991年2期；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多布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4期；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3期；钱乘旦《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11期；刘军《E．P．汤普森阶级理论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2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演变趋势》，《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9期。

②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与历史认识》，《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9期、《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代达罗斯》、《历史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1年4期、《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第欧根尼》1995年2期；罗德尼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5期；克里斯托弗希尔《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10期；爱德华汤普森《英国近代阶级关系和1832年改革》，《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5期；爱德华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1期；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6期；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4期；沃尔冈屈特勒《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叙事体”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1期。

尤如美国学者H．J．凯耶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代表最强烈的观念——共同的理论传统”①，国内学者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四点贡献

第一，系统地创立和运用“从底层向上看”的理论方法。这是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历史活动主体，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进程，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种理论方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徐浩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继承撰写人民史的传统，注意普通大众历史研究，反对用孤立和封闭方法，主张把普通劳动者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握，并进一步把研究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同考察整个社会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迁结合起来②。张广智先生的《西方史学史》中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自下向上看”的史学信条，与西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的历史主体研究大相径庭。他进一步强调，注意普通群众的创造性作用，站在他们的立场去考察与解释历史，反映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的新研究取向③。姜苋也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大理论特色是提出“从下向上看的历史”——写底层人民历史，而且他们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贯彻这一主张④。庞卓恒在肯定“从基层住上看的史学”新潮流的同时，更是把它与当代西方史坛上其他学派史学家倡导的“从下往上看”史学观点作了对比。他肯定了凯耶的观点，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从下往上看的史学”重要特色在于把劳动大众看作历史创造过程的基本和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都作为一种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并且力图从劳动大众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他们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发展过程来探索整个历史运动过程⑤。

由此看来，“从底层向上看”的史学方法和理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重大成就的显著标志。

第二，学者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重视又发展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但又并非阶级斗争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阶级社会特有历史阶段的现象，它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徐浩发表在《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的那篇文章对此有较典型的论述，他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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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J．凯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析》1984年版，。

②徐浩《弘扬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第121—122页。

③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316页。

④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8页。

⑤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3期，第76—78页。

这种理论上的重视本身是“从底层向上看”理论的逻辑延伸，也是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文章肯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扩大“阶级”概念内涵及其相关理论方面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特别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阶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种发展过程，它是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关系”。沈汉和姜芃都认为对阶级和阶级识问题的研究是包括汤普逊在内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极为关心和着重解决的理论课题，如爱德华。汤普逊不是单纯用经济的方法来研究阶级，而且采取社会文化学的方法对阶级进行综合考察，也正如姜芃文章所说，汤普森的研究使人感到，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不仅是经济上生产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工人对各种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思想观念通过接触、取舍、批判或继承而形成新的文化的发展过程①。关于“阶级”概念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较抽象又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汤普森的理论贡献正实现了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所言“我希望这部书对于人们理解阶级作一点贡献”②。事实正如此，汤普森的这部著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理论上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超越和发展。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探讨历史运动内在规律性的过程中，反对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即提出了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沈汉就认为汤普逊在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的同时，则更强调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截然分开和对立起来③。徐浩在《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的文章写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极易演变成忽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因此，他们在把握物质条件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基础上，力图冲破机械唯物论，把历史看作是辩证发展过程，特别是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生产方式具更大的包容性。汤普森和希尔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特别重视人与文化的作用，号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正如庞卓恒著文所言“既反对粗俗阶级斗争决定论，也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否认了这两种不科学的决定论以后还应持一种科学的决定论，否则就难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的规律④。实际上，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论，并非完全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刘为著文谈到，霍布斯鲍姆本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对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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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第19—23页、姜芃《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第97—99页。

