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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婚丧仪式的锐变图景

[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发布日期：2011-12-11 ]

　　婚丧仪式锐变图景

　　人类学和民俗学热衷于具有异域风情的乡村文化或独特风俗，而对一般地区现存的农村婚丧仪式及其文化变迁缺乏关注。大多数人认为，即使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中礼仪风俗也只是在形式上与传统中国有所不同，其所内涵的核心价值，即一些基本的规范仍然能维持下来。比如丧事的仪式庄重而又肃穆，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悼与追思；婚事应该喜庆而又不失礼节，以表达对上天所赐姻缘、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恩以及新人对家庭、对婚姻的责任与忠贞。

　　然而近年来，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婚丧仪式变化无穷，成为人们追求“热闹”的时尚工具，什么好玩就玩什么。仪式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意义，由于支撑仪式之核心价值的丧失而式微，本应载“道”的仪式处于呈现出纷繁芜杂的样态，无根状态。

　　一些农村地区的婚礼上出现“灰公醋婆”的婚礼仪式。迎媳妇那天，公公身穿红色的戏服，背上插着一支耙（暗指耙灰），脸和下巴都画满了墨汁，头戴一顶圆锥型高帽，高帽的前端写着“今天我结婚”，高帽的两侧各插着一面小纸旗，分别写着“加油”和“努力”。婆婆胸前挂着两个醋瓶子，脸上涂满了胭脂，头发用红带扎成了两束，像马戏团的小丑。一路上，婚礼主持人不断“恶搞”：要求公公脱鞋脱衣背新媳妇。新媳妇背回家后，主持人拿一个簸箕扣在公公的头上，要求新媳妇拿棍子边敲打簸箕边问公公：“响不响？”公公则要求答“响（想）”，引起众人的狂欢。

　　据村民介绍，这种“灰公醋婆”的婚礼仪式1999年左右从城里传到集镇，再由集镇传入村庄。在这之前，该村的婚礼仪式仍然是传统的形式。

　　现在，连原本庄重肃穆的丧事仪式都发展到了跳脱衣舞、唱黄段子以及表演极为下流动作的形式。一位老家在中部农村的打工者说：“最近几年，我们那里遇到红白喜事，基本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

　　村庄文化自主性

　　绝大部分村民并不认为追求“好玩”的仪式是伤风败俗的表现，反而认为这些从城市里传来的“新做法”代表着“文明”与“先进”，是社会进步与开放的表现。而以前的仪式与习俗则代表着“封建”与“落后”，是“没有赶上潮流”的表现。一切来自“外面的”和“城里的”文化，似乎都被视为代表着文明与先进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被村庄、被村民所接受。在我们所调查的湖北A村，一名妇女1994年去发达地区从事“性服务”，回村时不光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是坐飞机回省城，然后从省城打的回村庄，令不少村民羡慕不已。之后的10年间，村民小组内至少有10个妇女跟随她外出从事性服务。对于这些妇女，大部分村民持宽容的态度，认为，“现在的世道是笑贫不笑娼”，“你要是有钱，别人就会把你看得贵重些，至于你做什么，那都无关紧要”。换言之，在妇女的“跟随”和村民的宽容背后，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共识，即“社会发展的形势就是如此”。

　　这一切，说明村庄缺乏一套评判是非好坏的内部标准，也即核心价值或基本价值规范。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封建”，村庄内部没有自我评价的体系，缺乏“文化自主性”。这背后是信仰的缺失。一位76岁的老太太说，“如果世上有鬼的话，那些自杀的老人怎么不变成鬼把她不孝的儿媳妇搞死？”村民认为烧香拜佛、敬菩萨都是迷信活动。当地人不过鬼节，不敬神灵，我们也看不到祖先的牌位和老人的遗像，村民只在亲人去世后的头两三年上坟，许多人找不到自己爷爷的坟地。总之，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丝可被视为“小传统”的痕迹，绝大部分村民只相信现代科学，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村民敬畏的。

　　在江西宗族性村庄左村，笔者调查时总怀着一种敬畏感，生怕触犯当地的一些禁忌。因为一棵普通的树或一块很不起眼的石头都可能是当地的村神。特别是在祭祖、游神和鬼节期间，外来人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那些规矩，因为那些规矩都是与“风水”，以及宗族未来的兴旺发达密切相关。左村村民对那些能沟通阴阳两界的祖先牌位、遗像和坟墓都表现出绝对的敬畏，对鬼和神灵的存在深信不移。此外，专门承载村庄红白喜事仪式的宗祠是如此地威严、神秘，使外人不敢接近。由于婚丧仪式的禁忌颇多，普通人很难掌握，必须由专管仪式的“斯文”主持。

　　从民俗学意义上讲，仪式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承载一系列有关生命意义以及人伦秩序中的“道”，特别是那些与人的生死相关的婚丧仪式。正因为仪式失去了其载“道”的功能，构成仪式的内容才会变换的如此之快，并变得越来越媚俗，越来越去伦理性和去神圣性。村庄被“潮流和时尚”裹挟而行。

　　核心价值缺失的文化困境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认为，城市是体现文明最明显的外部标志。事实上，“先进”、“文明”都是被城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所定义的产物，是被城市商业资本运作现代传媒所建构的产物。这些产物往往是以追求感观刺激为目的的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广告、现代传媒不断吸引人们的眼球，刺激人们的大脑，从而成功地塑造着关于“现代”、“文明”和“先进”的文化概念，并最终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当这种支配性文化通过人口流动和电视下乡迅速地侵入乡村社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的文化观念时，由电视引导的“时尚”成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

　　当然，由于村庄本身结构的差异性，接受支配性文化的速度以及改变其内生文化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如果村庄内生的价值信仰基础比较深厚，任何“新潮流”进入村庄时，都被过滤和重新定义，维持着村庄应有的底线，而不至于赤裸裸。但如果村庄丧失了核心价值体系与基本的文化信仰，那些由支配性文化所定义的价值标准就成为村庄评价事物的标准。

　　事实上，无论村庄内生的文化信仰有多深厚，村庄的文化自主性有多么强大，在城市文化支配乡村文化，商业文化支配民俗文化的权力格局下，“文明”最终会消灭“落后”。但在“文明”消灭“落后”之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我们拿什么来定义“文明”？由谁来定义？“文明”的根基何在？如果“文明”失去了其生长的根基，那么承载“文明”的仪式必然会丧失底线，一步步走向媚俗化和去神圣化。果真如此，难道这便是中国农村婚丧礼俗发展的方向？是乡村文化前进的方向？