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保转移办理地点:活着的尴尬

活着的尴尬

一、

在人生的历程中，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尴尬。这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无法预料、无力控制的事情和处境会很多。 尴尬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来到。

而且，越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去做的时候，越有可能弄巧成拙。也许，我们很有些阅历、社会地位和自信，以为能够把一切都摆平弄顺溜，很潇洒地将尴尬作为自嘲的对象和幽默的作料，从危险的边缘轻轻滑过。似乎它仅仅与人生的失败和疏漏密不可分，可是到头来仍然会发现，它同各种各样的所谓成功和矜持，更有缘分。因为，越是在春风得意之时，所露出的破绽，才越会令人感到特别地难堪。

不过，最为难堪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活着的尴尬。它固然会表现为人前谋事的弄巧成拙，但主要是在浮华隐去，独自面对自己而沉思时，突然觉得千辛万苦经营的一切成熟与自豪，都有些变味和走形。这是一种很难避免和言说的空落和孤寂。也许，有些人一生都不会有这种心血来潮似的惶恐，不过一旦出现，恐怕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若无其事了。因为，它是人作为人的困窘，而非追逐名利权势的无聊；与生俱来，不仅挥之不去，而且还会越来越紧随不舍。

因此，它可能与这样那样的人生困难有着牵连，不过却不是困难；仅仅是困难，是不足以产生尴尬，尤其是活着的尴尬，否则便过于夸大了困难和贬低了自己。同时，它虽然会使人很别扭，但不会有那种不顾一切而伤心般的痛苦，而只会是一种窘迫和羞涩，那种遮掩得很严实、躲避得很远，以至于以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而又突然冒出来的难堪。这是灵魂的深深不安和羞怯，始终有他人或者另一个自我在场凝视。

也许，活着的尴尬与荒诞最为接近，因为在尴尬中会有荒诞，在荒诞中也会有尴尬。不过，它们还是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能够引发荒诞感觉的荒诞现象，大概是这样一种境况：对于困窘不仅视若无睹，而且还以为这种掩饰和逃避，正是可以炫耀的资本，甚至就是荣耀本身；相反，那些真正美好的品格和事物，却很有些傻气和荒唐。正是荒唐者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嘲笑荒唐，当然是作为别人的荒唐；也正是丑恶的制造者，感觉良好地为丑恶编织花环，当然这是自己的丑恶。不过，事情似乎并未到此为止，还更有甚者：它是那种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未泯的良知之中，屡试不爽并能蔚然而成风气的人情和世道。——这大概才是荒诞吧。

由此，也不免使荒诞感，多少有一种居高临下，俯视世界众生的优越。因为，它源之于对人生，尤其是芸芸众生的苦难、谬错和命运的细腻体验和领悟，多少有些愤世嫉俗、自怜自恋，以至于对外在世界，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审视和批判过于严苛，不由自主地在夸大着一个看似理想实则虚幻的世界，以及自己的美好和不幸，从而在无形中强化了自己对外在世界的依附性。因此，荒诞感似乎更像是一种激昂与无奈、愤世与媚俗交织一体的铠甲，以专门应对那种低估与冷落、扭曲与践踏自己的情怀和脸面的世道。

而活着的尴尬，却始终是自己对自己赤裸裸的汗颜，并无丝毫的自怜自恋，更无任何的优越感。即使这表现为人前的丢丑露怯，也不会对外在的世界有丝毫的抱怨。因为，它只能是满面的羞惭，那种急于摆脱又无从着手，试图划圆而又划不圆的羞惭。否则，便不再是尴尬，而是恼羞成怒了。

当然，更为重要的区别是，荒诞的感觉并不立足于人类，尤其是个人自身的根本困窘——渴望而又无力认识自己。而尴尬，则不仅与此相关，而且始终是以此为起点和核心的两难体验。

也许，正是如此，活着的尴尬才始终若远若近、幽深朦胧，使人难以琢磨、无所适从。我们像是被悬在了半空，而且是自己而非别人，把自己弄到如此既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的地步。当然，它也不完全都是窘迫，还蕴含着我们的善良和谦卑。这是生命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芒，自然能够唤起会心的同情和共鸣，使陷于愧疚惶恐的我们，具有一种无法重复和言说的可爱。

“认识自己”的尴尬，总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时出现。

青春年少时，正是充满热望和幻想的季节，虽然也有失败与失望、反思与自责，但往往是把原因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丑恶，以及自己的不够幸运，甚至不够心狠和卑鄙。需要更加努力和执着。即使实在想不开，感到极端痛苦和绝望之时，也只是消极颓废或怨恨交加，而不可能意识到认识自己，是此生此世无法摆脱的宿命。

壮年似乎是认识自己的最佳时期，因为各个方面都已有了较为充分的体验和积累，又年富力强，有着非常旺盛的冲击力和非常自信的洞察力，以及久经磨练的意志和韧性。不过，令人不免尴尬的是，这又是一个非常热闹喧嚣，难以静心反思的收获季节。天高气爽，使得那些早已定型、经历风吹雨打的青果，欢快地长大和成熟；兴奋的人们忙碌不停地四处收获，也努力不露声色地四处炫耀。这是渴望已久的快乐而又辛苦、丰收而又奉献的生活，令人沉醉而无暇他顾。

当然，还会有不幸的人，过着另一种生活，在精神和物质的生存底线上下苦苦挣扎，有着很多的失意、挫折和伤痛。这倒可能会迫使他们在怨天尤人之余，不由自主地去面对自己。不过，遗憾的是，大都在自己无力改变的命运面前，唉声叹气和听天由命，而很少有人能够咬牙一步穿过去，找到那种使自己真正释怀和解脱的活法。