②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企鹅丛书出版社1968年版，第10页。

③沈汉《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6期，第31页。

④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3期，第79页。

为理解历史的一个线索，至少对他涉及的时代研究而言。如理解战后历史，只有一个起点，即从理解技术和经济的转变入手。即便研究战后文化，也须首先把眼光放在物质生产的基本转变上，他认为只要是在19世纪、20世纪史的范围内，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就是唯一出发点①。霍布斯鲍姆的看法是否绝对，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定程度上又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他们创立了一整套新社会史的相关理论。新社会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新社会史学家最突出的理论建树是提出和强调扩大的总体社会史理论，代表人物是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和《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两文对此有较深刻的评论，她认为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是解释新社会史的经典，霍布斯鲍姆从根本上强调必须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他要求史家树立历史的总体史观，他自己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包容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模式。但霍布斯鲍姆并不要求别人生搬硬套他的模式，而强调在研究中要自觉吸收其他学科的新观念和新方法②。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上的建树是十分丰富的，中国学者集中地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对象从这一方面进行了以上总结和分析。

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另一方面，是比较详实地介绍了他们的代表人物所从事主要研究领域和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徐浩的《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一文和杨豫《西方史学史》相关章节均作了大体一致的介绍和总结③。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与国外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机会日渐增多，中国大陆学者能陆续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一些重要著述，包括他们本人的第一手资料。但受语言和交往途径的限制，实际还很不全面，甚至只是冰山一角，无疑给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重要领域造成了不少障碍。

就目前大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史学界对这一领域关注的现状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如从表现形式上看，自8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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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第61—62页。

②参见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期，第88页、《霍布斯鲍姆与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此外还可参见姜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的若干比较与思考》，《学理论研究》1994年1期、徐志勇《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社会科学》1986年10期。

③有关这方面的最初成果可参见H．J．凯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析》，1984年版。

主要代表人物EP汤普森、EJ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和R希尔顿等人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多体现于前述一些西方史学史的编著和相关期刊。介绍性、评述性和个案性的成果多，而缺乏较系统的比较研究成果，如西方各国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人物的史学思想或一国内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思想和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派别间有关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发展趋势诸方面的比较成果也显得不足。

其二，从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上看，偏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时期，而对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其行程和走向则少有研究成果问世。如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只有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一文，文章认为进入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历国际共运的沉寂期后，作为一股史学流派是衰落了，并分析了衰落的原因①。

这既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又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缺陷，有待将来研究工作中克服或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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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与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二、中国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总体流派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渊源和形成条件。

大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以英国为主，部分涉及法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明显的偏好。通常认为，在强调国际史学的发展背景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最主要就是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实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渊源。诚如美国学者G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论》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战后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它拥有一整套发展中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①。这是形成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历史渊源和条件。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学者更多的是具体谈论某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条件和标志，如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大多坚持两点其一，马克思本人19世纪在英国长期革命活动式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英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孕育产生起了引导作用，实际上，19世纪中叶与唯物史观同时产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经历了40年代产生到70年代影响扩大的过程，可以说，唯物主义史观和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指导包括英国在内各国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的强大思想武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和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文中就持此观点。其二，1930年代共产党史家小组成立之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英国史家极少，相对而言，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更注重劳工史研究，在1930年代“史家小组”成立初期，直到1938年莫尔顿撰《英国人民史》，与其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毋宁说更多地直接受多布影响的学者更多，这段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多系统地研究16、17世纪英国史。按台湾中兴大学周梁楷的观点，“史家小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纯学者型知识分子，而不是后来逐渐走向与从事政治运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②。杨豫《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认为，只有从1946年英国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伦敦举行会议后，与会者正式成立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③。由此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开始形成。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即进行由对抗到辩论再到互补的过程本身，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和扩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郭小凌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促进力量。这不但体现在现代西方史学巨大阵营中始终有一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旗帜下的小队，而且更多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和方法对现代西方史学认识和方法论的有形无形的影响上④。其实，反过来两者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就连英国藉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一文在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主要受到的三个方面影响时，他也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进行辩论的过程对自身及其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⑤。

第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界定标准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际上中西学术界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标准，对此似乎很难下个准确定义。但这个问题又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碰到也希望得到很好理解的问题。

据我所知，国内学者所持观点不一，标准各异。张芝联在《历史学与社会学》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论的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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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79年，导言部分。

②周梁楷《1956年对英国马克思史家的冲击——以哈布斯颇和汤姆森为分析对象》，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集》中兴大学历史学主编，青峰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7—245页。

③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④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⑤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6期，第75页。

义者是不一样的”①。我们暂且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纯学术性派别。我们注意的是这里主张以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体系方面的标准来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实为一家之言。徐浩著文认为西方史坛各个流派，从历史观与世界观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角度，可大致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两大类型。在谈到两者的识别标准时，他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伏维尔的话，认为要看他们如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他认为在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解释机制方面，两者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和冲击一面。在他看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即学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应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倾向如何②。董进泉著文强调应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而不是仅仅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从而区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③。马雪萍在谈到“从对抗到对话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发展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问题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德国专业历史学家E迈尔，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英国历史学家柏林和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及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这些西方历史学家多诋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无人的客观规律而否定了个人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中是自由意志和无法预见的事件在起作用。在马雪萍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一般主张无规律论，而承认不承认历史规律，实际上就是历史理论上的分歧④。看来，所谓理论上的标准是他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根据。

孔令平等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时，他们主要从国内外通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和出身及立场观点等因素来考察国内外学术怎样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列举出英国的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的名单有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本杰明豪克海默尔、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和阿尔都塞。他认为中国的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中比安德森多出布洛赫、赖布、哈贝马斯、施密特、涅格特和梅劳庞蒂和马勒几个，而少一个戈德曼。而RA哥曼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还增加了CK科希克、A科捷夫、J喜波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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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②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第123页。

③董进泉《现代化——当代国外史学发展的趋势》，《求是杂志》1989年10期，第30—31页。

④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历中研究》1989年3期，第71页。

、卜科拉科夫斯基、E帕西、G古维奇①。据此，他接着指出就是否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角度来说，显然国内外学术界看法不一，但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没有把政治出身如是否共产党员作为鉴定标准，二是没有把正统与非正统的理论见解作为界定标准。基于此，他们断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确定应采取的标准一是既不要以是不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也不要以是不是“左派”或有没有“急进”倾向为标准；二是除了攻击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之外，凡是采取赞成的，讨论的、商榷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即应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之内。

对于孔令平等的观点，我们有两点看法文章似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及含义本身扩大并模糊化了。据他列举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看，实际上应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学术派别。据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引起的性质较复杂的与马克思主义有原则界限又不能没有关联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某个流派结合的一个综合体。这是个更多地侧重理论意义上的派别，涉及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及方法论等历史理论。而通常我们所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当属具体史学实践范畴，即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点来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他们也不乏丰富的历史理论，当然允许理论上的创新。某种程度上，它是既可直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史学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是两个概念，如果仔细探究，或许两者本身会有一个理论渊源的继承与批判甚至运用与发展的关系。如果仅把不攻击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只要是以承认、讨论、甚至商榷批评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就定义或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看法似乎太过于简单而没有说明问题。如此看来，又怎样看待或理解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如年鉴学派里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的属性；更遑论正确理解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的涵义②。法国年鉴派的费费尔在1935年就指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哪怕他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一行著作，哪怕他自以为除了科学领域外，他在一切领域内都是个激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难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考理解事实和例子的方法，马克思表述得十分巧妙的许多思想，早已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知识宝库的共同财富”③。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证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造就了西方新史学派及其历史理论。我们更想从一个侧面说明的是，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特殊复杂的关系，使我们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和麻烦。由此看来，在国内学术界，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个仍然值得商榷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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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5期，第98页。

②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③L费费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1935年，第621页。

其实，在西方史学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本来就存有分歧。法国的居伊．布瓦写道“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实际上存在不止一个史学实践。这些史学实践各不相同，甚至各不相容，其中政治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因素”①。这里他试图以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来划分所有史学派别。西方学界本身看法的标准不同，似乎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本身存有根本上的分歧，也决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存有不同看法。EP汤普森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斯里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②他也谈到美国未必有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卫蒙哥马利“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赫伯特．加特曼“更多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③。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也强调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客观存在。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在美国，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那里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那些年轻的劳工史和妇女史研究者中有不少人为了迎合时尚和当局，曲解甚至丑化了马克思主义。布赖恩帕尔默还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④。姜芃在《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一文基本同意了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的观点，认为在美国一般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加特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总是暧昧不明，而大卫蒙哥马利虽是劳工史领域中最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以他为首形成的所谓“流派”，却“并不一定是个马克思主义流派”⑤。姜芃认为帕尔默或许是以更为纯粹、严格、正统的标准来衡量界定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⑥。G伊格尔斯认为，作为一个派别，“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由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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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4期，第25页。