到了暮年，生活无论好歹，几乎都是被惯性的年轮驱使，如果能够在旧有的轨道上翻出点新花样，往前迈出个一级半阶的，已差不多是耗尽了余力，更别提去试着用新的视角，认识、挖掘和塑造自己了。人们即使不是心灰意懒、固执己见和敏感多疑，也都已是体衰欲淡、力求安养余年了。可是，认识自己的念头却常常若隐若现，萦绕于心扉，出入于梦中。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因为令人尴尬和可笑，都被压入心灵的深处，成为一种时断时续的潜流，使人总感到隐隐地不安、不快和遗憾。这是属于心灵中的亏欠，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亏欠，很难有力量清偿，也很难能够真的忘却。

这也许是老年人诸种反常的一个原因吧。比如，返老还童，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慈悲的力量，牵引着老人们重温孩童的那种天真和快乐，不管不顾，只有自己的直觉，一切似乎都是第一次，都意味着可以重新开始。童年的往事，虽历无数个岁月和风雨的冲刷磨损，反而更加真切和新奇，而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否得意和快乐，都不免有些多余，易于远去和模糊，好像情感的、记忆的世界都已经满溢，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除非换一个新的世界，如同童年的世界那样。

所以，才会特别亲近孩子吧，并像孩子那样专注于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和美妙，将自己的心灵与之紧密相连，一同自然地升起、飞翔和滑落。而且，常常远比孩子还要迷恋和热烈。一切曾经的感动、温馨和趣味、兴致，尤其是那些被奢望和城府，悄悄凝固于一隅的美好瞬间，连同那些深深的颤栗，竟然不知在何时穿过遥远得只可意会的世界，一波接一波涌来。眼泪依然是咸的，但闪烁的是极其充盈的感动，那种身与心久别重逢似的融合和共鸣；再也不会能够被刻意地控制，而且再也不会轻易地为痛苦悲伤而流淌。

这真像是一种启示，仿佛是一个重新展开的人生画卷，一个完全可以陶醉其中的命运，一个迥然不同于过去的自己。也许，这真的就是一种启示，我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启示。

活着的尴尬，恐怕首先在于我们的来路不明。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然不可能毫无疑虑地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任何一种假说之中，即使它实际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虽然，从科学、哲学到神话传说、宗教信条，有着很多的考查、推演和断言，但是无论如何去探寻、猜想和论证，似乎最终都没有足够的把握，相信能够真正将之弄得水落石出、一清二白。而且，好像越是努力，便越是感到纷乱烦扰。

因为，来路不明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良知的不足，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出身，而且也不清楚活着的确切意义，以及如何去活，更不知道最后到哪里去。我们的孕育和降临，无论出之于何种力量和目的，都是生来便有良知的；这是天赋，人人皆有。但是，我们的良知，好像生来就被打了折扣，显得非常有限和不完整，不仅生来没有在某一刻，顿悟一切的任何条件和可能，而且更不适宜应对患得患失的人生尴尬，以及构建美好的世界。

那些电光火石般的灵感，仅仅是启示我们开放心灵、驱逐黑暗的起点，而无法使我们一劳永逸，更不能让我们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它们所照亮的仅仅是一个个角落，而不是整个身心里里外外的天地；同时，它们也难以持久，如同流星般划过沉沉的夜空，给我们留下的与其说是一片明朗，还不如说是一片神秘——吸引我们去探寻和投身的神秘。

因此，来路不明，很可能就是一种寓意深刻的预设，一种命中注定的人生起点。它使我们的一切无知乃至未知，都显得既具体明确又漫无边际，以至于难免有些吊诡；使我们原以为很单纯的一切存在，都变得非常暧昧，也非常尴尬。同时，这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莫名的压抑和张力，使心灵的感觉既真切又飘忽，使那本应完整、明朗的生活追求，变得残缺和无常。我们的一切追求、满足和自信，都不免有一种深深的自嘲和好笑：无论如何思考，都会怀疑是假说；无论如何执着，都意味着脆弱；无论如何快活，都难免动摇；无论如何宿命，都是无可奈何。

凡是苦思冥想人生真谛的人们，凡是历经生活磨难并还在遭受折磨的人们，凡是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恐怕都会有如此的感叹。因为，这不止是思想的沉重，而且是存在的困境。虽然，它并非时时处处显现，也并非扰乱所有人的心灵世界，但是，一旦与之遭遇，便再也无法屏蔽和绕过。

尤其是当我们烦恼和痛苦时，更感到自身自我的渺小无助，此时此在的迷茫和失落。生命不仅远离了我们的把握，而且成为了我们的重负。我们如同匍匐在生命的倒影之中，虽能感受到生命的冲动，渴望站立和跨步而行，但却因四顾茫然、身心消沉而力量涣散。

也许，正是在这种如同沼泽的生活状态中，生命及其背景，方显得异常的神奇。

于是，良知必定要经历各种磨难。

似乎一切都不由自主而又瞻前顾后，无论是挫折、失意和不幸，还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一切的追求和自信，都不免伴随着一种骨子里的茫然和恐慌，一种深深的宿命和自卑。

这使良知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显得既非常珍贵，又孤独无助，特别容易被误解、污染和滥用。

我们常常殚精竭虑地逃入那些蝇头小利之中，左右逢源，上下翻腾，苦苦地执守和经营，还以为在打造一片可以作为庇护和最终归宿的永恒世界。为此，便很自然地将挫折、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偶然的失误、经验的不足、运气的不佳、对手的恶劣和环境的复杂。

与此相应，我们偏好放大自己的良知慧根，以及别人的缺陷和失误。同样的问题只要放在别人的身上，便如眼中钉肉中刺一样不可忍受。而我们损人损己地作恶，却会找出种种理由，诸如迫于无奈的以恶制恶，阴差阳错的误会，人之常情的缺点；最后，即使实在不能理直气壮了，还会有小巫见大巫、五十步笑百步之说的辩解。