②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它》，1978年，第33页。

③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1992年3期，第110页。

④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⑤前引文第325页。

⑥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2—83页。

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理论及理解方法促进、指导、约束”①。尽管这些学者的说法各有差异，却拥有同一基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史学派别。此外，在西方史学界，有主张更宽泛的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的学者，最典型的代表是霍布斯鲍姆。姜芃认为，对如何划分马克思主义类型史学，霍布斯鲍姆大体上采取了汤普逊看问题的方法和标准，但略显“宽泛”，霍布斯鲍姆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体系。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抛弃非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的好东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已成为历史的主流，以致无论是否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因而在已经不可能说出某一部具体著作是出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之手②。实际上，霍布斯鲍姆曾著文分析马克思对于他逝世一百年来的历史学影响，在概括出四点根本论题后，就声明过这种立场与持此观点③。由此看来，霍布斯鲍姆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如果必须从标准问题上找出霍布斯鲍姆的意向，他更倾向于是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历史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无阶级倾向或党派属性，所以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局限性；其二，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发展为一个开放体系，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史家自己的态度。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历史学的主流，吸纳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合理性东西，输出自己发展了的具有更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本质上，霍布斯鲍姆不主张人为地以什么标准来分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他有一个潜在前提以他自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是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事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霍布斯鲍姆的立场和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他的观点看来也无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定标准问题。

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达到划一的认识标准，而众说纷纭的事实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概念到内涵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并不我们的目的，过分强调它们间的区别还会阻碍相互交流，消极作用是显示而易见的。但对此问题的关注，我们觉得有两点价值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界问题，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争论来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涵的理解，这是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必启之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发展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丰富多变不断发展，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键是看他们自己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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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79年，导言部分第7页。

②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第83页。

③对此，可参见E．J．霍布斯鲍姆《论历史》，纽约新出版社1997年，第168—170页。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实践。所以，如果定要断言一种史学或一个史学流派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标准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用其他某种理论和精神去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单凭它仅仅对恩格斯、马克思或列宁所提出的某个论点的注意或套用他们的只言片语就下结论。否则把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旁敲侧击或点滴影响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未免太不严肃而成为泛马克思主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客观上如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史那样，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前后不同的状况和显现不同的特征。随着马克思主义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的影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越来越显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霍布斯鲍姆曾说，他这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情况就明显不同。比较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多同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学家和政治家或共产党员。而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多专注纯学术问题的研究，如以佩里。安德森、奈恩为代表的《新左派》部的一些成员。有人称之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派别分野后的新左派，认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较感兴趣，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说从事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们甚至对英国历史的具体状况也缺乏认真研究。这可称为纯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关于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准或依据的观点，都是侧重于问题的某一方面，确实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远没达到认知上的统一，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关于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学者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他们多从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角度出发，无论中国或西方史学家，都认为两者的关系呈现从对抗到对话的轨迹和相互影响的趋势。

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中的相关论证，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关系，特别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从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至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的雅克。勒高夫都不否认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强调两者之间原则上的分歧，但总的关系是融合与渗透和矛盾与分歧同时存在①。确实如雅克勒高夫所称“在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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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广智《西方中学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3页。

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别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①虽然，勒高夫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并不完全深刻，作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也很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间的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关系的看法，却有极大的说服力。

此外，国内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等文章，国外如英国的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法国的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等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论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G伊格尔斯就说“不管怎样，并不存在着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②。应指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明显的承继渊源，弄清这点，方可谈它们与资产阶级史学间的关系。如果说要理清两者中究竟谁更占优势地位，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成为西方史坛的一支劲旅，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观，所以西方新史学流派无不受马克思主义学的影响或以其历史理论为参照系。③

第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哲学往往是史学的先声，一种史学自然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更应注意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提及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史学界对此注意不多，普遍认为两者无关，也有些学者试图分析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但多是泛论而缺乏较深入的论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形成和发展及主要内容，我们大体知道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教条主义式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运动的结果④。作为一股思潮，它以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为起点到60年代后经历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洗礼。西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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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克勒高夫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②参见G伊格尔斯等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79年，第11—12页。