至于那些掩饰不住的毛病，也得留给自己作表现之用，容不得别人的说三道四。自己对别人的飞短流长，即使不能当作真理，也是言之凿凿的真情实感，最多是微不足道的偏差。

即使这样，我们还会很委屈，常常觉得对别人比对自己还要宽厚和公平。

因此，我们虽然始终愿意忠诚于良知，生命的与万物的本性，自己的与他人的天赋，最近的与最远的逻辑，形而下的公理和形而上的玄幽，但是日益远离快乐的天性，不仅不能将自我意志与快乐天性融为一体，反而使膨胀的自我意志与快乐天性相分离，并凌驾于其上。这使探求良知的尝试，与逾越良知的贪欲在竞相增多，最终使天性更加模糊，使良知更加模棱两可。于是，便不得不追随种种窜动而又可疑的感觉，那些与偏执的幻象、虚拟的世界同在，乃至同一的感觉。

人生日益按照习惯性自然的逻辑，演化此时此在的当下状态，随波逐流或者饮鸩止渴，使之既像浮云又像荒野。现实是什么模样，人生也就是什么本相。至于是否还有别样的人生，似乎早已成为与己无关的遥远事件，被封存在过去，或者淡化于未来。剩下的，也是不得不看护打理的，就是那些琐碎的感觉和小事，如同鸡肋般的患得患失、横竖计较。似乎这种既为一时一事的成功自鸣得意，也为鸡毛蒜皮的失去痛彻心肺的人生，更能演绎人生的紧张、刺激，显示人之为人的斗争意志和聪明才智，激活人之为生命的情怀。

来路不明还使我们易于轻信而无确信。良知的不足，意味着难以获得确知，无力培植确信。而若无确信，则又更难有确知，甚至连天赋的良知也会被搁置和扭曲。这使我们无从确知自己到底是谁，也无力确信何种选择，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对于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我们并非是毫无分辨能力。因为，其区别非常明显，尤其是当二者直接对立时，更不可能含糊和疑虑。可以说，这是我们身为生命的起码良知，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不过，一旦将人生展开，困惑也就接二连三地到来。不仅很难明白哪些是好是歹，而且还会发现自己的经验连同直觉，终究都不可靠，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以及这个存在的世界，都有些可疑乃至荒诞。

当然，可以将之归结于外在世界的过于复杂和幽深。因为，我们越来越感到，任何事物都非单一、纯粹和绝对的存在，至少都有利与害两个方面，并且绝大部分情况是鱼目混珠、泥沙混杂，而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同时，二者始终因缘而化、相互置换，此一时又彼一时，悄然变幻和纵横交错。

不过，即便这样推脱，也并不能使我们真正释怀。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自由意志和自由权利的放弃，心甘情愿地受环境地摆布。于是，便又自然地寻找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被我们常常视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一切追求都高于自己所置身的现实，不仅直接高于所遭遇的，而且最终高于所梦幻的；不仅超越意外碰到的痛苦，而且还超越那些刻意制造的、被刺激出来的快乐。

这似乎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抚慰，既与力不从心的境况相合，又凸现了人之为人的高贵。然而，这却不是我们最终能够相信的答案。因为，正是在此处，露出了牵强的破绽：既然我们高于现实，那么为什么又别无选择地，将自己安放在不断与现实相冲突的紧张之中呢？

一方面，我们本能地热爱超越和博大，追求无限和永恒；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常常被一个接一个的浮华幻象所吸引，被此在此世的当下感觉所迷惑，不停地追赶快乐而又不断地远离快乐，努力地逃离痛苦而又陷入痛苦。

我们的洞察力显得明显不足。我们所有的，恐怕都是浅尝辄止和人云亦云的似是而非、似善非善，以及由此派生的盲从与狂热，或者孤独与冷漠。

没有确信，便意味着灵魂最终没有凭借和归宿。

这使我们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被神秘的力量所决定的命运感，被抛掷在此世的孤独无助感：既无力一意孤行，也无法停下脚步。

我们的身心很容易分离，精神也会裂变，因为灵魂无永恒之处可以安放，身体自然也常常力不从心和无所适从。我们往往不把身体当回事，任性随意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似乎，身体应该始终是我们的工具，不仅很少善待它，而且还不时地怀疑和抱怨它与我们在作对，总是不能体谅我们时而亢奋时而低落的心情和诉求。只是当疾病缠身和濒临死亡时，才有可能幡然醒悟。

至于精神则更难以捉摸，不仅若有若无、时远时近，而且随心变幻、千头万绪。不经意时，特别亢奋饱满，而需要时，却寂寞无边。一个意愿实现了，另一个意愿却正饥渴难耐；一个自我在热情展现，另一个自我却很可能已经心灰意懒。

仿佛一切都莫名其妙、混乱错位和难以理顺。任何情感都经受不住彻底的信任和依赖，任何追求都非完全的情愿，任何满足都未达到过一劳永逸，任何存在都有些不明不白。如此的无根无据、无依无归的徘徊、惆怅乃至虚无，使我们被悬置在好奇而轻信、敏感而多疑、忙碌而茫然、奢望而空虚、执着而焦虑的半途之中，徘徊于灵与肉、得与失、进与退之间。一边是来路不明、归宿无踪，一边是天之骄子、万物之灵。这很难不使我们自怜自叹又怨天尤人，自卑萎缩又膨胀虚肿。

于是，我们始终对善恶报应心存疑虑，甚至干脆压根就不相信。因为，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出乎意料的情况都很多。但是，我们却本能地将自己交付给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果关系，并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亲蔬远近，加以诠释 和灵活应用，以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我们热衷于或听凭于适者生存、劣汰优胜乃至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掠不足以补有余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等社会法则，以及以自我意志为中心、追随欲望、依凭感觉和喜新厌旧的精神法则。

自然，这是经过我们加工后的因果律。故而，总是无法祛除内心的疑虑，不得不把那些无法解释和追问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命运和上苍。当然，即便如此，也仍然是半信半疑，并不甘心情愿；好像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都是如此。

表面上相信的东西越多，能够经得住推敲摔打的便越少。我们太缺乏把握生命根底的良知，驾驭人生整个过程的确信，所以便很容易被那些频繁重复、似是而非的东西所吸引。

由此，便不难理解我们何以有征服的瘾好，证明的情结。

我们不仅愈挫愈奋、乐此不疲地征服自然和众人，追逐权力、财富、名利和掌声，而且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表现给众人、世界和自我，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最为有声有色、货真价实。

这使我们一直在进退之间，不停地出入忙活折腾。渴望融入同类之中，以获得共鸣；苦心经营大家的氛围，以寻找在家的感觉。接着，便千方百计想出类拔萃，把芸芸众生和亲朋好友作为卓越的背景。然而，若真的远离或厌倦了大家世界，那么脆弱无助、空虚孤寂便会再次袭来，甚至锐不可当。

自然，征服、证明既出之于虚弱，又加深了虚弱。对此，我们并非毫无感觉，甚至有时会透入心扉，可是却很难予以确信。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胸怀和力量去接受、消解，故而越是刻骨铭心，便越容易激起抗拒。同时，深刻远不如强烈能够轰动身心，表面也明显比根本更能容纳和泛滥各种各样的情绪。而征服又别具气派和韵味，将原始的无忌与现代的做作、男人的色厉内荏与女人的歇斯底里、老者的迂回城府与少者的直击激情一揽无余。似乎足可证明成功所代表的一切，既找到了超拔的自我，又拥有了可以忘乎所以的世界。

由此，我们把存在的意义、生活的希望和情愫的洋溢，几乎都寄托于征服和证明的成功之上，便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了。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从众人的好感和仰慕中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一声欢呼喝彩，一句赞美肯定，可使我们陶醉回味到很久。

也正是如此，对于失败，尤其是自己的，我们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不仅很尴尬和沮丧，而且更耿耿于怀他人的态度和评价，更易于被冷淡和蔑视所击中，哪怕是少许，也易使我们铭记很久。当然，即使是我们有所省察自身的缺点和毛病，如果没有来自外界那种无处可逃的照射，也很难产生刻骨铭心的确信和惭愧。

如此的征服和证明，自然难免有一些外强中干。不过，这也是其应有之义。如果没有虚张声势，便不可能获得成功；缺少内在的丰厚自足，正好可以泛起迷恋浮夸的热情。当然，这在英雄风流的时代，因争夺的是天下江山，拼的是身家性命，故而至少要依托些看家本领，顾及些社稷安危。然而，如今的平庸社会，则多半是由风云际会的市场经济，所虚拟的名利场，实行的是球赛之类的游戏规则，满场眼花缭乱的利益，是针头线脑的无穷放大，常常没有而且也来不及动真格。因为，讲究的是穿梭往返于上场与下场之间，一本正经的投机钻营，瞒天过海的双赢，以使大家胜不敢骄、败不能馁。

当然，这种远多于蚂蚁觅食和搬家的投入，也确非常忙碌和热闹，以至于难免有些冲动和滑稽。作为生存之计，因有了游戏之感，自然少了些真诚朴实，而多了些油滑狡黠；作为游戏之乐，因有了生存的压力，便使表面的轻松，难以完全掩饰寸土必争乃至睚眦必报的紧张。

这很容易对此之外的世界视若无睹，或者宁愿相信它根本就不存在，纯粹是衰翁和弱者的幻觉。的确，这个已被我们远离和拒斥的本体世界，与我们所热衷的现实相比，要么太高远飘逸，要么太平淡无奇缺乏刺激，使我们无从理解把握和关注珍惜。而我们有意无意追求的那些东西，虽然看起来无多大意思，但是却一个连着一个，层出不穷，如一路灯火般，将自己的存在和环境，照耀得比朗朗白日还要煞有介事。

不断寻求证明的深刻原因还在于，我们自以为是地球乃至宇宙中，最有灵性的生命种类，却又不能予以坚信不疑。

不言而喻，即使不论这种证明如何反复、艰难和辛酸，而仅仅就其本身来说，已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自以为优越的人类，一旦有了如此明确的自觉意识时，即开始不断地为自己得以合理合法的存在，焦虑不安和四处奔波忙活。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有灵魂。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困扰，并试图证明其存在。可是，无论怎样解说，终究无法被科学的方法实证出来，使大家一目了然。而若是像宗教那样，注重缘分、信念的感应和体验，难免会被“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玄虚所折磨：本来就是半信半疑，又如何不管不顾地一跃而至笃信或不信呢？

紧接着的困窘也许更紧迫：如果相信自己是灵之存在，是最为高级的生命，那么表现在何处呢？由于没有与人类处于同等层次的其他生命种类可供对比，也不会相信人类之上会有更高级的生灵存在，只有各种低于人类的动物、生物可供参考，甚至存在着将人类的本质归结为物质性的倾向，从而使我们的存在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倾斜，无法确定人类的完整边界和整体面貌。

我们不得不反复地将视线投向动物、生物乃至无机物，试图从中寻找到有关人类奥秘的蛛丝马迹。我们总是觉得比动物高出一大截，动物爱干什么，我们偏不干什么，或者非要更多地干什么；动物不干什么，我们则偏要使劲地干什么，以证明我们不是那些缺乏主观能动性、不断重复、易于满足的动物。

如此，即使连吃喝拉撒睡这些最为简单低级的生理活动，也被赋予了许许多多的精神文化内涵，派生出这样那样角度新奇、寓意深刻的装饰、仪式以及理论、专家，而且一直是层出不穷，并由此分化为三类九等，与那雅士的气韵、贵族的派头及下里巴人的粗俗之类的意识形态原型对接。

结果却常常令人失望和更加困惑：越比较越觉得人类越像动物，而就人的贪婪、残酷、作恶和烦恼、痛苦而言，恐怕远不如动物。这不仅是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且还容易使人倾向于弱肉强食、急功近利和悲观绝望、自暴自弃。

我们似乎活得很细腻、精制，但却很累很虚，远不如动物那样易于满足和轻松。哪怕是任何一种、一个极其微小的生物，无论存活得如何短促，都没有偏离过自己的世界，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生之惶恐不安，死之满腹心事和遗憾。幼时，乐此不疲地看蚂蚁搬家上树，满怀的是对于弱小生命的好奇和探究；成年时，想到此事，触动的是好像已是无限的疑问和哀叹。