③马雪萍《21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第146页。

④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参见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

克思主义包括形形色色的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如新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自诩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流派空前发展，影响所及，不但包括西方各国知识分子，还波及到青年学者甚至普通劳动者。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起步较晚，加上历史原因，因而普遍对它产生的是表面的认识认为其性质是自我标榜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徐崇温认为它是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的思潮，它的本意是想真正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从这股思潮内容上看，从一开始他们的代表人物就借助西方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流派的理论，试图用这些流派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因为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也必然导致总体上结论的偏差甚至完全错误。在弄清这个思想界限的前提下，我们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提出什么问题与理论，再弄清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贡献和消极影响，进而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从他们的理论中吸取或批判地发现和建立什么新东西，这才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路径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思想现在正日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文学解释学、哲学反思、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学者们都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重视。

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的关注，显得并不系统也不深入。如徐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反思潮流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困境。而这种作用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定向有积极作用，如在反教条主义，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颠倒主客观作用，片面夸大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规律性和决定论的观点，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②。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代表性，遗憾的是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关系的实质，至少没有相应材料证明这个观点。孔令平等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其实主要谈的并非我们理解的恰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那样的史学实践，文中甚至少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希尔、希尔顿等名字。如文章第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是谈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认识；第三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中，认为它包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专门史的研究和讨论。不过文章更多只是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到“经济决定论”，“内部关系论”和“多元决定论”等具体看法③。这可以认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同样，这里似乎只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却没有试图揭示这种复杂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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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崇温《“西方资本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代前言部分。

②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6期，第122页。

③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5期，第99—103页。

看来，国内学术界还没有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有关理论基础上，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加深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面的情况。相比之下，国外有些学者如日本的松村高夫却做了相关尝试，他在一篇文章的代结论——关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部分中认为，汤普森1978年《理论的贫困》就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L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由化”提出的批判的反批判。他断言阿尔都塞主张的“理论创造历史”是新的唯心主义观点。而1979年历史研究会第13次大会讨论主题就是汤普森《理论的贫困》，通过辩论他的观点，人们一致认为汤普森对于阿尔都塞主义否定历史研究的批判是正确的①。可以说，一是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又是在批判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前进的。即使说吸收的成份少之又少，至少是在批判的立场上发展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赵世玲的《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评算是国内较深入地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间关系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存在两大主要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相应地，在当代西方史学界，也形成了两种全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中一派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如结构主义理论影响。在他们的历史中，人的能动性消失了，历史发展由非人格性力量的经济等结构决定。这一派实际上指当代西方庸俗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未列出；另一派则是深受人本主义思潮如卢卡奇、柯尔施等那些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学者和学派观点的影响，强调上层建筑对于历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里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方法论问题上的认识，代表人物即汤普森。赵世玲指出，与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有所不同，汤普森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他又不赞成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概念解释历史问题。文章最后认为汤普森力图用人本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力图将体验作为人与客观物质条件的中介，用以阐明经济状况如何通过各个特殊的人的感受转化为思想和行动，从而完善马克思主义。②于此，赵世玲似乎想通过对汤普森及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关理论的分析，从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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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1期，第22页。

②赵世玲《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学理论》1987年4期，第117—122页。

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联系。但文章并未作进一步考察，即使对所列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间各自的传承和特征也未作深入的论证。史学研究还是讲究实证的，汤普森自己就强调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范畴，是假设与历史证据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关键是要找到相关材料。退一步，即使两者难以显示出明确的承继关系，至少可以就他们在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上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种种学说中，在具体的史学实践问题上，发现和提出了什么更赋有创建的东西。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而言，徐崇温认为，在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探索西方革命的途径中，在批评苏联模式和提出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中，以及在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提出他们自以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展”和“重新创造”活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①。同样，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试图解决当代重大问题时取得的探索性成果、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有价值的设想和方案，肯定会给予足够的注意而提出自己的理想图式。果真如此，可从一个侧面印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问的那种特殊的关系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就学术史而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影响等问题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如杨豫就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及国外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他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新史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作用，作为一个学派，已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②。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理论研究得到一定重视，研究范围全面展开，在某些课题上的研究正逐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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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1期，第57页。