也许，这才是我们特别关注生物和动物的活法，以至于使之成为我们的一种情结和隐痛的真正私密吧。

如果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恐怕问题和痛苦更多。不说别的，就是一个肉身，就足够我们烦恼不尽了。我们所有的欲望和志向，无论怎样高远，都不可能不受其制约和困扰。一旦想到死后一切皆空，我们的一切努力和成就都被化为泡影，就无法不产生窒息般的虚无和冰冷般的绝望。

因为，如果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就不可能发现生命所具有的永恒价值，从而也不会重视生命本身的存在。

无论是否相信灵魂的存在，都不可能避免地会有一种宿命，那就是要不断地寻找活着的意义。

无论是为了过好每一天，还是为了能够仅仅勉强地活下去，都需要一种意义，及其自然蕴含的激动和韧性，作为支撑。这是别无选择的天赋命运：我们的本能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维持肉体生命的起码存在，这基本上是生理的机能；另一个则是所谓的精神追求，即不断寻求生命的发展，旨在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寻找活着的意义，虽然须以生理本能的满足为起点，但终究是满足精神的需要。实际上，只有获得了精神的满足，生理需要的价值才能自然而然地落实。

然而，精神的追求，似乎又是永无止境的，只要停顿，就会使精神以及整个生命萎缩；在哪里停顿，哪里就会有重复、寂寞、孤独、空虚和惶恐。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何时何地、恐怕都是如此。

由此也可以证明，人是灵性的存在，而且是不断寻求意义的存在。因为，人的灵性必须由人生的意义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坚信自己是高级的灵性生命，那么就必须首先去找到，和活出这种存在的意义来，只有意义能够作证！即便我们遭受了种种挫折、灰心失望时，只要还对自己的生命灵性抱有哪怕是一点点自信，就会寻找下去。没有意义的人生，如同抽空了的躯壳。这是我们所不敢的，也是无论如何无法甘心的。

因此，寻求意义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生命从孕育时就具有了意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只能与生命的灵性相称的存在；生命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找到它以及展现它。这是使生命得以绽放的力量和世界，不仅是生理的诞生，而且更是精神的成长。

自然，这需要不断地经过尝试与探寻、发现与开掘、反复与比较、体验与更新的磨难和锤炼，方能使意义与成长同步，使人生与生命融为一体。这很像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劳役，尤其是在没有确信之时，总是不停地“喜新厌旧”，使烦恼和痛苦多于快乐。

也正是如此，才使得那些对灵魂的存在不信和半信半疑的人们，无法摆脱这种命中的定数。甚至，即使是完全相信人生原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认定人生的意义只是人们为各自的活法制造的一种理由乃至借口，从而沉溺于随波逐流、感官刺激的及时行乐，恐怕实际上也是把这种态度和观念，算作了一种安抚自我、聊胜于无的“意义”，至少是一种对于意义的寻找和选择吧。

由此可以发现，无论占有多少外在的资源，如财富、权力、名利等等，但是只要发现没有了意义，哪怕是那种自欺欺人的竞争性意义，生活就会飘渺得毫无着落。

我们由于无力实现永恒不朽的本能，坚守对于生命的珍惜，故而不得不将意境博大精深的自爱，转换成凸现自我的自尊。

自尊本应是自爱的一种自然表现，无须刻意追求，也不能加以分离。永恒与不朽，尊严与高贵，无不存在和洋溢于自爱之中。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挚爱，那么自尊便是不朽的希望夭折后的焦虑和愤慨，对自爱缺失的填补和掩饰。

于是，自尊便往往与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甚至不顾一切，紧密相连，成为孤独脆弱的标志。这使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是欲望就等同于意义，哪怕是贪心妄念；只要不停地追求，就意味着在实现意义，即使是原地打转，仅仅是绕圈的数量在增加，速度在加快。

为此，我们不得不制造、模仿、复制和滥施我们的精神和情感，悄然赋予生理的本能、精神的偏爱瘾好，以及鸡毛蒜皮、急功近利、虚张声势和意气之争，以太多太大的意义，而不管它们能否承受得住。也因此，我们的人生往往是磕磕碰碰、捉襟见肘和起伏不定，时而忧心忡忡、自卑渺小，时而意气风发、狂妄自大。

不过，倘若不是这样，恐怕更加难熬，会感到无一点生之情趣和蔚藉，无一点可把握和凭借的实在。故而，我们会从短暂有限的成功陶醉之中，去努力体验永恒；当然，也多少能够生出些感觉来。虽然，这不是超越时空，而是逃避和忘却时空的幻觉，但是的确会有片刻的忘乎所以。

也许，正是如此，幻觉消失之后，我们才特别容易沉溺于生理的本能需要和快感之中，才锱珠必较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把权势、财富、名望看得重于自己的生命，并常常为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甚至不共戴天。——我们不仅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意义去信仰，而且同时还有很多的诉求、活力和委屈没有着落。

只要我们找不到命中注定的家园，那么一切都可能是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既真切确定，又朦胧滑动。我们所能相信的，大概只有自己的感觉，那种还能分辨出快乐与痛苦及其真与假的原始感觉。至于什么是快乐与痛苦，快乐与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恐怕都无力追究。

最能够自欺和欺人的是，黑暗不仅渐渐成为存在的背景，而且在无奈中一点一滴地渗入身心，最终成为人生的基调，成为我们的本身。我们适应了黑暗，便接受了黑暗，黑暗也就不再黑暗。

于是，我们自豪地发现，自己终于学会了成熟。原本的来路虽然不明，但也并非黑暗，更无需追问了。似乎它压根就不存在，至多是思想者的无事生非，虔诚者的迷失。

人类从始祖到无穷无尽的子孙，都是横空出世，都是自生自灭：孩子来自于我们，我们来自于父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既无前也无后；我们自己就是来路，而且也是归宿。

我们就是这样自然自在，既自寻烦恼，又自得其乐；无论是快乐与痛苦，还是希望与绝望，全都是我们自己的事，与天地无关，与万物无碍。

我们以为这样把自己交给命运的拨弄和不停地追逐，便会在奔忙中安身立命。实际上，这只会使内心更为焦虑。因为，我们并未有解决那种植根于生命的深处，亘古悠久的追求，同琐碎平庸的生活之间的抵触。

虽然，我们不再向上苍追问，并多少有些心平气和，但是却又将无奈之中被压抑已久的意志力量，转向现实的急功近利、斤斤计较，从而不断引发、激化和加深与他人、社会乃至自我的紧张关系。

来路不明，也使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面临两难处境。

他们自觉以社会性、历史性为准绳，却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广袤无限的宇宙；既以不容置疑的气势断定万物、人类社会以及自身，都是有限而相对的存在，又将苦心竭虑发现的客观规律连同其自信，打造得绝对普遍。

这种自卑而又自大的情结，在那些弘扬公德的教化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将特定性、功利性、境遇性的公共美德，设定为至高无上、普适一切的戒律，以使人们的千差万别，能够被森严井然的秩序，所削足适履和整齐划一。

然而，其中隐含甚深的，那种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独裁救世情结，与这些冠冕堂皇、气使颐指的道德说教，在践履上是那样异曲同工，在宗旨上是何其情投意合。

也许，其虔诚者能够做到严于律己。不过，即使这样，也至多意味着将自身交付于自己的理想，并不一定能使自我的束缚得以瓦解，更不用说解脱大众了。这些貌似救世的理想，实则是漂泊者为自己寻找回归之路的信仰，至于能否有踏上回家之路的感觉，更不用说能否到家了，尚还依赖于众人能否以追随支撑住他们的自信。

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所锁定的境界，就是人类的归宿，自己的精神，就是民众所要觉醒和追求的至善。因而，他们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却不顾自身还未得救，先去拯救他人，确切地说是先去招揽信徒。等到麾下济济一堂，便齐呼蜂拥而去，不管将来的归宿如何，只要万众一心、一呼百应，便有了充分的信心，并以为这已经是大同世界的雏形了。

如此，所谓的理想便被搁置，焦点自然转向整顿和扩大阵营，以及打击和消灭异己与对手。一个又一个回合下来，虽然可能最终是一统江山，但是恐怕也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要做天下；朕即理想、真理和江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极权式的专制，既已铸造了江山，便也笼罩江山；不仅施之于外敌，而且也更会用之于内控。因为，争权夺利的外敌始终存在，但作为江山之本、生死攸关的阵脚，却是拼凑的乌合之众，很容易坍塌瓦解。

如此，信仰与众生、理想与社会，便都成为他们仿制永垂不朽的牺牲品。然而，他们在虚构自己所膜拜的偶像时，也已沦为无知与虚妄的祭品。

我们的困境，还在于抽象认知的局限。

我们的一切，时时处处都在生命的状态之中，不可能停顿下来和置身其外，从容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这是最为原初的一种定数，我们穿透不了，也绕不过去。当我们出于好奇、 无奈、痛苦，将心灵和目光投向自己时，我们的视域和焦点已与自己有了疏离。。

然而，抽象理性的目光，却一直试图在其外和其上，选择一个合适的立足点。我们以为，倘若不在其外和其上，便不可能透视其中。其结果自然可知：无论从何种角度入手，都不可能投射和蜿蜒至其外和其上；甚至可以说，在想象的极致，根本就没有其外和其上，只有浑然一体的存在。

理性认识是以二分结构为基础，即将实际上浑然一体的存在，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分化和切割的过程，从而使理性思维具有极强的主观取舍性和客观排他性，既过于专注于某个目标，僵硬固执，又易于改变自己的选择，没有真正的定性。同时，它还受逻辑性的有力制约，行进的是折线，看似曲折环绕、无所不及，实则是切面的勾连和拼接。

故而，如果仅仅是依赖于这种理性，那么必将使不可分离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意识与存在，始终依附于所谓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无法还原为浑然一体。我们的知与行、灵与肉、生与死，便不可能得到生命般的有机合一。同时，我们所相信和追求的一切，恐怕最终都很难靠得住，无论是真理，还是情感，以及理想，都无法经受住理性角度，不断变换的纵横切割。

人之生命，不可分割和拼贴。同时，任何生命又都是与其他生命，以及世界融为一体的存在，即使是他们的差别，也体现了其和谐性。因此，只要我们还有良知理智，终会意识到，如果通过认知的抽象活动，那么在此生此世，便不可能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予以透析。

将生命从其自然自在之中抽象出来，与其余的存在加以对比，然后再理解和确定其联系，无论如何都再也无法将生命与宇宙的同质同构，真实无误地呈现出来。所能做的，只是拼凑出观念中的生命，最多与日常生活中的表征相近，而不是其本身。

抽象的理性思维所能作的，最多是建构抽象体系和理念世界，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不外乎是洞见以及沿着洞见的推测。

洞见显示了我们与认知对象，皆在一个层次和关节点上，不可能既融入其中而又居高临下地体验和透视。表面上我们发现的，是对象的某种奥秘，实际上击中和放大的是自己思绪的闪动。

我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感性和理性能力。但是，这种弥足珍贵的天赋，通过功利性经验的改造，比较适合应对具体而简单的问题，无力单独面对人生的根本困境。洞察世界、把握人生，靠的是良知和确信的长途跋涉，而非感觉的迎合和思辩的化约。因为，感觉和思辩皆受制于良知和确信，良知和确信指向哪里，哪里就是感觉和思辩的焦点。

如果缺乏良知的洞察和确信的驾驭，那么我们即使面临渴望已久的谜底答案，也会犹豫不决，甚至浑然不知。在无数代人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并不乏真知灼见和通达真相的途径。完全有理由可以如此猜想，人生的任何一个基本方面和重要问题，都已经被前人反复地跋涉求索过，足以使我们获得启示和印证，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心无旁骛、的自信，和贯穿到底的睿智。