②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384页。

三、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展望

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相互依存的关系，目的在于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探寻历史的真相和获得历史学的意义。新陈代谢和发展创新又是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今国外史学思潮中重要的一种，其发展本身就是历史学发展重要的环节。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际上也必然涉及到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它包含专业研究也包含各种专业研究的综合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发展史的研究。随着21世纪的到来，史学研究将出现新的趋势和产生深刻的变革，历史学也会不断地创立新体系。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必然会呈现更加繁重、复杂、全新的景象，对此我们有不少启发和联想。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研究现状，无疑是21世纪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起点并值得由此进一步深入拓宽和发展。过去，总的方面，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这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缺陷。长处在于国外英文材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记录介绍较多，而此范围内国外研究成果也能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研究中去，所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缺陷在于，由于研究者受语言的限制和资料方面的较多障碍以及研究者思想上的重视不够，学术界对狭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领域，研究还十分薄弱，目前学术界所拥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全面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全貌。因此，作为史学史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从研究内容到方法，应把握好以下三点

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

也就是说，充分引进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探讨。从时间跨度上，不但要注重其形成和发展时期，也要对其后期走向给予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及内容上，可以把眼光和视野扩大到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领域，既要深入英国和法国等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要涉及美国、日本乃至印度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抓住两方面其一，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方法论问题的反思。其实，对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张芝联先生早就提出要“继续引进与讨论历史方法问题，更系统地研究一些历史家和史学流派”①。由此看来，在国际史学大背景下，我们在注重丰富多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本身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的同时，还可以把整个流派与其他西方新史学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各个分支派别间有关史学理论和历史实践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把握的原则是，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应该体现与其他多种史学理论之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研究者的成果要体现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及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多维化特征。但这有一个前提，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观念虽有相互吸收相互并存和互补的趋势，但本质上的理论原则是难以相互融合的。我们不要混淆了它们的界限。正如有的学者所云，“未来的岁月里，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主张之间的讨论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②。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林林总总新史学流派间的关系问题仍会是以后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理论上还应加强和深入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理论渊源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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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芝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第6页、《当代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4期，第83页。

②蒋大椿《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第12页。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间的关系和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问题的研究。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要考察其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是如何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理论去解构把握历史客体的过程；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怎样将主体思维的认识成果运用恰当的历史编纂方法构造自己的史学思想，或通过对历史的解释和历史的叙述展示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三是注意研究成果与历史本真间的关系与差异，努力协调与妥善处理历史的总体结构及其组成成份之间的关系。其二，在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时候，应注意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用理论指导现实，理论研究不忽视现实的关怀。我们知道，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进步非常重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实证领域的成果与进步，既是体现其内容丰富多彩广袤无际的标志，又是促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更新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又是对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总结和提升。看来，史学理论上的深刻抽象和经验实证方面的热切关怀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两个重要的辩证环节。

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努力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获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第一，学术界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推动研究本身向纵深和广度方向发展。

第二，在提倡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必然应提倡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化，促成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重大进展。如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广泛灵活运用，这两者也是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变革的重要内容和趋势。

第三，在资料文献方面，充分重视和加强第一手材料的发掘与、引进、整理和出版工作，因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生命线。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始资料的匮乏实在是制约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瓶颈”。同时，国外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发表与出版，相关人物和研究对象的访谈工作必将在研究过程中愈显重要。注重人物访谈和口碑实录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能弥补其他史学研究方法的不足。而口述史研究的日趋活跃，又是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变革与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和特征。

第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繁荣的必由之路。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题学术会议自然有利学者思想的交流，提高学术水平。而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必将便于我国研究者获得国外同行的成果，从而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也使有更多机会访问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心，与同行切磋讨论，这当然也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术水平的提高。加强的国际国内范围的合作，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学者获取大量的外文资料并积极加以熟悉运用；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国外学术经验，建立健全学术规范，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步人健全完善的发展轨道。

深化和拓展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培养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研究队伍。

这就要求更新研究者本身的思想观念或提高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特别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的综合素养，特别是史学研究素养，同时应重视完善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一支良好的研究梯队。

总而言之，就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来看，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紧迫和亟待全面展开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