仅仅是抽象思维的苦思与灵光，便只能滞留于表层的沟沟壑壑，至多能够发现一些斑斑点点，而且是某种“过去的”迹象和片断。如果试图通过它来把握生命，那么所得到的，恐怕已不是鲜活整一而不断开放的生命本身，而是考古性的发现，真知灼见与空想误解的组合。当然，这有益处，却远远不够，甚至都无法最终相信，它们是否是一种暇思和偏见。

因此，它只能是求知求真的有限工具，以帮助良知来确定、完善其发现和信念。

抽象理性的局限，源于我们的根本困境。

我们的理性认识，即使经过反反复复的论证，获得了人们的共鸣和社会的认同，也还有一种无法回避的难关，这就是：它们都只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无论显得如何系统和庞大，都是很小的一部分；面对博大精深的生命，如同树之叶片。

虽然有以小见大的道理，也可以展开想象，虚拟居高临下的支点，俯视自己的生命乃至芸芸众生，但是我们必须真的有穿透障碍的地位和力量。这种地位就是我们的灵魂所应有的安祥存在，只有在此之中，对于已达到的和所拥有的一切，能够真正地加以把握。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存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也必然是我们已经把握的存在。

这意味着，我们只有登高望远，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舒放天地；只有居高临下，才能对脚下的万水千山和一草一木，洞察秋毫。任何仰视都不可能不生卑怯，即使是对等的平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隔膜与疑虑。

我们能够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对其他生命世界的贴切理解，仍然是我们所拥有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凭借已有的存在，所激发出的共鸣、拓展。可以说，只有进入和拥有自己的心灵，才能发现和接纳与众生万物共时同在的世界。

正是在这种存在中，我们自然地获得了一种俯视自我世界的确信与开怀，实现了以小见大、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确切地说，这里已无大与小、点与面、表与里的分别，一切都各就各位和各得其所，都有同样的存在和同等的价值。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多余的割裂，也都是不足的取舍。

由此，我们的视野便被引向深入，由认识领域转至实践领域，由关注外部世界转至内心世界。同时，也由认知的尴尬转向存在的困窘。

最为突出的存在问题，恐怕是灵与肉的冲突。

肉身的主要局限，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在广袤无限、神秘莫测的外在世界面前，肉体是那样地渺小脆弱，几近于蝼蚁；即使能够具有海陆空三栖功能，也无力承载灵魂对于永恒无限的追求。

所以，我们并不欣赏自己的肉身，哪怕是得到异性的喜欢，同性的妒忌，而不免有些自鸣得意。因为，这至多是男女的相互吸引，及其投射的反映；肉体本身总是缺乏独立的魅力。我们一旦独处时，得意会即刻无影无踪，种种不便的烦恼，则常常趁虚而入。

我们的目光和心灵总是被肉身困扰，并常常被引向身外的存在，试图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投入、扩张和占有，找到人之为人的感觉，以及安身立命的平和。

然而，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迹于青山绿水之间，陶醉于花前月下，但又好像只是在边缘徘徊，既是生理的边缘，又更是灵魂的边缘。理想既不能祈求，也不能不求，现实则是恨不得，又爱不得。

我们以为是归宿的爱情、家庭和种种成功，到头来反而单薄脆弱得，经受不住一点依靠。倒是那些一开始，就被我们斥之为庸俗的生活琐事，却如同被污染的空气，无孔不入，使我们习以为常，成了命中的定数，支撑着我们或快或慢地打发光阴，消耗灵气和心智。

于是，灵与肉的冲突，便转化为自我与生命（包括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分离。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总是以为自我就是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扩张的视野，总是在生命之外和之上，将自我的所欲所求、所思所想，虚拟和演绎得比生命的自然自在，还要真实完美、高贵永恒。生命则成为了载体、工具，可以被自我意志随意摆弄装扮，可以装载想要的任何东西。

我们不仅倾向于把他人和万物，视为自我虚妄利益实现的客体和工具，而且也贬低乃至作贱自己的生命，扭曲和破坏生命与自我的本末关系。

如此，便不得不更多地去占有，以求凌驾于分裂和冲突之上，驱散犹豫和疑虑。然而，占有并非是真的能够充实自我，而是刻意作出一副自大的样式，表演给自己的灵魂，并杂耍般向众人奉献技艺和殷勤，以讨得几声喝彩，证明自己的人生和世界，确是实而不虚。

因为，越是渴望占有的更多，越是竭尽全力，便意味着已经拥有的、能够拥有的越来越少。最好的结果，也最多只是有盛气凌人的张狂，气使颐指的优越，而无自由的从容不迫。

占有之心是自我而非生命的欲望，满足的始终是自我的需要。

可供健康需要的一切资源，无论是生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都不是那种能够被占有的身外之物，而是生命自身的一种要素。诸如真理、知识和权力、权利，以及物质资源等等，凡是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所真正需要的，都只能被吸纳和滋养，而不可能被占有。

能够被占有的，无一不是于生命无益乃至有害的事物，即那种引发和满足贪心争斗的特权强权、财势富贵、虚荣伪善，以及一击中的的江湖秘诀。

更为可怕的是，占有的实现，还须以扭曲心灵和放逐良知为前提。因为，只有占有自己的心灵，方有可能调动自身各个方面的能量，向外部世界扩张；只有征服了他人的身心，才使对身外之物的占有，以及占有本身显得有意义。因此，所谓的占有，便首先是使原本自然朴实的心灵，蜕变成奋斗竞争之心，似乎永远都不满足，都感到亏欠自我。

这使占有不仅以自我的贪欲和意志，占有自己的心灵，而且还是外在世界通过我们对其的贪欲，占有我们的心灵。因为，占有意识的萌发，便意味着心灵开始空虚，贪恋和受制于外在世界的诱惑。诱惑，即心灵被俘获，被占有的开端。接着是与良知的冲突，只有逼退了良知，精神才会被诱惑所真正控制。如此，占有之欲的形成，也就是流放良知的过程。

真正内在的价值，如单纯质朴、真诚善良、愉悦满足，和人格、爱情、自由、正义等等，只能自然自在地被生命所拥有，不可能被任何欲念意识，尤其是贪欲妄念所占有。但是，占有之心必然在驱赶、扭曲天赋良知和生命理性的过程中，将内在的价值转化为可以表现、分割、计算、交换的具体效用，从而予以争夺、占有、损坏和出卖。自然，能够被占有的，已经是被物化的价值，再也不是心灵的美德；能够被驱使的，实际上也只能是外化于物、为物所役的用心，而非生命的良知。

当然，占有他人的心灵，会更加困难。这不仅需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抓住、放大和利用他人的缺陷，而且还要多少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也就是说，对他人的占有，不仅仅是驱赶良知，还要扭曲和保留某些良知、美德，以便加以利用；也不仅仅是强化弱点、缺陷和贪心，而是要控制和驱使它们。从而使他人的臣服，能够充分显示出忠诚、勇敢、聪明和善解人意等等的工具性价值。

然而，占有他人之心，始终与他人的良知，甚至贪心妄念相冲突。能够被占有的人，总是会有些贪心妄念，否则便不会被占有；同时也总会有点良知或主见，否则就成了木偶甚至怪兽，使占有成了毫无意义和非常可怕的事情。同时，良知不可能被完全祛除，良知与贪心的冲突，不仅始终存在，而且一直是痛苦的根源。因此，占有并不能真正攫住自己的和对方的心灵，而只能停留在局部和表面，很容易演变成彼此的相互利用，以及对立性冲突。

占有之心必遭到反抗和报应，尤其是他人的强烈对峙。这是来自两种迥然不同力量的抗击，不仅是良知与贪心的对立，而且还有贪心对于贪心的排斥。善对恶的抗击是非常深刻的，是心灵深处的呐喊；恶与恶之争则是极其强烈和亢奋的，其动力不仅源于贪心，而且还有那种宁愿自我折磨也不愿对方得意的尊严，以及即使两败俱伤也要在所不惜的怨恨。

因此，无论占有的东西如何多，其价值充其量不过如过剩的美食补品，安慰一下自己的虚荣之心。不仅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安居乐业，反而会成为安身立命的重负。

我们的精神、情感和意识世界，远不如生理机能那样和谐系统、自然健康，以至于日积月累了这样那样的垃圾和毒素，反而浑然不觉，甚至常常将之视为珍宝，不肯新陈代谢出一点。在一个以占有以及占有的多少，为价值衡量标准的竞技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身不由己；积极者是忘乎所以地愈挫愈奋，而消极者也难免置身事外、受其困扰。

一切占有之所以被视为虚幻，并不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真实的存在和命运完全背道而驰，毫无任何关联及快乐，而是在于我们把那些出自于孤独虚弱的欲望、向往，视为人生的真谛。甚至，倾向于将社会中的等级结构、弱肉强食，及其派生的优越、嫉妒、怨恨、苦痛等等消极性、破坏性内容，都视为天经地义。我们总是在自以为是地参照自然、模仿动物。

然而，却总是失望多于收获。占有之心永远不可能是自足之心，而是始终依赖着各种竞争，充满着强大的惯性。只要发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填塞和弥补不断扩大的虚无和惶恐。由内向外、由外向内，由虚幻到困境、由困境到虚幻，不能停顿、没有终点地循环往复。

同时，所能够被占有的东西及其意义，因多余而易丧失。一旦实现了稳定的占有，没有了直接的对手，其虚拟的精彩，便会随瘪息的气焰而去。如果连捧场的观众和心中的渴望，这些间接的、内在的压力，也缺席和转移的话，更会感到空空如也。

占有还意味着停滞和封闭。占有的实现，好像将我们的心灵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为一体，实则是裂变为两个不断窥视和侵蚀对方的怪物。我们越是想占有，便越是被占有；越是想统一，便越是被对立；越是想实现自我，便越是异化自我。我们在哪里占有，便在哪里停下脚步，隔断心灵的探寻和发现，在画地为牢中营造地盘、勾勒世界，炮制各种假冒伪劣的价值。

最为痛苦的是，所有的占有，都是一种有几分清醒的堕落。完全的麻木，不可能有占有和堕落，也无所谓占有和堕落。

这种清醒，归根结蒂就是我们天赋的良知：心灵的自主和自足。人生的一切追求，无论内容如何，其原初的动机或终极的理想，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我们的良知。只是在其间被占有之欲所误，使我们不断远离自己生理的和精神的良知本能，接近和重复痛苦。

我们最大的痛苦，恐怕就是既想占有此岸的一切价值，在现象世界中实现膨胀的自我，又想获得彼岸世界的自由自在。虽然，我们直觉地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存在和境界，可就是不能痛下决心，以至于总是在这个痛苦与那个痛苦之间徘徊。       

因为，占有，不断地占有，不过是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正是在我们饱受意义缺失之苦，找不到意义之时，占有可以制造出一种意义，可将真实的困境暂时推至一边。

占有之心的原始动机和最终目的，不是非要把什么都霸占着，即使累死也不放，而是为了享有那种“想要”得以满足的一切。享有生命所蕴涵的一切，是生命的本质，也是我们天赋的本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完全忘却和丢失。但是，一旦“享有”被占有所悄然置换，那么就再也没有从容轻松的心情，去充分地体验追求和劳作过程的快乐，而是直奔目标而去。一个目标实现了，再直奔下一个目标，直到回到原地再重新开始。

因此，可以说，我们能够占有的只是这种占有之心的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瘾好满足，还有各种各样的失望。除了“我已占有了它，它就是我的！”“你没有，我有！”之类的虚妄之外，什么都占有不了。

占有始终意味着：我们开始于诱惑，最终还是诱惑，其间仍然是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